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自願出院」和「被提早結束隔離令」—— 政策夾縫中的確診者

2月12日，黎典朋在推特上貼上接種第3劑新冠疫苗的照片，並配上了 #hktwittergetsboosted 的標籤。下一個晚上，他更新貼文：「快速測試陽性。」並附上一個哭笑表情符號。他手腕上的智能手錶，也顯示了他的心跳過速。

住在天水圍的黎典朋，2月13日因為發燒和心悸到區內醫院求醫，未久新冠病毒快速測試結果呈陽性，於晚上6時被移送到室外帳篷接受核酸測試覆檢。

原定要等候核酸測試覆檢結果的5個小時過去，但覆檢結果還未出爐。至翌日凌晨3時，覆檢結果陽性，醫護人員於是安排黎典朋入院。

只是3小時後，醫生卻又提出他可以在「不遵從醫生勸告自行出院」的前提下，自行簽紙回家。他只覺氣餒和恐懼，生怕連累家中60多歲的父母，但持續在院外寒風下等候亦不是辦法。

香港第五波疫情大爆發，單日確診數字直線上升，急症室、隔離病房、內科病房需求爆煲，政府終於宣佈入院分流政策，讓重症、老人、兒童優先入院。可是，有些等候入院的確診者，卻夾在不同防疫政策中的縫隙，資訊和政策混亂讓他們進退失據、陷入無助。

心跳過快，應否「自願出院」？

黎典朋記得等待入院當晚，氣溫只有攝氏13度。他身上只有一件外套和醫院的毛氈，在等候覆檢結果期間，他血壓上壓曾高達165，心跳更達一分鐘141下。「整個晚上我只是覺得好冷，也只吃了一顆必理痛。」

當晚他在社交媒體上記錄等候情況 —— 在14日凌晨，他覺得「又冷又累」，寒冷令他開始咳嗽。由於心跳過快，他連站起來踱步也困難。

只是醫院沒病床了。他只得簽下那張「不遵從醫生勸告自行出院」的聲明書。「我幾乎覺得這是一個自私的決定，但我必須下一個決定，而寒冷已經令我感到神志不清。」

「醫生說，這是一個兩難局面，我（醫生）不想你回家，但反之你可能要在外面（露天地方）等上兩天」。24歲的黎典朋本想入院接受治療，以免傳染同往父母，但想到繼續要長時間在寒冷的戶外輪候，只好打消念頭。

在「清零」前題下，港府一直以安排所有新冠病毒確診者入院為準則，但自今年1月爆發第五波疫情後，疫情嚴重失控，但政府早期依然否定在家康復的選擇，只着確診者在家等候送院。在黎典朋在簽署離院聲明的同日下午，政府宣佈公營醫院隔離病床已達接收病人上限，並實施入院分流政策。

可是，分流指引還是不夠清晰，不少人像黎典朋一樣，夾在政策和現實中間，不得安置。他們想盡公民責任，接受治療和隔離，以減低病毒傳染風險，換來的卻是互相矛盾的指示和無了期的等待。

夾縫中亦有來自安老院舍的長者。直到2月18日前，有病人於深水埗明愛醫院和北大嶼山醫院戶外等候覆檢結果和床位，到18日晚上才被移到室內。醫院管理局又請求院舍接回症狀輕微的院友，以疏導人滿為患的病房，但業界代表指院舍沒法妥善隔離確診者，擔心造成院內傳染。

回家後，黎典朋說衞生署一直沒有聯絡他，也從沒有收到隔離令，「就算我外出也沒有人會知道」。他自律留在房間，至今還有頭痛等病徵。最初，同住父母得知確診的兒子回家，顯得不太高興，但在沒其他選擇下只好不時用測試套裝監察自身情況。黎典朋亦不敢怠慢，一直用電子血壓計觀察身體狀況。

到底一個普通市民，如何衡量得到自己究竟是否需要入院求醫？在明愛醫院擔任護士的醫管局員工陣線主席陳國誠說，政府宣傳不足，的確令部分病人難以作出判斷。「如何定義輕症呢？（宣傳品中）沒有準確描述」。所以病人只能採取他們認為最安全的措施，例如到醫院求診，也是無可厚非。反之，也可能出現有人誤判病情，錯失診治時機。

「我為所有要去醫院的人感到悲哀，因為他們不會得到及時治療。」黎典朋說。他質疑香港政府沒有為早在多地流行的變種病毒Omicron來臨作充足準備。翻查資料，香港距離上一波疫情已足足有八個月，而Omicron首先於2021年11月已在南非出現，香港在同月又成全球首個在非洲以外錄得確診Omicron的地方。

「政府定下了動態清零的目標，卻沒有投放資源（實現它）。」

被提早結束「隔離令」

對政府檢疫政策不滿的，還有居港外籍商人Peter。他2月1日起在指定酒店進行入境隔離，5日後收到通知初步確診，但一直沒有被移送到醫療設施或被安排覆檢。期間酒店以他染疫為由，不再清理房間，亦要求所有垃圾放在房內，結果慢慢就傳出臭味。到2月13日，Peter感到胸口疼痛，由救護車送到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一待就是40小時。

在醫院，Peter說他從醫護人員接收的資訊極不清晰，一開始他要求做核酸測試被拒，中途醫生又告知他可以自行離開，請他回到酒店，但因Peter初步確診，酒店不願再次接收他。醫生又再提出Peter可以回到在港居所，儘管當時他並不知道他的CT值是否高於出院要求。（Cycle Threshold、「循環數閥值」，值愈高代表病毒含量愈低。）

「我還未完成（原定21日的）檢疫令，也未做完所有檢測」。他認為離開醫院而返家居住會有法律風險，亦不想傳染同住者，就請醫護人員向衞生署請示，並再次要求在醫院接受檢測。「這些醫生只是想將責任推到另一個人身上。」他指控。

根據《外國地區到港人士強制檢疫規例》，在檢疫令完成前離開檢疫地點，一經定罪，可罰款港幣25000元及監禁6個月，而沒有完成指定檢測數量，亦可罰款港幣5000元。

呆坐在急症室快兩天，Peter看到有病人不願吃藥，但醫護捏着她的鼻，強行把藥塞到她口中；也看到有老人被捆綁在床上；還有抱着幼兒、誤被放到確診病人輪候區而失聲大哭的女人。他覺得這些亂況一直存在於公營醫療中，只是在疫情下尤其明顯。

40小時後，衞生防護中心傳來新的檢疫令，將Peter的隔離時間改為2月14日晚上11時59分結束，變相提早7日立刻終結他的入境隔離；醫院為Peter做的檢測也評定他的CT值合乎出院條件，可以自行離開。

但這些都沒有將他從卡夫卡式官僚主義中解放出來。由於手上沒有一份陰性檢測結果，為確保同住者安全，Peter只好重新訂酒店，再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取樣，等候回家的日子。

「這全都是一個笑話，這個制度根本行不通，大家應該留在家中。」

只得3天病假紙，該如何向僱主解釋缺勤？

為應對病床供不應求，醫管局於2月16日啟動7間指定診所，要求症狀輕微、又未能送院的確診病人先透過電話熱線預約，以安排診症及治療服務，減輕公立醫院負擔。但由於查詢人數眾多，不少市民向媒體反映一直未能成功接通熱線。

確診後應如何自理？衞生防護中心同日指出，如情況許可，病人應留在自己的房間內，避免面對面接觸同住人士。若出現嚴重徵狀，如持續高燒達攝氏38度或以上，或有氣促、心悸及心胸痛，則應報警求助。

有人在社交媒體留言批評，指這些簡單的指引，不能解決輕症病人需要病假紙向老闆交待缺工的問題，也沒有照顧到沒法分房生活的家庭實際需要。亦有人詢問，若確診又沒被送院，應如何證明自己已康復，得以復工？若指引要求病人在家等候送院，又如何取得快測套件，或是出門接受測試？確診病人應由取樣當日起算14天，還是由數天後收到檢測結果當天作起點？

李小姐一家六口2月11日起先後確診，唯獨5歲幼子快測對新冠病毒呈陰性反應。確診的那一個星期，她數次陪家人前住醫院，都只是做檢測、取藥、寫病假紙，然後回家等候衞生署通知。

「去（醫院）也沒意思，只是吹風，他們也只給你退燒藥。」她說。6日後，李小姐終於收到衞生署電話，說可以安排她入院，但她拒絕，因為自己病症都消失了，倒不如留在家中照顧孩子。

只是，為期3天的病假紙早已過期，她問衞生署職員，應如何向僱主證明自己已經痊癒，對方只道可以在收到確診通知14天後，用政府認可的途徑進行檢測，檢測結果呈陰性的話可以出門。

這個說法跟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在記者會的回應一致，只是當局沒有回應到確診者現實上面對的處境。

李小姐在2月14日收到確診通知，她估計前後接近一個月不能如常上班，只是她較幸運，僱主容許她在家工作，但丈夫工作的業務性質不容許彈性上班，只能繼續缺勤。

在家自行隔離期間，李小姐一家幸得鄰舍自發協助，為他們購買日用品，以及索取唾液樣本收集包。雖然一家困在葵青區的家裏，幼子2月22日6歲生日，還有鄰居為他訂蛋糕慶生。

「很感動，沒想到他們（鄰居）會這樣做，」李小姐說由確診到現在，政府沒能提供任何實質協助，倒是鄰舍挺身而出，只道是「遠親不如近鄰」。

深水埗區區議會前主席楊彧，最近收到很多類似個案 —— 有人等不到政府檢測結果；有人自行快速測試呈陽性反應；三子之母來電指家中有老人確診，生怕孩子也染疫；長期病患者確診，怕在藥耗盡之前，未能到醫院補充等。楊彧就幫他們致電承辦商追檢測結果，或是把快速測試套裝送到家門，並每天通電話保持聯絡。

「他們徬徨無助，熱線又打不進去。」他說。

楊彧指自身病情往往不是求助者的着眼點，而是自己會否傳染同住家人。「如果全家都受到感染，最多也是一起在家隔離，只怕傳染給老人和小孩」。有確診者只求一個隔離床位，但城內累積過萬確診，他只能勸退：「有排都未到你。」

他補充，因為香港住屋環境狹窄，不少家庭是多人同住一個房間，「若有一家庭成員要在家隔離，其他人就要瑟縮在客廳。」又因為距離和通風問題，「就算做了很多防禦措施，病菌也容易傳染家人，尤其是廁所和廚房共用，就更難避免。」

去年辭任區議員後，楊彧再無公職在身，他認為居民需要找前議員求助，說明了政府沒有及時推出清晰指引，告訴確診者應如何自處。

翻查資料，衞生署於第五波爆發超過一個月後，終在2月18日公布一張名為《出院條件》的流程圖。

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同時出任政府專家顧問許樹昌指出，目前公眾接收的資訊「也頗混亂」，「過去數個星期，醫管局也是請人到醫院求醫，結果就是急症室全都爆滿，」

為了讓不想傳染家人的病人得以隔離，他認為政府應盡快採用現成的大型設施，如香港會議展覽廳，收容確診病人，這相對將酒店改為隔離設施、或興建新的臨時醫院會更快；而與其要求在家康復的人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取樣，倒不如由政府他們派發自行檢測的套件，以免加重政府化驗所負荷。

陳國誠則觀察到，過去幾波疫情的政府宣傳，都集中於新冠病毒的高傳播率和致病性，令部分公眾往往急着求醫。在病毒變種後，他認為政府應給予社會一個機會，重新建立如何應對疫情的共識，所以政府應開放更多數據讓人了解Omicron的特性。

出院後6天，黎典朋又在推特上載一支快速測試套件的照片：「首次快測陰性。」又加上幾個花炮表情符號。

但他的母親亦於同日快測結果呈陽性，一切還沒有結束。

（尊重受訪者意願，Peter 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