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三綱五常都要管我的卵」——中國單身女性凍卵第一案

這一案件於2019年12月底首次開庭，引發巨大關注。2021年初中國兩會召開前夕，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就《關於賦予單身女性實施輔助生育技術權利，切實保障女性平等生育權的提案》作出回應，表示「將着力推動輔助生殖技術管理立法工作」。儘管二胎乃至三胎放開的生育新政陸續頒布，低生育率在中國已成現實。除去生育成本等外在因素的制約，作為生育主體的年輕女性，其自主和權利意識也在覺醒。面對人口問題的嚴峻現實，徐棗棗的起訴也是對執政者和執法者的一個提問：現在，中國單身女性可以自主生育權嗎？

2018年，30歲的徐棗棗親自確定了一件事：單身女性在中國不被允許冷凍自己的卵子。31歲時，她決定就此發起訴訟。現在她33歲了，正在等待一審二次開庭的結果。

9月17日下午，儘管發布開庭信息的微信自媒體文章被刪除，支持者和媒體還是聞迅趕來，徐棗棗在法院門口被國內外媒體蜂擁圍住。

案子引起全國關注和討論之後，徐棗棗發現，原來大多數女性不知道單身時不能凍卵，甚至不知道凍卵在中國已沒有技術障礙。徐棗棗和支持者們想要聲張的是作為單身女性的生育權利，而凍卵或許是漫長生育鏈條中最容易的一環。

女性的生育權在中國的幾大相關法律中都有條文明確的保障。但在落實和執行的層面，生育往往與婚姻關係綁定，單身女性以及非婚已育女性被排除在外。而這與執行了40年的計劃生育國策息息相關。醫院聲稱拒絕為徐棗棗凍卵所遵循的《規範》也被視為計劃生育時代的產物。

徐棗棗的訴訟開庭前不到兩個月，三胎放開以及鼓勵生育的配套措施正式發布，將「到2025年，積極生育支持政策體系基本建立」列為主要目標。鼓勵生育的大方向以及一系列配套政策，也成為徐棗棗爭取法庭支持的重要依據。

但另一方面，訴訟也折射出現實與新政之間仍然存在巨大的斷檔。徐棗棗看似簡單的訴求實際觸碰的是計劃生育時代的生育內核——生育與婚姻關係綁定。

「我真實的需求應該怎麼樣被滿足？」

2018年11月底，徐棗棗第一次來到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婦產醫院生殖科諮詢凍卵。她很快感受到不同——去問診的幾乎都是年輕夫妻或由長輩陪伴的已婚女性。

徐棗棗告訴醫生想諮詢凍卵。坐診的醫生埋頭詢問基本情況，眼睛沒有離開病歷本。直到她隨口說道：「是已婚吧。」徐棗棗答：「不是。」醫生停下來，抬頭看着徐棗棗，手裏的筆同時放下。

徐棗棗感受到對方傳遞的信息：「你怎麼會有這樣的想法？」

聽到徐棗棗「暫時還不想結婚，想為以後留一個可能」的理由以後，醫生告訴她，趁着現在年輕，早點生孩子對自己的身體有好處，產後恢復快，生完孩子再發展事業也來得及。而且，國家現在有政策不允許給單身未婚的女性提供凍卵服務。所以，先去領證結婚。

對面的年長女醫生態度友好妥帖，但幾乎她說的每一句話都讓徐棗棗感到生氣。「我不能對個體發作，因為不是她的錯，但又不知道找誰說理」。北京冬天室內暖氣充足，加上空間裏超載的人數，徐棗棗覺得缺氧和壓抑。

眼前的場景，她早有預期。北京婦產醫院並非首選，她原本想要去國內輔助生殖技術最富盛名的北京大學第三醫院。但這家醫院的輔助生殖科只能線下預約掛號，並且需要出示結婚證。「這樣的醫院我是連門都進不去的。」而北京婦產醫院的這一科室接受網上預約，院方客服告訴徐棗棗，具體情況可以跟醫生諮詢。

徐棗棗不想被這樣「打發走」：「但是我現在這個（單身）狀態就是這樣，我真實的需求應該怎麼樣被滿足？」

徐棗棗覺得醫生顯得有些不得已，但她還是給徐棗棗開具了檢查單，讓她先查一下當時的身體狀況。那些檢查通常是給備孕或者準備試管嬰兒的已婚女性做的。

全部檢查分兩次做完，2018年12月徐棗棗又去了一趟醫院。醫生說她的身體狀態很好，適合備孕，也可以凍卵。但最終，徐棗棗把第一次諮詢時說的話又說了一遍，醫生也把自己第一次時說的話又說了一遍。

徐棗棗第一次去醫院時，一個人突然出現，向擁擠的候診隊伍裏撒了一把小廣告，然後迅速消失。徐棗棗撿起一張看，上面寫着提供代孕、胎兒性別鑑定等各式服務。在女廁所的隔間門後，貼滿了更加直白的廣告，包生男孩、包性別、有償捐卵、赴美生子不一而足。徐棗棗發現，為了爭搶生意，貼廣告的人會把競爭對手的聯繫方式抹掉，留下自己的。

「那個時候我就覺得，大家其實都心知肚明，這些灰色地帶是存在的。」在9月18日接受端傳媒專訪當天，徐棗棗還收到一筆捐款，捐款人自稱在一個特大城市專業運營人工輔助生殖業務，可以免費為她提供凍卵。徐棗棗對此一笑了之。

即將30歲，她決定凍卵

2015年，演員徐靜蕾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露已經在美國凍卵，讓凍卵這項醫療服務在中國迅速提高了公共知曉度。徐棗棗也是在那時第一次知道了凍卵的存在，她覺得生育離自己非常遙遠，直到29歲時。

「快30歲的時候，好多人都會開始跟你說，有些事情不能再等。」徐棗棗說。

好的壞的一併襲來。好的是，29歲這一年，在新媒體行業供職的徐棗棗獲得了一個晉升機會，她開始帶團隊。「我發現可以用我的經驗和專業能力去解決一些事兒，能看着團隊把我的一些想法實現。這種感覺是很爽的、很有成就感。」徐棗棗意識到，她可以實現更大價值，並且自己喜歡。

壞的是，身體機能的下降。吃多了，肚子就容易胖，必須靠健身維持輕盈狀態，熬夜之後需要更長時間才能恢復。這些新的身體變化讓徐棗棗有些難以接受。加之新媒體的工作節奏快、強度高，她有時覺得自己被掏空了。

也是在這一年，徐棗棗結束了一段長時間的親密關係。跟其他在異鄉的年輕情侶一樣，分手意味着搬家，再次一個人生活，面對生活中一系列平日裏都會覺得難纏的變動。

徐棗棗不得不重新思考。在即將30歲的時候，如何讓自己覺得更安全？外界給出不同的解決方案：擁有一個自己的房子，開始一段新的愛情，走入婚姻和家庭，掙更多的錢，或者生一個孩子……突然之間，徐棗棗的生命中有太多重大的事情需要去規劃和決定。

「當我自己的生活中有一到兩個甚至是三個主要矛盾的時候，我還可以去balance（平衡），但是一旦超過三個，我會覺得有點難平衡，希望能夠先解決或者是推遲一兩個煩惱。」徐棗棗非常明確自己還不想結婚，生孩子這件事優先級也相對靠後。

凍卵從一件遙遠的事變成了真實的需求。「我還是更在意我現在的事業，我的自我提升或者人生規劃。如果能用凍卵去解決這一塊，那不是很好？」而且身邊總有人提醒徐棗棗，高齡（35歲是高齡產婦的年齡分界點）以後，自己的生育能力，尤其是卵子的質量都會下降。

在歐美、日本、泰國、香港等地，凍卵服務業已發展成一個成熟的商業服務，但在中國大陸，只有已婚女性或患癌女性在接受治療前進行生育力保存時才被允許獲得。

出國凍卵往往價格不菲。徐棗棗諮詢到的價格是10萬元至20萬元之間，美國費用最高。然而，在中國的公立醫院，這一價格則只有2萬元上下。

徐棗棗原本以為是容易解決的「矛盾之一」卻成為最難解決的。「我覺得自我消化不了，因為還有那麼多人有一樣的需求，我就眼睜睜看着這些人在跟我走一樣的路。這就不是天災，就是人禍，完全是一個人為的原因。」她想要反抗。

發起訴訟：我想主動掌握生或者不生的決定權

「就像之前別人一直在揍我，我覺得我已經嚇傻了。沒法反抗，也跑不了，就在那裏忍受，非常委屈，非常憤怒。但是，突然有一天，我意識到我其實是可以動的。」徐棗棗說。

這一時刻發生在諮詢凍卵被拒絕後不久，2019年前後，徐棗棗在北京參加了一場關於女性生育權的線下討論會。討論會由倡導多元家庭理念和自由選擇權的民間組織——多元家庭網絡舉辦，徐棗棗後來也成為了志願者。在那場討論會上，一位女性社會學家為徐棗棗「打開了一扇門」。她分享的主題是新中國生育政策與女性的關係。

徐棗棗認為，與人口和生育有關的大多數報導里，女性都像螺絲釘，國家需要女性幹什麼，在這個政策和時代背景下，女性就要去幹什麼，論述的背後邏輯「其實都是怎麼想辦法能讓女人生更多孩子」。但是，女教授的分享讓她第一次聽到，一個女性作為主體對政策的看法，以及女性如何運用自己的生活智慧，在跟現有政策共存的狀態下，做一些變通或者是嘗試。


會上提及中國唯一允許單身女性通過人工輔助生殖技術生育的吉林省，但遺憾當時沒有出現有影響力的訴訟案件，在本省乃至全國都沒能真正得到應用。這啟發了徐棗棗。她默默坐在聽眾席裏想：「也許你們要找的人就坐在這兒。」她有完整的就診經歷和書面記錄，在她病歷本上的就診項目裏，明確寫着凍卵諮詢。

2019年3月，徐棗棗決定起訴。第一位律師在最開始的時候就告訴徐棗棗，她的案例屬於倡導型，勝訴概率有限。這意味着，過程比結果更重要。但過程往往艱難。

外界開始知曉徐棗棗是從2019年12月23日朝陽區人民法院的第一次開庭前後。但在那之前，徐棗棗已經歷了在兩個區的法庭不予立案、換了一次律師和改變起訴理由——從醫療合同糾紛改為一般人格權糾紛。

與司法系統的首次遭遇，徐棗棗覺得自己又被打發了。當年3月，她們兩次找到東城區人民法院。一位年長的男性法院工作人員出面解釋。他把徐棗棗和律師叫到一個空的法庭，反覆強調不能立案。徐棗棗也反覆向對方強調：「我現在就有這個需求，應該怎麼辦？」這位工作人員說，他們只能按照國家現有法律法規辦事，沒辦法質疑現有體系。他建議徐棗棗，如果想凍卵就出國去做，這樣中國法律也不會管。在最後，這位工作人員還表示：「你這些都是西方傳過來的。」

「我想讓他們看見，我就是拿着我自己的一個鑰匙。我拿到這個鑰匙本身是重要的。」

在半年後的9月底，徐棗棗和第二任律師終於拿到朝陽區人民法院的立案通過。徐棗棗以「一般人格權糾紛」為由提起訴訟。在法律概念上，它既包括生育權，也包括身體權。

即將開庭的消息一經發出，媒體採訪紛至沓來。徐棗棗一天至少接受10個採訪。她需要按小時安排自己的一天。有時候甚至要提醒記者注意時間，因為下一個電話很快就要打進來。

徐棗棗很意外。「我的心態就是沒有人理，我悄咪咪地把這事做完，然後對我自己是一個交代，就結束了。沒有想到那麼多人是那麼在乎的。」在開庭之前，徐棗棗和多元家庭網路一起給國內60多位有社會影響力或者關心女性議題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寄信，希望呼籲他們關注凍卵案和支持單身女性生育權，都石沉大海。

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徐棗棗非常強調自己起訴的原因：主動掌握生或者不生的決定權。「我不希望被寫成一個因為各種各樣的原因現在不能生孩子、找不着對象的大齡女青年，為了以後找到對象一定要生。我想讓他們看見，我就是拿着我自己的一個鑰匙。我拿到這個鑰匙本身是重要的。」

前來採訪的男女記者本身也折射出社會對於單身女性生育的各異態度。有人問她：你要凍卵這個事兒，你男朋友同意嗎？你怎麼跟他說和解釋這個問題？也有人問她：你同事領導怎麼看？他們會不會覺得你奇怪？會不會影響你的工作和生活？

徐棗棗告訴端傳媒：「好像『三綱五常』都要管着我的卵。」

多元家庭網絡創始人、徐棗棗的二次開庭律師董曉瑩告訴端傳媒，自己一直關注國內非婚女性生育權這一議題。「她們的生育權在國內受限。我們想從訴訟的角度，通過司法途徑去擴大影響，爭取可見度。」

董曉瑩認為，通過徐棗棗的案子，關於女性生育權的議題被確實地推到公眾面前，而徐棗棗在不斷接受採訪時所表達的其實代表了很多女性的心聲。讓董曉瑩欣喜的還有很多體制內的專家學者願意就女性生育權公開發聲並且給予支持。「這個過程都很有意義。」

一個正面的、單身並且有生育意願的女性社會形象

2020年4月，徐棗棗在互聯網上發出訴訟費的公開募款，在募款信上，她寫道：「大家都付出很多，不單是為了案子，也更不是單純為了我，而是為了女性生育權的平權事業。」

呈現一個正面的、單身並且有生育意願的女性社會形象，這是徐棗棗的一個希望。她回憶自己從小到大看到的影視作品裏，大多數單身生育的女性形象都是悲慘的受害者，社會對她們的描述是「未婚先孕」。

「現在不應該這樣了。（女性單身生育）形象敘事該被改變了。我希望大家能明白，我們做的這些選擇是主動的、負責任的、作為人的一個選擇，而不是一個客體。」

雖然在過去幾年，女權倡導組織和積極行動者被政府相關部門和一些網絡輿論聯合圍堵、攻擊，但當下的女性權益意識不論是在女性群體內部還是社會輿論場，其可見度和民意基礎都不可逆轉地得到了提高和擴大。因為真實世界中，越來越多的女性在用實際行動改變自己的選擇。

徐棗棗學生時代的很多女性好友都在被認為合適的年紀結婚生子，但她們的選擇已經與上一代不同。當她們覺得婚姻無法幫助自己成長、獲得發展空間的時候，離婚成為自然選擇。「現在我的好多朋友都說，覺得離婚是人生大事，結婚不是。這對她們來說是真正的自由。我們現在這一代人，還是很尊重自己和自己感受的。」

因為凍卵案，徐棗棗一頭扎進單身生育這個議題裏。她結識了更多的女性，也開始深入地了解那些有生育意願以及已經生育的單身女性們。

2019年底第一次開庭之後，再次開庭的通知一直杳無音訊，再加上疫情爆發，徐棗棗跟多元家庭一起邀請專家和專業人士開了多場線上分享活動。有的女性聽眾告訴徐棗棗，凍卵案之前，她們不知道在中國單身女性不能凍卵。現在她們知道了，她們很憤怒，因為不公平。

在其中一次的分享會上，徐棗棗認識了張萌，她是國內首例單身女性生育保險案的當事人，已經當了媽媽。徐棗棗看到了同為單身女性在生育議題下的另一種狀態。「她自己去尋求答案的過程當中有很多智慧，還用自己的生命經驗去照亮其他情況類似的人。那種東西是非常鼓舞和感染我的。」徐棗棗說，不同生命體驗的女性相互交匯，那是一個神奇的過程。

現實也在不斷提醒徐棗棗，針對單身女性生育的敵意和刻板印象依舊根深蒂固。「兩次開庭都會被被告方的陳述點燃，讓我覺得不能這麼就算了。」

在第一次庭審中，被告方除了論述國家有政策規定外，還列出了「單身女性生育會造成單親子女的教育問題、會推遲女性生育年齡」等在徐棗棗看來代表主流保守性別觀念的理由。在9月17日下午進行的第二次開庭中，被告提出單身女性凍卵會延遲生育年齡，由此催生高齡產婦，而這對孕婦和胎兒來說等於「自殘」。徐棗棗說自己氣憤到雙手發抖。但兩次庭審的法官都讓徐棗棗感到些許安慰。他們態度友好，給了她和律師相對充分的表達時間和空間，並且認真聆聽。

徐棗棗說，被告方律師繞來繞去，其實總想回避「房間裏的大象」，即「不平等的體制。一方面是男女性別的不平等，另一方面是國家懶政又同時過於深入個人生活的越權管理。」

中國女性生育權被限制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關係裏

7月20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正式公布，被視為中國徹底放開三胎生育的標誌。同時發布的還有一系列配套措施，被稱為從經濟和社會角度，降低生育、養育、教育成本。

其中有諸多引人關注的具體措施，比如取消計劃生育時代色彩濃重的社會撫養費（又名超生罰款），將入戶、入學、入職等與個人生育情況全面脱鈎。文件稱，一系列舉措的主要原則之一就是「努力滿足群眾多元化生育需求」。

中華女子學院法學院退休教授、性別與法專家劉明輝對端傳媒表示，當前的大環境對於保障女性生育權非常有利。「跟計劃生育那時代是完全兩樣了，那個時候是不惜代價地去控制，現在不是了，現在是想方設法地鼓勵生。但問題是沒有多少人生，所以才讓出台很多的配套措施。」通過課題研究，劉明輝了解到單獨二孩乃至全面兩孩放開之後，實際的生育增長情況遠遠沒有達到預期。她作為凍卵案的兩名專家證人之一出席二次開庭。

劉明輝說：鼓勵生育得落到實處，光喊口號沒有用。「我覺得咱們實質鼓勵的東西還是少一些，光是在那喊口號、下命令。比如像日本，人家確確實實是給財政補貼的。哪個公司做的好，政府給錢的，還有精神上的表彰。」

徐棗棗說：「現在年輕人又要養老又要育兒，尤其我是80後這一代的獨生子女，這些責任如果都壓在身上，只是說開放政策就去做選擇其實非常難，要考慮的後顧之憂太多。」

在一系列鼓勵生育的政策之下，單身女性是否能夠掌握生育權？

董曉瑩說：「國家沒有鬆過口說保護單身女性生育權利，相關政策也都沒有明確，所以地方也很難去有一個依據。」讓她感到鼓舞的是，文件明確提出了「多元生育需求」的表述。劉明輝也認為中國對於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整體呈現放開趨勢。她告訴端傳媒，2015年《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修訂時在最後審議中刪去了「禁止買賣精子、卵子、受精卵和胚胎；禁止以任何形式實施代孕」。

然而，計劃生育政策在中國執行40年，其造成的行政慣性和管理思維定式雖然在鬆動，但仍根深蒂固。

2017年9月由單身女性生育權關注組發布的《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現狀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中寫道：「我國生育權政策體系繁雜，《人口與計劃生育法》裏很多內容沒有做出詳細規定，而是交給國家衞生與計劃生育委員會（即現在的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各地人民代表大會甚至各級人民政府來補充，隨之產生了一些地方或部門規定甚至是地方的『紅頭文件』不符合上位法的情況。」單身女性生育權關注組由包括律師在內的多家中國大陸民間組織構成。

董曉瑩也認為，中國雖然已經取消了社會撫養費、戶口登記等限制，但在具體執行層面，單身女性仍然要面對諸多困難，比如生育保險報銷。「在國家層面的規定，比如《社會保險法》，沒有限制說必須有結婚證才能領取生育保險，但是在地方的執行上就是卡住了。其實這是一個違反上位階法的情況，但是地方沒有動力去改變。」

「非婚生育除了違反所謂的傳統價值、讓家庭『蒙羞』之外，還違反了計劃生育政策。國家一直都是實行嚴格的一對夫妻只能生育一個子女，計劃生育法裏說的也是提倡夫妻生育一個孩子。地方層面就都把生育權的主體默認到了夫妻身上，所以非婚群體一直都被排除在政策外。」董曉瑩說，雖然國家政策上已經允許非婚生育子女直接登記戶口，但是全國絕大多數省份在實際執行層面仍然認為非婚生育不能登記，因為違反計劃生育政策。

劉明輝告訴端傳媒，為了做專家證人，自己蒐集了所有有關的法律法規，發現沒有任何一條禁止單身女性凍卵的規定。她認為，拒絕為單身女性提供凍卵服務，但可以為單身男性提供凍精服務，這屬於性別歧視，而只能給已婚女性提供凍卵服務，則屬於身份歧視。醫院所遵從的2003年的規定屬於部門規章，與多個上位階法相違背，理應取締。

《中國單身女性生育權現狀及法律政策調查報告》指出：「現有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中雖然確認了公民的生育權，但是實際規定裏卻以『夫妻』作為生育的主體。雖然法律層面並沒有明文禁止單身生育，實際上各個地方在制定《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時候，卻將單身生育囊括進入了『違法生育』之列，將『是否結婚』作為『能否合法生育』的其中一個條件。」

在董曉瑩看來，中國女性生育權本身一直沒有回歸到女性自身，當作其一項基本人權。「一直都是限制在一夫一妻制的婚姻關係裏，沒有把它獨立出來，從計劃生育法到現在從來沒有鬆動過。」

鼓勵生育的大環境與單身女性掌握生育權之間仍然存在鴻溝。董曉瑩認為，僅靠國家政策，還遠遠不夠。在地方執行差異巨大的現實下，每個人會遭遇和遵循的都是更具體的地方政策，國家政策的變化給人爭取提供了空間，但「不是說政策在了，個人的權利就都實現了」。

但與此同時，舉國鼓勵生育的大環境反而加重了干涉女性生育權的勢能——催生變得更嚴重了。在十一國慶假期時，跟徐棗棗年紀相仿的兩位新朋友告訴她，她們原本已婚未育，但自己現在遭受到的催生壓力是空前的。董曉瑩身邊的女性朋友也有在三胎放開後被催生的情況。她告訴端傳媒，尤其是生了一胎之後的女性。如果一胎是女兒，女性大概率會被催着生二胎，看能否要個男孩。「這個也更能體現，生育權不在女性自己手裏。到現在還非常普遍，沒有什麼本質的變化。」

第二次開庭結束意味着一審階段的司法程序已經走完，現在只剩公布勝訴或者敗訴的結果。徐棗棗被問及對凍卵的想法是否有變化時，她說：「生孩子還是沒有那麼迫切，但對於凍卵更迫切了一點。因為我的卵又老了一些。」徐棗棗告訴端傳媒，如果在國內凍卵的前景完全無望，她會考慮攢夠錢之後出國凍卵。「但這都不是上策，我想堅持我的訴訟請求，就在這一家醫院凍。」

雖然仍期待勝訴，但徐棗棗不執着於判決結果。她對端傳媒說，一個社會實踐性別平等需要分步驟分時期來完成。從最開始形式上的顯性不平等逐漸消失，然後發展到隱性的不平等逐漸消失，最終達到實質平等。這是一個漫長過程。「從觀念到生活實踐，都是很需要練習的，也都是很漸進的。大家對於這些不公正的容忍程度也在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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