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萬安的第一個二二八（下）：「蔣市長」道歉後，蔣家如何與台灣和解共生？

「身為台北市長，我深深為76年前發生在台北市大稻埕天馬茶房附近的緝菸事件，進而導致全台二二八事件的歷史傷痛，致上誠摯的歉意。」

去年投入台北市長選舉並勝選的蔣萬安，因承襲蔣家紅利，及其政治生涯的選擇，終得直面二二八這道關卡。如他自己所言，這是他人生「一次對於台灣現代史的近身洗禮」，也是他作為台北市長必須再三理解、面對的責任。

然而，在二二八之前，不論外界如何質疑與反對，蔣萬安僅是以「用心傾聽、坦然面對」作為回應。而這對某些二二八家屬來說，並不能算是「面對」，因此進而積極製造輿論，提出抗議與訴求。

因不願與「屠夫的後代」同台，過去幾年與台北市政府合辦二二八紀念活動的台灣國家聯盟，選擇在自由廣場另闢場子，以與蔣萬安主持的儀式分頭抗禮。他們在這場以「記取教訓，告慰亡靈」為題的活動中，指著中正紀念堂裡的蔣介石銅像，稱他是曾對台灣人民行使威權統治與國家暴力的加害者，並向其後代提出具體建議：要經過真相、究責、認錯、道歉，「如此才能夠走到和解。」

認錯、道歉，顯然是反對者共同的訴求。但不論二二八受難家屬、民間團體或抗議學生都強調，重點並不在蔣萬安個人，而是蔣萬安的政治繼承。

「要與蔣萬安同台，可能他要先道歉。」台灣國家聯盟副召集人魏瑞明解釋不與台北市政府合辦活動的原因，且表述受難家屬的立場後，輕聲補了一句：「但道歉也不是容易的事。」

但對與蔣萬安同黨籍的前總統馬英九而言，道歉或許並不難。在出席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儀式前一刻，馬英九是如此回應媒體的詢問：「我道歉三十多次，至於還需不需要繼續道歉，可以由蔣萬安自己決定。」

李登輝不只以「台北市老市長」身份道歉

顯然蔣萬安對這堂台灣現代史課程，並未真正消化理解，更未看清楚李登輝這位政治前輩在「道歉」之前，有多少具體作為。

蔣萬安終究是「說」了一個道歉的動作。

但他也在講稿中清楚展現這聲「歉意」是依循前台北市長李登輝與馬英九的軌跡──即使前者是以國家元首、後者則以國民黨主席的身份，表述政府的錯誤。李登輝因承擔政府的過錯而道歉，而馬英九則表示體會到家屬的心境，「對事件痛定思痛，認錯改變。」

即使這兩位蔣萬安的政治前輩對二二八的反省態度，與他們的地方首長職務沒有關係，蔣萬安仍答非所問地，以「台北市長」作為這道歷史難題的解法：因為擔負台北市長之職，才必須直面二二八，而既然「前台北市長」有道歉，蔣萬安也可以「為發生在台北市內的不幸事件道歉」。

為了化解本土派給予的壓力，蔣萬安甚至抬出台派精神領袖李登輝，將「我們台北市的老市長」的談話作為前導：「仇恨與怨懟只會加深已有的傷痛，唯有愛心與寬容才能走出悲愴的陰影。」

顯然蔣萬安對這堂台灣現代史課程，並未真正消化理解，更未看清楚李登輝這位政治前輩在「道歉」之前，有多少具體作為──

前總統李登輝在蔣經國去世後，副總統李登輝依憲法繼任其剩餘任期，在1988年2月的總統就職記者會上，便提及二二八，並開始找學者了解研究。由於他當時作為「虎口下的總統」並未完全擁有實權，故對二二八的責任追究不置可否，直言要「往前看」，也因此飽受民間非難。

經歷過幾波政爭後，李登輝在1990年經國民大會投票當選為中華民國第八任總統，在權力穩固後，始就民間的呼聲，給予積極的回應：指示行政院進行二二八研究，並針對該歷史事件妥善處理。同年，行政院旋即成立「行政院研究二二八事件專案小組」，由行政院副院長施啟揚為召集人，以建碑與研究報告撰寫為任務目標。《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於1992年公布，也意味著這個國家第一次正面面對二二八歷史。

此外，在研究報告公布前後，先有受國民黨主控的立法院，在院會上集體為二二八事件死者默哀一分鐘，後有行政院長郝柏村率全體閣員默哀。儘管郝柏村日後數度質疑二二八死亡人數的計算，並替蔣介石背負的責任叫屈，都不可否認不論出於真心誠意，或迫於現實壓力，當時在李登輝主政下，由國民黨主導的府院與國會，嘗試面對或回應這段歷史悲劇。而真正具象徵意義的，自然是1995年，首座中央二二八紀念碑在新公園峻工落成時，李登輝代表政府，首次為國民政府於1947年的暴行，向受難者家屬及全體國人道歉。

前國史館館長張炎憲在與李登輝的口述訪談中，曾如此紀錄：1995年二二八前夕，台灣第一位留美博士、二二八受難者林茂生之子林宗義向李登輝提出道歉的建言，甚至催促他道歉。李登輝接受建議，親自修改講稿，在二二八前一晚寫稿到半夜。

現任國史館館長陳儀深因此對端傳媒表示：「這也告訴我們，國家元首面對二二八的態度或作為，並不一定有個理性的藍圖，決定什麼時候做些什麼。有些事是隨著歷史因緣或社會條件而發生的。」

二二八是一場台灣人追求民主的運動

終於在2016年，我們有了第一位女性總統，蔡英文。在二二八那個時代的知識菁英，想改變以及追求的台灣，不就是今日你我所享有的這一切？

至於馬英九所謂的「道歉」，最初發生於2006年2月27日。彼時，他以國民黨主席的身分，在一場研討會中將二二八事件從過往國民黨認知中的「族群衝突」，界定為「官逼民反」，隨後表示，國軍登台後，「在處理上犯了很大的錯誤」。

這番談話，被泛藍陣營認為是「道歉」，包含蔣萬安之父蔣孝嚴在內，都對馬英九此舉表示強烈反對；但在泛綠支持者與二二八研究者眼裡，馬英九的言論卻是簡化歷史推託責任，深感不以為然。

時任總統的陳水扁甚至投書批評，稱二二八事件是其後長達半個世紀黨國體制威權統治的序曲，不是「官逼民反」、或因文化語言隔閡引發的警民衝突，「二二八事件在本質上是對民主全面的否定，以及對人權徹底的戕害。」

二二八事件研究者與策展人黃惠君更是強調：「官逼民反」這個說詞，是將18、19世紀台灣民變的概念來混淆二二八事件的發生。

黃惠君對二二八的研究視角角度，與一則刊登在《中華日報》上剪報有關：源於1947年3月2日——即二二八事發後第三天，——《中華日報》的頭版報導寫著：台南市民大會要求市長民選。

「我意識到群眾的力量，也看到清楚的民主訴求，我知道這是有靈魂的一場抗爭。」黃惠君曾在著作上寫道這則剪報對她的影響，她說，即使知道二二八事件中遭國軍殘殺的冤魂很多，但她更想知道，將生命獻祭給台灣的人，到底處於什麼樣的時代？

黃惠君認為，在面對二二八的各種爭論之前，必須先釐清二二八的屬性是什麼，「當事人是不是具有理想？有沒有組織與方向？甚至，是否起身反抗？」既然二二八事件的背景，是接管台灣的國民黨統治階級貪污腐敗的結構，那麼，這則剪報所揭示的「地方選舉」，便提供了一個解決之道：「這表示當時只要縣市長民選，就可以改變當時貪腐的統治結構，改變官派的情形。」

二二八事件發生前，包含蔣渭川在內的知識分子，從北到南迅速建立政黨分會，就是為了提出民主選舉的訴求；事件發生後，全台各地烽起的抗爭，逼得時任台灣省行政長官陳儀不得不妥協，宣布7月直接民選。

「要不是蔣介石派兵鎮壓，二二八的反抗運動已經成功了。各地官派的縣市長己交出政權。」黃惠君因此強調：1947年的這場歷史，其實是一場民主運動，「當時的知識份子，確實是緊緊捧著憲法作為武器，要求立刻實施民主政治，以改變貪腐結構。」

蔣介石派兵鎮壓是對民眾的殺戮威嚇，對可能撼動國民黨統治政權的台灣菁英，則是令其消失。律師林連宗、李瑞漢等人，在當時便遭到極不人道的對待，先是被秘密逮捕，再是暗殺後毀屍滅跡。

黃惠君曾看過林連宗在選上制憲國大代表後，寫給就讀台中女中女兒的書信。他在信上向女兒解釋：憲法通過後，省長、縣長、市長都可以直接民選，而現在的國大代表有1,600多個人，其中有80多人是女性，「信貞，你好好努力，你也可以選大總統。」

「終於在2016年，我們有了第一位女性總統，蔡英文。在二二八那個時代的知識菁英，想改變以及追求的台灣，不就是今日你我所享有的這一切？」以古鑑今，黃惠君舉例：「我們可以說，二二八事件，在當時的台灣，就像是發生在當代的香港爭普選運動，且規模更大。」

戊寅份子

她也不免感慨：目前人們對二二八的理解，只知有受難菁英，卻未能意識到其實是民主運動的領袖被集體密裁、暗殺。是政黨組織人民、領導人民，力足以讓專制統治者交出政權，才使其遭到殺害而犧牲的。

陳儀深也持同樣意見，當時還是中研院近史所副研究員的他甚至投書媒體，批評「官逼民反」是簡化事實──畢竟二二八受難者並不都是抗爭者，像是林茂生、林連宗，甚至許多參與處委會的菁英，根本沒有反抗行動，卻也都死於非命或遭奪自由，之後的綏靖、清鄉，乃至日後情治機關對「戊寅分子」相關人等的監控，都無法以「官逼民反」解釋。

這位台灣史學者對於二二八研究的開展，幾乎與官方同時起步——從1991年開始撰寫他的第一份二二八研究論文，並在隔年與海內外眾多學者一起發布「民間版」論文集。這本論文集與官方版的《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同年問世。

「當時是李登輝擔任總統，所以政府的反應很快。」陳儀深表示，彼時官方調查的優勢，在於擁有檔案，而這些檔案日後也在張炎憲與吳密察擔任國史館館長期間彙編成冊。陳儀向蔣介石請兵鎮壓的證據，亦在其中。

1992年版官方所發布《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雖有簡單提及陳儀、警備總部參謀長柯遠芬、台北憲兵第四團團長張慕陶等人的罪責，但在蔣介石的部分，僅以「失察之疵」、「考慮未周」輕輕帶過。考慮到當時仍是國民黨執政，報告對於國家領導人的責任便有所保留：「故悲劇的發生實亦有當時主觀與客觀因素的存在，亦非主政者所能完全控制。」

或許因為如此，報告中也特別言明此任務的限制：「旨在說明事實真相，並無判別責任所在的意圖。」

2003年，陳水扁執政時期，在「政府認為支付補償金，責任已了；社會大眾認為受難者家屬獲得金錢撫慰，事情已有交代」以及「在表面紀念儀式和金錢補償之下，二二八的歷史真相反而被模糊了、被遺忘了」的背景下，二二八事件基金會籌畫二二八事件歷史責任歸屬的研究計畫，由時任基金會董事與國史館館長的張炎憲擔任召集人，組成調查團隊，最終於2006年公布《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摘要》。

報告中認定：作為最高領導人的蔣介石，應對二二八這起不幸事件負最大責任。

此報告一出，自稱為蔣經國庶子的蔣孝嚴，即前往台北地檢署按鈴控告二二八基金會董事長陳錦瑝、召集人張炎憲，與〈南京決策階層的責任〉該章執筆者陳儀深。而檢察官則在召開調查庭後，最後予以不起訴處分。

「當時說意外也不意外，儘管我們舉出這些證據，相對立場的人不至於看不懂，但情感上還是不願意接受。」陳儀深如此感慨。

事實上，陳儀深在研究論述中，並未將國民黨打成鐵板一塊，他認為，1947年當時的國民黨內部，也是有明智之人，也想要解決問題，只是蔣介石不予理會。

從檔案可知，當時台灣人追究的最高層級，僅是陳儀，而包含監察委員楊亮功、閩台清查團團長劉文島都對台灣人的遭遇很感同情，當報告上呈到中央，國防最高委員會、及國民黨中常會也做出將陳儀撤職查辦的決議。換句話說，當時對於二二八事件，黨政與監察系統是有監督機制的，但蔣介石仍然袒護陳儀，對於相關建言，置之不理。

「國民黨中央都知道這是問題，也承認錯誤。」陳儀深反問：「如果蔣介石當時查辦陳儀，事情會有這麼嚴重嗎？」

儘管蔣介石在二二八事件中應背負的責任相當明確，陳儀深卻不認為就要因此對蔣萬安如此苛刻。

「蔣萬安才剛就任台北市長，不要太急著論斷他，」陳儀深解釋，要從他在市長任內有無具體作為，做對或做錯什麼來評價他，而不是就血統論斷他的資格。

轉型正義，「台北市長」蔣萬安將如何回應？

不要像他父親一樣阻止兩蔣浮棺遷葬五指山公墓，不要反對兩蔣日記還給國史館，不要阻止中正紀念堂轉型。

但畢竟蔣萬安姓蔣。蔣介石、蔣經國這對蔣家父子在台灣實施40年的威權統治，其所造成的破壞與負面影響，在這塊土地上仍未根除；蔣家遺緒某種程度就反映在民眾對蔣萬安的支持上。

就連台北市文化局長蔡詩萍，都在臉書上如此表述：「我感覺得出，年輕市長的內心深處，肯定百感交集。誰叫他，姓蔣呢？但誰又要叫他當選了台北市長呢？這都是不能閃躲的命運與責任。」

蔣萬安還是閃躲了。

他雖然出席了台北市政府主辦的二二八紀念儀式，也以「台北市長」的身份「道了歉」，其講稿仍是在尖銳處閃躲，並未直接面對蔣家與二二八乃至其後白色恐怖的關係。

蔣萬安及其團隊似乎鐵定主意，只要以「台北市長」的身份框架，撐過這個二二八就行。因此，不論會後記者如何換句話說，持續追問：道歉的身分為何？道歉的對象為誰？他始終答非所問地覆述講稿內容：「作為台北市長」，「李登輝、馬英九兩位前市長也有道歉過」、「我為發生在天馬茶房的緝菸事件道歉」。就連「道歉對象是否是二二八受難者家屬」這樣的問題，他都沒有鬆口回應。

但並非蔣家後代都閃躲這個議題，尤其未從政的蔣家人——同為蔣家第四代的蔣友柏，便曾主張處置中正紀念堂，而蔣萬安的叔父章孝慈在解嚴後，花上數年探訪二二八受難家屬，並以東吳大學校長的身分舉辦追思音樂會。相較「認祖歸宗」的「蔣孝嚴」，他雖不需有所表示，卻仍贏得家屬的信任與社會的肯定。

事實上，在一個民主且追求轉型正義的時代，即使作為威權統治者第四代，蔣萬安本人亦不需要為自己未曾參與的威權體制負責。然社會對他必須承擔蔣家政治責任的要求，正是因為台灣現下仍處於「有受難者而無加害者」的迷區中。因此，比起「道歉」，作為「台北市長」的蔣萬安，接下來將如何回應轉型正義課題，或許才該是社會關注的重點。

台北市議員苗博雅、林亮君、吳沛憶等人，便就其民意代表職責，數次叩問蔣萬安，要求他履行《促進轉型正義條例》中地方首長的應承擔的工作。這三位市議員，在二二八當天穿上「誰是加害者」的黑衣，出席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儀式，並分持「清除威權象徵」、「停止崇拜獨裁者」、「政治檔案交還國家」的黑色紙板，坐在貴賓席上，以沉默作為訴求。

遷葬浮棺

「這些紀念獨裁者空間，七十多年來，一年365天，不斷折磨受難者與受難者家屬。這些公共空間中懷念獨裁者的象徵物，每天都在刺痛他們的心。」苗博雅在會後記者會中強調，蔣萬安道歉內容，只有家屬能決定自己是否接受，作為市議員，他們只能針對編列預算供養紀念獨裁者的公共空間一案，提出質疑，並強調：「依法清除威權象徵，這是台北市政府責無旁貸的義務。」

而蔣萬安除了台北市長身分外，也是蔣家人。對於「蔣家後代」的身分，民間團體與學者，皆認為他也有可施為之處。例如台灣國與公投護台灣聯盟，便在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儀式舉行前，在二二八和平紀念公園入口召開記者會要求蔣萬安：「遷葬浮棺、拆除銅像」。

「要檢視蔣萬安在市長任內有沒有做什麼事，不如我們反過來看，他不應該做什麼事。」曾經受到蔣孝嚴控告的陳儀深，接任國史館長一職後，仍在一些工作上與蔣家有所接觸，因此，對蔣萬安有所期許：不要像他父親一樣阻止兩蔣浮棺遷葬五指山公墓，不要反對兩蔣日記還給國史館，不要阻止中正紀念堂轉型。

陳儀深進一步解釋，目前存放在美國史丹佛大學的兩蔣日記，已得到蔣家大部分成員同意，依法交還國史館，惟蔣孝嚴始終反對；此外，前國防部長湯曜明曾於2004年接獲蔣經國遺孀蔣方良書信，希望能將兩蔣安葬於五指山軍人公墓，故隔年上簽給總統陳水扁定奪，而陳水扁也指示依照《國葬法》妥慎辦理，但就因為蔣孝嚴反對，兩蔣無法入土為安，「蔣家如果要跟台灣社會和解，像這樣的善意他們應該要接下來。」

對陳儀深而言，那些1947年提出「撤職查辦」陳儀的國民黨中執會大部分委員，便也代表著和解的一方，而時至今日，民主化後的台灣，更要提倡「共生」，不應該再製造內部的敵人。

「但要達到和解共生，究竟是要認錯才能和解，還是和解就能認錯，就陷入雞生蛋、蛋生雞的問題。所以，比較有自信，比較是強者態度的，應該就是願意主動伸出手的那一個，不論你是主動認錯，或是主動和解。」

因此，陳儀深呼籲當政者必須承擔責任，因為社會具有多樣性，無法等到具有高度共識的那一天，而政府的決策會有帶領社會的作用，例如將中正紀念堂轉型為歷任總統圖書館，讓蔣介石、嚴家淦、蔣經國的文物與檔案文書都能置於其中，就是一個和解的機會，也是建立國家共識的方法，「就如轉型正義研究者的期許，雖不是完美的正義，卻是可以實現的正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