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為什麼閲讀（3）：我想了解，中國走向現代的歷史進程和驅動力

疫情帶來的失序仍在劇烈且深遠地影響我們的生活。封閉成為常態，權力的邊界愈加模糊。以防疫為名、以愛國為名，反思、質疑甚至討論的空間被進一步摧毀。我們又該如何守護自我的主體性、守護思考的自由？

閲讀，修築了最後一道閘門。端傳媒和六名來自中國大陸的閲讀者聊了聊閲讀這件事。他們是翻譯者、檢修工人、大學教授、詩人、童書編輯和獨立書店的店長。通過閲讀，他們感受真實、認識社會、尋找自我，抵達一個遠比腳下豐富、開放和廣闊的世界。

在那個世界中，閲讀就是生活本身。它關乎人如何在不確定性中安頓自身，關乎個體在潮流面前的自醒和堅守，關乎自由的思想如何作為一種應對時代的方式，賦予他們超越現實的力量。

每個週六，我們將與你分享一個閲讀者的故事。今天是系列的第三篇，一個譯者想要了解，中國走向現代的歷史進程和驅動力，並透過翻譯來表達自己的想法。在下週六的第四篇裏，一間書店的店長說，她想要建立書與人之間的鏈接。

茫茫書海中，身體或被困居一隅，精神的遠足卻可翻山越海。願他們的故事，也帶給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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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什麼閲讀（1）：我們為什麼閲讀（1）：如果這代人是自我的，那自我之上，還有什麼價值？

我們為什麼閲讀（2）：打工者身份是我的錨點，閱讀讓我更新對自身群體的理解

孟凡禮，圖書編輯、譯者（42歲）

兩年前，我來到後浪出版公司的學術與文化編輯部。作為主編，我想通過長期的選題規劃，將我的一個想法貫徹下去：重新挖掘、梳理古典資源，尤其是構建了現代社會基本理論原則的早期現代經典著作。

我一直想策劃的一套書，是嚴復先生的八本翻譯名著的重刊。

近代中國啟蒙時期，嚴復第一次系統地將西方的社會學、政治學、經濟學、哲學、邏輯學和自然科學介紹到中國，翻譯了《天演論》、《原富》（《國富論》）、《法意》（《論法的精神》）、《群己權界論》（《論自由》）等最重要的西學作品。但他使用的典雅文言，即便對當時的讀者來說，也都造成了一定障礙。因為白話文興起，這些翻譯更是迅速被遺忘、被拋棄。

嚴復能夠用中國最傳統、最古典的語言，將西方最現代的理論思想表述出來，這本身就說明我們的古典與西方的現代，並不是像很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斷裂」。

上個世紀80年代，商務印書館曾經出版過一套《嚴譯名著重刊》，對嚴復的文言譯本做了點校。然而在今天，我想嘗試用古籍註解的方式，來重新做這套書，讓現代讀者有機會讀懂嚴復時代使用的語言。

雖然隨着越來越多譯本的出現，我們早就可以不通過嚴復去接觸這些經典譯著了。但寶貴的是，我在他的翻譯方法中，看到了一種溝通中西的理想。

嚴復能夠用中國最傳統、最古典的語言，將西方最現代的理論思想表述出來，這本身就說明我們的古典與西方的現代，並不是像很多人所認為的那樣「斷裂」。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更內在的理論上，它們都有更多溝通的可能。

現在回過頭看我的閲讀史，其實經過了相當曲折的路程。

我出生在一個落後的北方農村，沒上過幼兒園。小學一年級，拿到印刷的課本，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真正的書。淡淡的油墨香，一下就把我給深深吸引住了。可能就是從那一刻起，註定了我今後與書不可分離的命運。

大學前，我接觸到的閲讀資源還是相當有限。小鎮的高中連個圖書館都沒有，距離縣城很遠，更不用說書店了。你只能想辦法通過各種熟人渠道，滿足自己對閲讀強烈的渴望。就連古典文學的四大名著，我都是從同學家借閲的。

我還記得，來到北京上大學後，第一次踏入學校的圖書館，真的把我給「嚇傻了」。當時腦子裏唯一的想法，是這麼多的書，我要到什麼時候才能讀完？

那時候，我念中文系。學到後來，對專業本身就沒剩多少興趣了。好在時間相對自由，亂讀了不少其他領域的書。

廣泛閲讀的過程中，真正的興趣變得逐漸明朗起來：我想要了解的，是中國走向現代的歷史進程和驅動力。於是，考研時，我選擇了中國社科院的中國近代思想史專業。

那三年裏，隨着學習的深入，我對近代中國社會和政治思潮有了更深的理解，特別是自由主義思想對近代知識分子的深刻影響——我的碩士論文，研究的就是《新月》雜誌及其知識分子群體。除了徐志摩這個核心人物外，圍繞在這個刊物周圍的，還有羅隆基、胡適、梁實秋等當時一群著名的知識分子，在上世紀30年代，他們曾發起過名噪一時的「人權運動」。

跟着這一知識分子群體，很自然地，我進入了自由主義的脈絡，發現其中的主題比我想像中還要廣闊。我需要了解的，不光是近代中國自由主義思潮走過的路程，還要繼續擴展至整個思想史的譜系，去認識世界思想史上的自由主義是怎樣生發的，整個世界又是怎樣從一個古典狀態，進入現代社會的。

這也為我提供了一個更廣闊的背景，來理解近代中國的頓挫。

直到問題意識越來越清晰，我才開始將閲讀作為一份「終身的事業」。

韋伯提醒：我們無論持有什麼樣的價值立場，首先要對整個社會情境做如實的關照。

我讀研時，正值世紀之初，趕上了自由主義在國內重新大放異彩的「高光」時刻。西方的自由主義經典，無論新的還是古典的，都在成批成批地被閲讀、被討論。

2011年，我離開當時所在的一家體制內雜誌社，進入「理想國」（北京一家民營出版公司品牌），接手了他們剛剛簽下的弗朗西斯·福山作品的編校工作。

在我的整個閲讀和編輯生涯中，遇到福山是一個難得的幸運。因為他，我才找到了進行深度哲學閲讀的感覺和線索，開始了離開校園的「第二次學習」。

現在有很多人瞧不上、批判福山，覺得他是意識形態的「吹鼓手」，但通過仔細地編校他的作品，我發現問題根本沒有那麼簡單。

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中，福山調用了從柏拉圖，到霍布斯、盧梭、康德、洛克，再到黑格爾、科耶夫、尼采的思想資源，梳理出了他的整個思想史的徑路，才得出了歷史終結的結論。它代表着一項相當了不起的綜合成就。

福山本人就是一位「非常貪婪的讀者」。順着他的參考書目，我的閲讀範圍進一步擴大了。

馬克斯·韋伯是在我的閲讀脈絡中佔有相當重要一席的思想家。我對他的重視，就源於閲讀、編輯福山另一部重要作品《政治秩序的起源》。

韋伯有一個說法，叫「智識誠實」（intellectual integrity），他提醒我們，要將價值關照和實際知識進行嚴格的一個區分，無論我們持有什麼樣的價值立場，首先要對整個社會情境做如實的關照。這種「清明的理性」，放在任何一個時代，都是難得且珍貴的品質，也是他最讓我感到觸動的地方。

也是受福山影響，2019年10月，我開始讀黑格爾的《精神現象學》。這一讀，讀了整整兩年。

在讀黑格爾之前，我每年大概保持着一星期讀一本的速度。但這兩年，因為讀黑格爾，一年連二十本書都讀不上。我就是有一個非常深的執念，要把這本書讀透。

在《精神現象學》中，黑格爾對人類整個精神史做了一個貫穿。貫穿的目的，就是要克服一種分裂的狀態，無論是意識和對象間的，還是個體與個體間，乃至個體與社會間的。

讀黑格爾對我最大的觸動，是讓我的自由主義思想慢慢從一種激進的原子論狀態，向一種共同體主義的傾向發展。

從根本上來說，黑格爾是一位自由主義者。但他對自由主義脈絡下、個體與個體只是市場上的利益主體這一孤立的原子論相當不滿。按照今天的說法，他算是一位社群主義的、或者說共同體主義的自由主義者。這裏所說的社群或共同體，可以是小的社會團體，也可以大到一邦一國，甚至也可以是整個世界。

他認為，在一種絕對精神的運動下，人類可以在共同體中實現個體自由和整體自由的和諧——儘管這是一種非常理想的狀態。

我覺得我可以通過這種有選擇性的翻譯，通過我對翻譯的投入，把我最核心的一些想法間接地表達出來。

更早時，說到為什麼讀書，我還會賦予它一些比較宏大的意義。但後來，我慢慢覺得，即便沒有這些宏大的意義，閲讀就是我面對世界的一種方式。只有在閲讀的時候，我才覺得這個世界是「安全」的。

可能有些難以想像，《精神現象學》的很大部分是我在地鐵上讀完的。對我來說，每天的往返公共交通就是最好的閲讀場所，無論是多麼艱澀難啃的書。一上地鐵，我會馬上找一個靠邊的、相對不受干擾的角落。一旦進入閲讀狀態，外界都跟我沒有關係了。經常，我還會拿支筆，邊讀，邊在書上寫寫劃劃。

去年，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把洪堡的《論國家作用的界限》給翻譯出來了。順着他的路徑，又讀了不少書。

洪堡的思想在西方自由主義思想史上獨樹一幟，他高揚人的個性，認為只有將國家的作用降至最低，推到只求保證安全的一隅，才能成就個人的偉大和人類的光榮。他對自由的辯護，既沒有功利主義理性計算的乾癟，也避免了浪漫主義情感追求的蕩然無歸，將浪漫主義和個人自由的理想完美熔於一爐。

翻譯洪堡這本書，是我繼《論自由》後又一次「啃硬骨頭」的嘗試。

這兩部作品，猶如自由主義思想史上的兩顆明星。洪堡對人類個性和多樣性的熱情謳歌，是穆勒自由思想的先驅；他對個人自由的論證，也在某種意義上比穆勒更加連貫。然而，《論自由》在今天的光彩完全遮蔽住了洪堡的這本著作，加上中文世界中沒有特別好的翻譯，讓它收穫的關注變得更少。

這讓我覺得非常可惜。重譯完《論自由》時，我就發願說，一定要把洪堡這本書給翻譯出來。

真正動手開始翻譯，已經是2017年了。這場翻譯最終持續了四年之久，中間歷經了無數停頓、曲折、瑣碎和艱辛。一方面是因為我有了孩子，很難抽出集中的時間做翻譯。另一方面，相比貿然動筆，我想給自己留出更多時間充實儲備，更好地理解洪堡處身的思想脈絡。

從盧梭、康德，到歌德、席勒、弗格森……我重新熟悉了一遍這些或深或淺地影響了洪堡的思想家，彌補了不少年輕時沒有好好讀過的遺憾。加上洪堡和歌德、席勒是出了名的鐵三角，我把他們之間的交往通過閲讀梳理了一遍，看他們的思想是如何互相影響的。

在一個絕對國家主義盛行的時代，個人自由的理想是否還值得堅守，對自由的辯護是否還需要從古典思想中去挖掘借鑑？

為了對他有更深的了解，我還集中讀了幾部他的傳記。

洪堡本人既是普魯士教育改革的推動者，也是一名外交官。當時他想爭取首相的職位，但他的性格，令他很難在政治生涯中爬到這一位高權重的地位。將他的成就和局限全部嵌入他的時代背景，也能幫我更好地理解，他整套的自由主義改革最終為什麼沒有在德國深深紮根，而留下了日後德國走向悲劇的隱患。

到了去年六月，我覺得自己不能再拖了，就下定決心，花了一個多月的時間，集中把這本書剩餘的部分全部翻譯出來了。可以說，這本譯作是我從漫漫長夜中奪出來的，我為它付出了太多的夜晚和睡眠的代價。

翻譯是一件需要投入大量心力的事。在今天這個時代，它似乎顯得越來越「吃力不討好」。為什麼我還願意堅持做這件事？我想是因為在我看來，無論是對我自己，還是更大的閲讀市場來說，它都是一項擁有恆久價值的工作吧。

每次翻譯，都是我自我學習的一個過程。剛開始翻譯《論國家作用的界限》時，受各種條件的限制，我用的是手寫的方式。這種方式會逼着你深思熟慮之後，才去落筆。這樣一來，你對句子的處理可能會更謹慎。而且，當你翻閲底稿時，會看到自己的整個思考過程，不停地對某一個詞比較、斟酌，到確定，這些痕跡都被留在了紙面上。對我來說，這些都是很好的提醒和訓練。

翻譯和編輯，也在潛移默化中，讓我成為了一個更好的讀者。很多時候，你不需要通過看原文，而是通過文本的內在理路，比如突然覺得思路怎麼怪了，怎麼走不通了，一對照原文，一般都能夠發現翻譯錯誤。

一個人始終是帶着他的文化的前見在閲讀的。即便有一天，我們都可以通過原始語言去讀懂文本，每一次翻譯，仍會有新的東西產生。而正是在這樣一次又一次的翻譯中，一本本經典作品才能不斷被重新解讀、重新發現，賦予新的時代意義。

其實你可以看到，我的翻譯都是有選擇性的。為什麼翻譯《論自由》，翻譯《論國家作用的界限》，都是有我的思想脈絡在裏面的。我覺得我可以通過這種有選擇性的翻譯，通過我對翻譯的投入，把我最核心的一些想法間接地表達出來。

回過頭看，從發願翻譯《論國家作用的界限》到完成，已經過去了整整十年。十年間，自由主義從巔峰跌至低谷，我的心境也從充滿樂觀，變成了悲觀忍耐。在一個絕對國家主義盛行的時代，個人自由的理想是否還值得堅守，對自由的辯護是否還需要從古典思想中去挖掘借鑑？在這種心境下，重新走入洪堡，也成為了我個人應對時代問題的一個出口。

在這個時代，既然還有可能，就讓我們繼續去翻譯、去閲讀這樣一些古典作品，沉下心來，靜觀世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