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年前的2月,沒有疫症,香港全城上下正為一場即將舉行的行政長官選舉炒熱氣氛,3名候選人包括後來當選成為特首的林鄭月娥、當時人氣高企的曾俊華,以及退休法官胡國興,正全力展開他們的競選工程:曾俊華在網上發起競選眾籌;林鄭月娥接連舉行競選分享會及造勢會;胡國興更早已公佈競選政綱,3人同為進入競選最後直路蓄勢待發。
10年前的2月,香港同樣有一場行政長官選舉即將上演,由前行政會議召集人梁振英火拼前政務司司長唐英年,後者亦在此時被揭發大宅有嚴重違建,報名前夕誠信突然破產。而差不多被遺忘的民主派代表何俊仁,則默默地收集足夠提名,趕在提名期首天搶閘報名。
同樣是2月,2022年香港將迎來「完善選舉制度」後首場行政長官選舉,惟在2月20日提名期開始前5天,只有1名藍營KOL冼國林、過往兩屆曾宣佈「去馬」但均不夠票入閘的胡世全、和3名非從政者表態參選,現任特首林鄭月娥本人亦未表態是否角逐連任,政界則仍在揣摩北京屬意人選;在五光十色的立法會選舉中未獲一席的民主派,更勢必缺席。
特首選舉氣氛跟過去南轅北轍,曾參與特首選舉選戰工作的資深政治公關何安達形容,「那個球場的闊度跟深度不同了,組隊落場的要求也不同了」;曾協助公民黨主席梁家傑在2007年挑戰曾蔭權的民主派中人,更惋嘆當年民主派政綱重點之一,是爭取普選及推動政改,但他不諱言:「現時(爭取雙普選)隨時會違反國安法。」就連建制派中人亦慨嘆,完善選舉制度後,很多立場不能彰顯,當沒有兩大陣營對壘作政治對決,亦令競選工程空間減低,選舉中火花已不復見。
以前仍會想打一場明知會輸的仗
將在今年3月27日舉行的第六屆香港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由2月20日至3月5日,換言之提名期即將開始,但截至本報導刊出,暫時只有藍營KOL冼國林及前民建聯成員胡國全高調宣布參選。再翻查香港選舉事務處資料,尚有自稱「中央军委中共国宝壬昕阳」人士及另一名叫黃文康的男子,登記了成為候選人,另自稱是「政治新鮮人」的軟件工程師蕭德良,就曾在1月底於YouTube發表參選宣言。惟外界普遍沒視他們為下任香港特首的真命天子。
香港自九七主權移交後,先後舉辦4次特首選舉(第一屆選舉在回歸前舉行),與立法會選舉不同,香港的特首選舉結果僅由選舉委員會決定。縱使選委會的人數歷年增長,由400人增至現時1500人,選民基礎仍難跟全港逾440萬選民比擬。
甚至乎,林鄭月娥於今年2月8日回應有關特首選舉提問時,亦稱「看不到特首選舉因疫情而要押後」,直言「是一個規模很小的選舉」。
在如此的「選民基礎」下,上屆擔任胡國興之競選辦公室主任何安達接受端傳媒專訪時,劈頭先擱下一句︰「我覺得特首選舉是沒有Campaign可以做的。我們(在特首選戰)說的對象是1500人(選委)。」
但讓人嘖嘖稱奇的是,雖然絕大部分香港人無票在手,民眾卻對特首選舉關注度愈來愈高。
根據Google搜尋趨勢數據,每逢特首選舉年,搜尋「特首選舉」或「行政長官選舉」字串均出現明顯增幅,熱度出現趨勢變化的時間,往往可追溯至選前3至5個月前,搜尋度開始出現攀升,繼而在舉行選舉的3月份達至最高峰。相關趨勢數據又顯示,比較2007年、2012年及2017年三屆選舉,熱度高峰更是一屆高於一屆。
至於其他時期出現零星的「特首選舉」或「行政長官選舉」搜尋,則跟香港社會出現的大型群眾事件時序吻合,包括民主派在2007年底至2010年間,多次爭取政制改革、2014年的雨傘運動,以及2019年中開始的反修例運動;由於普選行政長官曾多次成為社會運動的議題,令「特首選舉」或「行政長官選舉」的搜尋出現。
其中,公眾關注的熾熱度又以上屆為主權移交以來最高,箇中原因,除由於時任特首梁振英在選舉前倒數約百日之時,突以家庭為由,宣布不會參選,為選舉帶來巨大變數,亦令無數港人一度幻想,透過群眾參與,可望改變北京的選人決定。
曾擔任前特首曾蔭權年代的特首辦公室新聞統籌專員、後開設公關顧問公司的何安達,則相對現實,他分析說:「選舉結果一早寫在牆上……沒有空間,制度就是這樣。如果說做Campaign的結果是把Office(特首辦)贏回來,想都不用想啦。」
不過,上屆他仍決定陪胡國興打一場明知會輸的仗。
胡國興在選舉前5個月(2016年10月底),成為首個宣布參選第五屆特首選舉的人。何安達在訪問中,多次重覆提及「政治現實」這四字詞,但認為不參賽就會失去推動議程機會,「將你的政治理念帶出來。你起碼在那個場所裏,有電視辯論、有很多的機會,大家會報導你。選舉完了,誰理睬你? 」
當時胡國興希望推動的議程,可從其政綱中一窺。他表明反對「人大8.31決定」,提出希望5年內重啟政改;又支持基本法《22條》立例,即禁止中央人民政府干預香港依法自行管理的事務等等。當時他亦是唯一一位候選人,強調《23條》立法的前提是政改獲通過。
除政治面向,他亦支持全民退休保障、標準工時等民生議題,甚至曾在Facebook表示,如當選將會建立公開的棕地資料庫資訊平台、收回棕地建公屋及居屋等。上屆選舉提名期前半個月,胡國興更走入群眾,與80名市民討論民主民生議題。
但現實是候選人要面向的是選委會,何安達不諱言公關工程是無法控制這1000多票去向,最終能做的就是賣「人」。當年原打算迎戰前特首梁振英的胡國興,競選賣點簡單直接,「一個字,正。」
在選舉中要跟對手比拼,何安達認為其中一點是要突出自己的性格,而胡國興賣的是「正直」,口號是「心要正,路要正,香港重回正軌」。後來梁振英沒參選,對手換上被民間熱捧的「薯片叔叔」曾俊華,和被視為北京「心水」的林鄭月娥,胡國興於是在選舉論壇上說要把林鄭列為「不誠實證人」。
胡國興選前曾接受端傳媒專訪,表明自己是「非建制、非泛民,完全獨立」;即使民調結果較另外二人大落後,仍相信自己非全無機會,又指若中央選擇以法官治港,便能推翻外國指香港再沒有司法獨立的說法。
事實上,當年胡國興是挾着民主派180個提名入閘參選。然而,民主派選委最後變成胡國興口中的「策略派」,幾近「All-in」曾俊華以圖打低林鄭月娥。根據當時選前最後一輪由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布的民調,曾俊華最終支持度為55.6%,林鄭月娥為29.1%,胡國興為9.2%。但「政治現實」一如何安達所料,任曾俊華支持呼聲再高,選舉最後仍由獲777名選委投以一票的林鄭月娥勝出。
選舉後,有泛民選委哭着跟胡官道歉,說很想投他一票,但礙於集體決定不能這樣做。「300+(民主派選委)都這樣,300+以外的哨子更加大。」何安達說。
再回望過去幾屆特首選舉,曾經亦有來自公民黨的梁家傑及民主黨的何俊仁等民主派參與其中,在充滿政治交易和政治現實的舞台上,輸贏也好,何安達始終覺得這是好事,「社會上多多少少有辯論,你(被北京祝福的人)明知會贏都要回應一下,理論上有這樣的互動。」
只是「互動」沒有延續下去。說着,何安達再道出另一「政治現實」:「5年前,在選舉的框裏面,可以有這些東西發生。現在那個框又變了。沒有梁家傑,沒有曾俊華,沒有胡官。」然後反覆琢磨用字下,他最終這樣形容今屆特首選舉:「這樣說吧,那個球場的闊度跟深度不同了。」又續道:「組隊落場的要求也不同了。不要說是教練,就是做軍醫,我都無法接近場邊啦。」
「小圈子選舉」,也曾經走入群眾
2017年的選舉,選擇以賣「人」為策略的,還有另一候選人曾俊華,全力在營造個人形象方面下功夫。曾俊華早已是大熱人選,選前大半年已不時被問到是否有意「去馬」(參選);當胡國興參選展開選戰序幕,曾俊華就在一場舞台劇的台前分享時,把莎士比亞名句「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改成「To run, or not to run, that is the question」,當時全場拍掌;而由於曾俊華仍未「洩露天機」,引起更多市民有所期待,繼續追蹤他的一舉一動。
上屆選前5個月,坊間已經很熱鬧。
曾擔任曾俊華競選團隊成員的忻浚賢回顧,曾俊華在營造個人形象方面是最特別的一人︰「以前那種是很Formal,好似規定了特首選舉就是要這樣做,我們只會期待有Debate,或好正式的落區(到社區宣傳)。但其實這些都沒有很多人關注,因為本質很Boring(沉悶),和普通市民亦Irrelevant(不相干)。」
又例如,一般候選人形象官式,即使會利用社交媒體,仍與大眾所理解的有一段距離:「跟現在的公營機構使用Social Media的邏輯有點類似。公營機構理解Social Media仍然是2.0,是一個發佈資訊的地方。」
忻浚賢認為,曾俊華不是如此。早於曾俊華仍是財政司司長的時期,已著手經營其個人Facebook帳號,不時上載生活照。乃至選前兩個多月,曾俊華終於宣布出選,那年他在記者會說,香港人活得不快樂,有些人開始談論移民,他的心願就是讓「香港地」不單沒有人想移民,還要讓其他地方的人嚮往,那才是一個更好的香港。
團隊期後在其Facebook專頁推出一系列影片,例如「拍住上」系列和「曾.Connect」系列,內容為曾俊華與其朋友、太太、助手、司機的對談,以及致電市民討論社會問題。他落區(走進社區)的照片,相框內更是「人頭湧湧」—— 市民爭相握手、拍照、打卡,而他亦總是笑面迎人。
忻浚賢形容,上述工作都是為了發掘曾俊華更多非政治性的面向,「他就是說給你聽,我都是一個人,我都會過情人節,過新年,拉近大家的距離。很久都沒有試過一個政治人物和大家的距離會這麼近……透過選舉工程,有了這樣的效果,人們就會想選擇一個近自己的人。」
5年前的情人節,林鄭月娥率先於Facebook上載丈夫的情書,內容提到支持她參選,為落實「一國兩制」作出貢獻。忻浚賢與團隊看到後,「哦,咁得啦(這樣好了),即興出一句。」同日中午,曾俊華在Facebook寫了一封「給香港的情書」,特別在文末標示「#今天我們不談一國兩制只談一生一世」,成為一時佳話。
不過,今年的情人節,未知是否有意角逐連任的林鄭月娥未有發帖;有網民仍在轉載當年曾俊華的情人節帖文回顧。
「以往對政治傳播和選舉的理解,就是早已Plan好所有事情。但阿Sir(曾俊華)的,你可以說是貪玩。」
忻浚賢表示,過往的特首競選團隊,必然會涉獵基本的整體形象設計,但要到曾俊華於2017年着重利用社交媒體「接觸」群眾的程度,既有專人負責既定內容,又會有不少突發的應對,「我覺得是由這次開始。」
一直專研選舉的忻浚賢進一步分析,如此變化,或跟2016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有關。他形容,2016年及2017年接連兩個選舉,均是競選Campaign技術含量很高的選舉年,「那時有很多辯論剪接走出來,例如完美KO。」
他舉例,當年民主派劉小麗在選舉論壇中與建制派蔣麗芸同場較量,一口氣講出既定問題,不讓對手有足夠時間回應,再插口反駁,然後把影片剪輯和發放;又例如公民黨楊岳橋會與其他同區的民主派參選人合作,在選舉論壇中互相協調,營造一個團結氣氛,「你又不會被人鬧,拿走新界東全部的票,令所有人輸,又可以令到大家都贏,人人都開心,得到美名。」
而這些技術背後所呈現的候選人形象,也成了群眾茶餘飯後的話題;延伸下去,特首選舉與立法會選舉的「選民基礎」雖大相逕庭,但市民對於選舉、對於在候選人身上投射政治期望,已建立了一份參與感。
「你有沒有看Facebook Live?你臉下面的『嬲嬲』(憤怒表情符號)已經去到你的鼻子。」曾俊華在當年一個選舉論壇上對林鄭月娥說。
「我們想要的香港」
上一屆特首選舉,落敗一方都被視為打過一場美好的仗,幕前幕後贏盡口碑,但如果把時間巨輪再推前10年,2007年第三屆特首選舉,就是特首選舉文化的分水嶺。
2002年第二屆特首「選舉」沒有投票日,皆因時任特首董建華在沒有競爭對手下,自動當選連任;經歷過金融風暴和沙士,他於05年以「腳痛」為由辭職,由原政務司司長曾蔭權接任。
為阻曾蔭權在2007年爭取連任自動當選,民主派陣營當時醞釀派代表參與被他們長年狠批為「小圈子選舉」的特首選舉 —— 公民黨梁家傑早於選前約半年,已獲黨內執委通過推薦其出戰,並於選前4個半月,獲民主派組成的特首選舉民主工作小組敲定為代表。他期後5日內就正式宣佈參加「特首跑馬仔」並公布政綱,競選辦事處亦緊接開幕。
而曾蔭權雖然去到選前不足兩個月才宣佈參選,但事實上他的競選辦公室早於選前4個月已啟動;他甚至曾以「正積極考慮及預備參加行政長官選舉的人」名義,視察競選辦公室。
現已移居海外的羅斌(化名),是當年協助梁家傑制定選舉工程策略的骨幹成員之一。這位「軍師」憶述,當年香港市民對政治參與及熱誠均遠低於近年,「當時梁家傑的策略,是想公眾見到小圈子選舉的運作,所以才要爭取入閘去參選,讓公眾知道整個運作,同時希望嘗試改變當中的選舉文化。」
翻查香港民意研究所數據,梁家傑的唯一對手曾蔭權,當時民望評分逾60,除首任特首董建華上任首半年外,該民望評分已高過歷任所有特首的任何在任時期。
挾甚高民意支持的曾蔭權,在未宣佈參選前,多次在特首工作「下班」後轉到街頭派發政綱接觸市民,甚至落區家訪基層民眾。民主派一方就近乎總動員為梁家傑造勢,但不為勝選,反希望藉此機會推動政治議題,包括發起全港收集簽名的一人一票爭取普選全民運動;亦有民陣及時任民主派立法會議員,在特首選舉日前夕舉行「爭取普選 改善民生 大遊行」。
回望那個還有公眾參與大型遊行的年代,羅斌說,當年民主派內,亦曾爭論過參選是否會為「小圈子選舉」增加認受性,但15年後的今天,他沒有看到如此情況;加上當年多個民調均一直沒有顯示過梁家傑有任何當選希望,他坦言民調只是反映香港民眾明白當中的政治現實,「選委以建制陣營為主,大家明白他們不會票投梁家傑」。既然民調沒有指標性,參選當中更大意義,是在於如何面向公眾進行整場選舉工程。
他透露,刺激整場選舉工程的熾熱度,其實由選前3個半月的選委會選舉時開始。由於民主派須獲最少100個選委提名,才可令梁家傑入閘參選,故民主派動員搶奪選委會議席,最終搶到132個席位,成功保送梁家傑入閘,「要營造這場是有競爭的特首選舉,就要有民主派選委,他們核心組成部分來自各個專業界別,可惜這股力量現時已被全面瓦解。」
民主派當年另一參選目的,還是藉此向公眾展示陣營也有自己的治港政綱及藍圖,因此更要爭取機會面向群眾。梁家傑當年其中一份政策大綱小冊子上,有一個頒獎台,台上冠亞季軍3個台階,只站了1個人,下面有大字寫着︰「誰想去贏一場沒有對手的競賽?」那時,他們以「我們想要的香港」為主題,發表了一共7份政綱,並走遍全港九新界,開拓一個以全民為對象的空間。
對手曾蔭權是公務員體制出身,熟悉政府運作;有梁家傑團隊的義工透露,梁當時認為,要讓群眾看到從政者的高度,因而曾去拜訪一些友好的公務員朋友,細緻得連政府撥款的行政程序也一一請教,為的是向公眾展示從政者的認真和抱負。而那時,曾蔭權的競選口號為︰「我會做好呢份工。」
公民黨吳靄儀曾在其撰寫的《拱心石下︰從政十八年》一書中,重提梁家傑參選一事,形容雖然當時是「大衞大戰哥利亞」,但落區的競選工程,除接觸市民外,更要令市民質問︰「為什麼我無權投票?」
「當時提議跟對手(曾蔭權)大家一齊落區,亦有跟對手進行電視直播的同台辯論,都創下了先河,改寫了整個選舉文化。」羅斌說。
有別於過去多屆的特首選舉,今年即將舉行的這一場,1488名選委當中(由於部分委員分別是兩個界別的成員,因此實際選委數字不足1500人),只有狄志遠一名「非建制派」;而從特區政府的宣傳海報可見,首次為選舉訂出「愛國口號」,為「完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港」。那麼,官方向公眾釋出的主軸訊息,是否將再一次改寫選舉文化?
羅斌坦言:「2007年時有提及要有普選,提及要有政制改革,這些在今日社會上已沒有空間討論,就算討論也不會是公眾認同的方向。當年寫的政綱,現時不敢再拿出來了,爭取普選、要求政改等,隨時會是違反《國安法》的。」
雖然群眾沒有投票權,但羅斌認為當年的選舉工程仍需要面向公眾,因為當時的制度下,仍可產生間接制衡力量,即建制派政團如提名支持某個特首候選人,對方當選後但在施政上有錯誤缺失,建制派政團亦需承擔政治代價,會在其他選舉中被追擊。惟現時的立法會選舉,完善選制後只選出五光十色的議員,「現時連這個間接影響力都失去,建制派跟特首可互相扭抱一起,想怎樣就怎樣。」
不過,查實5年後連梁振英的選舉工程,都是為主打面向群眾爭取民意而設。曾在2012年特首選舉中成為某候選人競選團隊義工的林雅婷(化名)認為,當時3名候選人除爭取選委支持外,都認真對待競選工作,視民意為另一戰線:「當年選舉都很有火花……予人感覺是有競爭的。」
這一屆的特首選舉,時任行會召集人梁振英在選前6個半月前,已表明為特首選舉開始「備選」工作;而民主黨亦在差不多同一時間,啟動初選提名機制,又計劃在選前5個月召開特別黨大會,其時預料何俊仁「去馬」機會極高。
梁振英亦馬不停蹄,選前4個月,先以「齊心一意 撐香港」為競選口號舉辦參選大會,及至選前兩個月,他已最少3次走入社區舉行政綱諮詢會。
競爭對手唐英年亦不遑多讓,參選造勢大會竟是在選前3個月舉行,然後多次走進社區探視不同家庭。在2月中提名期開始前夕,選舉形勢就出現急劇變化,唐英年突被傳媒揭發其九龍塘大宅有違建,嚴重影響他的誠信,令當時外界更高度關注特首選舉的發展。
「一張凳,一本簿,一支筆,落區聽民意。」這句話是梁振英當年其中一句競選口號。據林雅婷觀察,當年梁營競選團隊有不少工作都為爭取民意,「市民雖然不能投票,但當時梁振英真的用了很多時間落區,和市民接觸。」林雅婷認為,目的是為梁振英營造「貼地」形象,好與形象中產的競選對手唐英年作區別,「我覺得是想給人一種感覺,要營造我(梁振英)真的有很多市民支持。」
翻查當年資料,2011年大部分民調顯示,梁振英是當時3名候選人中支持度最低一個,但及後支持度逐漸攀升,至選舉投票前,大部份民調結果均顯示梁振英已取得逾四成民意支持,他最終也成功當選。林雅婷認為,民意支持度對結果可能有一定程度上的影響力。
忻浚賢亦認為,「以前的邏輯是,中央和選委如何選擇,和民意是Consistent(一致)的。」故此,在2017年特首選舉中,當電視台的滾動民調顯示,曾俊華曾獲得六成、甚至七成多的支持時,「那一刻,自己都會有種僥倖心態或感覺,會否贏呢?會否有奇蹟呢?」
當競爭者都變成是自己人
「我其實都沒有很大期望。」忻浚賢說,選委是很實際的群體,他以某一個泛民職工團體作例子:「(平時)可能是關注是否支持23條,普選那些。但去到選委,就不會理會這些,會講工時、待遇、合約,是好實際的。你可以是一個很受歡迎的候選人,但正式商量時,都是講這些事。」他自問,所有的公關工作,其實都沒有影響到選委的意向。
羅斌更認為,選委本身並沒有自由意志,最終如何投票,很大程度受北京指揮,而在完善制度後的選舉,選委本身更由小圈子選舉變橡皮圖章,作用是為被欽點的人選面上貼金,更多於產生競爭,「用有幾多選委支持,包裝為有多眾望所歸,但現時的選委會,民主陣營是缺席的,所以再多選委支持,都不能反映真正香港民眾的意願。」
亦因如此,他擔心這屆特首選舉的候選人,會無懼發表極其親中的言論,令極左的路線出現,不會憂慮令群眾反感,「過去建制派候選人,都會用迴避方式回應23條立法及政改等議題,但現時是肆無忌憚表態,此舉隨時可以被視為忠誠,反而迴避方式,肯定在北京眼中會扣分。香港人既再沒有話語權跟影響力,卻需要直接承受這些路線與立法的影響,令人很絕望。」羅斌在越洋電話筒的另一端說。
至於現時已身處場外的何安達,就研判這屆特首選舉工程重點,會繼續朝「23條」立法、《國安法》、規管假新聞等主旋律進發。他認為,如果林鄭競逐連任,她或會宣傳自己將落實上屆政綱,其他人則可能會督促《施政報告》中尚未兌現的內容,但是「(要看到)候選人之間的對比,很難。」
在新政治形勢下,還可以比併甚麼?「如果要鬥,就只會鬥更左,怎會鬥寬?侮辱公職人員的法例不夠,要再加碼;監察措施不足,安心出行要追蹤到(市民)。Campaign(的賣點)只會愈想收得緊。(候選人)不會出來鬥,說『現在香港已經恢復秩序,可以展開一個社會的整體對話』。這怎麼可能?」
他重提球場的比喻,「界線就已經劃了,深度和闊度就是這樣」。他認為目前尚有空間的辯論,剩下的可能是對疫症的處理,「但如果你說共存也不符合國策」。
他特別提到來屆候選人,還能賣個性和處事手腕,但以目前大局初定的氣氛,中央政府未必想選戰出現太多爭拗;而有別於以往選舉的唇槍舌劍,候選人可能會顯得客氣、親和,「攬攬小孩,養隻倉鼠,探探劏房戶,完全可以想像就是這些」,但政策上的寬大容和,「唔得(不可以);新球賽底下有不同的風險,阿爺可能不喜歡,選委可能不喜歡,可能少做一點更好。」比起上屆鬥年輕、鬥創新的風格,競選團隊或會傾向「穩穩陣陣。」
在新時代下,政治競選工作,前後確有很大的分野。林雅婷於2012年以後亦有參與兩屆立法會選舉建制派競選團隊,曾為建制派候選人撰寫政綱。她說踏入2021年,不少候選人政綱第一句,必然是愛國愛港,「這是一個態度,要讓其他人知道。而且講這句一定不會錯,變成一種政治正確。」
她感嘆,新選制之前,各路公關較注重本地媒體,例如《蘋果日報》、《明報》、《信報》等,至於親北京的媒體如《大公報》、《文匯報》等則不太重視:「以前有誰會看大公、文匯呢?」但在2020年初後、反修例運動降溫後,情況逆轉,「現在很多人都會看大公文匯的社評說了什麼,再去猜上面的意思。」
據她觀察,隨著瀏覽量增加,連帶投稿量亦水漲船高,「有點像交功課,總之一有,例如(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講話,或者哪個主任講話,就有很多人要排隊交功課。報紙版面少,未必排到,就可能會發去(其他親北京媒體)《橙新聞》、《點新聞》這些。」
親建制媒體的高度關注,跟香港市民的關注度卻形成反比,去年的立法會選舉只有僅三成投票率,反映市民跟選舉參與割裂。
「以學術角度去看,這個選舉制度令很多立場不能彰顯,不能在shopping cart(購物車)上供你選擇。作為一個消費者,一個選民,shopping cart上沒有,我就不會關注。」忻浚賢說,公眾的冷漠成為結構性的問題,「沒有人關注這件事,你很努力地去做,其實都是對牛彈琴。今屆立法會選舉就出現了這情況,再好的公關都發揮不到。」
他坦言,假設要在今年的特首選舉加入戰團,他亦無從入手,「和立法會的情況一樣,結構上市民關注度很低,你可以做,但不會再像以前那樣。」更感慨道:「最大的感受是可惜;會質疑還有沒有土壤,一些外國的選舉技術政治傳播技術可以在香港開花。」
曾以不同身份從旁協助建制選舉工程多年的張海欣(化名)就表示,香港歷年選舉,慢慢形成兩大陣營對壘 ,是在進行政治對決;而有對決,才有競選工程的空間。但完善選制以後,選舉中火花已不復見。
張更透露,每屆立法會選戰,某建制政黨會向黨內候選人派發一本厚厚政綱,詳列政黨這年的重點政績和主張,供候選人參考,但在多彩的對決下,候選人和助選團「基本上只會看一兩句」,主力反而挖掘對家弱點;但現時建制中人才發覺,因為競爭者都變成是自己人,「惟有找回那本很厚的政綱,看看有什麼可以用。」
距離2月20日的特首選舉提名期開始尚餘不足一星期,至今仍未有政圈中具份量人士公開表態參選。根據《行政長官選舉條例》第11條,倘提名期結束時並無候選人獲足夠有效提名,須在提名期結束後的42日定為新投票日,即最快是4月17日。加上疫情因素,政圈和傳媒亦開始關注到,到底特首選舉是否會押後。
不過,即使選舉如期舉行,在五光十色的新香港下,各家的團隊又有甚麼發揮空間?
「敵我矛盾不是用communication campaign(宣傳工程)去處理的,那我們(政治公關)還有什麼作為呢?」何安達則以此作結。
谢谢端的梳理,即使一直都是选委投票,以前的特首选举原来也是很不同的,还有对建制派的亲和力。
既然缺少有分量的候选人参选,林郑连任就是大概率事件,除非她完全控制不住第五波疫情。不过对于香港人来说,谁当选特首都不重要,因为他们不再有机会表达民意。
很好的记录,对帮助理解这十年来的转变也很有帮助。感谢端,感谢几位撰稿人。
香港已經被解放了,走為上策
噫吁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