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下失業者︰露宿、捱餓、吵架，他們仍未看到困境的終點

夜幕降臨，街市外的休憩花園一片安寧。花園一側設置了幾層階梯，幾位露宿者住在階梯上很久了，家當完備，整整齊齊壘在身旁。在失去穩定收入後，階梯也成為阿龍新的落腳點。

阿龍從沒想過會露宿街頭。他縮在角落，徹夜難眠。天亮後，他拾起腳旁20多根煙蒂，丟進不遠處的垃圾桶。一個隨身背囊，放了幾件短袖，這是阿龍的全部家當。他把街頭隨地撿拾的報紙鋪在地上，枕頭是那個癟癟的背囊。天氣冷一點，他就拿出一件衣服蓋在身上。「我的一個優點就是不怕冷，」阿龍有點驕傲地說。

疫情不久後，「看着荷包（錢包）做人」成為阿龍的生存準則。生活開支捉襟見肘，他看準夜晚麵包西餅店臨收舖的時間，趕去買最平價的白吐司填肚子。失業後一日三餐也變得奢侈，那段時間，阿龍對飢餓失去知覺，「究竟為什麼，我會到這樣的地步呢？」

自2020年頭，香港至少捲進五波疫情。兩年半以來，失業率節節攀升，曾在2021年頭突破7%。關於失去和重建的故事，落在20多萬失業的人身上。

搖搖欲墜的生活

疫情爆發前，30多歲的阿龍在廚房忙忙碌碌近十年。

九十年代末，阿龍隨家人從大陸搬來香港。他16歲就出社會打工，做過髮廊和酒吧，最後走進餐廳跟師傅學藝，也做過茶餐廳和酒樓。逢年過節餐廳熱鬧，他從清早忙到深夜，生意最爆的時候，日薪有1000元。

早一代的廚房，幾乎每個崗位都得熟悉；夥計們收工後一起飲酒、吃宵夜。大約在2010年，阿龍感受到廚房文化漸漸不同︰集團式餐飲公司興起中央廚房，小炒的調味汁不再由師傅手把手傳授，轉由集團統一配方。廚房的崗位也被精準分配，形成流水線工作。

2019年下半年，洶湧的示威活動成為香港的主調。那時阿龍在一家酒樓工作，夜檔生意稀落。來到年末，阿龍每週只開工兩三天，那時有同行選擇離開飲食業，另覓出路。

翻過一個年頭，疫情砸在眼前。2020年初，在防疫措施限制下，店舖紛紛落閘。阿龍覺得香港變成死城，人山人海的旺角街頭變了副模樣，「望過去整條街，我都數得到有多少人。」

阿龍只能每週返工兩三天，酒樓也沒什麼客人光顧。一間諾大的店舖，日常運營開支加上租金，一天得燒上萬元。很快的，餐廳要搬去其他地方，新店所需人手大幅減少，廚房只留下兩三人。阿龍不想讓相識已久的廚房大佬（大廚）為難，和其他同事決定在舊店結業前離開。「等生意好了，再叫我們回來。」臨走前阿龍對廚房大佬說。

疫情帶動網購風潮，物流業隨之興盛。經轉行的舊搭檔介紹，阿龍投身物流業，踏足HKTV MALL的倉庫做勞力，也做機場速遞公司的外判員工。但工作總是不太連貫、持久，開工頗受防疫政策影響。其中，核酸檢測證明是很大的障礙，例如疫情嚴重時，機場要求出示48小時內的陰性證明，但檢測結果常常超時，阿龍曾遇過5天才拿到結果。2022年第五波疫情衝擊下，阿龍又跌入兩個月的失業期。

「今次持續已久的失業潮，基本跟疫情有關，因為停市等防疫政策引致經濟活動停頓。」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學系助理教授歐陽達初向端傳媒表示，2019年示威活動不太影響失業數據，疫情後則發生巨變。

翻查統計處數據，失業率自2010年起至疫情前，穩定在4%以下；2019年全年平均失業率僅為2.9%，翌年全年平均飆升至5.8%；2021年初更曾一度達到高峰7.2%，及至年底爆發的第五波疫情，失業率持續數月突破5%。

歐陽達初補充，一般而言發達國家失業率維持在3%左右便屬「全民就業」，香港自2010年起至疫情，整體失業率相對而言屬於偏低，在疫情後的程度相較其他國家亦屬偏低。而經過兩年時間，失業群體中可能有人已經轉行、或退出勞動市場。

一個月工作四天半

在荃灣市區的唐樓（​​沒電梯的舊樓房，台灣稱為步登公寓），陳萍一家跟兩位親戚共住在兩房一廳約300多平方呎的房子裏。屋子塞得滿滿當當，狹小通道兩側立着冰箱和儲物架，靠近天花板的橫樑插入釘子，用來掛背包。客廳一側擺了一張木質碌架床，下層用作儲物，上層能睡人，床架則堵住了窗戶。四台風扇在客廳和房間運轉，冷氣機極少出場。

陳萍一家是大陸新移民，丈夫余建斌在建築工地做雜工。疫情前，余建斌月入兩萬元，要養活一家五口，陳萍全職在家照料三位女兒。單靠余建斌的收入，加上低收入在職家庭津貼（低津），才能勉強撐住日常開銷。

建造行業是受疫情影響的重災區，雜工是地盤食物鏈底端的工種，技術含量少。在第五波疫情的高峰，余建斌在2月只開工四天半，全家收入只有幾千元，連房租都付不起，幸及時獲批低津救助。

勞動市場正在萎縮。除了失業人群，基層就業不足的現象也常見。所謂就業不足，指在統計前七天內，在非自願情況下工作少於35小時。歐陽達初認為，失業率的統計沒有包括就業不足人口，「失業率數字可能一定程度低估了就業困難。」

根據統計處，自2010年以來，就業不足率保持在2%以下，2020年後上升至3.3%。

陳萍的家許多都是固定開銷，每月七千元房租，孩子書簿費每人每學年兩千多元。銀行儲蓄數字迅速下跌，陳萍只好朝食物開銷下手——在夜晚街市關門前買菜，一般七點的蔬菜是十元三份；等到八點，或許能買到一元一份。夜晚的肉也便宜，原價38元的豬肉變半價。陳萍買回家後會立即切成三份，煮一小塊肉，剩下的放進冰箱。

幾個月來，余建斌沒找到新工作，有一搭沒一搭地開工。陳萍也出門尋找兼職，當了「三無大廈（沒有業主立案法團、任何居民組織和管理公司的大廈）」的兼職測量專員，為每層樓公用垃圾桶裏的垃圾秤重、計算住戶使用政府派發的環保垃圾袋數量等。

為了阻隔垃圾的惡臭，陳萍戴上三層口罩。夏天的唐樓，格外悶熱，陳萍爬上爬下，汗水浸透衣衫。脫下塑料手套，汗水直滴，「裏面的水都夠養魚了。」就這樣，她一個月能為家裏幫補三千元。

一個人偷偷哭泣的日子

原本，阿龍住在九龍鬧區裏的劏房。撇除洗手間，劏房幾乎只放得下一張床。失去收入後，阿龍不想在家裏用電，總是四處遊蕩，去商場吹冷氣、用Wi-Fi。

還有全職工作時，阿龍喜歡在夜晚和朋友聚會，有時能喝個通宵。失去工作後，最初朋友請吃飯，一兩頓還能接受。漸漸地，阿龍畏懼參加聚會，不想見人，不接電話，扮作手機沒電。

「以前大家可以各付各的。真是要朋友接濟，你會疏離那個圈子。」阿龍說。

後來做物流業，也是朋友伸出援手，但接受這份工作時他又忐忑不安：「他為什麼要我去幫手？是否覺得每次吃飯都要他付鈔？」他條件反射地揣度朋友好意。

落差感，緩緩地淹沒阿龍。

房租也交不起了。拖欠兩個月房租後，阿龍心有愧疚，沒等房東開口，抓起幾件衣服塞進背包離開。日間，阿龍待在公園，有時順勢睡在長椅上，有時去朋友開的網吧借宿，吃點便宜的食物，一整夜就過去。最後，他找到露宿的地點，選擇標準是，那個區沒什麼熟人朋友。

有志願者來為露宿者派飯和物資，阿龍從不主動去領食物，先讓給其他長期露宿的長者。他也不與其他人對話，「他們不會理你，」阿龍揣測。露宿期間最難捱的不是風吹雨淋，是路過的晨運人士。那些竊竊私語鑽進耳中，揮之不去，「但她們也不是有心說的，」阿龍補了句。露宿者們總在清晨六點起床，收拾好物品離開。

因失業引發的一連串情緒問題不容小覷。香港社區組織協會針對第五波疫情，於5月下旬對375個基層住戶就勞工就業及政府支援情況作調查，結果顯示，逾五成受訪者出現家庭負債的情況；逾四成失業和花光積蓄；逾三成無錢交租。在情緒方面，超過七成受訪者感到抑鬱、情緒低落；近六成人士感到無助、徬徨。

事實上，情緒浪潮在疫情初期已經掀起。2020年4月，即香港第二波疫情高峰過後，香港大學護理學院及公共衞生學院調查Covid-19大流行期間影響港人心理健康狀況的因素，有1501名18歲以上成年人參與研究，結果顯示，在疫情期間失業，會大幅增加罹患抑鬱、焦慮徵狀的風險。

「精神健康問題是隱蔽的社會成本，」歐陽達初分析，「政府對他的支援會比較多，他比較快有信心可以再找到工作，不用擔心太久。」

陳萍一家的日子也不好過。疫情將人們鎖在家中，一下把原本不大的空間塞滿。余建斌失業後，夫婦二人的溝通變得尖銳，「以前我跟老公吵架，盡量不在小孩面前。現在控制不住了，說吵就吵。」陳萍說。更多時候，余建斌乾脆直接關上對話通道，把自己埋進睡眠裏，「可能日日醒着的時間都沒兩個鐘。」陳萍抱怨道。

孩子們在家中上網課，陳萍向非牟利機構借來二手電腦。狹小的空間被分割成幾塊，大女兒和二女兒在客廳桌子旁聽網課，小女兒搬把椅子坐在走道。孩子們在家中上課沒法專心，成績下降不少，這讓陳萍煩心極了，皆因她付不了每月幾千元的補習費用，剛把英文補習班退了。

合租的親戚也沒工開，待在家裏抽菸。打掃的活兒都落到陳萍頭上，她疲憊不已，「像個老媽子一樣，每天都要做這些，真的要崩潰了。」陳萍比以前更想擁有獨立空間。前段時間，中介帶她去看一個天台僭建的鐵皮房，100平方呎，廚房和廁所與他人共用，租金8000元。

鬱結一團團積攢起來，陳萍愈發容易因生活瑣事發脾氣。大女兒貪玩遊戲，成績下降，她忍不住發火，有一次甚至說，「如果我去死，我第一個帶上的就是你。」

還有一次，二女兒告訴陳萍，姐姐寫了一封給自己的信，陳萍感到好奇，想看看漂亮的信封裏面寫了什麼。等到女兒們入睡後，她偷偷打開信，「（我女兒）寫她要去死。她說她不開心，因為媽媽不讓她玩遊戲。」陳萍覺得天都塌了，讀着信止不住地哭。

「我很少在老公面前哭，哭就是自己洗澡的時候，或者躲到廁所用水沖馬桶的時候。」陳萍覺得有顆石頭壓在胸口很久了。有時喘不過氣，她就跑到天台，一坐就到凌晨兩三點。「我上去就一個人流淚，流完淚感覺自己發洩完了，」陳萍輕輕地說，「風吹一下，冷靜一下，想想日子還是要過，就下去了。」

「史無前例」的臨時支援

2022年3月底，港府在第六輪「防疫抗疫基金」下撥款30億元，推出臨時失業支援計劃，通過審核人士將一次性獲得一萬元津貼。「是史無前例的，」歐陽達初不禁感嘆，「我以前未見過失業援助可以這麼快去到10萬個申請。這個數字，反映了失業支援好有需要。」

但這筆失業補助花了兩年才實施。2020年初，突襲的疫情引發失業潮，當時的勞工及福利局局長曾拒絕設立失業援助金。香港明愛荃灣社區中心社工譚穎潼認為，好多政策要社會「嘈好耐（吵很久）」，才會獲得回應。

根據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2022年5月20日公布，已完成的40萬宗臨時失業支援申請審核中，未能成功的約10萬宗。據政府公報，未通過審批的原因主要︰一是申請人在申請時仍有工作；二是申請人2021年第四季月入不符合2700元至30000元的要求；三是失業或因指定處所受限而停工少於連續30天。

民間批評這些審批條件屬嚴苛限制。2022年2月，陳萍發現銀行帳戶上只剩下200元。她想為余建斌申請臨時失業援助，但因4天半的開工時間，被拒之門外。這種情況在基層中並不少見，陳萍的另一位朋友因為開工一個鐘，入賬60元，亦申請失敗。

社工譚穎潼說，基層並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推出失業援助金，「他手停口停，見到有工作當然就上班。」譚穎潼接觸過深水埗、太子和荃灣的基層街坊，不少人做散工，寧願不放假，揪住任何可以開工的機會。

第五波疫情爆發後，2月至6月，譚穎潼跟同事接到近200個街坊求助和諮詢來電，「失業、開工不足，無辦法交租，申請緊急援助的，那段時間是高峰。」在繃緊的防疫措施下，譚穎潼的同事們常去購買食物、藥物、檢測包、維他命C，包裝成物資包送到街坊家中；有的街坊甚至需要奶粉尿布。

一直以來，陳萍都會主動尋求官方和民間機構支援。「職津、學生資助、住房補貼、關愛基金……拆東牆補西牆，」陳萍說，「沒有這些的話，真的捱不下去。」

歐陽達初研究社會福利保障政策多年，他坦言，政府推出直接針對失業人士的援助已算「有突破」，但更關鍵的是，失業支援是僅應對疫情的一次性措施，還是成為恆常失業保障制度的一部分？

回顧香港一貫應對失業議題的手法，歐陽達初認為，過去政府不願過多介入就業市場，商界更是始終反對增加與失業相關的福利，失業者只靠綜援和遣散費應付日常，「我們很長時間，是處於一個失業保障低到令人髮指的地步。」

港府由2020年4月至今推出共三輪保就業計劃，涉款共900億元，向符合條件的僱主支付半年或三個月工資補貼，僱主需保證接受補貼期間不會裁員，將補貼全數用於僱員工資。

惟有聲音批評保就業計劃存在漏洞、缺乏監管，例如保就業計劃未能覆蓋沒有強積金的基層員工；有公司一邊申請政府補貼，一邊要求僱員放「無薪假」；更有僱員在保就業計劃結束後就遭解僱。

歐陽達初評價該計劃的設計初衷時指，「是給資本、給公司，不是幫助失業的弱者的邏輯。」

不過，今年港府自2022年1月初陸續收緊防疫措施，包括收緊「限聚令」、晚上六時後禁止堂食、關閉部分商業場所等。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3月接受電台訪問時稱，有三千多間食肆暫時停業，約六萬名員工因而失業或短期失業。

歐陽達初分析，保就業計劃也承托不住那些撐不下去的企業，「對企業來講，要考慮不止是人工，還有貨物、燈油、租金的成本，他們真的要倒閉，不會因為有個保障就不倒。」

歐陽達初認為，社會面對的失業問題普遍存在且多元，比如有的行業復甦慢；有人難找全職工作；有人年紀大找工難……人們需要更多時間讓生活復常。如「失業保障」變成恆常制度，作用便突顯出來，「不僅對失業的人有好處，對整個經濟來說，也有維繫失業人士購買力的作用。」

香港浸會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余偉錦等學者也曾發文，指出處理失業問題，往往需考慮以下幾點︰要確保失業者免陷於貧窮，分擔失業帶來的社會風險，這需要促使勞資雙方和政府合力，而失業者的求職鬥志也需要維持，政府提供的就業培訓可以雪中送炭。

參考國際經驗，往往會同時提供不同方面的就業支援，譬如就業服務（Employment service）、就業支持（Employment support），培訓和就業意願的溝通等。這稱之為積極勞動市場政策（Active labour market policies），政府充當一個很強的角色，主動去協助失業的人找工作，「而不是單單說，你等市場復甦回來就自然沒有這麼多（失業）。」歐陽達初說。

自疫情以來，政府僱員再培訓局啟動共五輪計劃，為受經濟不景氣所影響的失業、待業人士，提供職業技能或創新科技的培訓，為期兩至三個月。不過，譚穎潼認為，在缺乏恆常失業保障制度時，讓市民上培訓班增加職業技能，是要他們「靠自己就好」。另外，一個現實考量是，要讓老年人突然轉行是很難的事。

「如果以普通街坊的角度，失業都不知道怎麼辦。綜援這條路可能救到，但要等；低津2021年4月才更改（申請資格）。」譚穎潼說。

在職家庭津貼計劃原本的基本工時要求為144小時，2021年4月立法會通過《2021年撥款條例草案》，降低2021年6月至2022年5月申領月份非單親住戶的工時要求，下調至72小時。

然而根據香港社區組織協會的調查，在2022年1月至3月期間，第五波疫情下，工時達到低收入津貼最低要求的基層僱員不足四成；完全沒工開的人數上升1.4倍。放寬後的職津申領條件，仍無法保障受疫情影響嚴重的基層勞工免於困窘。

「其實2020年都出現過（失業），一年後才知道開工不足，這個已經很慢了。一萬元的失業基金，為什麼叫『臨時』？現在給你，下個月就沒有啦。」譚穎潼說。

看不見的終點

臨時的失業援助金，沒法援助到陳萍一家人。她現在尋找兼職工作的標準，是能兼顧到照顧孩子，「垃圾測量員」這份工作她還算滿意，一週三天，時間靈活，早做完、早收工。雖然上樓梯喘得厲害，陳萍也不敢停下休息。

陳萍早年來港，曾在餐廳廚房打工，出餐送餐，右手留下勞損。現在吃飯夾菜，手都隱隱發疼，給垃圾秤重的時候，得雙手並用才能使得上力。好不容易，她才搭建起生活。以前買不起洗衣機和冰箱，向別人借了五萬元，花了兩年時間還清。

「（小孩）剛來香港沒有申請學生資助，老公工資也低。小孩讀書，還有吃的費用，好不容易還完那些債，疫情又來了。不知道怎麼說，還挺倒霉的。」陳萍一家早已習慣餐桌上總是一菜一湯，菜色清淡，點綴一小撮肉末。偶爾重要的親友來作客，她才會花兩三百元買菜。

當老公還有穩定收入時，陳萍省吃儉用，還能不時給老家的母親寄點錢。現在她心有餘而力不足。親弟弟失業在家，陳萍很擔心母親的健康，看病吃藥都需要錢。但她經濟拮据，面對母親偶爾打來的視訊電話，她猶豫極了，不敢按下通話鍵。「可能只是說家常，我就會很難受。因為我知道家裏沒有錢。」

「我現在年輕，還可以做一點點，等我再大點年紀，但是一點儲蓄都沒有，不知道怎麼辦。」陳萍說。

歐陽達初說，今次的失業問題，是政治動盪加上疫情影響，比2003年SARS、2008年金融海嘯時期複雜許多，「這是持續性的估不到終點的危機。」

不過，一些預料之外社會氣氛正在慢慢變化。歐陽達初觀察到，從前香港崇尚自力更生的「獅子山精神」，社會會把失業的後果推向個體承擔，「大家都有個印象，你怎麼會找不到事情做？」

但今次在疫情蔓延兩年半後，「自力更生」不再是唯一信仰。「我從未感受過香港這樣，比較少人去責怪失業的人。大家態度比較開放，當說要提供多點保障給失業人士時，聽不到有好大反對聲音。」

最近阿龍的工作穩定了一點。他在機場速遞公司做物流工作，那也是體力活，這與他在疫情前的生活或許近了。品嚐過露宿的滋味後，他決定打破心裏的高牆，找到關注無家者的機構ImpactHK求助，對方暫時幫他解決了居住問題，有了過渡性的落腳點。

「我不要揀最便宜的麵包了。我要食（15元一個）菠蘿油。」他現在想牢牢抓住手上的工作。

經此一役，阿龍說自己的抗壓力增強不少，心裏長出新的勇氣，「我都瞓過街（曾露宿），最差還能怎樣，那就是住在隔壁吧。」他指了指某個方向，說那裏有殯儀館。

他反覆念叨，應該換個角度思考這些經歷，「其實沒有疫情爆發，你不會知道身邊有這麼多問題。」

（為尊重受訪者意願，阿龍、陳萍、余建斌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