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告别对「乡」的执念，与现实交手

毕业将至，过去数月我最常听到的问题是：你要留在美国，还是回中国？

这个问题好像一个旋转不停的陀螺，在我脑海中不知疲倦地打转。时不时的，我和身边的人都会给它抽上一鞭。中国解除疫情封控后的第一年，流动的自由似乎已经成为人们热衷谈起的珍稀品。许多国内朋友们都开始备考雅思、托福，一时间我感到自己好像置身人人向往的目的地。思索着是否回国的我，也自然成了一个古怪的人。

或许因为未在国内度过防疫最荒诞的一年，没有切身体会过随时可能失去自由的恐惧，在面临留下还是回国的人生关口时，我对在此地的失去更为敏感。在美国读研的两年，我意识到某些自由的远去。陪伴家人的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中文表达的自由、安全行走的自由、免于歧视的自由……有的自由看起来一点也不伟大，庸俗得很，可是我知道它们对我很重要。

朋友对我说，选择是关乎排序的游戏——在众多自由之中，我不能什么都要。随着地理位置移动的，还有我内心的价值排序。四海漂流让我审视内心，也重新认识我向往的自由。

异乡人集散地

我的应对办法，是放下家与乡的执念，不期待消除分别。何苦以异土为乡？毕竟越想要留下，越想要融入，就越会感到“异乡”和“漂泊”。

在美国，我怀疑人们是否认为归属感或国家认同是一个非理清楚不可的事，因为这里太多人有或多或少的“异乡成分”。不过，有些人总会因为语言或外表的原因被辨认、被指认。这些经历对他们的影响远比我想象中深刻。

我和安娜相识在一堂课上。在一次小组讨论的中途，大家议论正酣，她打断了声浪，鼓励站在边边的我说话。“你怎么看呢？”大家停下讨论，把头撇向我这边。我抛出了我的看法，同学们点头认同，采纳了我的意见。

安娜的举动让我惊讶。讨论时间紧凑，加上大家挤在一块不规则的角落里，有人插不上话也不奇怪。可是安娜看见了我，她看见了每一个人。

讨论结束之后我去和安娜说谢谢，她说她知道很多亚洲学生总是表现谦逊，不习惯插话，但是他们的声音应该被听见。

那个时候，我根本想象不到她是一个“异乡人”。她生着白人的样貌，说着一口清晰地道的英语。她是个教育家，她创办了一所专为少数族裔女性而设的学校，她写书，把她从世界各地采访得来的女性成长故事一点点记录下来。现在她被很多人称作“女性领袖”。

直到我们相约在学校外的小酒馆。我问她，为什么会想到做教育呢。她告诉我，这些想法都开始于她的童年。“我的父母从意大利来美国时几乎不会说英语，所以我要当弟弟妹妹的家长，代替他们在学校跟老师沟通。可是我常常因为太紧张而结结巴巴，甚至说不出话来。老师以为我说话的能力有什么问题。”她说这些的时候，是笑着的，眼里闪着光的。她的心里有一股很充沛的正义感，我感受到她深深同情那个小小的、在学校里无所适从的自己。

我没有问过她的是：假如在故事的开头，能由自己而不是父母选择的话，她会选择成长在美国吗？

另一个朋友乔，也向我讲述过他童年的秘密。除了瞳孔的一点深色，乔的外表没有一点像中国人，但他有个中国母亲。小时候，母亲每天会为他准备带去学校的午饭便当。我认识乔的时候，他已经快要大学毕业，可是他依然很清晰地记得一个十余年前的细节：不愿意在学校拿出妈妈做的中餐便当。

“这太奇怪了，看着奇怪，闻着也奇怪。”乔重复儿时伙伴的话，笑了笑，有点无可奈何，但又表示理解。

我是在一个交换项目上认识乔的。那个项目把中国和美国学生混在一块儿，让他们互相为对方组织本土文化活动。乔是美国学生的代表之一。在闭幕的演讲上，他讲述了自己参与这个交换项目的原因：在博物馆里偶然瞧见中国文物的他，讶异于这个文明的宏大故事。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身份的困惑，一直藏在那个小小的饭盒里。让他想要理解中国，也理解自己多一点。

听到安娜和乔的故事，我感到这种异乡的记忆离我似远又近。远是因为，我未曾把美国当做异乡——说是“异国”当然贴切，但用上“乡”字就言过其实。对我而言，乡的概念意味着一种归属的愿望。可是离家多年四处飘荡，这个愿望已慢慢褪色，不再像最初那样吸引着我。

近是因为，曾经我也有想要把一个地方称作“第二故乡”的冲动，而这种冲动曾给我带来强烈的“异乡感”。

记得在香港读大学的最后一年，我曾经面试一个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意在表彰每年学校最出色的毕业生。彼时因为疫情，学校不再线下运作，我在大陆的家里做线上面试。屏幕上出现三位教授。

第一位教授说，他希望我了解，这个奖项还从未颁给过大陆学生。

“前两年颁给内地生过”，另一位教授纠正他，随后问：“你说你要去美国留学，然后回到亚洲教书……我们怎么能指望你回香港，而不是回到你在内地的家乡呢？”

这问题让我一惊。这个奖项只说考虑学生的学识和品行，因此我没有预料会遇上这样的提问。不过，奖项评选适逢中港关系的紧张时分，评委将候选人的身份考虑进来，也情有可原。

我无法回答他的问题。我无法回答的原因，又恰好是因为这样的提问存在——无论我多么试图辩称自己对香港的认同，或是罗列四年里为社区做的事，都不会改变我的“异乡人”身份。

把一个地方当作“家”，却要被反复提醒自己的格格不入，这是异乡人的窘境。因为，所谓归属感，始终有一部分需依赖“本地人”的接受。这种关系是多么脆弱。

我的应对办法，是放下家与乡的执念，不期待消除分别。何苦以异土为乡？毕竟越想要留下，越想要融入，就越会感到“异乡”和“漂泊”；越是不在乎所谓身份、乡土，越是得以四海为家。

抽走了归属感的执念，留下的影响我地域选择的因素变得更现实：文化多元性、生活方式、工作、照顾家人的机会等等。马路上遇到朝我喊着种族歧视话语的流浪汉，我也能大步流星地走过去。

这样的生活，比起一个“本地人”所经历的，会有什么不同呢？这种不同，重要吗？

也许在某一天会变得重要。薇安在美国常春藤大学读了本科和博士，今年是她在美国的第七年。她没想过回中国，但她也没想好未来落脚在哪。她说希望自己的孩子可以不要生在美国，因为在她目光所及之处，亚裔美国人无法避免地在成长过程中受到偏见。“所有亚裔同学们都走过这条路。”

流动的自由，留下的自由

未过身份这一道墙，到不了比拼实力的那一关。

阿蓝在去年年末很萧条的就业市场找到了一份工作。对互联网感兴趣的她，误打误撞进了自己并不熟悉的医药行业。朋友知晓一个岗位空缺，于是很快帮阿蓝联系招聘人员，事情马上就定下来了。在经济低迷的时候，这样的情节再常见不过：把命运交给一个素不相识的公司，看看会发生什么。

留学生没有不工作的自由。毕业以后，如果在限期内没有能找到工作，又或者失业期满，就要离开美国。

阿蓝很庆幸她能找到这份工作：能支撑自己的日常花销，也有足够的下班时间用来见见朋友、探探小店。她看上去很满足。她买了一台游戏机，周末请中国同事到家里，跟着游戏里的角色跳一会儿舞。

我以为她很满意现在的一切。直到有一次她告诉我，这家公司还是“有些问题的”，“各种各样的问题”。不过，她并不因此焦虑，而是很平静地、认真地对我说，“选择最重要的就是不后悔”。

阿蓝已经比很多人幸运。学stem科目的她可以在美国工作三年，每年抽一次签，决定自己三年后的去留。许多非stem科目的人文社科留学生只有抽一次签的机会，中签率不到五分之一，也就是说，他们大概率只能在美国工作一年，这让他们在找工作时面临更大的挑战。有几家公司愿意或有条件雇用一个只能短暂停留的外国员工？

我属于只能抽一次签的这类学生。毕业前的半年，我投出近百封简历，他们大部分都没有带来回声。我向校友求助，得到的都是今年公司裁员、行业缩水的讯息。假如非要留下来，也不是绝无办法：我可以找中资公司的机会，或是在非营利组织、高校谋一份短期的工作。但是，“我想做的”要放在很后边；作为一个外国人，我要想的是“如何留下来”。

如果侥幸留了下来，我是否就能一步步接近理想的职业生涯了呢？事实是，一年以后，我很可能再次面对去向何处的选择。如果未抽到签，那么我要开始打包行李；如果抽得到签，我也不能随意换工作，我要在资助我工作签证的地方持续工作下去。当然，不乏一些诸如在社区大学上学，以换取工作资格的做法。可是，这过程里麻烦和障碍重重，如果不是打定主意要留在美国，难免有怀疑自我的时刻。

这样的困难，和在国内找工作的困难不同。在国内，我的教育和实习背景至少可以给我带来面试的机会。即便落选了，也知道自己还能往哪里使劲。在美国，外国人的身份却是一个抹不掉的阻碍。未过身份这一道墙，到不了比拼实力的那一关。

身边暂时留下来的朋友们也在规划下一站。每年抽签结果公布的春季，刚刚留下的学生们都惴惴不安。抽不到签的朋友中，有的去荷兰，有的去加拿大，有的去英国，有的回到中国。大家都好像尚且拥有流动的自由，但难得留下的自由。

也有留下来安然度日的。张弥在硅谷做工程师，他找到了他喜欢的生活方式。周末去打桌游、爬山，和几位中国朋友组读书会。他一直劝我留在美国，直到发现我心不定，劝不动。他叹口气说，你还是要想明白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生活。

我没想好。是放下所谓职业理想，先在海外扎下根来，踏踏实实挣钱，还是回国把挣钱先放在一边，先肆无忌惮地试试自己感兴趣的东西。

后者好像总还是吸引我。我自知不能狠心地放下对各种各样的生涯的探索，像他一样，痛快地“文科生转码”，走上成为中产的轨道，慢慢接近一种平静的生活。我没他想得明白。在混乱之中，我能听见内心生出的低语：我还想再想一想、再等一等……人呐，有没有不依赖国境的自由？

不依赖国境的自由

过去两年的疫病和战火告诉我，有些自由就是有国境的。

在旧金山机场通往市区的出租车上，越南裔的司机大哥问我，“你是中国来的吗？”

我回答是。

“你应该留下来。”他握着方向盘，看了下后视镜里的我。雨雾蒙蒙里，旧金山的路很静，海岸线时而从建筑物的缝隙中浮现。

“疫情的时候，我这样的出租车司机排着队去领食物和钱。可是我的越南亲朋，好多人病了、死了，没人帮助他们。也许你现在会孤单，会不习惯，可是时间长了，你就知道这里的好。”

在他接触的资讯里，中国和越南是类似的。所以他很自然地建议我，远离自己的来处。

我们的处境不同，但我却很能理解他。我想起家人、朋友因为疫情被困在家的时间，想起自己漫长的担忧和苦闷。

一个乐天派的朋友曾对我说，“人不会因为环境而更自由，或是更不自由。”彼时我很能听进他这句话，认为它强调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心自由了，在哪儿都能自由！然而，过去两年的疫病和战火告诉我，有些自由就是有国境的。

只是，对于像司机大哥这样的移民来说，美国的温饱是明确的；对于我来说，事情却好像有些复杂。在美国，难说我能不能从事向往的工作，而远离家人是确凿的；回到中国，固然面对束缚，但或许侥幸安然无恙，甚至能对环境做一点微小的改变。

妈妈说她最近时而会头晕，一下子看不清东西。她坐不得长途飞机，可也还是认认真真思索了好久，才决定不来美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时间在我身上的痕迹微不足道，可是妈妈的样子变得很快。

在美国，情绪偶尔绷不住的时候，我能想到的还是她。有时我遇到了困难，她实在担心我，会走到单位的角落里去偷偷和我打视频电话；能理解的，不能理解的，她都会听我说完；我提到的视频和文章，她也去找来看；我在网上发的东西，她看很多很多遍，直到记得比我更清楚。

如果说故乡的所有东西我都能割舍，只有家人是带不走的。

眼看毕业的日期临近，我的心里仍然有两股力量在拉扯。一个说留在美国吧，这里有说话和阅读的自由；一个说回到中国吧，那里有你需要的家人、工作和毋须争取的身份。我知道此番回国以后，再离开并不容易。只能说，对于此时的我而言，在美国，舍弃的好像比获得的更容易衡量。

尾声

4月，在城市公园散步。绿茵上读书的人和小狗互相依偎。风吹过杨柳，水面如流星闪烁。眼前的画面好像梦境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当我在这异国城市见到特别美好的事物，常常觉得快乐中有点感伤，好像我在拥有时就预备失去。这种未来的不可知，也让我时时提醒自己体会当下。

在故乡成长的记忆是线性的，漂流在外的回忆却好像是一个个瞬间。

从大陆到香港，从香港到美国，对我而言，“异乡”的含义是逐渐具体起来的。如今它已经不再强烈地牵扯到归属感，而是事关一些更为具体的人和事。或许我选择地点的理由越来越不浪漫了，最后倾向于枯燥的务实。但我知道，变得具体是与规则交手的第一步。

过去我以为自由放诸四海皆准，现在我知道自由事关人们内心的价值排序。有些人觉得出国算勇敢，有些人则觉得回国更需要勇气。要我说，全心全意地在当下的缝隙中生长，就是一棵小草的勇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