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熱都市：懷疑被高溫悶死或重創的人們

8月下旬，桂蓮拉開窗簾，看見鄰居在窗外晾曬的衣服，一動也不動定格似的。5月以來，香港天氣悶熱而翳焗，颱風來襲前，城市似是完全無風。她穿上黑衣出門，到工業傷亡權益會的辦公室，辦理丈夫雄輝過世後追討承辦商的各類文件。

桂蓮今年60歲，丈夫雄輝是地盤泥水工人，卒時59歲。今年6月某天，最高氣溫達33度，是那星期內最炎熱的一天。下午，雄輝被發現暈倒在工作地盤範圍內一處更衣室，送院搶救無效。傍晚，桂蓮趕至醫院，看見他躺在殮房的冷櫃，「在裏面被拖出來，讓我看看他。」雄輝的遺體被解剖後，法醫在死亡證寫上心肌炎、心血管等死因。

這些年來，桂蓮從沒聽過雄輝提起有任何的心臟不適，或長期病患的紀錄。她一直覺得他可能是被炎熱殺死。不止是他，今年6月至7月，工會錄得至少5宗懷疑與中暑有關的工作猝死個案。不過，香港法例並未規定勞工中暑死亡，可獲工傷賠償；最近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亦表明，難以將中暑納入職業病。

我們可能一直低估炎熱帶來的危險。除了工人在戶外與酷熱拼搏，劏房和板間房裏的老人、長期病患者的病情，同樣備受炎熱威脅；在城市工作的上班族，也逃不過炎熱與冷氣交叉所加劇的皮膚病困擾。

「我們未必知道熱疾病的影響，它不似颱風，來臨前大家會很轟動地討論颱風來了、水浸來了。」綠色和平項目主任伍漢林說，「熱是一個無聲的威脅。」

在悶熱地牢招魂

為雄輝招魂當天，桂蓮和子女帶同香燭冥鏹（紙錢）前往他生前工作的地盤。

雄輝入行20年，是泥水舖磚的專家。6月，他原訂要在機場上班，但因為該處的工程進度落後，他抓緊機會在另一個地盤工作。他每天在地牢工作約8小時，日薪1500港元。20年以來，雄輝很少抱怨地盤炎熱，但今次，「初初一兩天已跟我說，好鬼焗（好悶熱）。」桂蓮問他是不是中暑？「他說講不到，總之很不舒服，無法呼吸。」

那幾天，桂蓮給他裝滿兩公升水帶出門。一公升是清水，另一公升拌些粉紅鹽；她在鹽水瓶劃上記號。早上，她看着他如常出門上班，但傍晚卻收到來電，「同事經過見到他攤在地上，然後就報警。」從收到消息到雄輝被證實死亡，前後只是約兩小時。桂蓮至今仍不懂反應，「他不是長期病患，不是你已經有心理準備的那種狀況。」

對於丈夫突然暈倒猝死，她有兩個懷疑。其一，是丈夫死前20天曾接種Covid-19疫苗；其二則是酷熱天氣。

她拿出手機向記者展示影片，片中紀錄她和子女在地牢為雄輝做法事的狀況。地牢昏暗，不見窗戶，靠燈光照明；鏡頭又拍到兩度閘門，其餘均是密閉牆壁。「我們走的時候，回頭看，煙完全困在他工作的位置。」

親身到過現場，桂蓮感受到丈夫生前形容的熱，「裏面應該沒有鮮風。」那天，地盤判頭公司職員領她和子女去事發地點，每落一層樓梯，她哭得愈劇烈。「落樓後轉個角，再落樓，當時我也不知落了多少層，都不知道自己在哪裏。」

香港急症室專科醫生Stephen向端傳媒解釋，高溫天氣引致的疾病是一個從輕微到嚴重的光譜。較輕微的為熱抽筋、熱水腫，嚴重一點的為熱衰竭，一般未危及生命，病人需要補充水份、鹽份和休息。急症室處理的大多是熱衰竭，嚴重至中暑的人較少。

中暑有臨床指標，例如體溫極高，神智不清等。Stephen說，中暑影響中樞神經，令不同器官無法散熱，可能威脅生命，急症科會為病人盡快降溫，一般會再送往深切治療部治療。

在急症室，中暑病人分為Exertional（勞動的）和Classical（典型的）；前者多是較年輕的地盤工人、行山人士，後者為老人、體弱人士等。他指出，前者的狀況可比後者更嚴重，「身體所謂較健康的運動員或戶外工作者曝露時間較長，發現時通常情況都較差。」

「一宗戶外工人、一宗清潔工躺臥大樓平台、一宗戶外通宵更……」工業傷亡權益會總幹事蕭倩文數算，去年共處理10宗6月至9月的猝死個案，其中3宗可能和熱天有關。

工人若因工業意外突然死亡，因大多涉及賠償或調查刑事成份，警方會詢問家屬是否同意進行解剖。她觀察到，其中在暑熱天時猝死的工人，若死亡報告寫上心臟病發、爆血管等個人原因，「家屬收到報告，十之八九都放棄追討。」這些家庭大多屬基層背景，追討地盤公司時須先申請法律援助。法援署會要求家屬呈交死亡證，研判死因是否與酷熱相關、證據是否足夠，才決定會否批出援助。

「最後嘗試進一步追討的家屬是很少的。」蕭倩文說。

近年工會處理唯一一宗、死因指明相關高溫致死的工人個案，發生於2018年。一名工人在東涌地盤工作期間暈倒，送院不治，死亡報告提及他死因包括橫紋肌溶解症、急性腎及肝衰竭、肺泡出血等，以及中暑引發的併發症狀，死亡與中暑有直接關係。

但是，即使勞工處把事件列工傷跟進，4年後的今天，遺屬仍然與承建商爭持不下——對方拒絕承認責任。法援申請連同上訴須約半年時間，「遺屬要等報告、專家意見齊整才能開始協調，僱主如果拉扯，要你找很多（文件），」從家屬找律師開始計算，「持續兩、三年也不出奇。」遺屬最近終申請到法援，近日或會跟承建商對簿公堂。

按行業慣例，猝死的工人遺屬只會收到基本的「心意」恩恤金，像桂蓮收到兩個承建商合共4萬港元。這些年，蕭倩文看見不少工人在炎熱天下猝死，「十宗有十宗都是懷疑（與高溫相關）。等到遺屬逼過來打官司，被勞工處列作工傷，他們也不會輕易承認。保險公司也一定會掙扎，拉踞到最後一刻。」

急症室醫生Stephen解釋，法例規定，醫護不能以間接因素作為病人死因，「死因一定是要有證據顯示。中暑未必是直接導致死亡的原因，可能是中暑導致急性腎衰竭、心臟衰竭，令電解質失衡而死。」

他認為這是死因報告的限制，而更有效保障戶外工作者的方法，可參考外國規定溫度高於多少，室外工作就要暫停，由政府指引去監管僱主，「因為，很難證實死因直接與熱相關。」

酷熱是累積的

在香港，7月的高溫打破自1884年以來的多項記錄：7月內有21日為酷熱日（日間最高氣溫33°C或以上），25天屬熱夜（當天最低氣溫28°C或以上）；7月23日錄得「大暑」的最高氣溫，是34.9°C；自2004年有記錄以來，北區上水氣象站最高氣溫在7月24日錄得39°C。而8月氣溫雖稍降，但仍有10天酷熱日、8天熱夜。

但入秋後，天文台於9月5日錄得35.3°C高溫，打破1884年以來9月最高月氣溫記錄。

中文大學未來城市研究所名譽副研究員劉家麟解釋，酷熱日及熱夜這兩個概念，對於計算炎熱帶來的死亡風險，非常關鍵。「（我們稱呼）所謂『酷熱天氣』，是因為香港未定義『熱浪』，歐洲、美國和澳洲其實都已經定義何為熱浪。」比如，當英國某地區錄得至少連續3天的每日最高溫度、達到或超過熱浪溫度閾值時，政府就會定義「熱浪」出現。閾值因不同縣市而異，倫敦的熱浪溫度閾值為28°C以上。

建築學出身的劉家麟長年研究環境科學和城市設計，近年專注探索亞熱帶、高密度城市和熱之間的關係，「（香港的）熱浪其實不遠矣。」

劉家麟曾經參與中文大學和香港大學的合作研究，以天文台、中大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提供的資料，分析2006年至2015年、10年間酷熱日和熱夜與死亡風險的關係。研究發現10年間，單一酷熱日令死亡風險增加1.6％；單一熱夜死亡風險增至2.43%；連續5天以上的熱夜令死亡風險增加6.66%，其中以女性和長者更易受影響。

2022年，另一項研究發現，酷熱天氣下，老人家使用急症服務比率有明顯的升幅。

值得留意的是，研究指出香港的熱夜比酷熱日間殺傷力更大。酷熱是累積的，人們可能並非直接被熱殺死，而是被炎熱影響夜間休息，熱力儲存在體內，誘發中暑或其他器官的疾病。

2021年底，香港食物環境衞生署職工權益工會發布數據調查，約53％鄉郊清潔工曾經出現中暑、熱衰竭等症狀。除非嚴重至入院，他們通常視之為輕微損傷，自行處理，一來怕麻煩上司，也怕填寫工傷報告。官方的工傷數字，往往未能反映普遍勞動情況。

工會主席李美笑指，全港約878個鄉村式臨時構築垃圾收集站中，大多因面積受限不設休息位置，無水無電，沒有風扇乘涼。她說，「酷熱天氣愈來愈多，只會影響工友愈來愈多。」

工會建議政府參考《廣東省高溫天氣勞動保護辦法》，當中包括提供高溫津貼、按炎熱氣溫調整工作時間安排等。最近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指，計劃在勞工處《預防工作時中暑的風險評估》中加入天文台「暑熱指數」作參考指標，希望10月諮詢業界，2023年4月推出新指引；但相關指引未有強制僱主跟從。

被城市吃掉的風

「今年夏天特別熱，熱到像飲醉酒，不懂走路似的。」70歲的龔先生坐在唐三樓的板間房，半個身擠出走廊。這個唐樓單位一劏10戶，只有一部冷氣機；唯一一個大窗戶對住別人的屋簷，上頭堆滿垃圾。

龔先生的房間面積約數十呎，沒有窗戶，門是一塊破爛木板，頂上有一個封塵的抽氣扇。幸運的是，他位處單位中心，比其他租戶更接近冷氣機。房間月租2200港元，含水、電和雜費。冷氣機逢傍晚6點多運作至凌晨5點左右，龔先生總是在冷氣關掉後醒過來。最熱的晚上，他赤裸上身睡覺，仍熱得喘不過氣，偶爾劇烈的頭暈。

床蝨在炎熱天繁殖得特別快，他的枕頭上有兩隻蟲子爬過。他每晚捏死幾隻蟲子，補過油漆的白牆上仍留有幾處血痕。他不斷抓癢，把腳掌抓出許多白屑。

「昨天35°C，整天在家真的焗到暈！」他說。

龔先生的生活日程取決於冷氣和風扇的運作時間。他在小小的房裏購置風扇，用紙皮盒墊高，晚上對着頭頂吹風。每天上午11時，他怕風扇過熱，為了讓它休息，他下樓往公園乘涼。中午時分，他回家煮個麵，吃後，又走10分鐘路程到西九龍中心吹冷氣。

他已經很熟門路了，「8樓美食廣場，坐着不用錢；但中午爆棚，坐滿人。」他指指時鐘，「4點這個時間生意很淡。還有市政大廈，街市樓上，圖書館也有冷氣。」

每次出門，他都會拿着一個粉紅色不織布袋，袋裏盛住他的尿袋，靠一條導尿喉管接駁到他的褲頭。早幾個月，醫生告知他前列腺閉塞，但因為高血壓無法即時做手術。龔先生還有些舊患，退休前10年，他跟貨車做搬運，左膝因勞損整個向外長歪。後來他又動手術切除部分小腸，肚臍底留下一條長疤。術後他很難再做搬運，只能退休，領綜援交租和生活。當年板間房租金是1300港元，兩年加一次。

他到過油麻地、太子看有窗的板房單位，租金約3000多港元，「政府（租金）補貼不到這麼多。給你一個數，你自己諗掂佢（其他的你自己想辦法）。」試過和室友商討湊錢開冷氣久一點，每人100多港元，末端房間的租戶不太願意，「吹不到風就不湊錢。」

社區組織協會（SoCO）社區組織幹事胡加沂給龔先生送來口罩和清潔液。她拿着溫度計，上面顯示為31.4°C，「唯一尾房（末端房間）有窗，但住戶長期不在，他很勤力，打兩份工，（房間長期關門）就沒有對流風。」龔先生說，那位租客是清潔工，見他夏天一天洗澡三次。SoCO還接觸到一些劏房戶，由於單位沒有冷氣機，整個炎熱天就在暑氣中度過。

住在這樣的板間房居所，龔先生每逢頭暈或被床蝨咬，就塗白花油、擦米酒。整個夏天他用光一支白花油，「剩下幾滴，18元一支，又要去買。」

「住劏房的人，晚上未必有冷氣，甚至無法負擔冷氣費。他們在室內的溫度可能高達40°C以上，晚上在30°C的環境也難以入睡。」劉家麟解釋，香港的居住環境狹窄，設計上若無法使空氣流通，自然使熱力累積。

那麼，走到街上能不能有效散熱？「無論商業、工廠區，抑或住宅區，香港這麼多高樓大廈，通風都很差。城市裏面很高密度，每一塊石屎（混凝土）都是吸熱的。」他說，「如此密集的情況底下散熱，散去哪裏呢？其實都是把熱散回城市。」況且，城市裏的綠化空間不足，植物能夠減少城市熱力的作用亦微弱。

香港是沿海城市，理論上通風應該不錯。劉家麟說，近年香港東南邊的橫瀾島氣象站的數據反映，未進入香港的風速約每秒5至6米；但當風穿過城市，跑到九龍尖沙咀京士柏氣象站，已減慢至每秒2米多。「對比其他城市，我們城市的熱島效應，可能是（增加）4至6°C不等。」

連續發出酷熱警告，然後呢？

鏡頭拉遠，全球天氣趨向極端，影響人體健康，已是不爭事實。海外非牟利機構 Global Heat Health Information Network整合資料指出，一直以來，歐洲和地中海地區人口最容易受高溫影響。不過由於大部分西太平洋、東南亞和非洲地區近年的城市發展不斷加快，衍生熱島效應後的影響急速增加，健康問題隨之湧現。

機構發現，熱應力（Heat stress）所引發的影響大大增加。人體以流汗排放鹽分和水分，假若熱應力超過人體承受熱力的程度（大約40°C），身體便會響起警號。除常見的中暑、熱衰竭，亦會引發潛在疾病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哮喘。

假如人體溫度持續攀升，又未能降溫，器官便會因缺血或中毒而導致死亡。機構又指，患有呼吸問題、精神疾病、腎臟和心臟問題的人、身體殘疾人士、戶外工作者、街頭露宿者及低收入人士，以及運動員、嬰兒和孕婦，他們會基於身體機能限制、欠缺通風或冷卻設備、脫水等原因，是較易受到炎熱影響的群體。

在健康風險面前，香港的預警系統足夠嗎？目前，當香港或廣泛地區的最高氣溫預料升至33°C或以上，香港天文台會發出酷熱天氣警告。但劉家麟說，「當警報發出，而全世界已經麻木時，警報效果其實減弱了。」

他和不少學者認為，天文台應盡快定義更嚴重的「熱浪」警示。歐洲多國已執行熱浪下的應變措施，在英國，當熱浪嚴重至當地最高酷熱警示的第4級，將有國家層面的聯合行動，由衞生部門牽頭，指示不同地區部門合作。當地應變措施包括探訪或致電給高危社群，檢查醫院和療養院的溫度，並篤促社區組織加強留意高風險的人士等等。

另外，美國部分州分也有訂立酷熱指數，如達指定氣溫，戶外工作須停止。華盛頓規定，僱主要在高溫下提供強制的乘涼休息時間、為工人提供足夠水分等等。

學者的研究指出，美國費城和賓夕凡尼亞的炎熱警報系統有效減少死亡率；但是，無數包括亞熱帶城市在內的早期預警系統，都是用作識別某一日的酷熱氣溫，「未能解決（炎熱下）多層次危害的影響。」

「做一個更全面的預警系統，不只酷熱天氣這麼簡單。」綠色和平項目主任伍漢林舉例，現在的警告系統只是取自九龍尖沙咀的溫度，那麼是否應在不同地區設不同的警告系統？舉例說，7月24日，新界北區上水氣溫高達39°C，但九龍尖沙咀只是錄得35°C，「對工人會否已是很不同的影響？」

伍漢林說，在香港，「看到這10年的酷熱天氣日數多了很多，比起1884年，增加10幾倍。而夏天愈來愈早開始，愈來愈遲結束。」1884至1893年的10年間，每年平均約有1.9天酷熱日。而2012至2021年間，每年平均約有33.6天酷熱日，是前者的約17倍。

他說，「見到不斷破紀錄的趨勢，（每30年）氣溫平均值再拉高，極端值再極端化。」

科學家對於氣候變化對天氣的影響有很多推算，除了極端炎熱，颱風的數量和強颱風也大大增加。「海面溫度上升，令颱風有更多的能量。它在海面溫度愈高，風力有機會愈大。」還有極端降雨，「全球溫度上升，水蒸氣蒸發多了。水的循環增加，特別大雨的日子也會增加。」在香港，特大暴雨的日子也是在過去幾十年才出現。

2022年8月，有外國研究指出，氣候變化所引致或加劇的疾病共接近375種，當中有218種疾病源於熱浪、海平面上升和野火等因素而衍生及加重。更甚的是，氣候變化引致更多攜帶着病毒的動物如蝙蝠和囓齒動物，從無人之地遷移至城市，加速病原體的生長，增加疾病傳播至人體的可能性。氣溫上升還會削弱人體免疫系統，導致更大型的流感爆發。

回到香港，減碳生活並不是新鮮的概念。伍漢林則認為，「市民可以做到一些事，商界比市民做得更多，政府可以帶頭做更多。」商業機構層面而言，除冷氣使用量外，是否採購低碳商品等也是考慮，「整條供應鏈可以做更好的選擇。」

政府政策而言，固然可以教育公眾對熱有更多的理解，但勞工保障始終要靠法例。「我們不相信僱主不知道中暑是風險，但你要納入保障，需要法律。」

他又以市區重建局將在油麻地、旺角重建為例，擔心計劃會增加區內樓宇密度，「是不是能有更好的規劃、重建構思，去減低熱島效應？」他又提出，天台或外牆的綠化工程等等都是一個參考例子。他認為，政府在減碳、使用可再生能源等方面應有更進取的目標，「香港作為一個頗有錢的國際城市，可以更有擔當。」

無法改變時，調節自己

香港乃至全球愈來愈熱，但Hilda的濕疹卻比早年改善了不少。10年前，Hilda的濕疹爆發得最嚴重，頸部和手肘的皮膚破爛、紅腫、滲血水。「我逢夏天情況會更差。」夏天引發汗水，使濕疹更加痕癢，間接影響情緒，令濕疹患者長期繃緊、易怒。走入商場，冷氣機開得猛烈，令皮膚變乾，又是另一個極端。

她家住屯門，常常要坐車到九龍、港島，每次都是一趟折磨的行程。等車時，總是因炎熱出汗；上車後，長長的屯門公路經常塞車，她在車上忙着回覆工作訊息，總是焦慮而擔心。

Hilda喜歡與人對話溝通，但在酒店前台工作的日子，濕疹使她的手紅腫、出血水，她連筆也拿不住，甚至令文件沾上淺淺的血水痕跡。她試過找西醫塗類固醇，也試過中醫針灸，甚至嘗試電擊、脈衝，但效果不大。那時，她想過就此跟濕疹同歸於盡。

2017年，她辭去全職工作。當時，她留意到一個台灣的斷食營，想了想，決定飛往當地學習靜坐、斷食，慢慢理清思緒。「（生活）平衡，就是放下什麼、堅持什麼。我從台南回到香港，慢慢找到自己的節奏。」在當地旅居3個月後，她決心回港調整生活作息，不再做全職工作，勤做運動，把身體放鬆下來。濕疹亦慢慢緩和。

現在，她全心經營工作室，為有濕疹的人提供諮詢，賣一些補充品、擴香和精油。遇上大熱天，她披上薄外套防止太陽直射，也保護皮膚免受強力冷氣傷害。每天，她出門前榨好西芹汁，帶蘋果當午餐，嘗試吃多點Raw food（生機飲食）。她覺得這樣可以幫助肝臟排毒，減少身體的熱，有助紓解濕疹。

她覺得，無法控制大環境，只能想盡辦法強健身體，專注自己。現在她對令人煩躁的屯門公路有另一種期待，「我望到海就會放下電話，外出時靠右坐，回家時靠左坐，」看着海的景色，她給自己靜下來的空間。

但她也覺得這種內在的安靜並不容易。她看到許多尋求諮詢的人受困於工作壓力，「在外打工晚上11時仍在上班，會有時間照顧身體嗎？」

「香港好繃緊，節奏好急速。雖說內在靠自己調節、不會受外來干擾，但環境也會影響你的皮膚、你的節奏。政局上，現在這麼多不同的紛擾，又好像沒什麼希望，防疫政策又令大家走不出去……」她說。

抄經與追討

這三年，桂蓮很少看新聞，「沒有什麼好看啦，現在的新聞。」雄輝過世後，她很留意工傷消息。「一個後生仔，這麼可惜……」她提到MIRROR演唱會發生的事故，為受傷的年輕舞蹈員李啟言感到難過；訪問正值颱風天，她又叫記者早點下班回家。

路上看見地盤工人戴口罩開工，她又想到雄輝。她感覺在發一場好長的夢，還沒醒。

蓄一頭白短髮的桂蓮思路清晰，說話有條理。講述丈夫的死亡，她也表現平靜。她從背包搬出厚厚一疊A4文件，新聞也影印齊全，到處劃上螢光筆跡，「我要講清楚，要是我說得亂，別人都會亂七八糟。」

工會幹事梁金愛跟記者悄聲說，桂蓮跟其他遺屬有點不同，「其他人都崩潰大哭。她覺得什麼都不知道，她就不甘心。她給我看過一家四口的合照……」

數起來，桂蓮和雄輝已經結婚接近38年。她在車衣工廠認識同為女工的雄輝媽媽，熟絡後常到對方家中聚餐，認識了比她小一年的木工雄輝。雄輝當時在傢俬店工作、也做裝修，但金融風暴時生意慘淡，他意識到要轉行，便去學泥水。

當年雄輝是建造業訓練局的尖子，很早被某間大型建築公司挑中、聘請。「『八萬五』停了，然後都沒工開啦。就硬着頭皮出來做『大樓』（地盤工作）。」（按：「八萬五建屋計劃」，時任行政長官董建華於1997年提出建屋目標，即每年興建的公私營房屋單位不少於8.5萬個，計劃後來擱置。）

在桂蓮眼中，丈夫能力高、有責任感，也很願意教徒弟。喪禮那天，10幾個徒弟一字排開鞠躬，憑弔的花牌堆滿牆邊。雄輝辛勤打工的錢都拿來養家，下班後愛攤在按摩椅，看着桂蓮坐在對面加班車衣。一切彷彿從未改變。事發兩個月，桂蓮仍覺得有個人坐在那裏看電視，看她抄佛經。

她對按摩椅說，「你坐定定，我抄經。」

桂蓮抄經、摺紙蓮花，弄得雙手疼痛。「我不知道他去哪裏了，也不知道我做的事有沒有用，但是盡我的能力。」訪問末段，把事件講好後，她如釋重負般哭起來，手指把木桌子敲得響亮：「我在幫我老公做事，我要知道他怎麼了！我老公本來行得、走得、食得，無端端暈倒。死或者因為他的心臟血管，但跟你的地盤悶熱是否相關？跟地盤公司、你的安全主任是否相關？」

追討路漫長，桂蓮還是想試試，「就算不是為我老公追究，難保沒有第二個人受害。」

「嗯，今日都走了一個。」梁金愛應聲。

「是什麼人？」

「運輸工人，又是突然之間。」

（尊重受訪者意願，桂蓮、雄輝均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