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康城影展見到的：政治正確之虛偽？肉體恐怖？與化作耳朵的眼睛

20萬人次擠進這個7萬人的南法富豪區，有電影界巨頭明星，也有日曬雨淋的保安，展場蔚藍海岸除小塊闢作公眾放映，大部分劃予富豪名人、奢侈品贊助商和高級餐廳⋯⋯

今年的康城影展（台譯坎城，陸譯戛納）是世界當代大師久違的大集合，是作者電影「鄉愁」和「懷古」的一年。

文·溫德斯（Wim Wenders，陸譯维姆·文德斯），馬田·史高西斯（Martin Charles Scorsese，台譯馬丁·史柯西斯，陸譯馬丁·斯科塞斯），艾慕杜華（Pedro Almodóvar Caballero，台譯佩卓·阿莫多瓦），郭利斯馬基（Aki Kaurismäki），堅盧治（Ken Loach，台譯肯·洛區，陸譯肯·洛奇），韋斯·安德森（Wes Anderson，台譯魏斯·安德森），是枝裕和，久睽三十載的傳奇西班牙導演維克多·艾里斯（Victor Erice）⋯⋯他們同時有新作在康城放映，入圍主競賽或非競賽的世界首映，繼續對世界好奇，剔除新鮮的洞見。

然而，今年最大的兩個奬項皆頒予近年冒起的中生代導演，金棕櫚奬頒給了法國導演潔絲汀·楚特（Justine Triet）的《墜樓死亡的剖析》（Anatomy of a Fall，2023），評審團大奬則頒給了英國影人喬納森·格雷澤（Jonathan Glazer）的《利益區域》（The Zone of Interest，2023）。

這兩部作品跟近年備受注目的電影，皆反映了新一波的時代感性，大家期待的未來之聲。

仍然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作者、影評人、小型發行公司和影節、戲院策展人，全日尋找新鮮敘事；新生代影人和獨立電影工作者，希望為自己下個創作計劃爭取一點點的資源和機會。

政治正確時代？西方現代社會的黑色批判

在追求政治正確與平等公義的年代，近年國際影壇對西方社會價值的批判也一路放大演化。不少話題電影以後設敘事、黑色荒誕、舞台戲劇風格呈現失能的關係與迷惑的自我、偽善與道德的辯證。時而黑色幽默，時而血淋淋，稜角分明、有條不紊地呈現異托邦般的荒謬與瘋狂，凝煉成精準的冷冽自省，務求在喧嘩眾聲中突圍而出。

金棕櫚奬得主《墜樓死亡的剖析》為一個女作家被指控殺夫的法庭心理懸疑電影，深入失能家庭關係、作家自我，社會結構的質疑，記憶經驗的重構，多向度思辯中產、家庭等西歐現代社會結構柢柱。評審團大奬《利益區域》，則以鮮見的角度訴說人人皆知的二戰納粹屠殺猶太人的歷史。電影只聚焦於負責集中營屠殺行政程序的指令官，於集中營毗鄰跟其家人建造夢想家園的故事，太陽底下更殘酷地對照猶太人被殘殺的恐佈命運——平庸者之惡推至異化之端，光滑輕柔的色調構圖製造安寧而陽光普照的世界，整部片子只偶爾閃過極短的殺戮提示，如布紐爾式對特權者的諷喻。

近年這些精雕細琢、「議論文」般的作品，向以多重感官製造沉浸式觀影體驗，彷彿與感官充斥的現實同步。但與碎片化現實有所不同，這些作品緊扣得密不透風，光滑無痕，其內部提問固然一針見血，但連反思的空間也早已被設定與安放。

尖刻的社會批判也見於近年其他話題作，審視政治正確潮流的虛偽，公義口號化和無可撼動的固有社會結構和現實。今屆康城評審主席、瑞典的Ruben Östlund五年間兩度拿下金棕櫚的黑色幽默近作 《方寸見人心》（The Square, 2017) 和《上流落水狗》（Triangle of Sadness，台譯「瘋狂富作用」，陸譯「瘋狂三角」，2022），分別對西方藝術、知識分子界和上流社會的偽善狠辣甩以巴掌。另一主競賽電影、奧地利導演Jessica Hausner的《零俱樂部》（零俱樂部，2023），新來的老師在富豪子弟中學以恍似邪教宣道的方式說服學生節食、絕食以至最終帶領他們離家出走，一邊批判飲食文化、消費主義、生態破壞，一邊批判這些政治正確的批判本身，實則是自我沉醉卻無力改變現實。

近年這些精雕細琢、「議論文」般的作品，以多重感官製造細膩而強烈的沉浸式（immersive）觀影體驗，彷彿與影像和感官充斥的虛擬和現實世界同步。但不同的是，如果後者是碎片化和蕪雜不清，前者的視覺和敘事形式卻追求完整、緊扣得密不透風，光滑無痕——作品的提問一針見血，反思的空間也早已被設定和安放好。故事看上去一點不「真實」，但精確地傳遞了感受和思維的複雜性，令觀眾不禁困惑、停下來想：世界或許真是如此？

多重感官：聽覺敘事的開拓

有不少成名或新一代導演在嘗試（刻意）不整全的影像敘事，而讓其他感官，尤其是聽覺，扭轉過去電影視聲音為配樂、輔助影像而未發掘其主導敘事的可能性。

電影作者自千禧年代，發展出聽覺以及觸覺影像之流，以多重感官（Multi-sensory cinema）紀錄個人和群落的生活和經歷，讓觀者以各種感官投入人類社群文化和影像媒介雙重的物質性。 在2006年成立、美國哈佛大學電影研究中心的Sensory Ethnography Lab 是其中一個領軍者，拍攝多部影響西方影像創作的實驗民族誌紀錄片——代表作之一為紀錄美國新英格蘭（New England）漁民生活的《利維坦》（Liviathan），攝影機長時間以平視近鏡拍攝隨船激烈搖晃的大量魚屍體和血水，其聲音和畫面令觀眾有如置身死魚的一員，鏡頭不時為血水之浪掩埋，至血水經船上的機器回流大海，由此以另一視角深切感受一向被刻劃成平靜如詩、與世無爭的非都市化漁民生活。

在這趨勢當中，新生代影人以濃烈的多重感官，以觸覺影像（Haptic images）訴說當代文化身份的再現（representation）。同時，國際影像作者探索進一步多重感官觀影經驗的範式轉移。歐美韓（紀錄片、劇情片、video art等）近年大力發展視覺和觸感結合的沉浸式、互動體驗——例如倫敦電影節自2020年起創立大規模的「Expanded」單元，在倫敦市中心專闢大型場地推動和展映來自世界各地延展實境（XR）和沉浸式藝術（Immersive Art），包括虛擬實境（VR）、擴增實境（AR）、混合現實（mixed reality）的影像作品，及設討論交流會。

反過來說，有不少成名或新一代導演在嘗試（刻意）不整全的影像敘事，而讓其他感官，尤其是聽覺，扭轉過去電影視聲音為配樂、輔助影像而未發掘其主導敘事的可能性。「聲音意象」（sound-image）先行於影像，成為愈發流行的敘事實驗，產生對現實中各物質存在的極高感知。影像的殘缺甚至缺席把我們的眼精化成耳朵、手指、舌頭和鼻子，需要觀者積極以其自身感官令影像完整。阿彼察邦·韋拉斯塔古2021年之作《Memoria》，一記沉鈍而無遠弗屆的重擊之聲，貫徹整個故事不可見的核心。影像只提示了核心的「存在」，至於存在的是什麼，以何種形態存在，又為什麼存在，則由聲音的抽象本質帶引觀眾想像和模塑。

電影中只見明亮的納粹軍官大屋，而遠方傳來猶太人隱約嘶吼慘叫、屍體焚化爐噼噼啪啪燃燒之聲，就像當時的社會，根本知道但「看不見」，他們的受苦的肉體和血，以及臉孔。

而以影像的「不可見」只從其他感官呈現，也是對邊緣族群另一種有力的再現——他們在現實中被隱沒了的存在。《利益區域》片頭完全的黑暗，以及電影中只見明亮的納粹軍官大屋，而遠方傳來猶太人隱約嘶吼慘叫、屍體焚化爐噼噼啪啪燃燒之聲，就像當時的社會，根本知道但「看不見」，他們的受苦的肉體和血，以及臉孔。

葡葡牙著名導演佩德羅·科斯塔（Pedro Costa），數十年來持續拍攝作為前葡葡牙殖民地的非洲島國維德角（ Cape Verde）的勞苦民眾 ，其短片《As Filhas Do Fogo》在今年康城首映，鏡頭對準的依然是同一班他關注的人，但今次一反對生活質感的紀錄，只以感官化到極點、幾近抽象的重覆，拍攝他們行走於土地之上。片中島國火山爆發，三姐妹失散，色調是一片窒息的熾熱的紅，從影像看不見民眾依何而活，為何受難，同時三姐妹的歌劇演唱，悲戚的身體舞動和臉部表情，都凝煉出歷練過後、時間累積而成的尖刻的痛。

感官知覺既是顯露、可觸和連繫，也可以用以隔阻、掩埋，和強調無可觸及。

女性：由Body Horror 到日常戲劇書寫

對女性影人的肯定有時候變成一種父權的裝飾，反而保守化了性別的論述。或許更值得去留心的是，女性影人對女性書寫的創新之處和其高度，讓固有權力結構下的性別定型重新流動。

當《墜樓死亡的剖析》獲得今年金棕櫚大奬，毫無意外地，輿論率先大肆提及的是由女性導演獲奬，此前只有1993年珍·康萍（Jane Campion）《鋼琴師與她的情人》（The Piano），與2021年茱莉亞·迪古何諾（Julia Ducournau）的《鈦》（Titane）獲得，而我們也記得，這兩年的奧斯卡、威尼斯等大影展，同樣有女性影人大放異彩。

對女性影人的肯定自是近年國際影壇的重心之處，然而它有時候變成一種父權的裝飾，反而保守化了性別的論述。今年康城主競賽評審之一的茱莉亞·迪古何諾，作品既模糊性別二元，她亦為現實中被強調或歌頌為女導演而感不耐。

或許更值得去留心的是，女性影人對女性書寫的創新之處和其高度，讓固有權力結構下的性別定型重新流動。其中，女性的肉體恐佈（Body Horror）書寫是值得注意的新興敘事形式。

近年走進女性身體和身份探索的數部作品，例如《鈦》中，車禍受傷女孩被殖入鈦金屬，跟家人失去感情連帶而和車產生愛慾關係，「女性」「身體」的極為感官暴的描寫，性別、身份、關係和情感的流動，可以超越「人」或「生物」，將女性「無機化」——實現徹底的流動和解放。

同樣是實驗性強的肉體恐佈電影、康城平行單元「國際影評人週」首奬、馬來西亞導演余修善首作《虎紋少女》，以12 歲經歷青春期女孩發現身體突如其來地駭人變異的故事，幻化成強烈而奇幻的視覺旅程，當女性變成老虎——自我和身體的覺醒和育成，終點可以不是「解放女性」，而是其他物種。身體的可能性是極端的。Body Horror反「日常」、不囿限於性別身體的書寫是對性別流動的想像力的推演。

她們的故事和敘事以相反的方式，遙相呼應香妲·艾克曼（Chantal Akerman）的《讓娜•迪爾曼》（Jeanne Dielman）——這部1975年、被視為女性主義經典的作品，於2022年獲選為《視與聽》雜誌（Sight & Sound）影史十大佳片，因為得到掌聲卻也受到爭議——同樣是自父權日常中突如其來的、狠狠的覺醒和超越，迪爾曼最後似是而非的微笑是自由的微笑嗎？以這部紀錄日常鎖碎的去劇情作品，來對照今天那些劇情化、感官化、推向其他物種和無機體的女性書寫，這令人思考經歷了近50載，今天女性的故事，對「自由」和「解放」的新詮釋，為我們帶來什麼啟示？

後記·今屆康城：拿不到票，看不到電影，做不到交流？

業界今年份外感到被排除在外的部分原因，據《Screen Daily》報導，是大部分放映場次的票都在贊助商之手。不少名牌贊助商在社交媒體宣傳並派發戲票。雖然這已是文化活動行之有年的潛規則，但似乎今年此情況進一步極端化。

一個由全球資本搭建的華麗舞台，20萬人次擠進這平常7萬人口的南法富豪區，康城影展期間，這裡是每年最大型電影業界盛事，亦是國際社會價值的風向標。戲院內的弱勢關懷和戲院外的社會不平等，當中的反差難免令人感到虛偽無力——派頭十足的電影業界巨頭明星和日曬雨淋的保安，康城展場蔚藍海岸，除了一小塊闢作公眾戶外放映，其餘大部分劃予富豪名人、奢華品牌贊助商和高級餐廳使用。

然而這20萬人次中，仍然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作者、影評人、小型發行公司和影節、戲院策展人，全日在影展場館跑場，觀看新晉導演、來自不曾在國際平台展映的小國和少數民族電影，尋找新鮮敘事，而新生代的影人、獨立電影工作者，還是希望爭取一點曝光，為下個創作計劃爭取一點點的資源和機會。

筆者是以歐洲電影節的策展人身分首次參與康城影展。今屆康城影展參與人數創新高，不少參展多年的人士，包括現場一些參加多年紅地氈的攝影師表示，一切歸因於後疫情人們對參與實體文化活動的巨大渴望。今屆業界觀摩電影放映一票難求，一位意大利波隆那戲院的節目策展人Vincenzo，由上世紀90年代風雨不改參與每年康城影展逾30年，而他說從未經歷如此「被排除在外」的影展。

而業界今年份外感到被排除在外的原因，除了因為參與人數，據《Screen Daily》報導，部分原因是大部分放映場次（尤其是有創作成員出席的紅地氈放映場次）的票，都在贊助商之手。不少名牌贊助商以社交媒體為基地進行宣傳，增強其影響力，並在社交媒體派發戲票。筆者在現場也認識了一位非業界法國觀眾，她隨任職康城化妝品牌贊助商的好友出席影展，卻能持通行證出入自如於各場放映，包括紅地氈放映。雖然這已是文化活動行之有年的潛規則，但似乎今年此情況進一步極端化。

在為期近兩周的影展期間，業界都在緊張排隊追票，可謂廣東話謂「爭崩頭」（爭得頭都碎了），甚至無法憑票參與許多放映，而因此在趕忙和失落中度過時間；加上近乎所有放映空間都由影展職員駐守、嚴格實施人流管制以引導觀眾離開放映場地，人們之間交流連結的時間和空間因此都並不太多。以筆者籌劃和出席的不同規模電影節經驗，放映後的時光、放映場外的大堂，通常是電影節觀眾、業界社群建立新的交流連結的重要時間與場所，而觀察今屆康城影展鮮有這樣的空間。

推動小眾電影，對社會不公發聲

康城影展舉辦的電影市場（Film Market） 是許多國家的電影機構和「電影強國」公司的展銷地，但也是新銳作品尋找發行渠道和合作單位的活躍平台。「要對小型科幻片製作付以信任並不是容易的事，但在這裡會找到勇於嘗試新作的發行商。」

時至今日，各地電影節愈來愈意識到電影節對公眾和電影工作者的社群、連結、協作和傳承的效應，中小型電影節或獨立電影節較努力從座談、延伸活動中做開拓，開花成長。康城影展雖然定位和格局俱宏大，但舉辦方也在近年更多設立業界影人工作坊、大師班、講座，令社群作用能以另一方式𧗠生，只是要參與業界講座分享會需要門檻甚高的認證，目見不少工作坊、講座出席人次寥寥。

電影節也是培育新銳力量的重要平台，這一點康城影展甚為用心。不少導演是從康城的新興奬項得到關注和資金支持後，把原本的作品發展成更具份量的作品，深化原有的概念、投入新的創作，例如今屆金攝影機（新導演）奬得主越南導演Pham Thien An （范天恩），三小時得奬作品《Inside the Yellow Cocoon Shell》，就是發展自他在2019年支持新影人的「國際影評人周」中獲奬的短片。

除了「國際影評人周」，康城對未來新銳聲音的鼓勵平台甚多，包括官方「一種注目」、學生作品競賽組別 「La Cinef 」，還有平行單元「ACID」，由獨立電影發行商協會舉辦、專門支持、展示獨立精神但不容易找到發行的作品；以及另一由導演組織作的平行單元展映「Directors’ Fortnight」。

康城影展舉辦的電影市場（Film Market） 是許多國家的電影機構和「電影強國」公司的展銷地，但也是新銳作品尋找發行渠道和合作單位的活躍平台。一位首次參展、來自羅馬尼亞的年輕獨立製片興奮向筆者表示，他成功為其第二部作品找到歐洲發行，「要對小型科幻片製作付以信任並不是容易的事，但在這裡會找到勇於嘗試新作的發行商。」

據一家不願具名的法國發行公司表示，今年「國際影評人周」中的塞爾維亞作品和「一種注目」單元中的一些非洲作品，份外得到歐洲國家青睞 ，這些都是國際影壇如今渴望找到的新的聲音。

推動小眾電影市場，同時康城每年透過一些特別放映，對社會不公發聲：今年有首部記錄塔利班掌權阿富汗後，當地女性命運的作品；另外，康城首度放映來自蘇丹的電影，講述南蘇丹在長年壓迫中起義和獨立，還有巴西森林原住民捍衛土地的故事。

為期兩周的電影節，落幕過後回歸平靜，但新故事、新概念已烙印在參與者的腦海之中，萌芽生長。由此將在世界不同角落孕發什麼新的故事、知識的生產，而電影節又如何能夠更平等開放，收納更多前衛的創意，值得令人繼續思考和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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