官方说书人：数据拆解“说好香港故事”亿元计划

经历反修例运动、国安法立法、新冠疫情和选举制度改制，香港政府对于“香港故事”的竞逐争夺从未止息。一方面，港府继续查禁舆论，传媒审查、图书和节目下架恒常发生，民间“说香港故事”日益艰难；另一方面，港府亦著力“说好香港故事”，务求在处处受批的舆论环境中挽回劣势，提升香港在国际和中国大陆的声誉地位。

“我们要向世界‘说好香港故事’，说出真实的香港好故事，让世界看到香港的光芒。国际政治环境错综复杂，外部势力不时刻意对国家抹黑造谣，歪曲香港的状况。我们要向世界宣扬香港的优势、成就和机遇，说出香港是让人实现梦想的一个好地方，说出香港的事实。”

在2022年10月，纪律部队出身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发表任内首份施政报告，当中明确提到“说好香港故事”。此前，李家超上任后不久就在立法会表示，“我们虽然是君子，但世上有很多小人”，香港对自己的成就不能再采取“有麝自然香”的态度，要“画公仔画出肠（说清楚）”宣传香港。

港府正全力启动“外宣”和“内宣”工作，锐意宣扬香港优势，重塑香港形象，以此吸纳人才、招商引资，推动香港“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

究竟香港政府的宣传公关机制如何运作？涉及的的开支和影响力是怎样？当中又采用了哪些策略和修辞？和“说好中国故事”比较，“说好香港故事”之官僚运作和论述内涵的不同，又怎样揭示香港宣传和政治制度的特质？2023年7月1日，是香港主权移交第26年，端传媒从12张图表切入，全面盘点港府“说好香港故事”的关键议题。

逾1.8亿“外（内）宣”开支的核心部门：政府新闻处

中国常常被称作政宣国家（propaganda state），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宣传和舆论管控，相反“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在传统上就没有那么重视宣传工作。

现时香港政府宣传公关体制的核心部门是政府新闻处，这个部门级别不算太高，隶属于“决策局”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其首长新闻处处长是首长级第六级（D6）的官员，既非中央接受特首提名而委任的26位主要官员，也非43位特区政府政治委任官职的一员。作为港府宣传工作的执行部门，政府新闻处主要负责政府的公共关系、宣传、出版及新闻发布，也是特区政府的传媒顾问及研究小组。和中共中央宣传部不同，新闻处并不负责主管和营运香港的官方传媒，但为政府提供内容发布和制作服务。

在外宣和内宣方面，政府新闻处下设“香港以外地区公共关系科”，主力在国际间及大陆推广香港的良好形象。过去十年，政府新闻处用于“香港以外的公共关系”开支呈上升趋势，显示政府更加著力“说好香港故事”。在2014/15财政年度，有关开支只有不到8400万，但经过雨伞运动后的翌年财政年度就突破1亿大关，到最新的2023/2024年财政年度预算则高达1.82亿，十年间的开支翻倍。

经过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政府新闻处亦显然增加开支，从2019/20年的1.45亿升至涉及回归25周年宣传的2022/23年的高位1.91亿。2020年6月，政府新闻处更罕有地斥资4800万港元委聘总部设于英国的全球策略及传讯顾问公司Consulum FZ LLC ，专门为港府制定“香港重新出发”的传讯策略、市场推广及广告宣传计划，希望突显香港经济复苏和协助重振外界对香港作为投资、营商和安居乐业之地的信心。Consulum也曾为沙特阿拉伯政府重建国际形象。

在最新的2023/24年财政年度中，政府新闻处1.82亿的“香港以外的公共关系”开支用在“走出去”和“ 请客来 ”。前者包括媒体合作、投放广告和社交媒体，并和驻外（内）办事处及香港的国际社群联结，后者指举行具影响力的国际会议，赞助海内外具影响力的政商及媒体领袖访港，希望他们“把香港的好故事带回家”，预计开支约为1650万元。

拨款5000万，财爷领军设新小组“说好香港故事”

在“说好香港故事”工作上，政府新闻处还有一个新角色：担任今年1月成立的“推广香港新优势专责小组”的秘书处。

过去港府少有专门设立小组对外宣传，这是港府罕有成立跨部门、多位社会人士参与的“推广香港新优势专责小组”，专注建构论述、收集意见，推广香港的优势。小组接受政府拨款5000万，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领导，他表示香港经过几年发展有不少积极变化，但部分海内外人士因“不理解香港”而有“负面观感”，现在经过三年疫情，社会快速复常，正好是“主动出击”宣传推广的时候。

根据小组公布的名单11名官方成员包括财政司副司长、律政司副司长、文化体育及旅游局长、医务卫生局长、创新科技及工业局长、政府新闻处长等；另外14间伙伴机构包括金管局、科技园、港铁、机管局、贸发局等公营机构。

仔细分析非官方22名成员的名单（注：文末附有完整名单），可见该小组由商界主导。外国商会相关人士占4人，金融和投资界人士另有4人。至于其他本地大企业和商业机构高层的成员亦有8人。

在非官方名单中，最为人熟知的文化和传媒界人士是寰亚传媒集团主席林建岳，以及近来卷入纪录片伦理争议的《给十九岁的我》导演张婉婷。在本地传媒中，只有《南华早报》总编辑谭卫儿入组，学界人士则有陈繁昌教授，他是现任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前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值得注意的是，名单出现两位港人未必熟悉但颇有影响力的大陆背景传媒人。一位是有“中国梅铎”之称的黎瑞刚，他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总裁等。黎在2009年4月创办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并担任高层，是国内专注于媒体和文化产业投资的人民币私募股权基金。现时，黎瑞刚亦是TVB大股东。另一位大陆背景的媒体人是李世默，他是大陆时政媒体观察者网的创始人之一，该媒体民族主义色彩浓厚，是“说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

按地域背景看，这份名单的非官方成员不但有欧美和大陆背景，还有两位成员具中东背景，一位是黎巴嫩金融菁英Samir Assaf，另一位是沙特的大学校长陈繁昌，两人或有助献策特区政府在中东说好香港故事。对李家超政府来说，中东是重要的地方，是目前特首和最高级财金经贸官员外访最多次数的地区之一。

“内宣”和“外宣”的社交平台阵地战

如今社交媒体已经成为不少国家政府重要的宣传和舆论阵地。随著网络科技和资讯媒介的发展，政府在社交媒体上的表现，逐渐从政策发放转化为个性化的内容，试图以此形塑官员个人形象，拉近与民众的距离。

回顾首位踏足社交平台的香港特首，曾荫权在2010年9月以“上亚厘毕道 Upper Albert Road”的名字开设Facebook专页，不时发布个人生活踪迹、感受等。此后每任特首，包括梁振英、林郑月娥和现任特首李家超，开设Facebook已成为基本盘。2022年7月1日，李家超甫上任，同时在Facebook、Instagram和微博开通帐号并发帖。对比三个社交平台表现，以大陆网民为主要受众的微博明显表现更佳，至今累计超过386.4万追踪人数，Facebook仅有4万人、Instagram有1.7万，后两者相形见绌。

现届官员和政府部门比过往更注重经营大陆的社交平台，表现对比海外社交平台往往更抢眼。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在2022年7月1日率先开设Facebook和Instagram，在2023年则进军时下最受大陆年轻人追捧的小红书与微博。小红书累计的追踪人数逾9000人，是Facebook近三倍，微博则拥有17.2万追踪人数。保安局局长邓炳强的足迹与陈国基类似，先于2022年7月开通Facebook和Instagram，而后9月开通微博和小红书，后两者更受到网民追捧。

与往届政府不同的是，纪律部队也更积极开拓大陆的社交媒体。2023年6月20日，香港警察进军小红书，而此前已登陆包括Facebook、微信、微博等6个社交平台。警队小红书首则发帖由警务处处长萧泽颐露面拍片，称要“讲好香港警察故事”。该帐号在而后4天共发布11则贴文，均与警队影片《守城前传》宣传有关，获不少大陆网友支持。香港海关则是纪律部队中率先开设抖音帐号的部门，2023年4月26日至6月下旬，获得约2.4万追踪人数。

政府新闻处除了发布新闻公报，近年也广泛利用社交平台。“香港政府新闻网”的官方帐号，最早于2010年分别在Twitter和Youtube开通，营运超过10年，分别累积约4.69万和7.21万追踪人数；同年，又开通微博，累计追踪人数显著超过其他平台，高达122万。此外，政府新闻网在而后几年，亦注册了大众常用的Facebook、Instagram、微信。

2019年12月，香港经历数月反修例运动，政府力图在舆论战场增添马力，特地设立名为“添马台”（Tamar Talk）（注：“添马”为政府总部所在地）的Facebook帐号，以辟谣为目的，日常发放政府消息和立场。根据立法会文件，“添马台”Facebook在2022年触及和互动人数最多的贴文均与新冠疫苗相关。

由香港政府新闻处负责统筹的“香港品牌”，于1997年主权回归时开始萌发。当时为了树立香港的国际地位，策略发展委员会在2000年向时任特首董建华建议成立“香港品牌”，并在同年5月推出，将香港的宣传角色设立为“亚洲国际都会”，在全球经济中担任重要角色、汇聚全球人才、维护法治和保护言论自由等。“香港品牌”的Logo标志形象为飞龙，象征香港为东西文化荟萃之地。

虽然“香港品牌”已成立23年，但在2015年才踏入社交平台，海外社交平台包括Facebook、LinkedIn等，大陆社交平台则有微博、微信和视频网站优酷。不过，优酷的追踪人数表现平平，成立5年仅不到600人关注。

2023年2月，香港取消旅游限制，中港两地通关，港府的“香港品牌”平台有份推出全球宣传活动“你好，香港！”（Hello Hong Kong），斥资吸引全球旅客。例如向全球旅客送出50万机票，全年举办逾200项文娱和体育活动。

在全球媒体中形塑香港新形象：未来、机会、重回正轨

对港府来说，外媒和内媒的香港故事尤其重要，而港府锐意透过刊登文章和赞助内容对外和对内宣传香港。根据“香港品牌”资料库统计，由2019年1月至2023年6月，香港政府在全球媒体共刊登文章和赞助内容147篇。2022年正值回归25周年、习近平亦在七一访港，该年总刊登数量最多，共56篇，其中21篇刊载于大陆媒体（注：凤凰卫视是极少数获得中国大陆部分地区落地权的境外媒体，目前主要股东是央企紫荆文化集团。在此统计中归为大陆媒体）。

按各媒体总部的地域划分，经美国媒体刊登的文章和广告最多，共49篇；其次是英国、共40篇；大陆以35篇（注：包含在凤凰卫视刊登）位居第三。此外，港府亦将文章投递至欧洲、澳大利亚、阿拉伯、东亚等国的媒体。端传媒统计不同媒体刊文数量，最受港府青睐的是《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爬梳港府发表在《经济学人》的29篇文章内容，以金融科技生态和国际航空枢纽为宣传重点，另会宣扬香港的产业发展、推广在港创科与投资的机遇、以M+博物馆为重心塑造“亚洲艺术之都”的崛起、强调香港将“一带一路”与世界接轨等。

政府亦经常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商业频道CNBC和彭博社刊登文章和广告，2019年1月至2023年6月，分别刊登12篇和11篇宣传文章。同为新闻频道的美国CNN则有8篇。政府亦会在一些拥有全球受众的知名报纸、商业杂志登文，如《金融时报》（Financial Times）、福布斯（Forbes）、《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和《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等等。

值得留意的是，外国传媒机构也收到不少来自港府的批评信函。根据彭博社2022年7月24日报导，自2020年5月港府至少向全球174间传媒机构去信逾500次，回应针对外媒的报导、评论和社评，涉及国安法、选举制度修改、民主派被DQ等事件。这些媒体遍布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等29个国家。其中，《金融时报》、《华尔街日报》、《经济学人》收信最多。

经过反修例运动，香港在大陆的形象下降。港府在中国大陆的宣传平台，包括广东省宣传部主管的《南方日报》、共青团北京市委机关报《北京青年报》及中宣部主办、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代管的《中国日报》等刊登赞助内容。其内容强调香港以大湾区一隅联通世界、创科发展竞争力靠前、展示香港能满足不同市场的优势、香港作为中国对外的门户角色等。此外，港府亦会制作宣传影片，在深圳卫视和凤凰卫视播放。

港府在近两年宣传策略，更将生活模式作为卖点，务求把香港塑造成宜居城市的形象，加强对外招揽人才的吸引力。这在港府在外国媒体刊登的文章和广告中可见一斑——“未来”、“机会”、“国际”这些关键字在近两年的宣传文章中频繁出现，也不乏提及初创机会、金融优势等字眼。港府亦从香港的地理优势入手，强调香港作为国际连通中国的桥梁，能以完善的法律制度和成熟的技术保障营商环境，是开拓大陆及亚洲市场的理想跳板。

不过，国际人才会考虑香港吗？根据人力资源顾问机构ECA International于2023年2月8日发布的“外派雇员宜居城市排行”，2022年香港排名为全球92位，相较2017年下跌了63位。ECA分析指，香港在过去一年采用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不但与早早放宽社交距离限制的新加坡截然不同，更与亚洲以至全球城市形成强烈对比，加上社会政治环境的评级转差，导致香港掉队。

外界近年多关心香港的法治受损程度，而港府的文宣谈及法律制度时，多把宣传重心放在国际调解中心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上。在外国媒体刊登的文章和广告中，一概没有提及“国家安全法”，更没有提到“爱国者治港”。相反在大陆媒体就有数篇提及国安法，并强调“爱国者治港”、“由乱到治”、“重回正轨”等内容。

2020年，政府委托顾问做的研究指，“社会动荡” 严重损害外界对香港保安、安全、法治、司法独立和自由的观感，而国安法加剧了这损害。最终，该调查建议宣传香港的定位须与“政治及安全”问题跟本地切割。另外，4项香港定位的元素，包括香港的国际特性及创新的能力、香港作为通往大陆及东南亚的入口，聚集经济及生活方式，以及香港作为令人兴奋而有吸引力的居住地则值得强调。观乎港府在外媒的刊文和赞助内容，似乎很大程度接纳了顾问报告的建议。

说好香港故事中的“抢人才、企业”和“政治游说”

在香港，“说好香港故事”的工作除了落在“政府新闻处”外，还和隶属于“商务及经济发展局”的投资推广署和驻外经贸办事处，以及隶属于“政制及内地事务局”的驻大陆和台湾办事处密切相关。另外，法定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和香港旅游发展局亦参与其中。这些部门和机构“说好香港故事”的主旨、受众和方式各有侧重，其主要目标是招商引资揽才，促进经贸关系，推广香港为旅游胜地，但部份机构有时也涉及政治宣传和游说。

根据最新的财政预算案，两个“走出去”的政府部门——香港政府驻大陆的办事处和海外经贸办预算近9.5亿港元，创十年来新高，显示港府决意对外和对内说好香港故事。

目前，港府驻京、粤、上海、成都及武汉共5个办事处，年预算3.5亿，人手编制涵盖81名香港公务员和152名当地聘请人员，不但支援港人在大陆的发展，亦重点推广香港的优势，尤其是“十四五”规划下香港“八大中心”和“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定位。经历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中港关系受到冲击，香港在大陆的形象受损，近年港府驻大陆办事处每年举行数百场公共关系节目或文化活动推广香港优势，将从2020年的432场提升到今年预定的620场。

立法会相关文件亦指出，特区政府各大陆办事处积极透过各网络媒体及社交平台，如微信、抖音、新浪微博、快手、小红书、南方+、BiliBili等，向大陆推广香港的优势。就微信公众号而言，各大陆办事处的总订阅人数已超过23万，这些公众号平均每天均会发放1至2篇帖文。

不过，在努力“内交”之际，港府驻台湾的经济贸易和文化办事处在2021年关闭后未有重开。当时，港府曾批台湾“近年多次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对港台关系造成无可弥补的伤害”。

在“说好香港故事”的主调下，现时港府的一个明确目标是2022年施政报告中张扬的“抢人才，抢企业”。自去年底开始，各驻大陆办事处设立“招商引才专组”，主动游说大陆目标企业和人才来港发展。现届政府注重量化的绩效指标，2024年驻大陆办事处推广香港的优势及机遇的次数（如造访大陆机构、出席活动、接受传媒访问，参加商贸会议）就要较2022年增加15%。

海外经贸办的预算开支同样呈反复上升的趋势。在2023/24年度，海外经贸办的开支近6亿，创十年新高。海外经贸办是港府特别的部门，根据《基本法》，中央管理香港的“外交事务”，但香港亦有相当自主的“对外事务”权。经贸办的设立正是港府“对外事务”权的体现。

目前，经贸办在海外共有14个办事处，人手编制预计有213个职位，包括60个香港派驻人员职位及153个当地聘请人员职位，其办事处覆盖亚太区（5个）、欧洲（4个）、中东（1个）和北美（4个）。当中，港府先后在2019年和2021年在曼谷和杜拜设经贸办，拓展和东盟、中东地区的经贸关系。

作为港府的官方代表，海外经贸办的重心是在经贸层面“说好香港故事”，促进香港和不同国家的经贸利益，另一方面也和驻大陆办事处一样“抢人才，抢企业”，相关官员称此举“改变积极不干预经济政策”。作为海外的喉舌，经贸办近年亦密切留意外国政客和传媒的言论，并在台前幕后反击当地对港的负面言论。以2021年立法会选举改制为例，当《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社论，批立法会选举将是一场骗局，而唯一可能带来“民主胜利就是选民杯葛选举”，驻伦敦经贸办处长罗莘桉旋即去社信斥评论失实。

比起驻大陆办事处，近年海外经贸办“说好香港故事”的挑战更加直接、公开且尖锐。在经贸层面，2018年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对进口钢铁及铝材分别征收25%及10%的全球性关税，措施涵盖香港。2020年，美国要求所有由香港出口往美国的产品的来源地标记不能再标示为“香港”，而必须标示为“中国”。

在政治层面，欧美政界已日益关注经贸办的角色，今年初美国国会议员提法案，要求撤销香港驻华府、纽约与旧金山三处香港经贸办的外交豁免权，他们指中国共产党严重干预“一国两制”，经贸办已成为中国的“外交前哨”。在欧洲，2022年欧洲议会在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主教陈日君枢机和其他“612基金”信托人被捕后，亦通过决议呼吁审查香港驻布鲁塞尔经贸办的地位，全球各地香港经贸办随即转发港府声明，谴责该项决议。

在海外，香港经贸办常常和香港贸发局合作“说好香港故事”。贸发局虽不在港府的公务员编制，但接受政府资助，因此在美国被认为从事促进外国在美国的影响力活动，需要根据《外国代理人登记法》注册。香港贸发局主要从事的是海外的贸易工作，但也涉及宣传香港和政治游说的工作。

根据美国司法部的最近五年的报告，2017-2021年贸发局在美国的总开支达3.3亿元，当中每年都花逾1000万港元购买“游说、公关、法律”等服务，不少更涉及政治游说和咨询公司。在2020年的一份和政治游说公司的协议中，可见香港贸发局寻求后者提供“建议、支持和协助，以识别在美国国会和行政部门中可能对影响香港利益的政策产生影响的关键游说目标”。

Hong Kong Free Press根据美国司法部文件报导，在2014年至2019年期间，香港贸易发展局人员与美国议员等进行了数百次电话和会议，其中至少有六次面对面会议专门讨论《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在该法案草案投票前一周，在贸发局委托的游说公司安排下，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专员更与其中一位国会议员会晤。

修辞立其厉：港府如何回应外国批评声音？

香港经历2019年反修例运动、2020年国安法后，在大国角力的漩涡中，其政治环境的变化饱受国际社会和舆论关注。欧美国家频繁出台香港民主、人权相关的报告和议案，港府也采取十分主动和高调的回应方式。

端传媒爬梳2019年6月至今，刊载于政府新闻网新闻公报栏目的105篇文章，涉及港府对外国政府或国际机构因应香港局势的评论、行动所作出的回应。其中，2019年下半年共发布8篇文章，国安法落地的2020年共有28篇，2021年发布最多、有34篇，2022年则有24篇，2023年截止6月23日已有11篇。

其中，61篇涉及（注：针对或包括，下同）美国的回应，比例最高。涉及英国和欧盟的回应分别有17和16篇。此外，也有针对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澳大利亚外长和国际NGO等的回应。

对于针对香港形势的报告或法案，例如英国政府发布的《香港半年报告》、美国《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等，港府往往会即时作出反驳和谴责声明。在其他国家发布的报告中提及香港的部分，例如美国政府发布的《2021年全球宗教自由报告》、各年度涉及各国的《人权报告》或是欧洲议会上涉及香港的议案，港府亦刊出40篇文章回应。就外国政要的发言、国际会议或在国安法推出后的商业警告，政府亦积极且主动地以约44篇文章反驳。

国安法强势落地后，港府频繁强调香港已“由乱转治、由治及兴”。根据保安局数据，截止2023年4月13日，有250人因国安法拘捕、150人被检控，完结的案件中71人全数被定罪。外国政府就国安法相关案件的评论，包括黎智英案、唐英杰案、47人案、光城者案等，港府发出9则反驳和谴责。就外国因应香港社会政治环境做出的举措，包括制裁中港官员、修改港人居留权和签证条件等，港府亦有14篇回应。

那么，这上百篇的回应中，港府捍卫香港政治环境的态度为何？根据统计可以看到，无论是标题抑或行文风格，政府态度比以前更为强烈和激进，频繁使用“强烈反对”、“所谓”、“抹黑”、“诋毁”、“肆意”、“罔顾”、“卑劣”等词汇。

香港故事的另一面

对香港政府来说，说好香港故事的意思是“说好的香港故事”，而不是“把香港故事说好”。在这种框架下，很多真实发生的香港故事被掩埋。

根据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自2002年开始发布《世界新闻自由指数》，当年香港排名第18位，在亚洲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一，新闻自由得分甚至高于英国。然而，2019年后连续4年，香港新闻自由指数整体下跌。2023年排名仅为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中第140位，44.86的得分未至及格线，被归类为新闻自由“状况艰难”。其中，立法指标（Legislative Indicator）得分最低，仅有38.32分。报告还提到，在2020年国安法通过后，曾经是新闻自由堡垒的香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挫折，“颠覆国家政权”、“勾结外国势力”等成为当局打压异见者、压制独立声音的借口，煽动罪也被用于针对新闻工作者。

国际独立专业组织世界正义工程（World Justice Project）每年对全球不同国家及地区进行法治指数评估，维度包括“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廉洁”、“社会秩序和安全”、“基本权利”、“政务公开”、“法律执行力”、“民事司法”以及“刑事司法”。香港法治指数由2019年的16位下滑至2023年22位，创下新低。其中，香港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的排名跌至第38位，在43个高收入国家和管辖地区中倒数第五。

在后国安法时代，根据香港民主委员会（HKDC）数据库显示，截至2023年6月17日，有上万人因政治原因被捕，近三千人被起诉，总刑期逾772年。值得留意的是，对于防范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官方近年亦开始频繁采用非国安法的罪行进行拘捕，其中最常见的是煽动罪。另外，据香港劳权监察组织2022年6月发布的报告，国安法生效后，至少有68个组织或公民团体宣布解散或停运，覆盖媒体机构、劳工组织、政治团体、专业团体等。

在香港政治气候剧变中，大量香港人通过海外投资、BNO（英国国民（海外）护照）、“救生艇”计划等方式移民离开香港。尽管官方至今未有明确表达香港出现移民潮，但不少数据可见一斑，例如整体人口减少、税务局发出报税表的数量减少、MPF领取数据等。劳动力人口亦呈现下降趋势。据香港统计处数据显示，香港的15-39岁劳动力人口数量，2023年对比五年前减少约24万。《2022年施政报告》则指出，过去两年本地劳动人口流失14万。另外，移民潮亦带走专业人才，据政府统计处数据，法律、会计等专业，科学及技术服务的就业人数，在2022年第四季度对比2019年同期下降50%。

从说好中国故事到说好香港故事

当李家超在2022年提出说好香港故事，他显然知道类似的词组同样为中国领导人所用，习近平在2013年便提出“说好中国故事”。在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一国两制”下地方特区与中央政权的殊途同归。然而，作为党国体制包含在外的地方行政区，香港在其外宣体制、统筹单位和论述内涵仍和党国截然不同：说好中国故事和说好香港故事之差异，恰恰界定著中国和香港、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治差异。

在中国，外宣工作横跨几大系统，其枢纽是意识形态系统的大脑——中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该系统有“笔杆子”之称，负责主管甚至运营中国的外文媒体，将中国情势和政策包装给世界，并与外国媒体接触合作。另外，中共的外事系统和统战系统也深度参与，前者负责外交舆论战，后者则涉及促进各界人士关系，将中国故事说给特定的受众。

与此相对，主力说好香港故事的新闻处既不涉及严格的统一意识形态工作，也无权管理和运营庞大的媒体机器，其定位更像是一间企业的市场推广和公关部门，无论能运用的权力和调动的资源都无法和中宣部相提并论。而作为高度自治的地方特区，香港虽然没有自己的“外交部”参与外宣，但有其他大陆省市无法企及的海外“经贸办”网路，这些办事处当然涉及实际的贸易协议工作，但也是港府另一种“市场推广和公关”部门。

比较中港之间的智囊组成，知识份子和学者的（不）参与是一个重要的区别。中国拥有庞大的学术机构和文人学者，他们出谋献策，生产党国需要的论述，有些人更是中国故事的幕后国师。相比之下，港府说好故事的智囊主体是商界人士和专业人士，本地学术界和知识份子近乎缺席。

在故事的内容上，中国故事的意涵显然更加宏大和深远。当习近平提出“说好中国故事”的时候，其背景是“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官方认为中国虽然经济和综合国力取得成就，但无法在舆论范畴取得相匹配的影响力，更在西方主导的话语权和舆论场挨骂。在这种背景下，官方逐渐推出的中国故事是“中国方案”、“四个自信”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至于香港故事的格局则小得多，虽然同样是回应西方话语，但方向更多是宣传香港优势作招商引资，只是一种市场推广和公关的框架，而不是建构宏大且异于西方的政治论述。说到底，中央政权下的地方政府——香港没有政治权力生产自己的政治论述。

无论如何，说好中国故事和香港故事皆是巨大的形象工程。过去十年，中国投入大量资源改善中国的对外形象，惟其结果是因地而异，在欧美地区更是形象下降。当香港也投入外宣工作，香港的对外形象又会有怎样的变化呢？

（乐林对本文亦有贡献。）

附：
“推广香港新优势专责小组”非官守成员名单22人

外国商会：
翁以登（香港美国商会总裁）
Frederik Gollob（香港欧洲商务协会前主席，奔驰香港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ohannes Hack（香港德国商会主席、德国中央合作银行董事总经理）
Peter Burnett（前香港英商会主席、渣打银行香港董事总经理）

金融和投资界：
廖宜建（香港上海汇丰银行亚太区联席行政总裁）
卢彩云（瑞银财富管理亚太区联席主管兼瑞银香港区主管及行政总裁）
Samir Assaf（中东汇丰银行董事长，私募基金General Atlantic中东与北非业务的董事长）
诸立力（第一东方投资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其他本地大企业和商业机构高层：
陈启宗（恒隆地产董事长）
郑志刚（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执行副主席兼行政总裁，K11集团创办人）
郭志梁（永安国际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林建岳博士（丽新集团主席，香港贸易发展局主席）
阮苏少湄（香港总商会主席，中华电力董事会主席）
盛智文（兰桂坊集团主席）
查毅超（香港科技园公司主席，香港工业总会主席，香港贸易发展局理事会成员）
梁志天（梁志天设计集团有限公司创始人兼执行董事）

传媒、文化界和学界：
陈繁昌（现任沙特阿拉伯阿卜杜拉国王科技大学校长，前任香港科技大学校长）
张婉婷（香港电影导演、编剧）
黎瑞刚（香港电视广播有限公司（无线）非执行董事 / 大股东）
谭卫儿（《南华早报》总编辑）
谭允芝（大律师及国际仲裁员，德辅大律师事务所主席，香港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特委法官）
李世默（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及公共事务学院政治学博士，政治学者，观察者网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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