異鄉人：告別對「鄉」的執念，與現實交手

畢業將至，過去數月我最常聽到的問題是：你要留在美國，還是回中國？

這個問題好像一個旋轉不停的陀螺，在我腦海中不知疲倦地打轉。時不時的，我和身邊的人都會給它抽上一鞭。中國解除疫情封控後的第一年，流動的自由似乎已經成為人們熱衷談起的珍稀品。許多國內朋友們都開始備考雅思、託福，一時間我感到自己好像置身人人嚮往的目的地。思索着是否回國的我，也自然成了一個古怪的人。

或許因為未在國內度過防疫最荒誕的一年，沒有切身體會過隨時可能失去自由的恐懼，在面臨留下還是回國的人生關口時，我對在此地的失去更為敏感。在美國讀研的兩年，我意識到某些自由的遠去。陪伴家人的自由、選擇職業的自由、中文表達的自由、安全行走的自由、免於歧視的自由……有的自由看起來一點也不偉大，庸俗得很，可是我知道它們對我很重要。

朋友對我說，選擇是關乎排序的遊戲——在衆多自由之中，我不能什麼都要。隨着地理位置移動的，還有我內心的價值排序。四海漂流讓我審視內心，也重新認識我向往的自由。

異鄉人集散地

我的應對辦法，是放下家與鄉的執念，不期待消除分別。何苦以異土為鄉？畢竟越想要留下，越想要融入，就越會感到「異鄉」和「漂泊」。

在美國，我懷疑人們是否認為歸屬感或國家認同是一個非理清楚不可的事，因為這裏太多人有或多或少的「異鄉成分」。不過，有些人總會因為語言或外表的原因被辨認、被指認。這些經歷對他們的影響遠比我想象中深刻。

我和安娜相識在一堂課上。在一次小組討論的中途，大家議論正酣，她打斷了聲浪，鼓勵站在邊邊的我說話。「你怎麼看呢？」大家停下討論，把頭撇向我這邊。我拋出了我的看法，同學們點頭認同，採納了我的意見。

安娜的舉動讓我驚訝。討論時間緊湊，加上大家擠在一塊不規則的角落裏，有人插不上話也不奇怪。可是安娜看見了我，她看見了每一個人。

討論結束之後我去和安娜說謝謝，她說她知道很多亞洲學生總是表現謙遜，不習慣插話，但是他們的聲音應該被聽見。

那個時候，我根本想像不到她是一個「異鄉人」。她生着白人的樣貌，說着一口清晰地道的英語。她是個教育家，她創辦了一所專為少數族裔女性而設的學校，她寫書，把她從世界各地採訪得來的女性成長故事一點點記錄下來。現在她被很多人稱作「女性領袖」。

直到我們相約在學校外的小酒館。我問她，為什麼會想到做教育呢。她告訴我，這些想法都開始於她的童年。「我的父母從意大利來美國時幾乎不會說英語，所以我要當弟弟妹妹的家長，代替他們在學校跟老師溝通。可是我常常因為太緊張而結結巴巴，甚至說不出話來。老師以為我說話的能力有什麼問題。」她說這些的時候，是笑着的，眼裏閃着光的。她的心裏有一股很充沛的正義感，我感受到她深深同情那個小小的、在學校裏無所適從的自己。

我沒有問過她的是：假如在故事的開頭，能由自己而不是父母選擇的話，她會選擇成長在美國嗎？

另一個朋友喬，也向我講述過他童年的秘密。除了瞳孔的一點深色，喬的外表沒有一點像中國人，但他有個中國母親。小時候，母親每天會為他準備帶去學校的午飯便當。我認識喬的時候，他已經快要大學畢業，可是他依然很清晰地記得一個十餘年前的細節：不願意在學校拿出媽媽做的中餐便當。

「這太奇怪了，看着奇怪，聞着也奇怪。」喬重複兒時夥伴的話，笑了笑，有點無可奈何，但又表示理解。

我是在一個交換項目上認識喬的。那個項目把中國和美國學生混在一塊兒，讓他們互相為對方組織本土文化活動。喬是美國學生的代表之一。在閉幕的演講上，他講述了自己參與這個交換項目的原因：在博物館裏偶然瞧見中國文物的他，訝異於這個文明的宏大故事。更重要的是，他對自己的身份的困惑，一直藏在那個小小的飯盒裏。讓他想要理解中國，也理解自己多一點。

聽到安娜和喬的故事，我感到這種異鄉的記憶離我似遠又近。遠是因為，我未曾把美國當做異鄉——說是「異國」當然貼切，但用上「鄉」字就言過其實。對我而言，鄉的概念意味着一種歸屬的願望。可是離家多年四處飄蕩，這個願望已慢慢褪色，不再像最初那樣吸引着我。

近是因為，曾經我也有想要把一個地方稱作「第二故鄉」的衝動，而這種衝動曾給我帶來強烈的「異鄉感」。

記得在香港讀大學的最後一年，我曾經面試一個獎學金，這個獎學金意在表彰每年學校最出色的畢業生。彼時因為疫情，學校不再線下運作，我在大陸的家裏做線上面試。屏幕上出現三位教授。

第一位教授說，他希望我了解，這個獎項還從未頒給過大陸學生。

「前兩年頒給內地生過，」另一位教授糾正他，隨後問：「你說你要去美國留學，然後回到亞洲教書……我們怎麼能指望你回香港，而不是回到你在內地的家鄉呢？」

這問題讓我一驚。這個獎項只說考慮學生的學識和品行，因此我沒有預料會遇上這樣的提問。不過，獎項評選適逢中港關係的緊張時分，評委將候選人的身份考慮進來，也情有可原。

我無法回答他的問題。我無法回答的原因，又恰好是因為這樣的提問存在——無論我多麼試圖辯稱自己對香港的認同，或是羅列四年裏為社區做的事，都不會改變我的「異鄉人」身份。

把一個地方當作「家」，卻要被反覆提醒自己的格格不入，這是異鄉人的窘境。因為，所謂歸屬感，始終有一部分需依賴「本地人」的接受。這種關係是多麼脆弱。

我的應對辦法，是放下家與鄉的執念，不期待消除分別。何苦以異土為鄉？畢竟越想要留下，越想要融入，就越會感到「異鄉」和「漂泊」；越是不在乎所謂身份、鄉土，越是得以四海為家。

抽走了歸屬感的執念，留下的影響我地域選擇的因素變得更現實：文化多元性、生活方式、工作、照顧家人的機會等等。馬路上遇到朝我喊着種族歧視話語的流浪漢，我也能大步流星地走過去。

這樣的生活，比起一個「本地人」所經歷的，會有什麼不同呢？這種不同，重要嗎？

也許在某一天會變得重要。薇安在美國常春藤大學讀了本科和博士，今年是她在美國的第七年。她沒想過回中國，但她也沒想好未來落腳在哪。她說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不要生在美國，因為在她目光所及之處，亞裔美國人無法避免地在成長過程中受到偏見。「所有亞裔同學們都走過這條路。」

流動的自由，留下的自由

未過身份這一道牆，到不了比拼實力的那一關。

阿藍在去年年末很蕭條的就業市場找到了一份工作。對互聯網感興趣的她，誤打誤撞進了自己並不熟悉的醫藥行業。朋友知曉一個崗位空缺，於是很快幫阿藍聯繫招聘人員，事情馬上就定下來了。在經濟低迷的時候，這樣的情節再常見不過：把命運交給一個素不相識的公司，看看會發生什麼。

留學生沒有不工作的自由。畢業以後，如果在限期內沒有能找到工作，又或者失業期滿，就要離開美國。

阿藍很慶幸她能找到這份工作：能支撐自己的日常花銷，也有足夠的下班時間用來見見朋友、探探小店。她看上去很滿足。她買了一台遊戲機，週末請中國同事到家裏，跟着遊戲裏的角色跳一會兒舞。

我以為她很滿意現在的一切。直到有一次她告訴我，這家公司還是「有些問題的」「各種各樣的問題」。不過，她並不因此焦慮，而是很平靜地、認真地對我說，「選擇最重要的就是不後悔」。

阿藍已經比很多人幸運。學stem科目的她可以在美國工作三年，每年抽一次簽，決定自己三年後的去留。許多非stem科目的人文社科留學生只有抽一次簽的機會，中簽率不到五分之一，也就是說，他們大概率只能在美國工作一年，這讓他們在找工作時面臨更大的挑戰。有幾家公司願意或有條件僱用一個只能短暫停留的外國員工？

我屬於只能抽一次簽的這類學生。畢業前的半年，我投出近百封簡歷，他們大部分都沒有帶來回聲。我向校友求助，得到的都是今年公司裁員、行業縮水的訊息。假如非要留下來，也不是絕無辦法：我可以找中資公司的機會，或是在非營利組織、高校謀一份短期的工作。但是，「我想做的」要放在很後邊；作為一個外國人，我要想的是「如何留下來」。

如果僥倖留了下來，我是否就能一步步接近理想的職業生涯了呢？事實是，一年以後，我很可能再次面對去向何處的選擇。如果未抽到簽，那麼我要開始打包行李；如果抽得到簽，我也不能隨意換工作，我要在資助我工作簽證的地方持續工作下去。當然，不乏一些諸如在社區大學上學，以換取工作資格的做法。可是，這過程裏麻煩和障礙重重，如果不是打定主意要留在美國，難免有懷疑自我的時刻。

這樣的困難，和在國內找工作的困難不同。在國內，我的教育和實習背景至少可以給我帶來面試的機會。即便落選了，也知道自己還能往哪裏使勁。在美國，外國人的身份卻是一個抹不掉的阻礙。未過身份這一道牆，到不了比拼實力的那一關。

身邊暫時留下來的朋友們也在規劃下一站。每年抽簽結果公布的春季，剛剛留下的學生們都惴惴不安。抽不到簽的朋友中，有的去荷蘭，有的去加拿大，有的去英國，有的回到中國。大家都好像尚且擁有流動的自由，但難得留下的自由。

也有留下來安然度日的。張彌在硅谷做工程師，他找到了他喜歡的生活方式。週末去打桌遊、爬山，和幾位中國朋友組讀書會。他一直勸我留在美國，直到發現我心不定，勸不動。他嘆口氣說，你還是要想明白自己想要什麼樣的生活。

我沒想好。是放下所謂職業理想，先在海外紮下根來，踏踏實實掙錢，還是回國把掙錢先放在一邊，先肆無忌憚地試試自己感興趣的東西。

後者好像總還是吸引我。我自知不能狠心地放下對各種各樣的生涯的探索，像他一樣，痛快地「文科生轉碼」，走上成為中產的軌道，慢慢接近一種平靜的生活。我沒他想得明白。在混亂之中，我能聽見內心生出的低語：我還想再想一想、再等一等……人呐，有沒有不依賴國境的自由？

不依賴國境的自由

過去兩年的疫病和戰火告訴我，有些自由就是有國境的。

在舊金山機場通往市區的出租車上，越南裔的司機大哥問我，「你是中國來的嗎？」

我回答是。

「你應該留下來。」他握着方向盤，看了下後視鏡裏的我。雨霧濛濛裏，舊金山的路很靜，海岸線時而從建築物的縫隙中浮現。

「疫情的時候，我這樣的出租車司機排着隊去領食物和錢。可是我的越南親朋，好多人病了、死了，沒人幫助他們。也許你現在會孤單，會不習慣，可是時間長了，你就知道這裏的好。」

在他接觸的資訊裏，中國和越南是類似的。所以他很自然地建議我，遠離自己的來處。

我們的處境不同，但我卻很能理解他。我想起家人、朋友因為疫情被困在家的時間，想起自己漫長的擔憂和苦悶。

一個樂天派的朋友曾對我說，「人不會因為環境而更自由，或是更不自由。」彼時我很能聽進他這句話，認為它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心自由了，在哪兒都能自由！然而，過去兩年的疫病和戰火告訴我，有些自由就是有國境的。

只是，對於像司機大哥這樣的移民來說，美國的溫飽是明確的；對於我來說，事情卻好像有些複雜。在美國，難說我能不能從事嚮往的工作，而遠離家人是確鑿的；回到中國，固然面對束縛，但或許僥倖安然無恙，甚至能對環境做一點微小的改變。

媽媽說她最近時而會頭暈，一下子看不清東西。她坐不得長途飛機，可也還是認認真真思索了好久，才決定不來美國參加我的畢業典禮。時間在我身上的痕跡微不足道，可是媽媽的樣子變得很快。

在美國，情緒偶爾繃不住的時候，我能想到的還是她。有時我遇到了困難，她實在擔心我，會走到單位的角落裏去偷偷和我打視頻電話；能理解的，不能理解的，她都會聽我說完；我提到的視頻和文章，她也去找來看；我在網上發的東西，她看很多很多遍，直到記得比我更清楚。

如果說故鄉的所有東西我都能割捨，只有家人是帶不走的。

眼看畢業的日期臨近，我的心裏仍然有兩股力量在拉扯。一個說留在美國吧，這裏有說話和閱讀的自由；一個說回到中國吧，那裏有你需要的家人、工作和毋須爭取的身份。我知道此番回國以後，再離開並不容易。只能說，對於此時的我而言，在美國，捨棄的好像比獲得的更容易衡量。

尾聲

4月，在城市公園散步。綠茵上讀書的人和小狗互相依偎。風吹過楊柳，水面如流星閃爍。眼前的畫面好像夢境一樣。不知道為什麼，當我在這異國城市見到特別美好的事物，常常覺得快樂中有點感傷，好像我在擁有時就預備失去。這種未來的不可知，也讓我時時提醒自己體會當下。

在故鄉成長的記憶是線性的，漂流在外的回憶卻好像是一個個瞬間。

從大陸到香港，從香港到美國，對我而言，「異鄉」的含義是逐漸具體起來的。如今它已經不再強烈地牽扯到歸屬感，而是事關一些更為具體的人和事。或許我選擇地點的理由越來越不浪漫了，最後傾向於枯燥的務實。但我知道，變得具體是與規則交手的第一步。

過去我以為自由放諸四海皆準，現在我知道自由事關人們內心的價值排序。有些人覺得出國算勇敢，有些人則覺得回國更需要勇氣。要我說，全心全意地在當下的縫隙中生長，就是一棵小草的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