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爭退潮後的白羅斯媒體人：當紅線再臨，新聞如何做下去？（上）

〔編按〕2020年夏末，被稱為「歐洲最後獨裁者」，已在位26年的盧卡申科（Aliaksandr Lukashenka）六度勝出白羅斯總統選舉，但源源不絕的舞弊指控，觸發了白羅斯30年來最大型的抗議運動。2021年抗爭退潮後，盧卡申科政權對公民社會的打壓愈趨極端，多家國內新﹑舊媒體首當其衝，逃不過被肅清的命運。紅線再臨，在甚麼都不能報，不敢報的時候，新聞如何做下去？本文作者在2020和2021年兩度造訪白羅斯，訪問了國內多家媒體和獨立記者，勾勒出一幅白羅斯的新聞人群像：即使在盧卡申科政權對記者和新聞機構的不斷打壓下，也有新聞從業者嘗試在極僅有的、狹窄的空間中，繼續採訪和報道。

本文分（上）﹑（下）兩篇，連續兩日刊出。

「希望這不是最後一次見面 (надеюсь, ещё увидимся)」，這是俄語中禮貌的道別，直譯意思「我們會再見」。

2020年 8 月，盧卡申科六度當選白羅斯總統，全國掀起大型示威，抗議選舉舞弊。「原獲」八成選票的反對派女候選人季哈諾夫斯卡婭（Sviatlana Tsikhanouskaya）在選舉後被逼流亡海外，其丈夫上月被判監 18 年，選舉團隊的隊友科列斯尼科娃（Maria Kolesnikova）被控利用互聯網操控選舉，判監 11 年。

那年夏天，我見證成千上萬白羅斯人民湧上街頭。他們揮動紅白色的舊國旗（註：原為1918-19短暫存在的白羅斯人民共和國的國旗），高呼「Жыве Беларусь!（白羅斯萬歲）」。催淚彈擲向人群時，附近民居打開門伸手援助，

我在前線認識了一班本地獨立媒體的記者朋友，他們把每一次採訪當最後一次做，白天出門晚上或回不了去，因為他們深明，傳媒必然首當其衝遭鎮壓。

自2020年8月起的一年半，白羅斯媒體一間接一間被被肅清。在傳媒官方認證制度下，外媒如 BBC 及自由歐洲電台（Radio Liberty）的駐當地記者首先遭除名及趕離境，盧卡申科又多番公開讉責「西方勢力」攻擊白羅斯主權，並指國內反對派密謀煽動及顛覆政權。在國內，擁每月 3 百萬瀏覽量的獨立媒體 TUT.BY 結業，編輯部高層面對刑事檢控，一模一樣的情況複製發生在各大大小小獨立媒體，近乎無一倖免。

經過一年整頓過後，街頭抗爭不復見，我在2021年底重返白羅斯採訪，得悉不少異見者和記者離國的離國，還押的還押。堅持留下來並願意受訪的人，小心翼翼相約見面的地方：有的約在公園水壩旁邊、有的邊行邊聊，恐防有人竊聽。其中一個緣慳一面的受訪者，是白羅斯唯一私營新聞通訊社 Belapan 的總編輯艾蓮娜（Irina Levshyna）。前一晚我跟她約好了訪問時地；翌日，在新聞上我得知她被捕了。

白羅斯人在高壓下活了一個世紀。蘇聯在 1991 年瓦解後，白羅斯旋即進入獨裁者盧卡申科手中。2020年，白羅斯人再次陷入政權的全面鎮壓統治下。國家全權控制全國的網絡供應，沒有私營電訊商，因此盧卡申科得以在示威爆發初期，切斷全國網絡足足 3 日之久，其後又疏而不漏地逐一封鎖獨立媒體、反對派組織的官方網站，以至全民唯有學懂用 VPN 「翻牆」。媒體總編輯大街大巷上被秘密警察抓捕，幾天杳無音訊，傳媒界人人自危，眾多媒體權衡風險後決定撤出白羅斯。

經歷再多的折難，白羅斯獨立媒體仍未被打倒，因為白羅斯人深深明瞭：我們活在歷史中。在白羅斯採訪期間，我聽過受訪者說，後蘇聯獨立國活在蘇聯留下的歷史結果，而這些結果至少民族三代共同承受，亦須經歷三代後才得以擺脫。至今，那種謹言慎行、提防他人、不必求變的心態，仍深深種植在大部分人心中。畢竟蘇聯是一個不曾活於其中，則不為人道的世界。蘇聯竟會倒台，對他們來說，是一章曾經無法想像的歷史翻頁。

但蘇聯竟也真的過去了。即使白羅斯人身經無數次的官方嚴厲鎮壓示威、大清算，對他們而言，這些都是必經的歷史階段。因為相信歷史規律，他們積極地想：這一切將必過去。

即使在盧卡申科政權對記者和新聞機構的不斷打壓下，也有新聞從業者嘗試在極僅有的、狹窄的空間中，繼續採訪和報道。我走訪了蘇聯時期過渡下來，辦起白羅斯第一份獨立報章的前黨報總編輯﹑被逼離境遙距工作的白羅斯歷史最悠久的報紙﹑高峰期逾百萬人訂閱的 Telegram 頻道Nexta，白羅斯記者會「Press Club Belarus」 ﹑在蘇聯舊工廈牆上畫政治壁畫的前文化記者﹑以及在獨立媒體工作的兩代記者。
他們當中有的選擇流亡，有的選擇留下而妥協，也有的嘗試利用新媒體另闢蹊徑。這是白羅斯的新聞人群像，也是時代的註腳：在這樣的高壓環境下，做新聞異常艱難，但不是不可能，甚至他們更相信，唯有及必須繼續做下去，「我們才會再見」。

前黨報老編輯：當全世界走向文明，我們卻走往相反方向

蘇聯黑色笑話一則：老婦人在報紙攤前買報紙，報販問：「你要《真相報》嗎？」老婦答不，《真相報》沒有真相；報販又問：「那麼要《新聞報》好嗎？」，老婦又拒絕，說：「那都不是報道新聞。」

只有曾經活在前蘇聯的人，聽到上述笑話才懂得苦笑。但對於曾經參與築構蘇聯謊言的人，笑話卻就是痛處。現年七旬的史雷特奇（Josef Sereditch）是前蘇聯共產黨黨報的副總編輯，蘇聯倒台後，他與現任總統盧卡申科一同走入議會。他曾是個不折不扣的蘇聯精英分子。

1995 年，他卻與盧卡申科鬧翻，同年另立門戶，創立白羅斯第一份獨立報章《Narodnaja Volya》(Наро́дная во́ля)，從此他被打入異見者一列，26 年來獨自擔任總編輯。史雷特奇說得響亮：「我不是一個革命家，我只是相信進化──我們的社會需要進化到自由民主的體制。」

史雷特奇（Josef Sereditch）是前蘇聯共產黨黨報的副總編輯，1995 年創立白羅斯第一份獨立報章《Narodnaja Volya》，26 年來獨自擔任總編輯。

《Narodnaja Volya》直譯作人民的意志（People’s will），辦公室座落恩格斯街 34 號。大部分前蘇聯獨立國仍然保留以革命偉人命名的街道。這裏的街號編碼很紊亂，幾座巨型白色方方正正的樓宇標示同一個街號，盲摸亂撞不可能找到目的地。史雷特奇的助手從地庫走上來迎接我，說警方這星期已搜過辦公室兩次，今天應該不會回來了，著我放心。

史雷特奇的辦公室在地庫，昏暗的走廊盡頭掛幾盞燈，有張印上報章名稱的 A4 紙貼在門上。他桌面擺著一疊疊參差不齊的紙張、年報，有實體計算機、電話簿，旁邊是上世紀那種掛線聽筒的電話。

他說一口非常標準、字正腔圓的俄文。這亦理所當然，他可是蘇共時期的黨精英。

形容他是「根正苗紅」的黨報記者一點也不為過。從地區小報開始擔任記者，他一直攀上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黨報《Soviet Belarus》的副總編輯位置。他以前報的是黨指示的新聞，在蘇聯，媒體完全沒有自行編採的空間，能夠寫的題目，都經過「代表大會」和「全體會議」決議。

然而，他一直是一個有稜角的人。他憶想，當年曾撰文批評蘇共的「集體農莊」（蘇聯專有字詞：Kолхо́зник），不是有政治意圖的抨擊，而是針對經濟活動的評論。他的文章一度被黨中央幹部（同為蘇聯獨有字詞：Номенклатура）批評。

1982年，他被黨中央提拔，負笈莫斯科的蘇聯共產黨中央社會科學院 ── 進得去的人都是黨核心人物。從明斯克往莫斯科的火車上，他心底在想「蘇聯會永遠長存」，他以為在莫斯科等著他的，是大好前途。

真正等著他的，卻是翻天覆地的真相。

蘇聯最後一任總統戈爾巴喬夫在 1980 年末活躍於蘇聯決策的核心圈子，令蘇聯開始逐步對外開放。「這道堤壩一打開，國外的資訊大量湧入莫斯科」，史雷特奇在學院裏讀德國哲學家尼采、叔本華、讀曾被斯大林流放的俄國小說家亞歷山大．索忍尼辛，這些都是明斯克境內的禁書。他又在教授的課堂上，得知斯大林大清洗（1930 年中一場全國性的政治鎮壓）中發生的一切，得知曾經發生的大饑荒餓死了數百萬人，得知西方國家的生活面貌。他驚覺以前黨傳播的一套，盡是謊言。

「那時我大開眼界。」他比劃了一個爆炸的手勢。

「我們以前確實活在一個封閉國家、鐵幕背後，我如同其他蘇聯人民，無法接觸被黨禁止的資訊。蘇聯對我而言，始終不是一個邪惡的帝國，但它是為了一個領袖而服務的政府。」

那兩年在莫斯科的見聞，決定了他人生從此「走偏」。他看見鐵幕外西方的民主發展，「他們走向文明，而我們，蘇聯人，卻走向完全相反的方向。」

「去莫斯科前，我沒有想過自己是一名改革者，但在那裏得知這一切後，我相信蘇聯必須要改革。」1984 年，他從莫斯科學成回到明斯克，並感到「終於與共產教條說再見。」他抱著一個信念：要透過辦報，逐步推動蘇聯成為自由、開放的國度。

他回去繼續在黨報工作，向黨中央提議要革新報紙，成為一份更自由、包納民眾聲音的報紙，卻換來降職的結果：本來他可以升職上任黨報總編輯，但「黨委察覺到我有自由的意志」，拒絕將他升職。

1985 年戈爾巴喬夫上台，蘇聯進行一系列開放政策，包括革新新聞傳播，史雷特奇在1990年開始編輯《Narodnaya Gazeta》（譯：People’s Newspaper），這份黨報以外的唯一獨立報紙，報紙短時間內銷售量達 7 萬份，從一眾蘇聯成員國中突圍而出。

翌年蘇聯倒台，白羅斯獨立。史雷特奇與當時任職集體農業部部長的盧卡申科，同時經過選舉進入議會。他留任《Narodnaya Gazeta》的總編輯一直至1995年──其時盧卡申科首登總統之位。同年 3 月，盧卡申科更改法律，解除史雷特奇的職務。當時議會內絕大部分是共產黨黨員，「根本沒有人能夠幫我」，意即沒有人敢與盧卡申科作對。從此史雷特奇被逼離開官場，同年 7 月他另立門戶，創辦《Narodnaja Volya》。

從黨中央精英到「異見者」的不歸路

由另創《Narodnaja Volya》開始，史雷特奇就深明這大概是一條不歸路。成為異見者不是他的意願，他卻從此被標籤為反對派。

哈維爾說過，當政權欲集權使社會受全面控制，媒體無可避免首當其衝，因為媒體存在的根本性質，必然動搖權力的基礎及結構。媒體報道示範何謂「活在真相之中」，它使政權對現實的定義不能成為唯一。

史雷特奇遇上的第一重難關──禁止印刷。

承接蘇聯傳統，國內的印刷廠全歸國有，媒體不可能開設私人的印刷廠。《Narodnaja Volya》創立僅僅 3 個月後，就遭盧卡申科下令封殺，史雷特奇惟有將辦公室移往二百多公里外的立陶宛首都維爾紐斯。

很難想像，為何在盧卡申科初上台、竭力集權的初期，《Narodnaja Volya》竟能一度在白羅斯境內成功註冊？一方面，史雷特奇形容當時的獨裁統治仍算「溫和」，盧卡申科不明白一份獨立報章會構成甚麼威脅。另一方面，他直言不諱：「因為我是個德高望重的人」。其時的資訊部長是他蘇聯時期的同僚，思想同樣傾向自由開放，因此輕易批准他註冊。但亦正因為這次審批，那位部長後來被革職。

《Narodnaja Volya》在維爾紐斯渡過五個寒冬。史雷特奇原想辦日報，但礙於地理差距，報紙最終只能一週出版兩次。出版流程亦相當費力：部分留在白羅斯境內的記者繼續掛名工作，稿件傳回維爾紐斯的辦公室，在當地印刷，再由義工幫忙包入沒有記印的信封，逐份寫上訂閱者的地址寄回白羅斯；亦有部分報紙，會由義工「人肉」帶回白羅斯，陸路過關時屢遭警方截查，每次都兵行險著。

通過這種地下的發行形式，《Narodnaja Volya》由最初的 25000 份訂閱量，短短數年間增加一倍。究竟一份報紙在無法於公開場合出現、無法擺在報攤隨手可買的情況下，如何鞏固一班「忠實」讀者群？史雷特奇解釋，「人的良知衝破了以往長年蘇聯高壓統治」，加上在戈爾巴喬夫領導下的蘇聯，在 1980 年代進行了經濟重組的改革（Perestroika），人們開始追求替代方案（Alternatives），渴望自由資訊的傳播是社會內一股不可抗的動力。

在《Narodnaja Volya》的報紙封面，有兩行字寫著「感謝你的訂閱，請傳給下一個人」，報紙就是靠著這樣口耳相傳而增加讀者群。即使報章的立場鮮明，但史雷特奇沒有特意遷就讀者的口味，而特別寫「反政府」的言論，否則他認為「就與辦黨報無異」。

以報道與政治檢控相關的法庭新聞為例，當官媒寫被告人士犯了什麼「罪行」時，史雷特奇的做法則是，他寫被告「做了什麼事」，並調查被告所做的是否真有其事。他相信，他的報道既非謾罵政權，亦沒有把矛頭指向任何人。而這種「只寫事實」的取態，政權也無法抓到痛腳。

但他說，歷年來《Narodnaja Volya》沒有一天不是在壓力下運作。問及他遇過最大的難關，他嘆道：「根本記不清楚，多到我數不清我上了多少次庭、與 KGB（秘密警察) 會面過多少次。」

政權高壓能影響獨立媒體生死。不過《Narodnaja Volya》也曾渡過一段風平浪靜的順境。2000 年，創報後第 5 年，史雷特奇稱有賴國際間的游說及施壓，國內亦出現一堆追求民主的反對聲音，《Narodnaja Volya》得以回到明斯克辦公，亦能在國營印刷廠出版。

好景不常。白羅斯的政局近這二十年，都是隨每 5 年一次的總統選舉而起伏。2011年盧卡申科第 4 度連任總統時，曾爆發示威衝突，但因規模不大，不足兩個月就遭警方平息。《Narodnaja Volya》再次成為政權的眼中釘，遭新聞部起訴，罪名為報導示威即散播不實資訊。

史雷特奇回想，那宗官司纏繞了數個月之久，他每天都要上庭，所耗費的時間和金錢令報章一度瀕臨結業。盧卡申科公開讉責史雷特奇，指他成為異見者是咎由自取。官司卻峰迴路轉。在裁決日，新聞部撤回起訴，「他們就是透過這種方式向人施壓」，他說。

至 2016 年，盧卡申科第 5 度連任總統，白羅斯踏入一段所謂「自由化」的階段，政府近乎毫不干預新聞自由，那時史雷特奇也美好地想像，即使盧卡申科不喜歡他的立場，亦只能容納民主派的聲音，證明國家真的正在進化。《Narodnaja Volya》甚至前所未有地出現在郵局的訂閱冊子上（訂閱刊物須經政府批核，再由郵寄統一派發，非能私人投寄），上述種種跡象，投映出一個美好的海市蜃樓，自由、開放彷彿近在咫尺。

但去年 8 月起，《Narodnaja Volya》終極觸礁，不僅被逐出國營印刷廠，記者不能公開工作，報章亦只能轉為網上版，供讀者下載 PDF 檔。創報 26 年來第一次失去實體報紙。早前盧卡申科舉行的記者會，史雷特奇本人也沒有被邀請──儘管他是傳媒界相當德高望重的人物。

史雷特奇坦然說，面對的難關雖然很實在，同行其他人會選擇轉行，其他媒體選擇離開白羅斯繼續營運，他卻無法離開。「我相信作為一個記者，應該身處與事情發生的現場愈近愈好。」說則容易，但紅線究竟如何畫，沒有人知道。對他來說，能寫什麼、不能寫什麼的紅線，就埋伏在「真相的終點和謊言的起點」。

傳媒屢屢接到威嚇，KGB 不時上門搜捕，史雷特奇即使備受尊敬，但繼續留下來的代價，就是難保哪一天、哪一次輪到自己被捕。他妻子每天都問他為何不走。他說「如果這將是一個生與死的問題，我會選擇生。但感恩地，還沒有來到問這問題的時刻。」

在毫無選擇下，生於、受教育於、服務於那體制，史雷特奇理應是體制下被精雕細琢的模範。活在甚麼世代他無從選擇，但他清楚知道「一個專業記者，是不會與良知作交易」。一個前黨報精英，願意背棄給予他既得利益的那套體制，我問他這麼多年來，除了靠堅定的個人意志，是如何堅持下去。他指著裝飾櫃頂的一幅相，「她是我們編輯部總監，她 75 歲了，這些年我都很喜歡和她工作」。

原來是同伴，戰友。

與政權交纏大半生，來到耳順之年，他看走過的爭取自由報道之路：「的確很困難的，但不要背叛你自己。」

百年老報流亡記

能在白羅斯留下來的獨立媒體屈指可數，其餘被逼撤離的媒體，散落在鄰國如立陶宛維爾紐斯。他們走難，當然不會有移民展、移民公司一條龍協助。從執拾細軟到踏出邊境，只是一兩晚之間的事。

「我在白羅斯留到最後一刻，留到直至留不下去為止。」百年老報紙《Nasha Niva》前兩任總編輯相繼被捕後，現任總編輯蘿達（Nastassia Rouda）今年 7 月不得不逃離，她帶領約十人團隊遷移到維爾紐斯。

接受真正離開，及未來長時間羈旅無歸這件事，卻是很漫長的過程。

「有時望出窗外，看見維爾紐斯的街道，我感到很輕鬆」，但垂眼回到電腦前工作，「又回到白羅斯非常令人消極的日常新聞」。她不欲想像，究竟何時才能回白羅斯。

蘿達相信，他們現在所做的一切，是為了「讓白羅斯回到歷史上她應在的位置」──成為一個真正獨立的國家，建立健全的民主制度，由人民決定何謂自由。

蘿達接任總編輯一位不過數月。當旁人無法想像壓在她肩膊上的重擔，她卻泰然說「這是內部一早協商好的 Plan B」。她將自己的人生規劃，說成一個拯救公司的後備計劃。

能令記者、包括蘿達本人赴湯蹈火為《Nasha Niva》工作，因「它不僅是一個媒體，它是一種我們共同相信的價值。」《Nasha Niva》由 1906 年創報起就流著革命的血。它由沙俄時期的知識分子盧基耶維奇（Luckievich）兩兄弟創立，創報之初已將報格定調以文哲史經內容為主，並堅持以白羅斯語書寫，成為白羅斯經典文學的作家搖籃。

安東．盧基耶維奇（Anton Luckievich）是沙俄反對黨白羅斯社會主義議會（Belarusian Socialist Assembly）的領袖。在十月革命後，1918 年白羅斯曾在他帶領下，成立了白羅斯人民共和國（1918-1919）。這亦是自去年示威爆發後，民眾追源溯流指白羅斯唯一「真正獨立」過的短短一年。後來白羅斯被納入蘇聯版圖，蘇共統治下自然不可能存在獨立報章，《Nasha Niva》從此消失，至蘇共 1991 年解體後才得以復活。

在源遠流長的報史前，「我們不會隨便聘請人，能在《Nasha Niva》工作的人，他們都想在這裏，既向外發揚白羅斯的文化和語言的面向，亦向內教育白羅斯人自己的身分和歷史」，蘿達說。

2015 年，盧卡申科第 5 度當選總統，《Nasha Niva》的定位有助盧建立白羅斯的民族主義，以對抗吞併克里米亞不久的俄羅斯。蘿達說她初入職時，白羅斯政府為獨立媒體「開了一盞綠燈」，《Nasha Niva》把握時機，轉型網上版，以發佈更多與文化語言相關的身分議題。她參與一個集中寫白羅斯女性的頻道，並發展影像新聞說故事，感覺國家真的步向自由開放。

所謂能「自由寫作」，蘿達說唯一的限制不過是，有些拿不到的政府文件則寫不了，但基本上「只要依據法律辦事」，其餘想寫的都能寫，沒有官方審查，民間籌款和廣告收入亦支持發展多樣的稿題。

但這幾年借來的自由，直至 2021年 8 月遭扼殺淨盡。《Nasha Niva》的網站被封鎖、不能在報紙攤公開擺賣，但編輯部其時認為，他們既然是國內註冊的認可媒體，依據法律，他們有權利留在國內，因此決定繼續派記者到現場採訪，如常工作。

惟政權的兇狠超出他們想像。「穿了寫有『PRESS』字樣的藍色背心，反而成為警察的攻擊對象。」其中一位記者娜塔莎（Natasha Lubnevskaya），示威初期被防暴警以橡膠子彈射中膝蓋，留院兩個月。

「警方會突然上門搜查辦公室、記者的家」，娜塔莎再次經歷被防暴警撼動生活。編輯部考慮到同事安全，酌情讓全體員工選擇要否停薪放假，好讓他們有時間選擇去留。儘管如此，「沒有一人辭職，即使他們明知會面臨刑事起訴」。

當獨立媒體一個接一個如骨牌般倒下，「連 TUT.BY（白羅斯最大型獨立媒體）都被查封，我們就意識這是一個警號 (Red Flag)。」於是今年（2021年） 5 月，編輯部圍內討論得出一個結論：如果時任總編輯馬爾齊諾維奇（Yahor Martsinovich）被捕，蘿達就是接任人，她必須離國，並帶領願意一同離去的記者們，在維爾紐斯重建陣地。

不足兩個月，這個「如果」應驗了。

「馬爾齊諾維奇是在大街大巷，從自己的車上被綁架走的」，蘿達說。據當地媒體報道，馬爾齊諾維奇被捕前後數天，還有《Nasha Niva》前總編輯、兩名記者一同被捕。事態緊急嚴重，《Nasha Niva》卻不會停止營運，於是轉而開設新網站，並發佈公告，聲明新網站的內容與為《Nasha Niva》工作的人沒有關係，以免加重在囚員工的罪名。

蘿達知道，自己要不是即將離開明斯克，就是來不及離去就被捕。「我每一天都穿著運動波鞋，也不會穿裙子了，以備隨時要跑」──她說的「跑」，是物理上逃離警察追捕的跑走。她又擔心如果被捕，羈留時不可能換衣服，不穿裙子較好。

一個週末她就執拾好行李，將《Nasha Niva》隨同她的幾個行李箱，遷移到維爾紐斯。

「離開是不是妥協？」

「離開是不是妥協？」一個本地媒體無法在本地紮根，失去的首先是實地報導，其次是對民情、社會脈膊的理解。海明威寫過，一個人離開了自己祖國，就再寫不上值得出版的作品，哪怕是報上一篇新聞報導。

蘿達卻認為，「對很多人來說，這也許是犧牲，也許是妥協。但對我們來說，最重要的是保護人，我們的團隊規模不大，付不起失去他們的代價。」

她嘆道，離開白羅斯的《Nasha Niva》員工，都由衷喜歡自己國家，希望留下來見證國家趨向文明發展。去與留，「從來都是一個悖論」。過去一年，即使社會動盪如此，但《Nasha Niva》從未報道過鼓吹移民的資訊，不會寫什麼綠卡移民、歐盟工作簽證這些稿題和接廣告，「因為我們盡力向白羅斯人證明，這是一個你可以留下來的國家。」

矛盾的是，如今連《Nasha Niva》都被逼走了。

離開後，在維爾紐斯是徹底的由零開始。蘿達連辦公室都未找到，一組同事只好各自在家工作。

但寫白羅斯的新聞，而人不在白羅斯，究竟是如何做到？

蘿達坦白承認，「確實失去了實地報導，不能去現場採訪」。但即使以前在國內，也不見得便於實地採訪，蘿達說曾有記者被拒絕進入法院大樓，連在大樓附近，並非正在採訪，都被警方驅趕。

她向其他一早離國內的媒體取經，對方也無奈說，一旦駐外久了，與本地「失聯（disconnect）」實屬無可厚非。《Nasha Niva》目前靠 Telegram 的加密「chatbot」收集情報。自從去年示威爆發後，白羅斯人民上老下幼都懂得用 Telegram 互通訊息。這是他們目前的權宜之計，民眾透過 chatbot 提供新聞線索，並接受視像訪問。另一邊廂，Telegram 出現以地區或城市劃分的頻道，每個頻道有幾千人訂閱，成為《Nasha Niva》收集地區新聞的主要渠道。

蘿達深知，這並非長遠營運的辦法，看直播與走到實地現場報導豈是同一回事？自從《Nasha Niva》被政權公開標籤為「極端組織」後，愈來愈少人敢向媒體提供線索，令遷離了的媒體獲取訊息有延誤，讀者人數逐漸減少。但她仍然深信離開是正確的選擇，起碼能換取《Nasha Niva》仝人免於恐懼，以及保證自身和家人安全。

「畢竟被捕入獄的話，待在白羅斯的監獄，會使人變得殘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