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既是社會縮影，也是創作者內心創傷的存照。從事影像創作剛好十年的香港導演曾慶宏，拍過獨立電影、紀錄片，寫過電影專書，既是文化評論人、大學講師，也一直在電影圈中不同崗位掙扎、學習。直到這一年，曾慶宏終於交出第一部劇情長片。據說《過時．過節》改編自他自己當初離家出走的經歷，曾因為憤怒、價值觀不同與家人決裂，後來又因為諒解，選擇回去修補關係。
他冀望自己的一去一留，能成為同代人的共鳴，並且道出離散潮下香港人來人往的另一種「家事」。過去從不想被牽著鼻子走的獨立電影人，如今卻嘗試進入商業主流，面向更多主流觀眾。曾慶宏形容，是要帶著自己的家庭故事走遠一點，把訊息傳遞給理念不同的人。離開，又再回頭，似是有所參悟，同時重新思考著自己與電影的關係。
在香港電影，你很少看到一部認真涉獵、探討家庭關係、但又不是喜劇形式的作品。到底我們可否好好討論香港的家庭問題呢？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
近年不少香港新導演，都是從「首部劇情電影計劃」脫穎而出，獲得拍攝他們第一部電影的資金，譬如黃進的《一念無明》、陳小娟的《淪落人》、陳健朗的《手捲煙》。曾慶宏亦不例外，《過時．過節》其實早於 2019 年獲獎，最時作品取名《陽》。
「除了是故事男主角（呂爵安飾演）的名字，同時寄意有陽光的感覺。」曾慶宏憶述，雖然打從一開始便想描寫自身的家庭故事，但有調整過心理狀態才投入創作：「我最終想要表達的，畢竟並非那種對家庭的憤怒、無法溝通的狀態，相反地，是更想呈現每個人面對困局時都能看見一絲希望。我已經不再是那個離家出走的兒子的情緒，也不想停留在那個糾結的狀態。經常想起韓國導演李滄東在《綠洲曳影》最後一場以蒙太奇手法拍攝陽光，也嘗試將這種意識帶給觀眾。」
曾慶宏笑言，後來片名改為《過時．過節》，最重要是中間那一點，因為電影名語帶相關：「『過時過節』固然是指一家人團聚、慶祝節日，但『過時』和『過節』兩個詞語都有 Double Meaning。另一方面又彷彿問，過去產生的矛盾、仇恨和創傷（過節），是否真的會變、會成為過去（過時）呢？」
除了戲名有變，最終拍成電影的版本，結構上都有不少改動。「我一開始是想用兒子的角度出發，再逐漸發展成六段關係，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故事。是用了很多時間去提煉，想寫出整個家庭全局，但最後又還原基本步。」
事實上，交出這個故事之前，曾慶宏已選擇冰釋前嫌，回家跟家人修補關係，電影某程度上就是他自己的『前傳』：「既然是我相信的，我就先做，然後才有能力跟觀眾講述自己的信念。」他接著說：「拍攝完成後，團隊和部分朋友都有看過試片，他們確實因為這部電影而想起自己的家庭，會跟我講起自己的家人，或是相熟朋友的一些家庭狀況。」而他印象較深刻的是，電影於香港上映前，曾入選韓國釜山國際電影節：「有個十幾歲的年輕人，散場後哭著說起自己的家庭問題，至少這部戲令她覺得自己並非孤單一人。」
「這才發現身邊很多人都在這個故事裡找到自己的投射，最終大家看到的並不只是我的家庭故事，而是這部電影令大家想起自己曾經面對的家庭問題。」曾慶宏感慨道：「或者許多香港家庭，甚至是整個華人社會，都有著很多類似的父子離異情況。」而他深信，把自己的經歷拍成電影，不是要為自己拍一部傳記，卻是希望拋磚引玉，藉著這部作品connect其他家庭：「一部能夠感動到觀眾的作品，多多少少都一定會挖出自己內心，有它最真實的部份。這是我的第一部長片，很想用我的創作去說自己最想傳達的話。」
既是電影原創者，也是這段經歷的當事人，曾慶宏對《過時．過節》不無社會抱負，但願電影能作為一個開始：「起碼嘗試推動少少。在香港電影，你很少看到一部認真涉獵、探討家庭關係，但又不是喜劇形式的作品。到底我們可否好好討論香港的家庭問題呢，我希望這是可以『攞出嚟講』（端出來講）的事情。因為傳統華人家庭的最大問題，就是事事都不喜歡『攞出嚟講』。」
以電影創作面對家庭創傷
「做電影創作有時都有所糾結，到底我用電影去處理一個跟自己如此切身的問題，是在逃避還是在面對呢？但對於一個從事藝術創作的人，創作本身某程度就是一種你去面對的方法。」
在故事裡，男主角離家獨居，大學畢業之後投身 IT 行業，並開發了一款 VR 遊戲，借助虛擬角色代替玩家不能、不想見面的親人，有時卻被揶揄只是一種逃避現實的方法。然而，在男主角心目中，卻是一個跟家人重新溝通的練習。
曾慶宏形容，這一段情節的設計，跟自己小時候的想法有關：「從小便覺得，人與人之間常有衝突，但如果所有爭執都有錄音，然後再讓雙方親自聽一遍，他們會更清楚自己說了什麼，也會開始理解對方是如何接收自己的話。很多時候，矛盾就來自你無法同時說出自己的想法，而又思考著別人如何接收。」
「但如果可以練習，可以綵排，會否令你表達得比較好，從而減少對雙方的傷害？當然，這種想法並不現實，我們明白人際關係並非如此運作，有些衝突是必然會發生，無法避免的，不過就將這種小念頭放進故事裡，變成男主角所設計的虛擬遊戲。」說罷，他再想起另一件事，補充道：「其實都投射了我和電影之間的關係。做電影創作有時都有所糾結，到底我用電影去處理一個跟自己如此切身的問題，是在逃避還是在面對呢？但對於一個從事藝術創作的人，創作本身某程度就是一種你去面對的方法。」
然而，以作品去發聲，是否真的比直接當面溝通有效？曾慶宏笑著表示，這個連自己都沒答案的想法，唯有放進作品裡，留給觀眾再三思考：「拍這部電影，就是想去處理自己的切身問題，正如主角開發 VR 遊戲，動機都是想主動修補跟父親的關係。最後他選擇回家，跟我自己一樣，想從面對面開始處理。比較不同的是，我的電影創作亦同步進行。」
他接著說：「以前我比較極端，累積了很多衝突和矛盾，是有想過努力解決但沒效果，覺得失望。因為想不通才會離家出走，要想到行得通才願意回去。但後來漸漸明白，關係破裂不一定出於每個人的選擇，更多的是源於限制。父親不是不想跟你交談和好，但他不懂，所以他只是默默地留意身邊很多事情。而我們往往習慣了用自己的想法去量度別人所做的事情有無效果。」他說，既是因為內心的想法有變，驅使自己寫了這份劇本，同時也因為電影創作，改變了他當初的某些執念：「現在，我反而覺得兩件事是可以同時存在的，我就繼續用創作表達某些想法，但我也選擇回家，繼續與家人相處。與其去等它改變，我決定自己主動回去。」
然而，問到為何改變想法，決定回家，一直表現得健談而思路清晰的曾慶宏，始終沒直接回答，說得有點隱晦：「有時並不需要去找最有效的相處方法，而是去多想別人為什麼會這樣做。由此出發，我忽然就原諒了親人。」或許，將最私密的愛恨情緒曝光，把自己的家庭故事、父子問題拍成這樣一部公開作品，想感染別人的同時，也是自揭瘡疤，他點頭承認：「係呀，某程度上是挺尷尬的，特別是創作過程會想起自己過去一些不愉快的經歷，或一些已經離世的親人，都會掀起情緒。」
轉念一想，曾慶宏坦言：「屋企人（家裡人）其實還沒看過，我想他們會低調入場吧，但他們是一直知道我在拍這個故事的。」
從離家出走到一座城市的離散
「要離開的時候，你就會重新思考哪裡才是真正的家園。」
《過時．過節》從 2019 年得獎，到 2022 年正式上映，無獨有偶，創作期間見證了香港最動盪不安的時勢。短短三年，城市面貌變化甚大，思潮起伏，一個離家出走的故事，是家庭問題，但無數個離開家園的決定，便不再只是一個家庭，而是一座城市的離散，是香港人的「家事」。
曾慶宏忽然說得唏噓：「最初構思只是關於家人的離離合合，但今日大家腦海裡都另有一個題目，很多人打算離開，或者正考慮著離開之後還會不會回來，有沒有永遠的離別，現在香港就彌漫著這個情緒。」他認真一想，繼續說：「在劇本裡，都想反映關於這幾年的情況，譬如故事一開始，父親就開計程車送人到機場，移了民的表妹回港尋親，同時又有留在香港的人考慮帶著孩子移民。要離開的時候，你就會重新思考哪裡才是真正的家園。」
「到寫完劇本，籌備拍攝時，當時是監製鼓勵我，如果要將這些訊息傳遞給更多觀眾，要找行內的最資深演員參與，於是找了 Mo 姐（毛舜筠）。」他形容，毛舜筠於戲裡戲外都對自己有著莫大的鼓勵：「確實沒預計過她會支持這部小眾作品，畢竟並不是拍一位知名導演的賀歲片，而是一個新導演嘗試拍的，在香港並不是那麼普遍的作品。也證明了自己相信的理念，做出來未必一定就是曲高和寡。」
獨立電影人的轉變與初衷
「是否一定要不夠錢去拍的作品才是獨立電影呢？又是否一定花很多錢去做的作品就是主流呢？」
從幾年前「鮮浪潮」屢次得獎的年輕電影人，到如今獲得首部劇情片資助，交出了相對貼近主流的溫情作品，難免被視為一名獨立電影導演的創作生涯轉捩點。「唔，我想我明白你的問題。」曾慶宏答得很淡定：「如果我要追求票房、名利，就不會十年之前才拍第一部長片，而且選那麼沉重的題目。認認真真去講家庭倫理的作品，其實有幾主流呢？在香港電影工業裡，都是一種新嘗試。」
「或者很多觀眾因為有心儀的偶像而入場，但那 120 分鐘是我控制的，仍然是一個我堅持要獨立自主完成的作品。兩件事並不相沖，既然我相信那件事，想把它傳遞出去，而且是誠實的，為何不給多些人看到呢？」他試著反問，然後說：
「外界往往會用作品主不主流去衡量創作者的位置，但我並不同意這種看法。很多贏到奧斯卡的荷里活主流大片，那些創作者都是從辛丹斯（Sundance）影展成名，是獨立電影人出身。是否一定要不夠錢去拍的作品才是獨立電影呢？又是否一定花很多錢去做的作品就是主流呢？這種區分太過片面，資源本身無分主流還是獨立，你並不是收一筆錢替人拍片，那始終是屬於自己的創作。應該要問的是，作品是不是你最想做的，有無受到其他因素影響？」
當然，曾慶宏形容自己比較幸運，第一次拍劇情長片，不算有太大限制，首部劇情片既是完全屬於中選者／導演的作品，連演員陣容都是自己的選擇。然而，從最初嘗試拍短片開始，他一直思考主流和獨立電影的分野：「讀書時代已經決心『要自己嚟』（要自己來），我總共參加了六屆『鮮浪潮』，2013、2018 年是導演，另外幾屆都做過監製、攝影和剪接等不同崗位，目的就是想訓練自己可以獨立自主去控制一部作品。要每個決定都是自己的選擇，包括主動找資源去做自己的作品，所以才會參加鮮浪潮和首部劇情片。我想，只要一部作品能夠有其自主性地表達主題，就已經有其獨立性。」
同樣以「鮮浪潮」出道的同校師弟李駿碩早在幾年前已嘗試走進電影工業，但曾慶宏對此仍有所保留：「當然，在電影工業裡是可以學習到屬於工業範疇的電影知識，但我不想走這一條路。所以，當初沒有去讀電影，直到今日都沒有跟大隊進入電影工業，就是不想跟隨別人那種拍電影的 Formula，找自己的方法。」
畢業十年，拍過不少紀錄片、實驗短片，而《過時．過節》上映以來，票房成績相當不俗，適逢近幾個月也是香港電影的「小陽春」時期，來自商業主流的誘惑很大，在這名獨立電影導演面前，彷彿有一隻無形的手正在揮動。但曾慶宏直言，初衷從來不變：「我所追求的電影，就是靠自己去策動一部作品，然後找資源把它完成，而完成品能夠跟我的初衷一致。都會一直提醒自己，相信以後都是如此。」
「作為第一次的劇情片創作，或者會令更多人認識我，但我不會用作品去定義自己的創作定位。」他形容，未必因此就會捲入商業主流，尤其是自己仍然有許多關心的議題：「但《過時．過節》會對我的 step two 更有幫助，當下一次想說另外一個小眾題目，就會有多些空間和資源去做。」他接著補充道：「半年前已經開始拍一個關於香港饒舌音樂文化的紀錄片，這幾年留意到香港有很多新興的饒舌團體和地下音樂人，有些只有十四、五歲，用饒舌音樂表達自己。」
誠然，對曾慶宏的第一印象，是來自 2013 年的「鮮浪潮」參賽作品《楊明的夏天》，一部關於大學校園、民主女神像的短片。及後 2018 年參賽作品《下雨天》，故事講述宿舍裡大學生們的思潮躁動與意見爭執，翌年《木已成舟》則描寫獨居漁島上的寡婦，出城為友人尋親，惟知悉真相後不忍如實相告。過去作品不乏鮮明的社會關懷，故此，也難免擔心像他這樣年輕而胸懷抱負的導演，即將會被票房數字與主流聲音磨平。訪問那天，曾慶宏說得督定，從「鮮浪潮」的《下雨天》、《木已成舟》到今日的《過時．過節》，電影創作是他的一種社會實踐：
「我是，你也是，我們都生於理想主義年代，曾經可以說好多改變社會的想法，大家會熱烈討論，但最終做到什麼？我們在談理想，爭奪話語權的同時，可否真正撼動你身邊的人？例如今次藉著電影去說家庭問題，就是去關心最不想、最難相處的人，不是說要彼此化解仇恨，達成一致意見，而是可以表達大家的異見。」
「特別是那些跟你價值觀、立場不同，有著最多矛盾的人，是否可以跟對方溝通呢？」十年一覺，但願抬頭會有陽光，不是揚州夢。「要追求社會改變，或者先從最微小的部分開始。」這個曾經離家出走的導演如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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