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黃色調的燈光縱橫交錯，交織了一個製造笑聲的舞台。不過這個舞台幾乎容不下身高一米八六的 Nicholas，他的頭頂好幾次險些就碰到天花板，就連麥克風架也欺負「高人一等」的他。他初踏上棟篤笑舞台上表演，就用了自己的身高開玩笑。
剛大學畢業的 Nicholas 是個職場新鮮人，日間當個生態顧問，四周考察昆蟲，到晚上就會搖身一變成為鎂光燈下的喜劇藝人。他大學時期發現自己對棟篤笑有興趣，趁「落莊」後有些空餘時間便孤身勇闖喜劇藝人的聚腳活動 ———「Open Mic」，不知不覺他已踏入棟篤笑表演行列第四個年頭。
「Open Mic」，即「試笑話」，任何人都可以上台表演新的笑話。不少棟篤笑表演者亦會透過「Open Mic」練習在正式棟篤笑舞台上表演的內容，或將某些笑位演繹得更好。而香港的「Open Mic」會在酒吧、咖啡廳等地方舉辦。
七月的一個星期六晚上，中環蘭桂坊一如既往地燈影迷濛，但即使疫苗接種率已達四成，蘭桂坊的人潮並沒有如以往般絡繹不絕，氣氛也沒有喧囂熱鬧。那天晚上，穿著T恤、牛仔褲的 Nicholas 踏進這個熟悉又陌生的蘭桂坊。
疫情下一枱只有兩、三人，現場十多人在一個密閉的空間裏，彼此隔著兩、三步的距離，準備輪流上台表演。縱然不能互相碰杯，但每隔數十秒便引發的笑聲和掌聲都將彼此靠攏。
台下的笑聲
四年前，當時從未去過酒吧的 Nicholas 抱著對棟篤笑的一股熱血、硬著頭皮「初來報到」，發現自己原來也可以上台「試笑話」，「很 welcoming，人人都可以上去（表演）。」而四年後的這一場「Open Mic」，有中四的女學生，有操著一口河北口音的年輕女子。有人初次登場，也有人已經在舞台上千錘百鍊。
四年前，Nicholas 在「Open Mic」認識了其他資深的棟篤笑表演者，「我上網搜尋看到香港有陳樂添、Matina 等棟篤笑表演者。第一次去『Open Mic』的時候，竟然遇到他們，很大衝擊。」初期他們會分享自己寫的笑話，然後互相評論。
對表演者來說，除了實際的建議，台下的笑聲也滿載溫馨，更是一種讓他們繼續搞笑的力量來源。當時這群資深的棟篤笑表演者鼓勵 Nicholas 嘗試棟篤笑表演，「只要不是很不好笑的笑話，他們都會笑，這鼓勵了我繼續玩下去。」
後來 Nicholas 參與「爆笑館」舉辦的「棟篤笑新秀比賽」並獲得亞軍，又與其他喜劇藝人一同參與「即興喜劇」。從酒吧到大學校園，從咖啡廳到藝術中心，他都有舉辦過大大小小的棟篤笑表演。
2019年，為了獲得更多表演機會，他聯絡香港大學的部門，在校園內舉辦了兩次演出，「演出前一年，我在 lecture 面對二百多個學生說了三分鐘棟篤笑，那次是完全不好笑的，但居然會吸引到當時的同學來看我這次的演出。」未來他會舉辦「One-man show」，更希望在大學籌辦棟篤笑學會。
「當生活遇到好笑的事情，都會想這個笑話可不可以上台講，就如 YouTuber 的生活就是為了拍 Youtube。因為喜歡表演，會和其他喜劇藝人討論和鑽研棟篤笑，令上班以外都有一個良好的社交圈子和興趣去放鬆和發揮。」但當他被問到會否希望成為全職喜劇藝人時，他沒有絲毫考量便拒絕，「由頭到尾都沒有想過，覺得自己未必安排得來。」
台上台下雙重人格？
與 Nicholas 對話時，他不時會停頓、沉思皺眉，然後再精準地吐出一字一句，用語平實而謹慎，不帶半分誇張的修飾。整個過程他的臉部幾乎不帶一絲笑容，而陳樂添亦形容 Nicholas 的第一印象是「乖巧」。
但舞台仿佛是一股神奇的力量，激活了他沉睡的演藝細胞，和對談時的那個認真、正經的他簡直判若兩人。他以銳利的眼神、抑揚頓挫的腔調，演活了內心的小劇場。然後清一清嗓子，用接近純正的國語模仿高德導航中，林志玲的性感聲線 ———「親愛的，前面三百米要轉左。」現場一片哄堂大笑、掌聲不絕。
這種栩栩如生的演繹方式看似是為了台上表演而準備，實際上是他刻意培養的另一種性格。初中時期的他自以為很成熟，總是嚴肅看待事情，展現一副正經的模樣，欠缺幽默感，被同學稱為「正義超人」。他希望打破這個形象，證明給他們自己都可以「放得開」。後來常常說笑話逗全班同學笑，慢慢享受獲得同學注視的目光。如今他在台上看到越多觀眾，反而越想表現自己，「感覺到觀眾很雀躍，吸收到很多能量，就覺得要做場好戲娛樂大家。」
而他表演的內容圍繞日常生活為主，從平日的事件中找出笑點，然後再構思分析。起初他會在表演前來回踱步背熟稿件，如今習慣了在台上的說話模式，慢慢撇除依賴稿件「生硬」的感覺。他以自己最真實的一面呈現給觀眾，而觀眾以笑聲作為回報。
路邊看到的一塊橫額也可以變成他表演的題材，「我見過最廢的區議員 Banner 是『成功於巴士站增設垃圾桶』。Banner 上面還不止一個區議員，有三個區議員，好像『我都有份！』。三個人才爭取到一個垃圾桶，那麼一個堆填區豈不是需要三萬個區議員？」當中每個緊湊的笑位都是「諗過度過」，破壞觀眾的預設想像才可戳中心聲。
不過每一個笑位的背後，都可能蘊藏著心酸。不少棟篤笑表演者就以自身悲傷經歷為題材，轉化為笑話。喜與悲看似是極與極，但其實這種悲喜交融的創作特色對香港人也許並不陌生。回到七十年代，「冷面笑匠」許冠文就以笑點和對白諷刺社會問題，他從《半斤八兩》帶出階級差異的無奈，這套喜劇電影就是蘊藏打工仔心酸的典型代表。差不多踏入二十一世紀之際，周星馳的電影更開展了悲喜劇的路線，將悲慘沉重的經歷轉化為笑聲。電影反映了小人物在社會的無奈和哀愁，令觀眾難以掌控自己的微笑和眼淚。
馬克吐溫亦曾經說過：「喜劇，就是悲劇加上時間。」雖然 Nicholas 不太相信這句說話，他認為任何發生過的事情都可以變成笑話。不過他坦言自己不如其他表演者般可以在失戀後馬上自嘲自己的經歷，他需要醞釀一段時間，才可以豁達地道出心酸的事蹟。棟篤笑表演者以幽默淡化悲傷的情感，而台下的笑聲則令表演者從悲傷得到解放。
不過他表示香港並沒有很多機會讓表演者帶出深入的題目和含義，「外國的表演者需要一小時，最後才帶出一個題目 round up 整場表演，這才比較有深度。香港的表演者未夠出名，可能只有三、四個喜劇藝人有『One-man Show』可以做到。」
棟篤笑與黃子華劃上等號？
說到「One-man Show」，九十年代黃子華在香港開創了棟篤笑「One-man Show」的先河。二十多年來，因為演出內容從日常到哲學、從人生觀到諷刺時弊都應有盡有，引起不同年代觀眾的共鳴，繼而被封為「子華神」。
儘管黃子華早已在2018年「金盆𠺘口」，但時至2021年在 Google 上搜尋「棟篤笑」，系統依然會推薦「黃子華」給大家。可見，黃子華的金句確實在不少香港人腦海中揮之不走，但他一手開創的棟篤笑又會否因而停滯不前？Nicholas 慨嘆香港人對棟篤笑的接受程度低：「有多少人除了看黃子華，願意花時間和金錢去看棟篤笑？」
那麼香港人會對不用花錢的表演更有興趣嗎？觀眾通常都可以免費入場觀看「Open Mic」表演，Nicholas 說英文「Open Mic」的入座率較高，會有觀眾捧場，其中大約有三成都是本地人。但廣東話「Open Mic」的台下總是只有來來去去那幾個很熟口面的喜劇藝人。Nicholas 感嘆：「香港人可能知道黃子華會在紅館開show，但不知道有些少人的場地也會有表演。」
打開 Nicholas 的社交平台，看到他不時上載自己的表演片段，時長約1-2分鐘。從觀看數字就可以反映棟篤笑表演者的心酸，他發現人們幾乎不會花時間觀看，慨嘆多數人都不肯踏出第一步了解棟篤笑：「有時候你就算好笑，但也沒有人留意你。」
隨著社交距離措施放寬，一眾喜劇藝人陸續舉辦多場表演，算是可喜可賀的消息，但 Nicholas 認為重開後觀眾不會「特別湧出來看show」。慶幸的是，有些比較知名的棟篤笑表演者，例如：Vivek 會舉辦及宣傳某些表演，令更多人認識他們的合作演出，觀看情況也越趨理想。可惜，移民潮下有些棟篤笑表演者即將離開香港，他們變得更「人丁單薄」，要讓更多人認識廣東話棟篤笑也許變得更加艱難。
紅線前的表演者
對棟篤笑表演者來說，推動廣東話棟篤笑的困難之處遠遠不止人才流失。過往的棟篤笑不乏時政諷刺，就如1997年黃子華的棟篤笑表演，台下笑聲夾雜著對前途的徬徨和憂慮，輕鬆而沉重。後來更有人說多年前的棟篤笑預言了今日香港，教人心酸。二十多年後，世界新聞攝影展被腰斬、同學在校內唱歌被記大過，這些都疑似與政治內容扯上關係。港區國安法實施一年多，藝術創作行業面對步步進迫的創作紅線，創作者只要觸碰政治內容也會特別警惕。
作為棟篤笑表演者的 Nicholas 也更謹慎小心，「因為身邊的喜劇藝人開始緊張的時候，我也會緊張」。但他相信「香港說這些一定會有觀眾聽的」，他指社會運動期間，有表演者的政治笑話爆紅，人氣急升，「那個笑話真的很好笑，又打正當時的議題，很多人欣賞。」不過 Nicholas 不常說政治笑話，因為他認為很難將一個政治笑話演繹得好笑，「如果只是抽一句水，觀眾可能會笑，但其實只是一個很 cheap 的笑話。」如果他要說政治笑話，也要找「適合的場地」，「小型的表演可以『摸到大家個底』，就會可以很『放』地講。」但將影片放上網絡平台時會把名字消音，「傳到哪裏我控制不了，所以會特別小心。」
笑聲是一面雙刃劍，除了政治層面，Nicholas 對於其他表演內容也很謹慎，甚至一度懷疑自己說過的笑話侵犯某些群體，導致上載至社交平台的表演片段被舉報，「是關於一本運程書，當時我開名說了哪一本運程書，一個星期後我發現（社交平台上的）影片不見了。」他認為棟篤笑的表演內容都會牽涉自己的意見，特別「易踩界」，所以要對自己說的話負責任。
大聲講、細聲笑
2021的變種病毒極速擴散全球，但笑聲的傳播速度卻恰恰相反。疫情緊接著社會運動，香港淪為充滿著悲傷、壓抑的地方。這個時勢香港人的臉上一個笑容也變得奢侈，連講笑也要「就住就住」，就如有香港人剛為24歲的香港選手在奧運摘金而興奮，轉眼又看見24歲的年輕人因港區國安法被判囚，情感被現實無情地拉扯。一聲笑聲也要思前想後，恐怕讓人知道自己過得太開心會冷遭白眼。
Nicholas 認為有些觀眾在放聲大笑之前會深思熟慮，想笑但會壓抑自己：「我們很怕做錯事、在意別人怎樣看我們，我猜這與香港的網絡文化有關，因為只要一說錯話、做錯事就會有一群人批判你，對整個社會來說其實是一個無形的壓力。」
Nicholas 在「Open Mic」表演當晚，有一個近年從美國回港的中年男子也上台表演。他的雙手扭曲，吃力地扶著拐杖，靠他人的力量攙扶才能上台。他以自身的殘障自嘲：「你打針了沒有？不要誤會，這不是副作用」。表演者展現赤裸裸的自己，觀眾面對眼前血淋淋的「地獄梗」，會否在道德上壓抑自己的笑聲，還是能脫下自己的武裝，以笑聲回報他們的黑色幽默？
那麼一個表演者希望觀眾可以從一場棟篤笑中帶甚麼回家？Nicholas 說，「我覺得我沒有那麼偉大，我純粹覺得我挺好笑的，那便一起笑。」雖然只是希望帶出純粹的笑聲，但卻單純可貴，因為要觀眾撇除外界的眼光，本能地「做自己」放聲大笑並不容易。
不過 Nicholas 認為大部分觀眾購票進場也「預咗會笑」，觀看棟篤笑表演對他們來說是無可否認是一種紓壓的方法。而對於少數觀眾來說，這種笑聲過於理所當然，不好笑便要「回水」。他們購票進場的目的是「買笑」，理應笑盡才值回票價，「有些人擺出一副姿態是『你來取悅我吧！』」。作為表演者的 Nicholas 看到這些情況會盡量不留意他們、壓抑自己的情緒，以免影響表演進行，但他坦言有時候觀眾這種急於抒發壓抑的表現令他飽受困擾，難以將目光從他們身上移走，「因為表演很視乎當刻的演繹和心情，他們可能會令我分散注意力，錯過了某些 set-up，回頭也補救不了。」
在這個時代，觀眾希望透過笑聲找到紓壓的出口，而 Nicholas 希望未來有更多香港人認識廣東話棟篤笑，「如果棟篤笑的笑話真的可以感動到別人，這不會是改變人生的一件事，但它會不知不覺帶了歡樂給別人。」
Vivek 的節奏感很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