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活動家阿古智子：在中國與香港的人權迷霧裏，她想做撕開口子的人

端傳媒記者符雨欣 發自東京

東京中野區的「一戶建」居民區裏，行人少見，社區靜謐。「一戶建」是日本對獨棟房屋的稱呼，由於房子首層就建在路邊，為防止行人窺視，許多房屋要麼拉下密實的遮光窗簾，要麼圍着欄杆、高牆，或種滿高大的楓樹、仙人掌等植物。但這裏有一棟房子，不僅刷着明黃的亮色，而且落地的門窗外除了低矮的灌木叢，再沒有設置任何遮蔽物。

「對面（公務員住宅區）的小朋友曾經過這裏，趴在門上看裏面是什麼；也有貧困的老人家來敲過門，問我這裏是不是什麼公共的場所，我就請他進來喝茶。」說話的是阿古智子，東京大學綜合文化研究科、專研中國研究的教授，這棟房子是她剛建好半年的新家。

談及房子的公開性，阿古打趣：「鄰居可以幫我監督有沒有壞人⋯⋯中共也可以『監督』我。」

身為學者的阿古智子，今年52歲，大阪人，身兼人權活動家、作家、教育者等多種身分，把自己的新家設計得比舊居更具公共性，是她的心願。這棟房子的外牆上，雕刻着「亞洲 community」的片假名（commons こもんず）。多年來，她和曾在中國擔任十數年記者、現於北海道大學教新聞的丈夫城山英巳，在10分鐘單車程以外的舊房子，接待過來自中國的留學生、維權人士、律師、異議者等，2019年之後，又再多了一些來自香港的朋友。她稱新房子為「小黃屋」，外觀亮眼，內部的公共空間看起來也比私人空間更多。除了一兩個私密的小房間外，家裏光是可以容納多人聊天或開會的地方，就有四個。

每一天，這個家裏都有不同背景的外國人、日本人進進出出。主人阿古，則穿梭於學校、社區、國會、電視台之間，人們邀請她講習近平的威權統治、中國的人權活動、中國社會、香港的社會運動等多種話題。

3月8日，一名在日本讀書的香港女生，因在日期間的網絡言論涉嫌「港獨」，而於回港時被香港警方以「涉嫌分裂國家罪」拘捕，阿古是在日本為她奔走疾呼、並呼籲日本社會關注香港國安法域外管轄的極少數日本人。

她和女生原本並沒有交集，只是女生的男友是她的學生，在收到消息一個星期後聯繫阿古，阿古就此發聲。「她2019年都不在香港在日本，言論完全是在日本發生的⋯⋯受教育的權利也很重要，這也是我幫助（女生）的原因之一。」

她給其所在大學的約7位授課教師發送了希望他們願意在線授課的郵件。所有授課教師中，大部分沒有回音或表示無能為力，指「要研究是否真的涉及犯罪」。只有一位女教師給了她肯定的答覆。阿古不滿，「他們不懂，國安犯罪是要怎麼證實啊？」

不遊行的活動家

4月倒數第二個週日，東京舉行LGBT遊行，起點在代代木公園，阿古穿了中國女權活動家送給她的一件白T，上有一行中文字，「女權主義者長這樣」。她也在臉上貼了一顆彩虹愛心。不過，「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遊行和抗議」，她說，事實上這是她第一次來到大遊行的現場。阿古自稱遊行的觀察者，並不意味着她不了解街頭抗議，她的朋友補充，「這個遊行比較嘉年華（parade），意識形態也相對保守，老師昨天介紹的另一個（關注性工作者和跨性別人群的）遊行（march），才是相對激進的。」

在日本，左、右意識形態涇渭分明，人們的政治參與也和香港、台灣等地有不同想像。歷史上右翼與政治暴力高度相關，通過針對性的刺殺（一人一殺），來達到政治改革的目標以救世（一殺多生）的理念，留存到戰後；另一方面，60-70年代，日本歷史上經過了一番新左翼運動，從1961年的反安保鬥爭、反戰運動、日大與東大全共鬥、三里塚抗爭，到1969年的東京大學全共鬥的安田講堂攻防戰、1972年的「槍戰」淺間山莊事件，走向暴力的過程中，民眾對學運的態度從同情變為恐懼。80年代開始，日本即便再有左傾的公民社會運動，也避免與體制強烈衝突。

因此，走上街頭抗議，在日本的社會文化中是一種稱得上激烈的表態。已經移居日本的前香港中西區區議會石塘咀選區議員、曾任香港公民組織「民間人權陣線」副召集人的葉錦龍，和在歐洲生活過、曾鑽研中國和香港人權、法律及活動的Athena，是在香港參與、組織社運台前幕後的人，他們赴日半年，已經感受到在兩地做活動家（activist）方式不一樣：「我們以前要拿大聲公上街叫口號的嘛，現在要轉做香港文化、研究的活動才更容易被當地接受。集會能有200人已經算很多。」

在日本本國的議題中，會在國會前抗議的，是像修改《入境管理法》、修訂《安保條例》等這樣的「硬政治」，阿古不採取激烈姿態，倡議中國和香港人權議題的辦法，則以公民社會為基盤，以做學術、NGO和民間遊走為主。在活動家的頭銜之前，她首先是一位社會學學者，她經常強調，自己做研究的方法是「現場觀察」：「參與（participation）和觀察（observation）要一起做的，我一定要有內部者的角色，要和內部人建立關係和信任，不然無法觀察和得到信息。」她小心評估「人權外交」的價值和作用，「做了這段時間，知道作用不大，有點失望，但這還是一個方法。」

Athena和葉錦龍認為，日本媒體經常諮詢阿古教授的意見，除了她有東京大學教授的頭銜外，還因為「在研究中國問題的（一批）日本學者裏，她是少數比較願意出來說話的。」和大多數地區的學界一樣，對外發表觀點並非日本學者主流。「阿古老師是一名學者，能像這樣頻繁對外發表觀點，做遊說，帶來人帶來資源，其實做超過了很多事情。」

阿古是日本公共領域中少見的積極發言的女性學者，她框定自己在一個「中略偏左」的立場上，「我的基本立場就是言論自由，互相尊重。民主主義是協調的過程，不同的人一起生活一定要尊重別人的立場。」

她認為人是無法脫離社會的一分子，個人要有批判能力、平等交流，個人也可以有多重身分，血緣、種族不應該成為限制人的條件，她祖先墳墓在奈良，「說大和民族，誰是大和民族啊？」但她又認為現實來說，國家體系很重要，「國民交稅、盡自己的義務，為自己的社會負責」。她較少直接介入別國政治，「我是一個日本人，別國政治體系的問題應該讓國民自己解決。」

母親早逝，下有弟妹，父親在家開麵店，阿古從麵家的長女成為東京大學的教授，她認為自己是受益於平等的社會條件而一路成長起來，因此在自由之外，平等也是她重要的生命價值。「教育」是她致力於維護這價值的重要機制，她相信機會平等及尊重個性的教育，才能讓「人」有最大潛能的發揮。

阿古並不認為存在純粹中立：「結構性暴力平時看不到，但不是不存在，人不能完全中立的，而對話的人要站在一個大致平等的位置。」在不平衡的權力結構中，關注少數、弱勢族群，就是她選擇的立場，她想做平衡的角色，讓少數一方也能盡量被頂起來。

時逢日本地方政治選舉，阿古廚房的大長桌成為她和客人們討論小區政治的核心，「社區最高票當選的是維新會成員，第三名是共產黨，這裏自民黨，這個是獨立參選⋯⋯某個人很壞的，在慰安婦問題上很右⋯⋯」越來越多人在電視上見到她，社區、學生團體等也邀請阿古去做演講，她到離家40分鐘地鐵的國分寺社區中心講白紙運動、709律師大抓捕、香港反修例運動等，13:30開場，13:20已經坐滿了數十位銀髮的六、七十歲老人。

在香港和中國議題之間，後者在日本的號召力略大，兩地問題聯繫在一起講，阿古的背景有時起到加分的作用。不過，身為學者，成為人權活動家是阿古近幾年才有的變化，「我最近 advocacy 做得比較多，沒有辦法⋯⋯我在大學相對還是安全的。」

其實是個中國研究學者

「我給你摘點草藥吧，你拿回去煮水喝，能降血壓。」女孩唐正琪的母親，從狹小一居室的陽台外抓出一把楊柳葉，帶着笑意向阿古智子揮了一揮。

現年僅28歲的唐正琪原本在日本旅居和讀書，2021年她突發腦膜炎，倒在家裏不省人事，阿古受她的父親、709律師唐吉田之托去探訪，才發現唐正琪的緊急情況，儘管火速送醫，正琪還是不幸成為植物人。唐吉田生活在監視下、被限制出境，已多年未能離開中國，阿古等人幫忙爭取到日本政府給正琪及其母親批發簽證，讓正琪能夠在原居公費治療。

兩年過去了，今年要為正琪和她母親重新申請簽證。「日本社會也有人反對政府用日本人的税（幫忙），但她們如果不留在這裏，回到中國，要怎麼辦呢？」常常背着兩個包快速走路，阿古一邊過馬路，一邊語氣急促。

和中國人權活動者、律師們的交集，與阿古自讀書年代就參與中國公益活動有關。2000年左右，阿古在日本駐華大使館工作，2003年她和城山英巳結婚，兩人工作緣故，北京的居所裏來來往往都是做中國NGO、談論中國問題的公共知識份子、記者、學者、律師。

但對當時的阿古而言，這些人是朋友；她自己所關心的，起初是中國廣袤土地上生活着的普通人。

受日本電視台文化節目影響，阿古一直對「亞洲」感興趣。80年代末讀高中，班主任英語地道，打開她的國際視野，在想要多學習一門亞洲語言時，她聽取了班主任「越南語不好找工作，學中文吧」的建議。

1991年，她考到大阪外國語大學中國語的本科，選擇了社會學的區域研究（Area Study）方向；1994年本科畢業後在名古屋大學讀碩士，是當年新潮的、方便去聯合國工作的開發研究科（發展學）。博士原本也要在名古屋大學完成，但她選擇休學，考慮到國外大學再讀一個碩士，就可以進入聯合國。因緣際會到了香港大學，被導師程介明的民族誌研究方法（Ethnographic Research）吸引，決定留在港大教育學院讀博士。

「當時的同學，主要都是在中國學校工作了一段時間的老師，年紀比較大了，到港大進修。」經一名來自上海的師兄介紹，她博士題目以上海建平中學為對象，1998-1999年到當地呆了一年多，通過這所公辦重點學校所進行的教學實驗，看新蓬勃的市場經濟下中國國家和社會的關係，「外面都覺得中國的意識形態很嚴，但這裏辦學很靈活，甚至用國外的教材⋯⋯形成了很多地方都學的「建平模式」。」改革開放的中國給她新鮮感，「感覺大家總是在想辦法⋯⋯我就研究中國人在公與私之間的策略性模糊（strategy ambiguity）。」

她喜歡觀察人，「為什麼這個社會有這樣的人？」大三她到中國北方農村短期交流，社會主義中國的村子「內」「外」、家族關係都讓她着迷：「同樣是亞洲人、儒家文化、父權社會，但中國的人際關係和日本很不一樣。」

她在發展學領域就讀碩士期間，兵庫縣一個學習毛澤東思想、社會主義的左翼團體，在當地報紙上刊登資訊，介紹由中國共青團和青少年基金會於1989年發起的救助失學兒童的公益項目「希望工程」。當時日本政府有幫助發展中國家的基金，一項可申請近一千萬日圓，因為自身的階級流動而深信「教育改變命運」的她，跑去幫「希望工程」寫政府基金的申請計劃，「第一個項目在賀龍（被中共稱為十大開國元勳之一）老家，湖南桑植縣。」碩士論文也以此為題，寫湖南貧困地區的教育問題。

「在湖南做扶貧工作的時候，大家都很歡迎，」她鼓起掌來、模仿當年，「給他們送錢建學校啊，所以都很客氣，不說真話⋯⋯和官員在一起，我其實看不到貧困原來和官員腐敗是相關的。」她強調一位曾在《中國經濟時報》工作、專門採訪內蒙古的扶貧款項被挪用的記者，帶她落地到中國的現實黑暗：「扶貧工作的記者招待會上，這位記者直接質問辦公室主任，為什麼不去查當地款項挪用的問題。我第一次看到這麼有勇氣的、直接的指責，中國還有這樣的人啊！」她後來跟隨記者去內蒙古做田野調查，四、五天裏，兩人一個一個去見上訪腐敗問題的農民，「那時中國還挺開放的，上訪農民都有自己的村民小組，自己選代表、選村長。」

「沒有這位記者就沒有我的現在，我以前都只看到表面，沒有看到黑暗。」從此之後，阿古做項目不再跟使館一起去了。阿古也反思「發展學」的殖民色彩：「用歐美框架分析亞洲不是很好，所以我們主要是採用自治性模式（autonomy），是「參與」性質的，不是去「教」人怎麼做。」到各地「參與式觀察」——這種方法貫徹她研究中國的始終。

如今，朝日電視台、東京電視台等常邀請她受訪，「我是一個社會學家，其實不太適合講所有問題」，像「海外秘密警察」這類涉及國際關係、情報的題目，阿古感到難以下嘴，「我只能講我知道的中國社會的情況。」

朋友被捕，她走上人權的路

年輕時的阿古在北京的日本駐華大使館以合同約做了三年「利民工程」，主要方向是中國扶貧建校，這讓她有機會接觸到一些其實甚少涉足政治、重點關注反歧視、公益等的中國NGO，和在NGO工作的學者、律師等。彼時中國公民社會方興未艾，來往熙攘，彼此間皆為友人。

2010年阿古和城山的孩子出生，不久城山又去北京工作，兒子4個月的時候已經開始上托兒所，以減輕阿古作為職業女性的養育壓力。先生在北京期間，她獨立照顧兒子差不多10年，「不過一直有中國留學生和我一起生活」，在她加班的時候，可以幫助一些生活瑣事和照看。

這家人和外國人同住的習慣便開啟於此。第一位住到家裏的中國留學生，是她在北京認識的、在反歧視機構「益仁平」工作的楊卓，楊父在2008年抗議北京奧運被捕，楊通過自學日語，周折下到了日本，考上私立大學，因學費太貴，就問阿古能不能住到家裏。「是他有勇氣跟我說，想住在這個家，我們才開始了。」也正好阿古小時候，家裏一樓做麵館，家人住二樓，她早已習慣開放、熱鬧的生活，能迅速融入與人共住的環境。

後來，阿古家可以住人的消息傳開。她的家裏還住過另一位維權律師的姪女，以及來自陝西的媒體學專業博士學生，後者現在《日本經濟新聞》工作。

2013年之前，NGO在中國有存活空間，也得到不少外國資金的支持，中港之間交流高度密切，但2013年開始，新上台的習近平政府管制思路升級，這批NGO被政府重點關注及打壓；2014年香港爆發雨傘運動，也「牽連」了一批中港公益組織行動者；2015年，中國「權利倡導型」的公民社會組織陷入覆巢之滅，7月9日起，上百位律師、民間維權人士、上訪者等被大規模逮捕、傳喚、拘留、約談（709事件）。

往前十數年，阿古認識這些人時，顯然不會預料到有這樣的發展。「其實我（以前）感興趣的不是人權，而是教育、發展」。直到2014年，她和城山的朋友、人權律師浦志強被捕，「人權」才真正近身。浦因與友人參加六四25週年紀念研討會而被捕，並有兩項煽動民族仇恨罪、尋釁滋事罪罪成，判緩刑。阿古和幾個中國自由派學者、獨立媒體人聯名聲援浦志強，雖不確定聲援有沒有好處，但她也不知道還能做什麼。

近二十年中，她自己也有三次和警察等執法者打交道的經歷：在內蒙古和記者一起被抓起來，並被分開審問，過了一宿，國安才確認她是在大使館工作、有外交特權的日本人。第二次是兩夫婦與到北京上訪的貴州搬遷水庫少數民族吃飯，警察上門，剛好城山手上有一張採訪溫家寶時的合照，拿出來，「警察一哄而散」。2017年她與七位日本學者去湖南訪問塵肺病人，碰上附近診所很多人來看病，病人和學者坐成圈子聊天，半個小時內就來了20個警察。

回想這些，她覺得好笑又有點可怕，「不相信我是日本人的時候，國安很兇，知道我是日本人的時候，他們態度大變，問你累了吧，你餓了吧？」而執法者的說詞，也從二十年前的「採訪農民不公平、也要採訪我們（當局）」，到「不是記者不能採訪，再有第二、第三次就不能再來中國」的威脅。

人在日本、享有自由，阿古沒有浪費自己的權利空間，她積極連結709律師及其家屬的活動，為江天勇、李和平、唐吉田等奔忙。她組織放送709的相關影片、無償做影片翻譯、做講座、邀請學者、記者等，把自己在每個維度能幫忙的事情都拉滿弓。

阿古也緊貼中國社會變化，2022年「白紙」反封控潮爆發，她也主動去了解東京的相關集會活動。參與東京白紙行動的嘖嘖說，「阿古老師對新的運動是有好奇的，她人很好，也有重視白紙並介紹和分享一些資源，包括在日本的女權主義者、律師、左翼社團、中國的律師、記者等⋯⋯最近東大要做 Hong Kong Week 的展覽，阿古老師也跟那邊的主催提出或許可以加一點中國新的社運元素。」

2019年她最後一次去河南，想見生活在那邊的江天勇，但礙於國安監視江而不便去。她曾向當地教育機構詢問可否去看看農村，「但都是安排好的，那沒意思了。」2019年之後，阿古再沒去過中國，參與觀察這片土地對她來說越來越難，她開始把目光轉向中國的互聯網，期待從中能再把握中國社會的變化，也關注在國家機器下信息如何被污染和扭曲。

「中國是我的第二個家鄉，我在中國也有很多親人一樣的朋友」，她常提到自己還是學生時認識的、特別照顧她的原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研究員邵愛玲女士，親暱地稱她為自己的「上海媽媽」。「我不是因為不喜歡中國才批判中國的，但限制真的太糟糕了」，「也是因為中國朋友的遭遇，我發現言論自由是重要的，這是做人的基本條件。」

香港問題上，是「和理非」的立場？

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攫取全球目光。現在和「香港人權」綑綁在一起的阿古，卻不敢誇大當年自己對香港的興趣：「我更像一個旁觀者。」

1996年阿古已在香港大學念書，1997年甚至作為日本媒體的撰稿人而經歷了香港的主權移交現場。但她當時在香港的生活圈子，同學基本上都是大陸人，朋友都是日本人，大陸同學都不識粵語，在香港工作、做生意的日本朋友則對九七和香港經濟未來都感到興奮樂觀。

她聽到過香港本土對九七前途問題的擔憂，但沒有深入接觸。現在回想，她覺得很不好意思。「我其實很晚才關注香港，在香港讀書也是一直看中國，語言也沒有學⋯⋯」她對香港印象最深的，只是劏房和貧富差距問題。

耐不住一人出版社「Jig」之邀，阿古在2019年12月直飛香港，跟老朋友、泛民派議員何俊仁等走了幾次現場，也和讀書時認識的幾位香港同學見面，和資深記者及導演江瓊珠一起跟街頭碰上的黑衣年輕人聊天，最後也通過「玉山社」出版了一本中文書《香港：何去何從》。這之後，她不僅參與、組織交流會、運動攝影展，也曾在2021年和香港活動家 William Lee 對談。反中論述吸引日本右翼，某程度給阿古一種把香港、新疆工具化的感覺，她看不慣，比以往多投入了一點論述和倡議。

運動期間，Willam Lee 主要在日本，回港一次就在銅鑼灣現場被捕，他在2020年6月、國安法將要頒布前，在日本國會做記者會時第一次認識阿古智子，「之後我有再搜資料，發現原來阿古老師一直有關注香港的事情，但她是學者多於活動家，所以比較少人知道。」「阿古老師的專長是中國的人權情況，我們當時就是把兩地的情況參照對比給日本人聽。」

對於香港社運的立場，阿古更像2014年時的香港人，比較支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對於「勇武派」，她嘗試去理解，但還未能接受。自稱「自決派（self-detemination）」的 William 認為（編註：2019年前後關於香港前途的政治觀點很多，也有細微分別，自決派和港獨派在關於和國家關係的想像上是不一樣的），「阿古老師一直是學者的出發點，學者立場未必容許她發表太感性的發言，我個人能感受到「和理非」是她所思考的方向，而其實日本的學者、國會議員都比較遵循一國兩制、人權、國際法的方向去討論的。」

對於親身經歷過運動的，甚至從「和理非」立場轉變為能理解、支持「勇武派」的一些香港人來說，這樣的進路或許「過於理想」，「她的出發點未必一定是從香港出發，而是國際人權的角度、日本人的角度，她要爭取和着重的、和我們不同，是非常合理的，有的補位也是我們所不熟悉、不知道要怎麼操作的。大家是取長補短的狀態。而且有日本人對日本人說話，相當重要。」

阿古已經在日本的香港人圈子中有些知名度，「阿古老師一直是配合、自願的姿態，比如請她幫忙在東大借場地、找人幫忙，其實是非常好的合作。」「（立教大學法學部教授、做香港研究的）倉田徹老師會更了解香港的核心問題在哪裏，情報上也會更敏感，阿古老師重心還是在中國。」他解釋阿古雖然未必最熟悉香港問題，但不妨礙她關心香港，此外「不能一味要求別人來了解你。」

4月26日，阿古所在的人權組織「 Human Rights Now！」舉辦一次面向國會的人權法案遊說，建議日本政府立法規管/引導本國企業停止參與疑有強迫勞動因素的工商業生產環節。法案相關的主要是烏克蘭、新疆、緬甸的強迫勞動案例。會議尾聲，並非主講人的她站起來，追答了對被捕香港女生和國安法的憂慮。

當天，日本政府首次回應香港女生被捕事件，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稱，事件損害對一國兩制的信任，中國當局應保障言論及新聞自由，尊重基本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 Athena 和葉錦龍認為，雖然只是表態，但「算是語氣比較強的了，人權外交不是日本政府的首選，政府常講的是友好，而不是『對中』」。

幾天前，阿古還跟記者嫌棄自己上電視的穿搭不顯眼，覺得會減損觀眾對她發言的注意力；來國會這天，一片黑色西裝套裝中，她身着白底藍綠色花紋上衣和淺碧色褲子。港人L對記者表示，「如果沒有阿古，可能在日本就沒有人在說這件事了。」日本政府回應事件後，阿古繼續和人見面、談論、接受採訪，就香港女生被捕一事見縫插針。

中間人的身位，還有效嗎？

中國的女權運動、亞洲的LGBTQ+運動風起雲湧，阿古近年也多了和這些活動者交流。她現在也牽頭LGBTQ的研究項目，邀請中國年輕人來日本看日本的問題和情況，也比照中國社會。但阿古並不會用「女權主義者」來稱呼自己。

在日本的語境中，「女權主義者」意味着激烈地與體制切割，阿古認為，「那些不願意進入夫婦同姓制度的女性才稱得上真的女權主義者。」同姓婚姻深度綑綁家庭、社會福利、社會認可等制度及文化，日本女性若與它們切割，意味着與一整個制度對抗。沒有這樣徹底的行動，阿古認為自己「沒做什麼」，不夠格。

另一方面，她也謹慎地保持着一定距離，「我關注社會弱者，女性也是社會弱者，但我不是專門研究這塊的。」她認為自己在長大的環境中沒有受到特別不公平的待遇，父親會聽她作為長女的意見；對女性的廣泛的處境的關注，也是長大之後才留意的事情。她害怕「大聲說話」「強烈表達」，她印象中的「女權主義者」會習慣這樣的表達，因此也塑造了她的距離感。

或許是她身為中間人的位置，她既欽嘆中國女權主義者的思考和行動力、組織力，學習她們的想法和語言，同時也能理解她在東大的男性學生私下表示難以消化「男性是父權的受益者」這樣的表述：「這是一個事實，但他沒有受過相關的教育，他也是一個覺得自己並沒有太大受益的個體，所以不明白，他不是惡意的。」她堅持，表達觀點也要照顧其他人的感受，「表達憤怒是應該的，但每個人的站位不一樣。」她習慣背景化、脈絡化地「理解」一個人，多於觀點的激烈碰撞。

「我對中國政府也是這樣的，我不想用太強硬的語言批判中國政府，有的時候我真的很恨中國政府，因為我的朋友都被抓了。但這不代表中國所有人，不代表中國所有共產黨員⋯⋯」她不喜歡暴力，即便可以理解結構性不平等，她還是不容易接受用暴力抗衡的理由。

在世界極化、各地撕裂的近幾年，這樣在各種問題上保持「觀察的」、努力平衡的站位，未必很討好。會有觀點認為，能保持這樣的站位是一種幸運。這種張力阿古也能感受到，「有人問我的立場到底在哪裏，在日本，左右的人都曾經批判我」，她指的是曾有日本網民批評她「既在《朝日新聞》寫文章，又在《產經新聞》寫文章，到底是什麼站位？」「不過現在中國問題太嚴重了，左右都反中，這種批評才沒有了⋯⋯」

這種張力也不僅體現在她個人身上。阿古的朋友圈遍佈中港台日，政治光譜可見會相當廣泛。即便是在傾向自由主義的大陣營裏，在中國，有上一代自由派和年輕一代自由派之間的分裂（尤其在女權主義的觀點上）；在香港，有老一輩泛民陣營和本土派、自決派、抗爭派的路線區別；在台灣，有台派、獨派和左翼的不同⋯⋯阿古的香港學生區諾軒在國安大案「47人案」中從被控者轉做污點證人，台灣朋友龍應台近年言論屢屢引起爭議⋯⋯阿古的朋友圈中，交鋒是難免的。

阿古的各地朋友近年也因各種理由受到限制或被捕，清華大學社會學退休教授郭於華因批判中共而被封鎖、個人着作被清華圖書館下架；香港朋友何俊仁、區諾軒因國安法入獄、或不得不在公眾領域消聲匿跡；台灣八旗出版社總編富察在返回大陸銷戶時被捕；而阿古在學界、商業領域的日本朋友，也在幾年間先後被中國以「間諜」罪名拘留⋯⋯採訪期間，中國升級《反間諜法》，遭外界擔憂將進一步擴大罪名範圍和被捕風險。

她像在一個十字路口，身邊本來是一群站成一團的人，現在正因各國的環境或自身的路線變化而開始四散八方，或走到了某一種立場上，或身處某種險境。有的朋友走遠了，她還會站在原地嗎？「這也是一個正常的過程吧，人是可以互相理解的，你也可以先靠近一下，如果不能走近，只好在這裏等一下，不關門，對方靠近的時候就還是可以對話。」也有朋友遠到已經無法對話，「以前認識的中國、香港人，都有在反修例運動時支持警察的；也有曾一起在中國農村做田野調查的學者朋友變成了毛派，有點害怕了，不知道要怎麼交流好⋯⋯人跟人之間可能還是平視比較好，什麼是正確、什麼是客觀⋯⋯人總是看不到後腦勺的。」阿古有種對自己的站位的堅定，但是不是一直不會變？「我是比較頑固的。但也不好說，世界變得太複雜了。」

儘管沒有遭遇到明確的限制，2019年之後，阿古沒有再去中國；她現在也不是很敢再回香港，她給中國學生上課，班裏有同學悄悄跟她說，要小心某某同學，可能是個「粉紅」，這讓她開始看見，分裂已在更近身處發生。對人還有天然的信任感嗎？她先肯定地點了點頭，然後有些猶豫：「朋友的朋友還是可以信任的」。過幾天，在呼嘯而過的JR邊，她問記者，「有朋友說看一個人對孩子怎麼樣，就知道是不是好人。你覺得呢？」

身為女性，自己的空間

那件寫着「女權主義者長這樣」的白色T-shirt，阿古在和女權有關的場合都有穿。雖然她認為自己成長中沒有感受過太多性別上的壓力，但一兩年來因為和丈夫在兒子教育觀念上的分歧而吵架，「開始有感覺了」。

「舊房子裏我沒有自己的房間，現在有了自己的房間。」新房子的設計和裝修過程，丈夫沒有主動參與很多，都是她在主責，「我很喜歡自己做飯自己吃飯，最重要的空間是廚房。」

阿古也是學者，難道沒有自己的工作、學習需要嗎？「新房子裏我有設計大書架」，她指着一面從一樓直上三樓的書牆，「而且我在東大也有自己的辦公室」，她指大學老師的福利應該好好利用起來，「如果我沒有自己的辦公室，可能需要自己的房間。」問及丈夫也有自己在大學的空間，她下意識先回答：「對呀，但是⋯⋯」又突然意識到什麼，「對，所以說還是不平等！」。

回到廚房，她又想起一個話頭，「如果我先生佔領了這裏，我是不能接受的。」像她理解別人一樣，她指先生「有時不客觀看自己，批判我，但不是惡意的」，一如她討論公共問題，指要尊重先生表達感受和觀點，「但他也要妥協呀！」，「有時他還來佔領廚房，我就說這裏是我的，你不要來。」

廚房可以坐下十個人，是大家可以聚會的地方，客人來家裏，她總是以「給兒子做飯做習慣了」為由，主動填飽客人的肚子。Human Rights Now！的同事來家裏開會，在公務上奔波了一天的她，傍晚沒有從流理台上離開過，一邊說話，一邊給八個人忙不歇地做上餃子、炸肉、甜點、水果。和阿古呆在廚房一段時間，就會發現她自覺負擔起照顧者角色。在旁人眼中，阿古身上體現出，一位日本女性無論地位多高，都不得不跟從社會對女性「斟茶遞水」的要求。Athena和葉錦龍笑言，「她喜歡照顧人，很多時候我們去聚會都要搶着幫她斟茶⋯⋯也要搶着幫忙做家務，不然就會被她做完了。」

在認識阿古的中國女權主義者X眼中，阿古儘管不自稱女權主義者，但她厲害的地方在於，如她對言論自由的期待，她希望不同的觀點都能存在，而且一直在接觸、學習和消化新的觀點。「和我這樣的職業女性結婚，城山可能非常努力，也很難改變，要稍微等一下。我不斷地等的。」談及婚姻，阿古覺得自己沒有放棄自我主張，「也想過離婚，但他一個人不行的，我就再等他一下。」她大笑着連珠炮似地講，「婚姻需要互相理解，但以後就不好說了！」

阿古很愛孩子，喜歡和晚輩交流，堅信年輕人應該有好的教育。超過八十歲的日本女性建築師富田玲子根據她的「開放性」理念設計房子，才有了房子中空的設計，疊疊人聲可以迴盪在多個角落。房子的大門也別出心裁，是模仿社區裏建於1915年的豐多摩監獄的「監獄之門」，戰時，這座監獄關過日本許多左翼思想家，因為面臨搬遷而引發社區內的保育運動，阿古是其中一個重要的保育倡議者。

如今，中國原本的田野消失，她除了把目光放到互聯網，也轉向台灣，剛開始在花蓮開展原住民記憶史的研究，「日本統治台灣時的七腳川事件，我也在學習」，她認為台灣的轉型正義可與日本兩相映照。香港學者、「佔領中環」人物之一陳健民也參加的台灣講座交流會，阿古被邀請去講中國和香港的人權問題，她自覺「題目很大」，有些苦惱，她始終覺得自己是在吸收和學習，「只是一個普通人。」

「外界給你很多身分，學者、人權活動家、社區運動家、教育家、女性教授、媽媽⋯⋯對你來說最重要的是什麼？」

「是人啊。」她略向後仰，笑着，給出一個問題裏沒有提到的答案。

「我確實有很多身分，但基本的是人。中國和香港已經失去很多了。在民主國家，發聲是基本的，要民主主義發展起來，一定要發聲和行動。」

她把每一天過成72小時，反覆強調一個理念：「我還是相信言論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