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智傑(1985年-),台灣詩人。曾獲林榮三文學獎等,出版詩集《深深》、《小寧》、《野狗與青空》,曾任德國柏林文學協會2021年駐會作家。
在台灣成長的六七年級一代,與五四最初的連結,大概就是詩人徐志摩。然而不是徐志摩的詩,也不是戴著圓框眼鏡的才子詩人形象,而是由台灣民歌時期作曲家李達濤譜曲,歌手范廣慧演唱的,1977年的《再別康橋》。
「在康河的柔波裡,我甘心做一條水草⋯⋯」我仍能回想那些昏沉下午,音樂課的階梯教室,吊扇無力地旋轉,全班跟著琴聲搖頭晃腦,合唱《再別康橋》的光景。沉鬱的小調、迴環的編曲⋯⋯小學生難以理解其中告別的意含,只從唇齒間咀嚼出一種奇妙的清涼感──來自榆蔭、菁荇、長篙,也來自不知究竟在哪一條河上的「康橋」。
民初情調的浪漫投射
台灣大眾對五四投射的想像與情懷,和香港及中國大陸的不同──去政治的五四,搖身一變成為口袋裡只有十五元的窮學生,體驗「小清新」的消費選擇。
1999年升上國中,黃磊、周迅、伊能靜、劉若英主演的電視劇《人間四月天》在台灣播出,旋即創下當時公視(台灣公共電視台)八點檔收視率的最高紀錄。夾藏靈魂、愛情、自由的名言,成為學校男女朋友互傳紙條援引的金句,這是島國新一波的徐志摩旋風。
《人間四月天》引爆了台灣的五四熱,然而「五四」這個符碼對於台灣大眾,與其說關乎政治與啟蒙,毋寧更多是對民初情調的浪漫投射──青衫、旗袍、傍晚的石板路。台灣知名飲料品牌,統一企業的「飲冰室茶集」,取用梁啓超《飲冰室文集》,以「以詩歌和春光佐茶」為名,在飲料包裝上印刷詩句,連續多年舉辦名為「五四為愛發聲」的文學獎徵文,將優選詩作印刷於飲料杯上。
「飲冰室茶集」對五四的再包裝,是台灣在使用者生成內容(UGC)的行銷運用上,最成功的一波文藝操作。「飲冰室茶集」在臉書上獲得三十多萬粉絲,年度的徵文動輒有上萬作品參賽,穩居台灣投稿者數量最多的徵文獎。
單就內容看,「飲冰室茶集」因面向大眾,印刷版面亦有限,選入的作品皆較為輕短、淺白、有時亦不免出現雞湯式的小語。即使如此,仍足見台灣大眾對五四投射的想像與情懷,和香港及中國大陸的不同──去政治的五四,搖身一變成為口袋裡只有十五元的窮學生(包括高中時的我),體驗「小清新」的消費選擇。
五四入門:馮至十四行
「什麼能從我們身上脫落,/我們都讓它化作塵埃」
少年時代對五四的記憶,就這樣停止在熒光幕和飲料包上。直到上了大學,在一年級的第一堂新詩課,讀到現代詩人馮至的《十四行集》。
那大概是「新詩」這種文體給我的最初震撼──
我們準備著深深地領受
那些意想不到的奇蹟
在漫長的歲月裡忽然有
彗星的出現,狂風乍起
——〈我們準備著深深地領受〉馮至
有別於徐志摩呼告式的浪漫主義,馮至的詩,更像一個孤獨者對自己生命的低語,恰恰擊中一個剛離家上大學的十七歲少年,對未知生活的體驗──
身邊感到冷,眼前忽然遼闊,像剛剛降生的兩個嬰兒。
——〈別離〉馮至
我所就讀的台灣清華大學位於新竹,氣溫雖不低,但11月的「九降風」異常磨人,開設現代詩課的文學院又位於山坡高處,視野中常是一片大雨大霧,說我大學一年級的整個心靈狀態被《十四行集》所浸透,亦不為過。
相較其他現代派詩人,馮至的詩受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意大利詩人)十四行詩體的分節與用韻約束,而更顯得節約、自制。內容歌詠的不是情愛對象,多是大自然、小事物、生命與死亡,形式及聲音上的可預期感(十四行的 a-b-b-a/a-b-b-a/c-d-e/c-d-e 韻式),都予人一種平心靜神的作用。
是的,用今天的話來說,馮至的詩非常「療癒」,又極易上口,好些句子我仍能默念出來,譬如「你一叢白茸茸的小草/不曾辜負了一個名稱」、「什麼能從我們身上脫落,/我們都讓它化作塵埃」。
記得當時和幾個詩社同學,將馮至的詩句製成書籤,在大學的社團聯展攤位供人抽取,在夜裡披上風衣,假扮先知為人釋義解謎。《十四行集》那些神秘、幽微的句子,深深吸引著十七歲的我們。
而當時我所不知的是,留學德國的馮至,也深受德語詩人里爾克(Rainer Maria Rilke,1875-1926)影響。馮至翻譯的里爾克《給青年詩人的信》和台灣詩人楊牧的《一首詩的完成》,仍被台灣許多教授現代詩的老師,列為詩歌寫作的入門建議書。
以馮至為閱讀起點,一路追索到《現代》雜誌及現代派作品,五四後詩人的璀璨星圖才真正向我湧來。
《現代》雜誌之璀璨星圖
讀者向《現代》雜誌提出挑戰:(1)看不懂(2)無韻的詩和散文有何不同?記得當時看到上述問題,心中一震,因為在九十年後的台灣,這仍是現代詩創作者常被讀者要求回答⋯⋯
《現代》雜誌於1932年5月創刊於上海,其時,國民黨與日軍剛簽訂淞滬停戰協定,上海戰事告一段落,上海現代書局希望辦一個「無政治風險」的文藝刊物,於是找來了既非國民黨,也無左翼背景的施蟄存,主編新的文藝雜誌《現代》。施蟄存本人也是作家,創作多為小說,卻寫過一首令人駭然的短詩,名叫〈銀魚〉:
橫陳在菜市裡的銀魚,
土耳其風的女浴場。
銀魚,堆成了柔白的床巾,
魅人的小眼睛從四面八方投過來。
銀魚,初戀的少女,
連心都要袒露出來了。
〈銀魚〉在僅僅三節、六行的小詩中,完成了一個完整的敘事場景,把死亡(銀魚的命運)與情慾(浴場、床巾、小眼睛)結合進詩裡。詩的三段中各出現一次「銀魚」,使其構成一組袖珍的三連畫(Triptych),詩的外形如一把匕首彈出,冥合著「銀魚」的閃光。這首詩結尾收在「連心都要袒露出來了」的「即將完成」的時態,比起「心已經袒露出來」更加強了感官上的期待與懸念。
除了施蟄存,將詩作發表於《現代》雜誌的詩人,還包括〈雨巷〉的戴望舒、〈棄婦〉的李金髮等人。施蟄存將《現代》作家的特徵歸納為以下幾點:(1)不用韻;(2)句子、段落的形式不整齊;(3)混入一些古字或外語;(4)詩意不能一讀即瞭解。這四點與當時文壇正流行,重視格律音韻的「新月派」(以徐志摩為首)的詩歌路線完全不同。舉詩人李金髮的組詩〈時之表現〉其中一節為例:
在愛情之故宮,
我們之Noces倒病了,
取殘棄之短燭來,
黃昏太彌漫田野。
這樣朦朧、晦澀、扭曲句式的寫法刊登出來,自然會有讀者向《現代》雜誌提出挑戰:(1)看不懂(2)無韻的詩和散文有何不同?記得當時看到上述問題,心中一震,因為在九十年後的台灣,這仍是現代詩創作者常被讀者要求回答,關於詩歌內容與形式的問題。
這些僅僅存在於過去的世界,藉文字抵達我們,我們或摹仿,或批判,或顛覆,或遺忘,或在某個時刻驀然想起。《現代》的存在,是我們作為中文寫作者的諸種幸運之一。 而在大海另一邊,日治下的台灣作家,也並未缺席《現代》這場短暫卻豪華的盛宴。
對此,施蟄存作出了以下申覆:「沒有腳韻的詩,只要作者寫得好,在形似分行的散文中,同樣可以表現出一種文字的或詩情的節奏。」,另一位京派詩人廢名,則認為「舊詩的內容是散文的,其詩的價值正因為它是散文的。 新詩的內容則要是詩的,若同舊詩一樣是散文的內容,徒徒用白話來寫,名之曰新詩,反不成其為詩」
什麼是「內容是詩意的,但型式可如散文」呢?另舉一首詩人卞之琳登在《現代》雜誌的著名詩作〈距離的組織〉為例:
想獨上高樓讀一遍《羅馬衰亡史》,
忽有羅馬滅亡星出現在報上。
報紙落。地圖開,因想起遠人的囑咐。
寄來的風景也暮色蒼茫了。
(醒來天欲暮,無聊,一訪友人吧。)
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
哪兒了?我又不會向燈下驗一把土。
忽聽得一千重門外有自己的名字。
好累呵!我的盆舟沒有人戲弄嗎?
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
若不經作者解釋,這大概也是首不可解的「謎詩」吧。它充滿了邏輯的斷裂、視角的轉換、不押韻的口語句。但這種理解的落差正是「距離的組織」──羅馬衰亡和當日(1934年12月26日,作者注)報紙刊載星體發現的新聞,差了1400年,上海和羅馬則相隔9000公里。兩者共時地出現於詩的連續兩行,就是因為人的在場,重新「組織」了地理的距離。
詩人接著以短句「報紙落。地圖開」倏然抽換長句,省略主語,加速節奏,碎念般地重複「灰色的天。灰色的海。灰色的路。」則呼應蒼茫的風景(明信片)與無聊感。先不看過度用典的驗土與盆舟兩句,詩人在最後一行寫「友人帶來了雪意和五點鐘」而非「五點鐘下雪,友人來訪」,則是重新組織了人與不可改變的外部世界(時序與天氣)間的邏輯,為讀者帶來視角的更新。
可以說《現代》詩人給我們的遺產,不在意識形態或文藝主張,而更多在於閱讀及創作技巧。在每星期一次的課堂間,我們的精神從〈雨巷〉到〈棄婦〉,從〈銀魚〉到〈女神〉,這些僅僅存在於過去的世界,藉文字抵達我們,我們或摹仿,或批判,或顛覆,或遺忘,或在某個時刻驀然想起。
《現代》的存在,是我們作為中文寫作者的諸種幸運之一。
而在大海另一邊,日治下的台灣作家,也並未缺席《現代》這場短暫卻豪華的盛宴。1905年出生於台灣鹽水港廳(今台南)的作家劉吶鷗,大學前往上海就讀,隨後與施蟄存等人結識,並將作品發表於《現代》雜誌中。被認為將日本「新感覺派」技法引入上海的劉吶鷗,作品雖無涉政治,最終卻在上海遭人槍殺,原因至今成謎。
浪流至異地,得年三十五的劉吶鷗,比起活到九十九歲的施蟄存,似乎更像《現代》雜誌流星一瞬的命運。
誰的五四,為誰所擁有?在某個時間點,歷史已經加速走向歧路。無論在時空或心理上,台灣和五四的距離已有些遙遠,現在我們所追憶的五四,乃被另一段集體記憶所複寫的五四。
冷感:五四在台灣
五四至今已過103年,在三年前的「五四百週年」大會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了民族復興與愛國主義的動員宣講,台灣民眾反應冷淡,除了零星關於「台灣是否該紀念五四」或「台灣該如何紀念五四」的網路討論,並未激起太多聲浪。而總統蔡英文和前總統馬英九的社群帳號,在當日都沒有針對五四的紀念發文。五四在台灣,似乎逐漸被封閉於學術研究的領域中。
台灣民眾對於五四的冷感,也許來自近年台灣主體性的確立,讓五四成為「另一邊」、「另一個時空」的敘事。台灣學者簡明海的《五四意識在台灣》一書,則試圖以將「五四意識在台灣」轉變為「台灣的五四意識」的論述,賦予台灣人對五四的詮釋權。誰的五四,為誰所擁有?在某個時間點,歷史已經加速走向歧路。
法國哲學家 Maurice Halbwachs 認為集體記憶(Collective memory)是一種文化建構。無論在時空或心理上,台灣和五四的距離已有些遙遠,現在我們所追憶的五四,乃被另一段集體記憶所複寫的五四。真也好,假也罷,五十歲的劉若英仍是那麼有氣質,三十歲的我們,偶爾仍會買一杯「飲冰室」綠奶茶,一解十七歲的鄉愁。
而《現代》給我的詩歌啟蒙,就是我五四的全部了。至於其他──什麼能從我們身上脫落,我們都讓它化作塵埃。
五四運動對台灣確實沒有直接影響,畢竟環境差異太大了,比較像是有許多雷同發展的平行線;不過台灣新文化運動(本土文化意識、民主自治運動)一般認為有受到五四的影響,如張我軍(五四當時在中國唸書工作)的新舊文學論戰;去年文協百年的紀念活動相當盛大
當大陸共產黨不斷搶奪歷史話語權、企圖壟斷對「中華文化」、「中國」等等的定義,就有越來越強勢的聲音要求作為「中國人」就要愛國愛黨,而且愛不愛國還不是以你個人感受作準,本來不可能有標準的「愛」,變成以黨的演譯為準。「中國」本來是所有華人的文化及種族身分的根源,但當「中國」在人們的意識及語境中越來越跟「中共」成為一體,香港人、台灣人縱然愛中華文化、中國歷史,但多少要與「中國」作出某種切割,或保持某種距離。
虽然如今本土主义在政治风波中成为香港主导思潮,但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香港仍有极强的中华民族主义;而五四运动时台湾刚割给日本二十多年,不至于就已经彻底丧失了对于中国的身份认同吧?我想知道当年的台湾人对五四运动有怎样的响应?
此外,这百年来台湾人对五四的集体记忆又有怎样的变迁?
展现更丰富的历史层次,比起单单谈今日台湾人在本土主义影响下对五四的冷感会有意思得多
五四是中国民族主义内部,台湾人隔离似只是确认两者的距离。毕竟当时台湾岛是日帝治下
新詩的節奏比舊體詩更難掌握。
寫得好的詩人也更少了。
澳門作家 鍾偉民是我欣賞的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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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針引線,好文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