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邀請報導中國，一名尼日利亞記者眼裏的「中國道路」和中非未來

「中國當然對非洲有益，但重要的是如何充分利用這種關係。」

尼日利亞記者Solomon Elusoji的這番話，或許最能夠概括他對自己祖國和大陸在21世紀最重要、最被討論也最充滿分歧的雙邊關係的態度。但是，這並非他一貫以來對中國的看法，2018年，年僅23歲、當時還是尼日利亞日報社ThisDay實習記者的Elusoji，一天接到了編輯打來的電話。電話那頭，編輯對說他：「我想讓你去中國。」

「那時我對於中國一無所知。我知道那是個共產政權，並且看起來像北韓，一個十分軍事化的國家。對我來說，那只是一個遙遠的地方，非洲人們去那購買廉價商品，再把它們賣回非洲。」

去中國的機會由中非新聞交流中心（China-Africa Press Center，CAPC）提供，這個中心由中國公共外交協會組織，後者由中國外交部主管。很明顯，這一走訪中國的項目是北京在非洲公共外交布局的一部分，Elusoji收到的具體解釋為：「旨在幫助（非洲記者）理解中國媒體、政治和社會」。它不只全款資助參與者在遙遠的中國進行報導——這是非洲記者很少能得到的機會——更讓他們能在北京有名的中國人民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報導機會包括參與重大會議和政治活動，例如全國兩會，還有巡遊採訪各地、參觀媒體機構和政府部門，以及大量的文化旅遊。

那時，年輕有志的Elusoji剛剛從尼日利亞中部的貝寧大學（University of Benin）畢業，正規劃著未來的職業生涯。他已經為去英國上學做好了充足的準備，那是尼日利亞人選擇出國深造的傳統目的地。手握兩份正式的錄取通知書的同時，他還申請了英國政府資助的志奮領獎學金。

然而，來自中國的機會意味著意想不到的採訪機遇。

「當我開始了解中國時，我才猛然意識到，在某個地方有這樣一個不同的世界，一個⋯⋯完全和我的世界不呼應的現實⋯⋯我處於發現的邊緣，非常渴望知道它是什麼。」Elusoji在他的書裏寫道。

在冒險和未知的感召之下，Elusoji選擇了中國。這段經歷被證明是濃墨重彩以及讓人成長的。他對中國的理解由此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事實上，他對自己家鄉的看法同樣發生了改變。2019年回到尼日利亞之後，他將自己的經歷寫進了《與老大哥同行：一個記者的中國旅程》（Travelling with Big Brother: A Reporter’s Junket Across China）一書。也正是這本書，構成了今年七月端傳媒與他對話的背景。

走近中國

接受了在北京報導和學習的機會後，Elusoji做了任何初生牛犢的記者在一生一次的冒險之前都會做的事：他狼吞虎嚥地閱讀了大量有關中國的資料。

「我找到的所有關於中國的新聞和書都是白人男性寫的，幾乎找不到任何非洲人寫的東西。」

這很說明問題。

「例如，我不認為一個西方人會去到中國，然後會被那裏的基礎設施震撼，」Elusoji說。

但是，這恰恰是2018年，Elusoji在北京步下飛機時收穫的第一個深刻印象。在書裏，Elusoji描述了從首都機場到建國門附近的外交公寓的路上，窗外流逝的基建風景。建國門將是他和非洲記者同伴們在這一年中居住的地方。

「有點像魔法⋯⋯摩天大樓直刺夜空。寬闊的路、精細複雜的天橋，這座城市近乎神聖般的壯麗宏偉⋯⋯我對於中國的看法已經被重置了。」

這是貫穿全書的話題，也一直出現在我們的對話中。事實上，這也是中國在發展中世界投射軟實力的一大要點——雄心勃勃的基建項目包含了變革性力量，而中國國有企業恰恰擅長於此。

英語世界中對中國看法的多樣性缺乏可能帶來很大的侷限性，Elusoji評論道。他說，西方傳媒解讀中國的方法過於受中美對抗的視角支配，這大多預先將各個國家和地區在強權對抗的棋盤上做出角色定義——比如非洲的窮而無助，以及中國作為崛起中的大國，具備著修正主義的力量。

「這沒有深度，並掩蓋了真正的問題」他說。

Elusoji舉的一個例子是，中國政府將「發展的權利」作為全球政治和人權的一部分，這一概念在過去幾年中被近乎刺耳地不斷鼓吹宣傳。西方傳媒在大多數情況下對於這一點不屑一顧。這往往僅被視為對西方的人權與政治自由概念的挑戰。但是，「對於來自非洲的人來說，由於那裡大部分人都很窮，這個概念聽起來並不一定是壞主意。」

Elusoji很謹慎，不想直接跌入某一邊。這個問題很大、很複雜，並且與作為殖民地的過去和競爭性的未來願景相交織。或許，無論如何，這種二元分立都是錯誤的。「作為一名記者，我可能最強調政治自由⋯⋯但同時我也理解，經濟自由可以是一個力量強大的東西。」兩者可以共存，而Elusoji最熱切呼籲的是，關於中國和非洲的報導能夠在打破框架的同時，也涵蓋複雜性和細微差異。

北京的非洲思辨

不過，在中國生活後，透過應對這些問題的經驗，讓他得出了明確的結論：「的確，非洲有很多可以從中國學習的東西。」在書裏，Elusoji觸及了一個更深層面的問題。待在中國的日子裏，他發現自己一邊觀察一邊「好奇（非洲）本可以怎麼樣」。有一種感覺是，中國做了一些正確的事，而太多的非洲國家則走上了浪費了希望的道路。

這往往源於貧窮以及腐敗的政治。

「非洲各國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讓民眾失望，在人民與權力之間選擇後者，」Elusoji說。而這一問題，也深切影響了中非關係。最終，Elusoji說，這一雙邊關係的成功或失敗將由非洲各國政府如何對待它決定，換句話來說，我們對於中非關係的理解，需要比通常情況下更加立足於非洲政治的現實才可以。

「當然，中國對非洲有益。中國擁有對非洲經濟發展有用的能力⋯⋯擺脫幹擾的問題能夠讓我們專注在真正的問題上，即讓非洲掌握自身的命運⋯⋯重要的，說真的，是非洲應該以怎樣的方式嶄露頭角？」

Elusoji說，迄今為止，我們見證了太多非洲領導人濫用了中非關係提供的機會，去選擇建設足球場等民粹主義項目，而不是追求那些真正能為國家經濟和民眾帶來福祉的建設。「但還是有希望的」，Elusoji大膽說道。他認為，不僅非常有必要對非洲領導人進行如何與中國接觸的培訓，同時也需要擴大非洲的公民空間，以便民眾能夠讓與中國打交道的政府負起責任。

在非洲各國政府的國家治理挑戰，以及自己需要仔細觀察和更好地了解中國的背景下，在北京，Elusoji發現了一群活潑、折衷、有充分參與感的非洲人——記者、學者和商人——他們討論的正是這些問題。

在三里屯SOHO鋼筋與玻璃結構的內部，有一家尼日利亞餐館。帶著對異國他鄉中屬於故鄉的這座小島的好奇，Elusoji前去調查，想寫一個關於該地的報導。到達後，他點了一份種子和蔬菜做成的埃古斯（Egusi）湯、名叫Okazi的松樹狀蔬菜，以及山藥，這些都是尼日利亞的主食。剛坐下不久，一個非洲男人走了進來，「按照北京大多數黑人的習慣」，他朝Elusoji招了招手，「（以表示）這是位在異鄉的同志。」並坐下來和Elusoji聊天。這個男人，Sunny，也來自尼日利亞。寒暄很快轉換成聊政治，兩個尼日利亞人在北京一間地下室餐館裏，熱烈糾正祖國那些政治家們所犯的錯誤。

這只是Elusoji在北京與充滿活力的尼日利亞人和非洲人社區眾多次邂逅中的一次。參加CAPC資助項目的非洲同儕們來自毛裏裘斯、突尼西亞、肯雅、博茨瓦納，而針對亞洲國家的相似項目的參與者們則來自蒙古、馬爾代夫以及其他地方。建國門附近的一家義大利餐館為這一多元、且無疑是不知所措的記者們，提供了最能調和眾人口味的食物和會面地點。對於此前從未出過國的Elusoji來說，「認識來自不同國家的人的感覺就像是在宇宙間展翅高飛⋯⋯特別是交到非洲各地的朋友，幫助我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那片大陸，思考我們是如何如此不同卻又這麼相近的。」

Elusoji在項目後期認識的一個尼日利亞同行名叫Charles Okek，一名轉行到學術領域的商人，他甚至為熱心政治的在京非洲人建立了一個社群網絡，叫做「Conscious African Network」（清醒的非洲人網絡）。這群人以「教育、啟蒙、感召非洲同胞⋯⋯讓他們了解參與到這片大陸的復興努力的必要性」為目的，每月一次在城市各處的餐館會面。Okeke主張將尼日利亞改革為一黨制、任人唯賢的國家。儘管這聽起來像是從中國共產黨的治理方針中直接抽出來的理論，Okeke實際上將其視作與歐洲那些成熟、富有的君主立憲制一致的政治制度。他補充說，這一結論是在自己遇到其他在京非洲人後才得出的，這些人向他講述了遍布非洲大陸的糟糕治理與腐敗故事，這些情況，他原以為僅僅是尼日利亞本國的問題。

「尼日利亞的情況並非特例。55個非洲國家都有同樣的問題。這就是領導力的問題⋯⋯由殖民者們設計，他們留給我們的是一個並不民主的民主政體，」Okeke在採訪中告訴Elusoji，該對話發生在現已關閉的在京外國人知識分子活動中心「老書蟲」（The Bookworm）的屋頂上。

「我們今天在非洲擁有的民主是有缺陷。這便是我們必須審視它的原因。這樣做，我們才能獲得一個以功績為衡量標準的民主體制。」

Okeke只是Elusoji在北京遇見的眾多非洲思考者之一，他們中的許多人正從中國的成功發展中吸取經驗，並將其應用到非洲的語境中。

這一激烈討論非洲和全球議題的社群的存在，與Elusoji剛到北京不久後就遭遇的嚴格受控的媒體空間形成對比。CAPC學員們第一次的報導出行——抵達後僅數日之後——目的地是2018年的兩會。Elusoji回憶起枯燥的會議討論，以及全美電視台的記者張慧君奉承式的問題，同為記者的梁相宜誇張翻起的白眼讓張就此出名。「兩會加深了我在閱讀中對中國的印象，中國不是一個言論自由的國家。」

不意外的是，項目中的很多記者都對於在中國自由報導範圍持懷疑的態度。然而，當其中一個記者問CAPC的項目負責人陳哲（音），他們的報導是否需要在發表前受審查，陳回應說「我們沒有那個（審查的）權利。」這一點被堅持了下來，記者們隨心所欲地為家鄉的出版物寫作。當然，這並不是他們的中國同行可以享受到的奢侈。

種族主義在中國

有一個問題深層次地動搖著中非關係。種族主義。這是一個複雜的問題。Elusoji有點牴觸在中國對非洲態度的語境中使用這個名詞。「『種族主義』（racism）這個詞與奴隸制以及殖民主義緊密相連，」他說，「我會把種族主義與白人和西方緊緊地聯繫在一起。舉個例子來說，我發現很難想像一個黑人對一個白人有種族主義，或是一個中國人在一個黑人面前是種族主義者。種族主義存在著一個很強的政治和社會語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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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論點，早在2018年，就被活躍在中國的非洲學者之一、時任浙江師範大學東非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現任索馬里總理顧問的 Hodan Osman博士反覆強調。「殖民者們在非洲做了什麼？」Elusoji回憶起Osman博士說的話，「他們對待人比對待動物還糟糕，將人們帶出非洲大陸並且奴役他們。那麼殖民主義這個詞，以及其所蘊含的那些歷史意義，怎麼能被用來描述中非關係呢？我認為這是極其愚昧的。」

中國政府的確對待非洲時展現出的尊重，遠超西方國家一路以來的作法。正如Elusoji指出的那樣，出訪北京的非洲國家領導人常常享受紅地毯的迎接。並且，中國與非洲的交往並不伴隨著對後者在國家治理方式上的要求。「有很多關於中國在非洲的擴張主義的議論，但那（與實際）並不是一回事。」Elusoji總結道。

可是，他在中國的生活卻呈現出一番矛盾的景象。Elusoji回憶說，有一件小事深刻改變了他的想法。在CAPC項目組織的武漢報導之旅的某個晚上，為報導和採訪忙碌了一天後，兩位同事來到酒店的游泳池放鬆。但當他們一進入泳池，兩名當時正在游泳的中國女人隨即匆忙離開。這種事情再加上被路人盯著看、試圖觸摸皮膚和頭髮，一幅顯而易見的、非洲人在中國受到歧視的畫面便由此浮出水面。

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Elusoji僅僅將這些事情看作是愚昧，最終是無害的。然而，他的一些同事對此的看法卻截然不同。他來自南非的同學斬釘截鐵地認為，這就是種族主義。

武漢的泳池風波之後，Elusoji和他們站到了一邊。「仔細想過（他們的）這段經歷後，我發現不用這一行為的本質，也即種族主義去稱呼它是很愚蠢的。如果不這樣做，就是在粉飾這一行為，是在嘲弄作為黑人的經歷，」他在自己的書裡這樣寫道。但Elusoji還是對此做出了限定，指出在中國，種族主義是「微妙、難以言表以及容易被忽視的。」

他還指出，在宣傳機器堅持的中非之間的平等兄弟情誼之下，暗含著一種敘事：中國在「幫助」非洲，這種說法進一步助長了非洲人即貧窮又低劣的觀念。

但是，Elusoji仍然不清楚如何處理這一問題。

「中國的種族歧視是一個大問題，一個對很多生活在中國的非洲人非常糟糕的東西。但你能怎麼辦呢？我們有什麼應對籌碼呢？所以很多人索性無視它，繼續正常過日子。」

近期關於中國男子盧克（Lu Ke）為了中國的在線視頻市場，拍攝年輕的馬拉維人唱歌，甚至讓他們朗讀明顯帶有種族歧視意味的中文語句的醜聞，便讓Elusoji在非洲人的反應中看到了這樣的狀況。很多非洲人在BBC的調查爆光後察覺到了這個故事，但很快就轉移了注意力。這類事件太尋常，同時也不是非洲人優先關注的議題，他解釋道。

根本上，Elusoji認為「非洲國家需要成為更好的自己」，這與他對關於非洲國家在中非關係裏需要「嶄露頭角」的論點產生連結。他相信，非洲良好的治理以及堅實的經濟，將會是驅散在中國、歐洲以及全世界揮之不去的種族主義情緒的良藥。這個層面上講，中非的雙邊關係提供了一個克服種族主義的機會，前提是在非洲各國政府對這一關係妥善處理，並充分利用好現有機會強化非洲的情況下。

回到拉各斯

2019年回到尼日利亞海港及最大城市拉各斯（Lagos）後，Elusoji在對中國感興趣或在中國待過的非洲記者社群中越來越活躍——這個社群也日益蓬勃。他在Twitter上主持Space討論中國、人權、發展等問題，並繼續同尼日利亞媒體合作，報導與中國有關的故事。對於他的報導以及他對中國對新觀點，來自尼日利亞的各方反應很複雜。許多人發自內心地讚賞他對中國投射的新看法，這個國家常常被認為是神秘而不可知的，而另一些人，則將他視為「某種中國特工」。

「一般來講，我覺得很多尼日利亞人都想要更多地了解中國，但沒有足夠的理由去做這樣的努力。比如語言障礙。並且，中國不是有誌移民者的理想目的地，大多數尼日利亞年輕人便屬於這一類人。」

對於Elusoji來說，他相信，「中國在本世紀的世界經濟和政治中會發揮巨大的作用，特別是關係到非洲各國的發展上，無論好壞。」

而這個過程，值得被全面、詳盡、細緻入微地報導。正是像Elusoji這樣，帶著好奇、有理解力，以及有意願不斷探究追問的人，在扮演著追究中國和非洲利益相關者責任的角色，以及，如他所說，也是在塑造非洲國家在對華關係中「嶄露頭角」方式中的關鍵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