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麗即正義：留在香港的人，還可以營造自己的社區？

編者按：一年有終結，亂世則未必。年終專題裏，文化組來探討世界當下狀態中，「美」之存在。在「香港美學崩壞」系列的上篇，我們盤點了香港政府大灑銀幣製造的眼冤地標，探尋什麼制度、美學的原因，令這些地標一再改變香港城市景觀。來到下篇，我們將目光放置於「人」，在大型景觀改變過程中或沒有能力參與環境建設的個體，還可能在今天的香港突圍，為身邊的城市之「美」做出一些改變嗎？

美學息息關乎「人」。公共空間本由人和建築物組成，關於「審美」的判斷通常指向「人」本身──美感判斷源自人，重視人的設計，才有可能展現合乎環境、群體及個體之美感。本系列上篇所言香港各區地標，不少在決策過程中，正是存在工程領導設計、在地居民日常需求未能盡入決策考慮等弊端。

觀乎反修例運動後的香港，隨着一波又一波政治檢控，社會氣氛彷似在低氣壓中持續低迷。然而，無論在私人空間抑或公共空間，香港也仍然有一群人嘗試栽種一片美感的淨土，他們中有人以散步記錄城市的美麗；有人開舖展示創作；也有人選擇在公共領域尋找與政府部門合作的可能，改善公共空間的美感。

為什麼他們仍然有行動力？每個受訪者都說了一個非常相似的答案，大概就是──在亂世中，堅持美麗，是一種正義，也是一種抗爭。

懷疑人生就去⋯⋯

「去年夏天出現許多事，許多令我們現在覺得痛苦的事。」城市研究學者、藝術家黃宇軒說，他也是「雨傘運動視覺庫存計劃」的負責人。在他眼中，香港這些年好像變得很奇怪，社會環境變得彷彿令人對自己原有生活中的一切都沒有什麼信心。

那些日子，黃宇軒與老朋友盧樂謙經常相約散步。二人每月至少見面一次，每次都喜歡在城市散步，不帶目的，也沒有終點。盧樂謙是藝術家，涉獵多種創作形式，包括詩、畫、雕塑及裝置藝術等，一直投入社區營造，推動社區藝術，曾擔任灣仔藍屋館長。「日子好難過，所以我們想找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做。」黃宇軒說。

他們因此開始一個名為「城市浪漫」的計劃，觀察我城，記錄我城。「觀看是屬於自己的，別人怎樣也搶不走。」John Berger提出理論「觀看的方式（ways of seeing）」，他認為如何觀看也是一種權力關係。假如一個人能夠突破「被安排」的觀看方式，自己尋找方式觀看和享受，就是一種反叛。

還有什麼原因要留在香港？「因為我們看見香港還有美麗的地方。」

在心情最低落的日子，他們也問過自己，還有什麼原因要留在香港？「因為我們看見香港還有美麗的地方。」為了記錄他們眼中的美，黃宇軒找來攝影師曾梓洋拍攝短片，開設Youtube頻道「懷疑人生就去散步」，邀請不同人士在各區散步。影片拍攝手法唯美，就連人人都認為沉悶的將軍澳區，竟然也變得可觀，一系列影片在網上引起不少迴響。

開設Youtube頻道一年多之後，在2020年12月20日，二人決定與另一朋友Terry開店，名為「窗後巷」。「我們想做一些以前未做過的事，例如是零售，一種可持續的業務。」盧樂謙說。近年，香港突然出現一股開店潮：獨立書店如雨後春筍、被逼失業的記者轉行開餐廳，還有一些文藝空間，散落各區。當然，還有因為新冠肺炎疫情而開的口罩店。

窗後巷又會賣些什麼？小店位於銅鑼灣鬧市，霎西街轉角。店面全木建造，燈光暖黃，窗戶向上打開，遠看就像日本街邊的拉麵檔。目測已知店面不到五十呎，不可能是食肆。到底是什麼？面向街邊的玻璃窗偏偏是磨砂直紋，叫人看不出個所以然，唯有走近細看──原來是一間精品店。

說是精品店，但是貨品又似乎多得叫人眼花繚亂。驟眼看來，店面擺放了超過五十種貨品，而且沒有統一主題。最近街邊的左下角擺滿本土食物，有街坊親自釀的梅酒，有蜜糖來自西營盤的自養蜜蜂場，還有荔枝窩出品的薑製品。抬頭向上望，擺滿各種有趣手作，以及從各地搜羅回港的精品。往右突然有出現一排木土釀製啤酒，下方又陳列出各種紙本，當中有本土插畫師繪製的明信片，也有獨立出版的自製雜誌，也有農業讀物。其中一系列手繪食譜，摺起是手心大小，攤開是一張海報，主題是尋找爺爺嫲嫲（爺爺奶奶）的味道，也就是小時候吃過的家常菜。

盧樂謙會相信，參與社區項目是能夠在十年後種出一些花朵。現在，他也難以想像十年之後要建立一種怎樣的公民意識，「我們唯有做自己能力範圍內做到的事情。」

「窗後巷的定位是一間城市選物店。」盧樂謙說。他看見社會上有許多人都有動力去創作，但是未必有地方展示，才決定租一間實體店，為大家提供一個方便的空間。「希望大家走在路上，見到一個美輪美奐的街角，開心一下，是我們在表面上最希望做到的事情。」盧樂謙說。

「租店之前三日，我們才說要放棄實體店。」盧樂謙笑說。緣何自打嘴巴？原因是幾個舖位前面那間咖啡店AP。AP全名Artista Perfetto，在台灣起家，六位店主都是香港人，其中一位曾奪得紐約拉花世界賽的Coffee Fest Latte Art World Championship，是首位華人獲此殊榮。2019年，他們回歸香港，有一次路經霎西街，感覺就像身處台灣巷弄，毅然決定在此開店。「去年夏天，心情最沮喪的時候，我見到有人仍在試，仍在做──那道力很重要。」盧樂謙說。

租金因為疫情有所下調，開店門檻降低，黃宇軒認為現時有更多人開始認真看待商業營運。早些日子，視頻創作單位「試當真」在公開表演也提到，將來開拍電影，希望觀眾也願意付錢入場。「我感受到他們強調要在商業上取得成功，要有影響力。我相信大家現時仍然留在香港，或多或少會有這種想法。」黃宇軒說。「可能因為大家都沒有什麼可以做，唯有嘗試從商──煮一桌美味好菜，做一件精緻手作，辦一個能夠叫人盡興的表演。我們想做一些即時做到，即時見到的事情。」 至於生意，他們說「賣得最好是食品，另外有些精品例如梅花骨雨傘，還有外層是布製品的花瓶，同樣吸引客人目光。」

堅持美麗也是一種抗爭

提供展示的平台，盧樂謙是想換個方式鼓勵創作。他知道許多人都是身兼兩職，日間上班，夜裏分身創作，可能是繪畫、手作、寫作、下廚。一個人有創作的力量，自然會養成觀察的習慣和能力，找到生活中的美感。「人人都說香港靚，到底香港靚喺邊（香港的美麗在哪裡）？社區發生什麼事？一切有待大家在創作時發掘。」盧樂謙說。

當然，過程中也會揭開醜陋的一面，例如養蜜蜂會發現香港的土地問題，出一本書會知道處處是紅線。「然而，展示的意義在於，你的創作可以影響到其他人。」盧樂謙說，每一個人都會有想法，但是不是每一個都有實行的力量，「就算展示得再表面，也是一種正面的力量。」

就是同一道力，鼓勵他與朋友開店，將力量分享給更多人。現時在窗後巷寄賣的檔主，部分是慈善團體或社企製作的產品，其餘大部分都是個人創作，當中有八成是盧樂謙透過Instagram認識。他會為創作人提供意見，有時是改善產品，有時是衡量貨品如何量產。盧樂謙認為其實跟他以往在社區與街坊做產品的過程相似，不過他並非在研發階段介入，因為大家已經會自行創作。「我仍然是一個curator，不過curate的東西有所不同。」

這些年來，盧樂謙一直投入社區營造，見證雨傘運動如何「傘落社區、深耕細作」。昔日由團體空降社區，凝聚居民力量，帶領他們了解和改善社區。漸漸地，開始有居民會自發在一幢大廈組織業主立案法團，或是在一條街設立「不是垃圾站」做回收。

「反修例運動之後，公民意識提高得更多，加上居民比外來團體熟悉自己的社區，我認為不再需要用以往的方式營造社區。」盧樂謙說。況且，現實環境亦不太容得下這種凝聚社區的項目。以前，盧樂謙會相信，參與社區項目是能夠在十年後種出一些花朵。現在，他也難以想像十年之後要建立一種怎樣的公民意識，「我們唯有做自己能力範圍內做到的事情。」

窗後巷定位做城市選物店，售賣的不止是有關城市的物件，還有這個城市的故事。盧樂謙和Terry會按照創作的故事，決定如何在窗後巷介紹產品。假如貨品本身有趣，帖文就形容產品的特別之處，例如前文提到梅花骨雨傘，開遮（開傘）之時溫柔如開花，純白設計相當復古。此外，他們也會分享創作人的故事，有人可能是文員，早上做一份極普通的工作，晚上則傾盡心思鑽研廚藝。「許多人仍然嘗試過着不同形態的生活，在生活捕捉美感。」黃宇軒說。

另一店主Terry是一個設計師，本業做展覽相關的設計。「合伙開店也是為了『自肥』。」Terry說，他本來也有自製一些產品，但是不知道要放在哪裏賣。「開一間實體店，顧客的回饋是最即時。」例如他將飲品盒升級再造成為煙盒，擺在貨架兩個月，一件也賣不出。「銷情反映我做這個產品只是自我感覺良好。」Terry自嘲，但是亦有另一暢銷產品，是一款布製品外層的花瓶。因為開店，他觀察到喜歡花瓶的客人主要是三十歲左右的女士。「窗後巷可說是發佈產品的試點，鎖定目標顧客之後，我也會有信心量產。」

城市權是David Harvey 提出的重要主張，他認為城市居民有權自主，選擇城市的發展方向，是公民參與的一部分。 從此，民間力量不止爭奪香港的地方和空間的使用權，還要爭奪話語權，背後用意是補充城市故事的論述，確立身分認同。

栽種美學：背後一部香港社運史

採訪窗後巷那天，是一個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平日晚上，已經有幾位店主的朋友到訪，三三兩兩坐在店外後巷，自攜飲品放在窗台。忽然，店主Terry取出小小電磁燒烤爐，兩包芝士腸，一排生命麵包，大家就在一旁BBQ起來。「我們還有一個朋友正在過來，他今天去大嶼山採訪，說是要帶些海產魷魚來燒烤贈興。」盧樂謙說。

舖面實際面積只有四十六呎，但是對出的後巷，是一整片充滿無限可能的公共空間。公共空間，本來就是香港的社會運動發展的主軸。九七年中英移交主權後，香港社會運動的發展軌跡，其實就是「以公共空間重構香港歷史」。

2006年，政府因為開始中區填海工程，宣佈拆卸舊天星碼頭。天星碼頭具有四十八年歷史，是香港人的共同回憶。事件引起民間反對，第一次使用佔領方式，保衛天星碼頭。事件令民間開始重視保育和本土文化，其後衍生保衛皇后碼頭、反高鐵、反新界東北發展行動⋯⋯

保衛天星碼頭之後，社會運動出現空間轉向（spatial turn） 。黎國威於《香港？社會？角力》一書文中，引述梁啟智於2014年的論述，認為自保衛天星碼頭運動之後，出現以爭取城市權（right to the city）為主的空間轉向。城市權是David Harvey 提出的重要主張，他認為城市居民有權自主，選擇城市的發展方向，是公民參與的一部分。

從此，民間力量不止爭奪香港的地方和空間的使用權，還要爭奪話語權，背後用意是補充城市故事的論述，確立身分認同。

一直以來，無論是英國殖民政府，還是今日掌權者，兩者所敍述的香港故事都是非常相似──香港就是由漁村發展成金融中心。太平山頂、維多利亞港、甚至是獅子山，所謂地標都是與經濟有關。昔日講「獅子山」，是講《獅子山下》那首歌，重視的是同舟共濟。然而，經歷一代又一代社會運動，市民與香港愈來愈多地方和空間產生連結，特別反修例運動之後，獅子山在許多人心目中，已不止一座山的意義。

在資本主義、經濟效益及全球化思維主導下，陳慧燕形容香港的城市建設，是「拆．拆．拆」及「建．建．建」：拆掉、抹掉、丟掉被認為是「破舊」、「髒亂」和「貧困」。

為什麼當年的天星碼頭會成為觸發點？「因為天星在海濱，原因與全球化和都市衰敗有關。」社會學學者陳慧燕博士說。如本系列上篇文章所言，在工業化年代，一個城市如香港，可以向外傾銷貨品；後全球化過程中，工廠遷移至大陸，香港從輕工業轉型至服務業。一個城市自此售賣的，就是城市本身。A city for sale。而文化研究學者馬國明也曾於《全面都市化的社會》一書指出，在這個前提下規劃城市，目的只為促進經濟效益和發展。

九八年金融風暴之後，政府需要量入為出，加上八十年代新自由主義風氣吹至香港，政府將許多公營服務私有化，外判政府責任，高舉營商原則──醫管局、機場管理局、市建局、領展通通因此誕生。工業舊區因去工業化變得殘破，土地用途落後。政府順理成章於2001年成立市區重建局，規劃舊區重建等工作。而政府亦於2009年確立香港六項「優勢產業」（教育產業、醫療產業、檢測和認證產業、環保產業、創新科技產業、文化及創意產業），期以此吸引外來人流與資源，加速同週邊區域融合。惟這種綱領下，市建局將城市「扮靚」的同時，其重建模式也曾被批判為「向錢看」，被指摘傾向考慮商業盈利的重建模式。

在資本主義、經濟效益及全球化思維主導下，陳慧燕形容香港的城市建設，是「拆．拆．拆」及「建．建．建」：拆掉、抹掉、丟掉被認為是「破舊」、「髒亂」和「貧困」，典型的例子是當年因歷史自帶美感的灣仔囍帖街（利東街），變為地產及商場項目「囍歡里」（粵語諧音「喜歡你」），而市民的意見在過程中未能有效參與。

從植物開始為社區做些事

「從一棵植物開始，街坊會學懂在社區行使自己的設計力量，添加個人美學，從而與地方或空間建立情感，然後可能會為社區做些事情。」

在眼下的香港，若想為自己的城市增添「美感」，在公共空間中有美學方面的「作為」，除了開舖和創作之外，市民在個人生活層面還有什麼可做？

「每個人對美都有一種想像，你有信念就要行動，展現你對美學的想法。」社區設計師鄺家樂說，他主修城市研究，2018年香港中文大學畢業後，一直涉足社會創新及公共藝術等不同領域，探索空間設計與各種美學的實踐。

鄺家樂同樣喜歡散步，採訪那天，他相約記者於北角來一場植物主題的散步。我們從書局街出發，穿過多條小巷，看見一間士多（雜貨店）在門外掛滿植物而不是貨物，也看見有人在大廈門外對出的斜坡面上，利用膠樽（塑料水瓶）和繩索自製「盆裁架」，種了蘆薈、香草還有藤蔓類植物。在公共空間類似區域，沒有明文規定空間使用權誰屬，大家都是按個人喜好和出入範圍，裝飾個人生活。沿途有一條行人斜路，莫名奇妙生出兩棵小樹。走近細看，我們推斷是路面本身有坑洞，有人可能乘勢挖深洞口，填了幾把泥，就在石屎路上強行種樹。

「一個人能夠好好打理私人空間，才能行多一步，在公共領域做更多事情。」鄺家樂說。

早前，他應邀帶領一個社區種植計劃，先是為參加者設計路線，認識生活中遇見的植物。然後，他鼓勵參加者像搬新屋時睦鄰一樣，在社區找出喜歡的植物打招呼，送上一份禮物。有街坊手繪掛牌，繫於植物莖部；有街坊將植物以心愛的偶像命名，分別稱為Anson和Edan。「從一棵植物開始，街坊會學懂在社區行使自己的設計力量，添加個人美學，從而與地方或空間建立情感，然後可能會為社區做些事情。」

溝通者：非官方對話模式

「社區參與的持份者有居民、社區組織，也有政府。政府職員必須要親身耳聞目見，與市民直接對話，才能找到出路。」

除此個人行為，私領域附近空間，要為整個社區做事，可以從何入手？上篇提到的眼冤（刺眼，扎眼）地標，多是欠缺足夠民間咨詢橫空出世。作為市民，可以如何參與今日公共政策？在眼下的香港，還有公共參與的可能嗎？

「有關民生的公共空間，我認為還有很多可能。」陸樺說，他是Good Lab好單位的行政總裁。Good Lab於2012年創立，初衷是向香港各界推廣社會創新及社會企業。那時，對於香港社會而言，社會創新仍然是一個陌生的概念。Good Lab是全港第二間公司，提供共享工作空間，更是首創專給社會企業租用。

為了推廣社會創新及設計思維，也為了自負盈虧，Good Lab經常開辦工作坊，政府部門的職員也是接受培訓的常客。曾有渠務署職員參加工作坊後，第一次了解何謂社會創新和設計思維，發現手上一個耗時兩年都未能解決的問題，可能會在Good Lab找到答案。由於新界北區居民增多，渠務署需擴建位於上水石湖墟的污水處理廠，但遇附近居民強烈反對。署方職員與Good Lab討論，表示曾與村民溝通，但一直未能取得共識。陸樺正是在那時剛剛加入Good Lab，他認為團隊會幫得上忙。

加入Good Lab之前，陸樺一直於商界從事企業顧問工作，為企業找出增加收入以及減低成本的方法。當時，Good Lab正在轉型做社會創新顧問，陸樺的經驗可謂一拍即合。「兩者都是要先深入了解背後的問題和需要，提出創新的解決方案。」他說。「『設計思維』聽起來好像很犀利，其實只是幾個步驟，最重要是願意拿出真心了解社區需要。」陸樺說。Good Lab擔任顧問，角色就像一個中間人，負責設計整個過程，包括落區做街站、與持份者訪談、公開招募市民參與工作坊。

「一進入官腔對話模式，事情就會變得形式化。Good Lab希望營造一種輕鬆和真誠的空間，先建立關係和信任，不同持份者才能聽見彼此的內心說話。」

Good Lab強調「共創」（Co-creation），部分環節要求政府部門職員參與。「社區參與的持份者有居民、社區組織，也有政府。政府職員必須要親身耳聞目見，與市民直接對話，才能找到出路。」陸樺說。

一直以來，政府設計公共空間都是由上而下，政府部門決定所有設計後，才象徵式於社區舉行諮詢會。場景通常是一個社區會堂，台上坐着幾位負責官員，台下主要參加者都是區議員，街坊身影寥寥可數。播放幾張投映片之後，台下每人有三十秒發言時間，然後就算諮詢完畢。

「一進入官腔對話模式，事情就會變得形式化。Good Lab希望營造一種輕鬆和真誠的空間，先建立關係和信任，不同持份者才能聽見彼此的內心說話。」陸樺說。

落區和訪談，絕非政府職員的工作日常。有人擔心與市民接觸有反效果或惹來唾罵，詢問陸樺是否需要事先預備回應。在這些場合，Good Lab團隊先與街坊打開話匣子，如擴建污水處理廠的討論中，常有街坊說：「處理廠常常傳出臭味，我住了這麼多年，已經沒有什麼感覺。你問我意見？我也不知道政府是否會回應，信不過。」

街坊表達情緒後，陸樺表示理解，又追問原因。街坊見他願意聆聽，才又多講幾句，政府職員適時分享專業知識。有時舉辦數十人參與的工作坊，市民了解到一些實際操作的困難，之後或願意嘗試其他可能。

過程中，Good Lab團隊發現，街坊反感污水處理廠，因為處理廠並非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Good Lab團隊提議將處理廠與社區空間融合，由渠務署釋出約兩公頃公共空間，建造觀鳥園、種植園、生態園、河畔步道等，開放給公眾使用。

相比由上而下的方式，社區參與模式的確需要更多時間。陸樺直言整個項目用了超過一年時間與社區溝通，過程中政府職員首次體會到，只有在這些非官方的對話模式中，才能與市民建立關係，聽到其心聲，找到不同持份者的共通點，最後得出一個平衡各方需要的設計。只是面對今日香港社會氣氛，陸樺坦言直接對話確有風險，市民真的未必想同政府部門對話。

社區不需要美輪美奐

「作為一個小機構，或一個小市民，在政治層面難以做到什麼改變，因為當中有其他更大的players。但是我堅信每一個人都可以為社區出一分力，令大家生活好一點，開心一點。」

這次破天荒合作後，Good Lab也開始與更多政府部門合作社區項目。「居民眼中的美，並非什麼美輪美奐的東西，而是真正符合社區需要的設計。」

他們亦曾與渠務處合作元朗市明渠改善工程。明渠位於元朗中心，是大部分元朗居民必經之路，不時傳出臭味，旱季又只見光禿禿的石屎（水泥），居民已無甚感覺，只會稱之為大坑渠或臭渠，作為相約等候的地標。

Good Lab團隊希望趁機將「社區營造」置入一處原本只具備防洪功能的地方。例如明渠附近是遊客景點，開滿各種小食店，Good Lab整合居民意見後，建議擴闊渠上的路面空間，美化環境，讓遊客和街坊有地方享用小食和歇息。在旱季，渠底是一大片可用空間，有街坊大膽提議開放空間讓市民使用。

「只要願意開放空間，賦予意義，一條原本沒人理會的臭渠，也可能搖身一變成為一條元朗河。」陸樺說，他也認為渠務處有職員願意接納意見，思考如何實踐。但要成就這件事的關鍵，並非隨便找一個建築師或設計師入元朗畫張圖就做到，而是背後需要許多市民的參與。「我們作為中間人要推動部門接納市民意見，提出創新方案，協助政府部門解決執行上的實際問題。」

Good Lab專注在公共領域實踐社會創新，陸樺坦言不是一條容易行的路，特別是近年社會氣氛緊張，「作為一個小機構，或一個小市民，在政治層面難以做到什麼改變，因為當中有其他更大的players。但是我堅信每一個人都可以為社區出一分力，令大家生活好一點，開心一點。」Good Lab團隊認為香港的公共領域需要創新，大家都希望自己有份推動社區的改變和進步。

在公共領域實踐社會創新，許多事情並不是非黑即白，竅妙在於盡量找出多贏局面，最可行的方案未必人人都認為最好，但是人人接受得到。「無論中間人是誰，都要找到那個平衡點。民生議題，沒有一邊需要贏晒（全部都贏）。」陸樺說。

「老土講一句，社區無小事，社區空間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空間不止是一個形態，而是可以為社區帶來更多價值。」

香港地域相對狹小，陸樺認為若能釋放更多公共空間給社區，有助提升市民生活質素。例如元朗有不少難民住在劏房或籠屋，因為家中缺乏空間，經常流連在公眾地方。釋出明渠附近的空間，他們也能享受多一些社區空間。「活用社區資源，增加空間使用彈性越多，越有可能發生創新活動，社區也可以多一點正能量。」陸樺說。Good Lab還有一個心願，就是將設計思維和社區參與模式，由公共空間設計，延伸至其他公共領域。

「有人可能覺得，香港都咁大鑊（香港都這麼大災難了），還講這些小事？」陸樺說，「老土講一句，社區無小事，社區空間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空間不止是一個形態，而是可以為社區帶來更多價值。」每一次完成一個項目，Good Lab團隊也會與所有參與者拍一張大合照，照片上會有街坊、專業人士、店主、社區組織、政府職員等等。

「對我而言，這是一個最美麗的畫面，不是因為擁有一張合照，而是合照背後蘊含各個參與者付出的時間，以及在思維上產生的改變。」陸樺說。原來，在社會低潮、留下的人要韜光養晦的日子，還有許多人嘗試用自己的方式，令大家在生活中、身邊周圍找到一點點美感。但願留下的人，一起作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