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香港作家、評論家李怡於2022年10月5日在台灣逝世，終年 86 歲。喪禮及火化儀式於今日台北下午1時30分舉行。端傳媒文化版特約撰稿人張潔平撰文悼念李怡先生。
「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他說，屈原的這句詩帶領了自己的一生：「我追求的只是貫穿一生的生命的完成。」
一、完成
2021年底，李怡在台灣第一次重病入院。朋友們都嚇壞了。八十五歲的高齡，心臟出問題，要做大手術搭支架，親人因為疫情隔離無法及時趕到身邊，在香港陪伴多年的照顧者也因為簽證關係遲遲無法前來，初到異鄉，兵荒馬亂，一切都要靠台灣友人照應。
一個多月後，得知他手術成功、恢復順利，女兒也拿到簽證能來台與父親相聚。2021年的聖誕節，充滿劫後餘生的欣喜。李怡出院那週，我去家中看望他。他瘦得皮包骨，眼眶深陷，時時需要戴著帽子保暖，因為虛弱，行走有困難，需坐輪椅才能出門，但心情卻好，笑著握我的手，眼睛炯炯有神，言語犀利，依然是隨時都能與世界connect的模樣。
那天他說，自己命好，在這一次住院之前，幾乎四十年沒有進過醫院，大病小病都沒有，感冒發燒也很少。但到了這個年紀，難免見過許多生死，也總要與老友告別。他感慨以前嘴硬，自命瀟灑，看不得人要死卻死不去，拖泥帶水，覺得那樣很痛苦，折磨身邊人，所以這些年過生日，一直都替自己許願，希望自己哪天若有事，可以爽快離開，千萬別用維生儀器，別過度治療，給別人添麻煩。他說生命有數，不能賴著不走。但講到這裡，他自己也笑出來：「有些話真是說太早了⋯⋯自己經歷過才知道那是怎麼一回事！哈哈哈。」
我問他那「經歷過」——在鬼門關上走了一遭，心裏放不下的是什麼。他想了想說，原來有事情沒有完成，真的會很怕，有強烈的盼望想活下去，不想要留下遺憾——「有遺憾的感覺讓人恐懼！」李怡提到沒有完成的，正是寫了一半的人生自傳：《失敗者回憶錄》（回憶錄之網絡連載版）。
他說自己以前比較灑脫，覺得隨時就走了也沒什麼。但今天香港變成這樣，留下這段記錄是自己唯一還能做的。「如果沒做完，人生就還沒有完成啊。」經過這一場大病，他說雖然身體虛弱，卻覺得很幸運：因為不是中風，沒有影響語言，也沒有影響思維和記憶⋯⋯
記得那天離開李怡位於台北市區的家時，我心裏鬆了一口氣。想想《失敗者回憶錄》剛寫到1980年代，中英談判、從《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轉變、美麗島大審、一九八九、一九九七，往後種種都還沒寫呢⋯⋯如果這八十年的人生回憶是一段長跑，應該還能寫個好幾年吧！我想著，因這求生意志所系，李怡先生一定能好起來。
卻沒想到的是，此後一年，他簡直是用百米衝刺的速度在跑馬拉松。也許是覺察到生命狀態的不穩定，他像是要全力抓住最後的時間，病弱時也以每日更新的速度，將回憶錄一篇一篇寫下去，一直寫到第198篇：2019年6月的香港，《想忘記，又不能忘記的過去》。
在第一次病癒後恢復寫作時，李怡曾在文中引用屈原的詩「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他說，這句話帶領了自己的一生：「我追求的只是貫穿一生的生命的完成。」
於他而言，完成回憶錄，才算走完這一生。最後寫到2019年，我想，縱有不捨，李怡先生也明白，他已盡力跑完了、交代了自己這一程。2019年之後的事，香港的變化與堅持，從香港到世界各地的離散，接下來的見證與努力，他知道，可以交棒給下一代了。
二、常識
一以貫之的精神是，無論多麼高深的道理、多麼亢奮的言詞、多麼恢宏的敘事，李怡總會乾淨俐落，化繁為簡，讓它們落地，回到常識。
我是晚近幾年才認識李怡先生。大約是2017年，在朋友引介下，在香港第一次見面。之後每隔幾月，我都會去他北角的寓所探望，有時事忙起來，他也會招呼提醒：該飲茶啦！
在文字之外認識李怡，立刻就明白他有那麼多朋友，那麼多立場相反、背景也不同的人都愛他敬他的原因。
未見面時，你知道這是一個傳奇人物。他以記者、評論作者、總編輯的身分親歷了半世紀香港與中國的大事；創辦、主編了香港思想史上重要的雜誌《七十年代》、《九十年代》，文藝史的重要一頁《伴侶》雜誌；中年之後參與《蘋果日報》編輯及撰稿工作，持續25年，70歲開始更主筆社論，他每日閱讀、筆耕不輟，長達半世紀。這樣的傳奇人物，一定滿腹詩書，見識不凡，而我也總擔心，自己的困惑苦惱思考，擺在他的經歷面前，肯定不值一提。
難得的是，他從不會讓你有這樣的感受。無論你是十幾歲的少年，或從事其他工作、一生與學問思想無涉，聊起天來，你會覺得，李怡很真誠地也困惑著你的困惑，甚至痛苦著你的痛苦。他在意發自真心的思考，而透過與他的討論，你也會明白，真誠思考的道路上，你與他只是一同趕路的途人，有時並肩，有時交錯，無分高下貴賤，他也從不擅加評判，有時說給你一些自己的經歷，也總會加上一句，「相信你們一定比我有更厲害的解法。」
一開始，我以為這是長輩的涵養：謹言慎行，寬以待人，不露聲色。後來重新讀多了他的文章、訪談，才明白這樣想反而是小人之心了。
在他寫的文章，主編的園地，或與人日常聊天中，一以貫之的精神是，無論多麼高深的道理、多麼亢奮的言詞、多麼恢宏的敘事，李怡總會乾淨俐落，化繁為簡，讓它們落地，回到常識。他看重常識的價值——他深信文字是用來與他人溝通的，而不是吹出自我陶醉的泡泡。他也相信，唯有讓大言炎炎落回生活常識，才能最大程度地回到事實，回到誠實。
在回憶錄中，他談及自己最早的寫作，其實是由「情書」養成。1955年至1960年，李怡與中學同學梁麗儀戀愛，當時她在深圳，他在香港，他們每日給對方寫一封信，交流想法、傾吐思念，持續了五年，直到兩人結為連理。
「開始寫的信，不是情書，只是講些彼此生活、學習、周遭的事，我談的多是關於閱讀、文化思潮和對中國局勢的關注，而她講的是在大學的生活⋯⋯慢慢我們的通信就涉及個人的理想、胸懷、情操，談思想、哲理、社會，類似幼稚版的魯迅的《兩地書》。再後來，就談到愛情，進而就是彼此的關懷愛慕。大約一年後，彼此都幾乎每天寄出一封信，就像日記一樣坦率直抒胸臆。」
「我後來回想這段日子，覺得我的寫作能力，在某種程度上是因寫情書而練就的。因為寫情書一定是給特定的對象看，一定要真誠，要剖白胸懷，要考慮她是否明白自己的意思，是否會引起共鳴，並估量會有何反應。所有這些，都是寫作的重要條件。許多人文章寫不好，是因為沒有考慮到讀者，往往流於自說自話。若文章只是自己懂而別人不懂，那很可能是他自己對所說的道理也未必真懂。」
讀到回憶錄中的自我剖白，才明白李怡半世紀以來，寫就大量時評隨筆，讀書論事，為何贏得那麼多讀者。人們可以批評他未曾在思想工作深耕，遷就大眾口味，但把大道理變成人人都可聽懂的常識，啟發人人去思考自己的獨立選擇，這正是李怡所追求。尤其是他自己親歷過被中共左翼宏大理想吸引、數十年後又破滅的人生，更念茲在茲事實與常識二字。
三、深情
「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
李怡不是本名，是一個使用了六十多年的筆名。正是源自戀愛時妻子「麗儀」二字的諧音。李怡從不介懷談論感情，也常在公開場合表達對妻子、家人的愛意。
梁麗儀2008年12月31日因病去世，2009年，李怡將她安葬在女兒定居的加拿大。此後每年清明、重陽的春秋兩祭，他都從香港飛往加拿大，探望妻子，持續十年，風雨不改。
我記得自己第一次聽到這故事時，震動驚訝的說不出話來。一個八十歲的老人，每年兩趟往返三十小時的長途飛機，只為了去墓前探望逝去的妻子。年輕的我無法想像這樣的深情。
在回憶錄中，李怡回憶這段日子：
「她離去後，在女兒居住的加拿大卡加利的墓園安葬。從2009年開始，每年春秋兩季，我都會飛越太平洋，長途跋涉，為了去她的墓前，默默懷念。若有靈魂，她的靈魂也不知飄到何處。她不可能知道我去了墓園。不過我不是為了要讓她知道才去的，我是為了自己而去的。縱使她不在，但愛仍在。 這兩年因為疫情而耽擱，我一直心有戚戚然。」
「『愛情是一個人的事。』我寫過這樣的文章，也在電視訪問中講過。我知道許多人不認同我的看法，其實我自己也不是那麼肯定，因為世界上普遍的情形不是這樣。因愛情而犯罪遠比性犯罪更多。世上許許多多的愛恨情仇，糾纏不休，都是因為把愛情視為兩個人的事，嫉妒，要求對方以同等或更多的愛作回報，或要對方改變習慣來適應自己的習慣，這些事幾乎一定發生。我想：若是真愛，那就是一個人的事。」
李怡會在許多文章和讀書節目裡談到這句話：愛情是一個人的事。聽來像是市面上常見的愛情雞湯文，但想想他這一生的實踐，這句話頓時有了千斤重量。
李怡在回憶錄中寫，自己與妻子相守六十多年，「在政治運動不斷的前二十年，她受到不知多少壓力、磨難、鬥爭，迫她與我分離。但她堅持自己的選擇，對我不離不棄；後三十年麗儀伴李怡同行，對我的寫作生涯有著關鍵的影響，署名李怡或齊辛的文章也淌著麗儀的心血，有著她的支援與直接的助力。」
正是妻子曾遭遇的磨難教會他，「每一個人都有更多的勇氣去忍受別人身上的痛苦」。他學著更多設身處地代入他人的處境。
而所有與李怡熟識的人，恐怕都會同意，他這樣的深情，不只是對愛人、家人，也對他愛的香港這座城市，對所有為這座城市、它的價值守護和打拼的人，朋友，年輕人。
連我這樣晚近才認識的小朋友，也可以時時感受到李怡的溫暖關切。他會留意社交網絡上朋友們的動態，讀到消沉與傷懷之感，會在網絡去信問候。即便到了今年，他已大病，身體一直不穩，也會常常留意著我的書店開張、我的臉書上看來心情低落，會專門發信來安慰，約見面、聊天。不只是我一人有這樣的經歷，許多年輕人都被他這樣關照著。每每這時，他總讓我想起《百年孤獨》小說裡那個支撐起整個村落、家族的外婆。如果香港是條村，李怡就像是村口廟前的大榕樹一樣，陪伴大家長大，分享眾人的快樂與困難的爺爺。
在2019年1月公映、導演林子穎為香港電台拍攝的紀錄片《坐看雲起時》中，他對著年輕的導演語帶哽咽地說：「我這種年紀輸得起，年輕人輸不起。比較困難。因為我們輸得起，即是我們⋯⋯怎麼說呢，可以在前面擋一下子彈，就不要在後面擲石。自由和明天是不能妥協的。」
我想許多年輕人都會記得這樣的李怡。長輩深情，莫過於此。
四，勇氣
「一個人的失敗人生或是一個人的終結，但不是後來者的終結。一個人的勇氣是他的永恆，也是後來者的永恆。」
回憶錄這回事，在李怡的晚年，常常有人提起，勸他書寫，他總是猶豫、想寫又不想寫、拿不定主意。2017年之後，每年去他家聚會，我們也會談起這話題，他總有兩個放不下的心結：一是，我這一生的經驗，對年輕世代沒用了吧？寫下來有那麼重要嗎？二是，寫自傳總難逃羅生門式的自我美化，我見過許多人的自傳，歪曲歷史到了不堪入目的地步，自己會否也這樣而不自察，最終淪為歷史的笑柄？
第二點，每每人們都勸慰他，能夠這樣自我警覺、時時自省，就不必太擔心，何況也可以有相交好友從旁查證、印證，避免自說自話。至於第一點，我以前總不能明白這種惶恐從哪裡來。在我這樣的外人看來，你有橫跨二十世紀跌宕起伏的一生所經歷，若願意分享，定是至為寶貴的公共財富，怎會擔心年輕一代不需要，或對未來的世界無用呢？
自2019年香港進入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社會運動，關於回憶錄的醞釀與糾結，李怡一度完全放下了。他像戰士一樣，每天寫評論、寫分析，完全投入了輿論陣地，以筆支持街頭的年輕人，同時時時惱恨自己老邁、勇氣不足無法走上前線。我讀著李怡一篇又一篇的檄文，開始明白他曾經糾結的「回憶錄重要嗎」的問題。在革命之中，沒有人需要回憶。在一座賭上身家性命、努力向前突圍的城市，李怡站在自由陣線的前沿，依然希望自己是一個戰士，至少如他自己所說，可以「在前面擋一下子彈」。他恐怕也希望，香港的年輕人能在這條前線一直突破，而根本不需要來聽老人的回憶錄。
回憶錄是歷史的珍貴記錄。但一個歷經世事、又一直為當下的讀者寫作的人當然知道，只有對未來無望時，人們才會轉頭回望歷史。我想，李怡也許期待著這一天不要到來。
2021年4月，在一切劇烈的都歸於沉鬱海水之後，能做的已不多，李怡明白自己最後的責任。
在2019年紀錄片《坐看雲起時》的結尾，李怡這樣預言自己抉擇的心情：「我認同自己是一個香港人，無條件的，不需要挑戰的。在香港這種自由和法治下，亦處於中國的邊緣、在夾縫生存的環境下，造就了我的人生。我要維護這種提供我實現人生價值的條件，原有的價值觀，我要維護它直至死為止。並不因為我已年邁，或尋求安逸而放棄，我覺得這是最後的實現。」
他動筆開始寫自己一生的證言，並命名為《失敗者回憶錄》。
在題記裡，他這樣解釋「失敗者」的含義：
「我一生所主張所推動的事情，社會總是向相反趨向發展的，無論是閱讀，獨立思考，或民主自由，都如是。⋯⋯在事實敵不過謊言、真理敵不過強權的世界，在權錢色騎劫所有價值體系的世界，作為一個忠於自己的寫作人，很難避免不停地產生挫敗感。尤其是我寫作的時間如此長，面對的中國、台灣和香港的轉變如此大，回想我一生推動的不同時期的目標來說，我想到的無疑就是一個個挫折，是實實在在的『失敗的人生』。」
回憶錄的起始篇章刊登在《蘋果日報》，2021年6月24日，《蘋果日報》停刊，高層被捕，在面臨被捕風險之下，李怡匆匆移居到台灣，希望能夠在自由狀態下完成回憶錄的寫作。
這個不得已的選擇，給他帶來了巨大痛苦，也給他的生命帶來客觀的風險——他沒有選擇去家人所在的加拿大，而是來到疫情之下舉目無親、但離香港社群更近的台灣。他多次說過，自己不願、不想離開香港。除了生活必需品，全套《七十年代》、《九十年代》，少數自己寫作需要的書和資料，和一把陪伴自己幾十年的椅子，香港家中的東西，他幾乎什麼都沒帶。台北的家更像一個工作室，他的時間除了會客，少數活動，絕大部分都在寫作。
他說，儘管常常感到挫敗，但支撐他的是邱吉爾的名言：「成功不是終結，失敗不是終結，唯有勇氣才是永恆」。在我們近兩年的交流裡，勇氣是他最常提及的詞，他認為這是一切品質的基礎，也是他最終越過所有障礙，把疑慮拋在腦後，以最後證言完成人生的支撐。
就像他在題記中所寫：「一個人的失敗人生或是一個人的終結，但不是後來者的終結。一個人的勇氣是他的永恆，也是後來者的永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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