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香港道別：一家獨立英文書店的意外結局

Reena每季都會收到三到四本由書店老闆溫敬豪（下稱 Albert）按她喜好挑選的小說。她是清明堂讀書會的成員之一。為期一年的會籍是去年聖誕，Reena上司送給五位員工的禮物。

數天後，包裹第一次送達辦公室，Reena剛好在場，興奮得就好像再過了一次聖誕節。「每人都有一個箱，很個人化，（看得出）花了很多心思，」她說。

和書店的英文名字「Bleak House Books」一樣，「Pickwick Club」讀書會的靈感也來自英國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的作品。

讀書會本來只提供三個分類：懸疑及驚慄，一般小說，和青年讀物。但從事寫作和出版的Reena，專愛為約8到12歲學童寫的小說，所以她寫電郵要求清明堂搜羅這樣的書。「我不太會跟規矩做事，所以我把它改了，」Reena笑稱。

她特別喜歡清明堂送來的一本叫《The Wild Robot》的書。裡面載有一個機械人因為船擱淺了，流落荒島，後來又成了一隻鵝的養母這樣奇幻的故事。

Reena讚嘆每一個清明堂寄來的包裹裡面，都最少有一本是「正中紅心」的書，又往往是她從未聽說過的作者或作品。她說就連自己去書店，也不一定能成功帶將會愛上的書回家。

書信往來快一年後，Reena在十月首次踏入清明堂在新蒲崗的店，原因卻是因為清明堂要結業了。隨著香港政治環境遽變，Albert決定舉家回到美國生活，只好把在香港碩果僅存的獨立英文書店收掉。

「我想問他們：你的秘方是什麼？你怎知道我想讀什麼書？你可否教我，讓我為自己做同樣的事嗎？」Reena說。

她失去的不只是那些未遇上的書，還有一個懂她的賣書人。

四個機會去做好這件事

他說就算只有一個人曾透過讀書會接觸到新的作者和書，這計劃已是成功。「請繼續閱讀，我的朋友們。」

Albert父母是香港人，他們在70年代移民到美國，並誕下他。本來主修文學的Albert，中途轉到另一家大學的商學院，攻讀金融。進入職場後他發現金融行業並不適合自己，就重新投入法律課程，後來以辯護律師為業，輾轉在紐約和亞特蘭大等地生活、工作和組織家庭。

在2017年，隨著妻子Jenny在香港取得教職，Albert帶著兩個孩子回流到這個城市，同時開始以網上書店形式經營清明堂。過了幾個月將書本拖到大小市集售賣的日子後，兩人決心要累積足以支撐一家實體店的庫存。很快，他們就遇上在新蒲崗一棟商業大廈27樓的單位。

Albert說這個地方的風景和光線一看就很合眼，一下就決定把它租下來——那是2018年10月的事。「新蒲崗本身就感覺是一個比較開揚的地方，」他說。

確實，天氣好的話，暮光會穿過工業區稍為混濁的空氣，緩緩投進清明堂。二十多個書架上的新舊書本發出令人安心的氣味，窗戶一角掛著寫上「好景」的字畫，構成分不清現實和書本世界的魔幻時刻。

Albert指他刻意不讓書店變成一個「囤積症患者的天堂」，希望來看書的人可以坐舒服一點，不用擔心書本會隨時掉到頭上。書室內又有為兒童佈置的讀書角，放上地氈和豆袋。

提到Reena，店主Albert笑稱她是一個「難搞」的客人，不單要求獨特，書店發貨不合心意時，又會來信反映。他又說其實為其他人選書沒有什麼大道理，只是要花點時間，留意對方的反應。「我想，你有四個機會去做好這件事，所以⋯⋯（笑）要是你搞砸了頭兩次，他們也會告訴你，讓你改一下，」他說。

在清明堂結業前，讀書會有約20個成員，意味著Albert一年要為他們挑上數百本書。對工作繁忙，一個月只有時間讀完一本書的他來說，也是一個接觸新書和作者的機會。今個月，他提早送出了今年第四批、也是最後一批讀書會包裹。

在紙箱中，Albert留下簡訊向讀者們道別，感謝他們對清明堂的信任和對閱讀的愛。他說就算只有一個人曾透過讀書會接觸到新的作者和書，這計劃已是成功。「請繼續閱讀，我的朋友們，」他說。

關於離別，他說最難過的是不能再用一樣的方式和讀者們維持這種真誠、親密的關係。對於Albert一家來說，書店就是家的延伸。在清明堂不時會看到他的孩子，任職人文學系副教授的Jenny偶爾也顧店，加上員工和熟客們就是一個大家庭。

「不能說我們的關係就此中斷，但肯定會被削弱。」

經營書店是自找麻煩⋯

「儘管我們只是一家笨書店，（但我要）讓人進來這個空間，讓他們感到安全和得到平靜⋯⋯」

香港獨立書店倒閉已非新鮮事，清明堂是不因財政問題而結業的罕見例子。8月29日，清明堂在社交媒體上貼出「最後一張備忘錄」，公佈即將結業。「在香港現在政治環境下，Jenny和我看不到自己和孩子們可以如何在這裡生活下去，」Albert寫道。

他後來補充，一家人離港主要的掙扎是在時間點的選擇，而不在「離開與否」。正如Jenny要對大學的社群負責，Albert亦要確保書店的員工有充分時間面對清明堂結業。「並沒有個別確定性因素，說真的就是所有事情，而他們大多的共通點都是政治，」他說。

Albert又提到，即將要回到的美國也有根深蒂固的問題。「但說到底，那裡有一種自由，儘管有許多限制和假象，但它不再存在於香港。」

雖然一家人日常所做的事和政治不算有直接關聯，他在備忘錄寫道：「正如喬治．奧威爾（George Orwell）曾說，在這個世代並沒有『遠離政治』一回事，所有問題都是政治問題。」但書店並沒有因此停下來，在最後的日子倒是進了一箱又一箱的新書。

被問到有沒有人提議接手書店，Albert說：「誰他媽的會想在今天經營一家書店？你只會是自找麻煩，對吧？」他只期望將來可以在海外再次掛起清明堂的招牌。

話雖如此，他說經營清明堂完美地結合了肉體和精神勞動。由抵著炎夏將堆滿包裹的手推車拉到郵局，到坐在書桌前苦思如何推廣一本書，都帶給這賣書人無比的滿足感。

「我並不後悔什麼，我想清明堂是在我身上發生過的最好的事，」Albert說，「在過去這幾年最艱苦的日子裡，這書店給予我希望，讓我繼續走下去。」

清明堂曾明確支持2019年反修例運動，期間引進不少關於各地民主運動和人權的書籍。「當時覺得我們的工作很重要的，儘管我們只是一家笨書店，（但我要）讓人進來這個空間，讓他們感到安全和得到平靜，」Albert說，「所有事情都多了一點意義，雖然最後並沒有影響（結果），你只是覺得，你該做點什麼。」

後來在疫情期間，他又曾兩次關閉書店。幸而由早期建立的郵銷網絡同時活躍起來，支撐著清明堂。直到最後，他形容清明堂是一家財政健康、快樂的書店。「我從沒想到逼使我們離開（香港）的會是政治，」Albert說，「而書店是這決定的受害者。」

把書寄進高牆內

「這不只是書（的事），事實上在香港的人沒有誰能免疫於這裡發生的事。」就算沒有人從身邊步入牢獄，牢獄總是在不遠處。

在公佈結業兩個星期後，清明堂收到一封來自監獄的信。這時 Albert才知道，他從個人收藏中送給某讀者的一本小說，輾轉落到因反修例相關案件入獄的Jane手上。

那位讀者曾是 Jane 的補習老師，在她被捕後，他將自己最愛的書，美國作家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的《Beloved》轉送給她。但由於書中留有 Albert 的筆記，未能帶進高牆另一端，陪伴她度過三年多的刑期。

「當我知道不能在2024年出獄後造訪清明堂，我非常傷心。我常想像香港在三年後會變得如何，更好還是更壞，」Jane在信中寫道，「或者有一天，我可以再次踏進你的書店，在另一個地方，另一個時空。」

就這樣，一本書將大學時期，在美國上文學課的Albert，和一個素未謀面，因2019年社會運動入獄的香港女生串連起來。同樣的文字越過數段生命，轉化成信件回到清明堂。

談到這裡，Albert重覆地唸著這是「有夠悲哀的事」。「這不只是書（的事），事實上在香港的人沒有誰能免疫於這裡發生的事。」就算沒有人從身邊步入牢獄，牢獄總是在不遠處。

他亦從未想到會以賣書人的身份收到這樣的信：「以前會收到來自獄中的信，是因為我是個律師，而他們需要我的幫助。」Albert說他能做的就是回信，以及安排送一本沒有筆記，可以通過監獄審查的《Beloved》到Jane手上。

回望做辯護律師的日子，Albert說那份工作教會了他故事和文字的力量。他發現在審訊期間，能否說一個有說服力的故事，足以左右一個人的將來。但日子久了，他亦看到美國法律制度被金錢主導和不民主的一面。

為書店取名「Bleak House」，是因為狄更斯筆下的同名故事對法律的描寫和他的親身體驗有共通點。「法律制度有一些問題，令它在改進社會方面是一個不完美的工具，」他說，例如美國法律上對墮胎權已有解讀，但未能終止這場糾纏多年的「文化戰爭」，依然有個別州份嘗試限制女性墮胎。

「推動社會改革有很多方法，這家書店就是其中一種⋯⋯雖然是微小的，但我們做的事改變了這個社群，」Albert說。

疫症與政治之外的安全空間

兩人都認為，在打著「國際都會」旗號的香港，找有質素的英文書店竟然那麼難，這確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在清明堂最後的日子裡，有不少人因為結業的消息才第一次來到書店。例如一位82歲的退休工程師，他專程來找一本馬克思的書，可惜沒有收獲。又有像許太太般，讀到報章提到清明堂要結業，才發現香港有這樣的一家書店。有些人就算不買書，也帶走香港的舊地圖和一些明信片。

「遲到」的人包括印度裔女生Schoanna和Vedika。她們小時候經常一起在英文書店呆上整個下午，坐在地上讀書。「所以現在找一家英文書店要想破頭，感覺真的很怪，」Vedika說。透過朋友推薦，兩人終於找上清明堂。

自從香港大型的連鎖英文書店，如Page One等，一一結業，主流市場只剩下不適合她們的、以中文為主的書局和書展。但Schoanna始終拒絕在網上買書，或是轉用電子書。「我要看到和聞到（書本），」她說只有拿在手上，才會感受到一本書是否適合自己。

所以每次回印度，或是到其他國家旅遊時，Schoanna都會帶一大堆英文書回來。Vedika同意在網上買書比較像是一個「工序」，亦容易受評論影響，然而香港實體書店又只進當下流行的​​英文書，沒有空間給新晉或較小眾的作者。兩人都認為，在打著「國際都會」旗號的香港，找有質素的英文書店竟然那麼難，這確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

也有像Major這樣，每幾個星期就來一趟清明堂的常客。家住附近的他，形容Albert「很有性格」，欣賞老闆關心時事，和在社交媒體上敢言的作風。「現在很少有機會，如此抽離的在一個純粹的書海中，漫無目的地遊走。」

過去他在寫著「自由定價」的箱子中尋寶，掘出像《Fahrenheit 451》和《Catcher in the Rye》等名作。清明堂於他來說，是一個安全的空間，疫症和政治一時找不著他。

一種共同的捨身

「如果你需要一點靈光和對更好未來的希望，我有那個東西。」

經歷數個人山人海的週未後，清明堂終於在10月15日走到最後一個晚上。因為讀者們連日來的「洗劫」，20多個比人還高的木書架上長出一個個洞。本來收在箱子裡的二手平裝書也被放出來，充撐一下場面。「早知道就不說我們會捐出剩下的書了，都沒書了，」Albert後來說。

約900呎的空間堆滿了讀者，有些人明顯沒有找到心頭好，但還是拿了一本書去櫃枱，結最後一次帳。Albert一家以及4個店員都在，他們在附近酒樓訂了枱，準備在收店後和朋友聚餐。

雖然書店在萬聖節前就已停業，清明堂內還是掛起了骷髏人、南瓜和蝙蝠，又有寫著「Bleak House Books」的特製糖果盒在櫃枱前，偷步完成這個一年一度的習俗。

到原定要關門的時間，有數十人不願離去，安靜的望著書店的老闆和員工。Albert稱自己沒有要說些什麼，苦笑著問他們：「你們為什麼還在這裡？回家吧。」

沒有人回應他，但答案想必很明顯。

在一輪擁抱－流淚－道別後，Albert在7時45分將所有人趕出書店，關門，然後在外面貼上寫著「香港是我家」的字牌。

到一行人坐在飯桌前的時候，已經遲到一個小時。

在訪問期間，Albert數次提到自己熱愛寫作。確實，清明堂在社交媒體上的貼文都由他親自主理，不時以日記方式記錄書店的日常運作，或反映店主面對時局的思慮。

然而，若要為清明堂尋根，可能要再走遠一點。

2016年11月8日，Albert在個人博客「Invisible Man」上留下最後一篇文章。他提到自己將要移居海外，並結束法律事業，因而停止更新這個以刑事辯護和公民權利為題材的博客。

動筆那天剛好是美國總統大選日，而結果尚未浮出水面，「如果我在寫這個博客的七年中有學到什麼的話，就是改變——在觀點、政策、和人性上——總是來得很慢，」Albert寫道，「更壞的是，不是所有改變都是正面的。」

可以想像，在文章發佈之後，Albert和不少人一樣，為選舉結果感到痛心。但在那之前，他說：「如果你需要一點靈光和對更好未來的希望，我有那個東西。」他節錄美國法官勒尼德‧漢德（Learned Hand） 二戰期間在紐約中央公園，一篇名為《The Spirit of Liberty》的講話。

「我們聚集於此，是要確認一種信念，有共同目標的信念⋯⋯一種共同的捨身。」

或許在此時，一家有棱角和良好光線的書店，已在他腦海中浮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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