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查之下，同志影像與快速萎縮的同志運動一脈相承：從一次廣州同志影展說起

作者按：本文寫於5月中旬，原本只是想反映同影製作與放映在當前中國的現狀，試圖為後來人帶來一些啓發。稿件歷經多次修改，文章尚未正式發表，港府便在6月11日突然宣佈因應維護《港區國安法》而修訂電影檢查條例，且即日生效。「歐亞彩虹週」因無法獲得《同愛一家》的許可，不得不取消放映。在此背景之下，本文中所闡述的「中國經驗」，以及我所描繪的中國地下電影製作與放映圖景，對於香港來說似乎有了更為切身的借鑒意義。由於香港電影放映更為自由與寬鬆，疫情之前我經常南下來香港看電影。《港區國安法》實施之初，我便意識到香港的劇變將是全方位的，而電影沒有理由是例外。對於此次電影檢查條例的修訂，我早就做好了心理準備。《港區國安法》治下的我們，無論願意與否，都不得不被時代裹挾著向前。

這幾年，華語同志影像呈現噴薄之勢，顯得相當熱鬧。但在這種熱鬧之中，不難發現華語同影如今的核心在台灣與香港。尤其是台灣同影，得益於同婚合法化後社會關注與討論的提高，以及社會包容度的提升，去年的《刻在你心底的名字》奪得了一億三百萬新台幣的票房，刷新了同影在台灣上映的票房記錄。同影在台灣已經融合進入主流。

反觀海峽的另一邊，一度產出過《霸王別姬》《東宮西宮》《春風沉醉的夜晚》的中國同影，已沉寂了很多年，鮮能出現具備影響力的作品。更何況，尚且不論自身同影的產出，如今就連銀幕上的同志形象，也頻頻遭到審查與閹割。想在中國的電影院裏正大光明地「看見」同志群體，如果以前還只是挺有難度的事，現在已經成了一種奢求。

影像到底只是試圖反映現實。中國同影的現狀，與快速萎縮的同志運動是一脈相承的。4月20日，受到微博上對性別組織及行動者圍剿的波及，武漢大學性別性向平等研究會宣佈停止社團的所有工作，而更多的高校性別社團至今依然在被狙擊，並持續受到來自校方的壓力，大量的校園性別社團被迫關閉。這還只是近年來國內性別運動屢遭打壓的冰山一角。

但這種全方位圍剿並非是嚴絲合縫的。在特定的時機，也會有些許微光在縫隙中透出，照亮脆弱的同運與同影。今年1月我在廣州參加的同影展，便是這樣的一個短暫的窗口。

該華語同影展名為「BE PROUD」，由當地某個民間放映策展。在此之前，在廣州能夠成體系地放映同影的，主要是每年驕傲月由各國領事館聯合發起的展映，但場地是在領事館內，而非影院。另外，各同志組織也曾嘗試過組織同影的放映，也就是社區放映，但往往只是單獨放映個別影片，且鮮能在選片中體現連貫的策展思路。這是我第一次在廣州看到有人組織如此規模的華語同影展。我在這場影展當中並不只是一名觀眾，也是選片之一，並擔任了其中一場映後談的主持。該次影展中展映的四部電影，我選入了其中兩部，還參與了另外一部電影的 DCP（數字拷貝）授權聯繫工作。有趣的是，這四部電影剛好分別反映著在當下的中國，同志運動與同志影像如果依然要前行，那會是一種怎樣的方式。這四部電影分別是《彩虹郵輪》《上海酷兒》《安穩覺》《叔·叔》，前兩部是紀錄片，後兩部是劇情片。

《彩虹郵輪》在該影展的放映，理論上屬於「全球首映」。該片導演蔣能傑在2020年將其紀錄片《礦民、馬夫、塵肺病》的資源直接發佈到網絡上，並且事先不向觀眾收取任何費用，獲得了大量關注。這種做法後來被稱作「網盤上映」，近日另一部講述山東「合村並居」的拆遷題材紀錄片《何以為家：沉默》，便是採用了類似的做法。

蔣能傑的《彩虹郵輪》，跟拍了中國同志組織「同性戀親友會」（以下簡稱「親友會」）的一次大型活動，紀錄親友會成員以及船上的其他活動參加者。這個大型活動就叫彩虹郵輪，親友會招募並組織參加者搭乘游輪前往東南亞國家旅遊，在游輪上會安排晚會、相親會等活動，製造一個「海上烏托邦」。這便是《彩虹郵輪》的核心內容。

在片中不難發現，親友會在拍攝中向蔣能傑科普了不少性別知識，間接協助他完善了創作思路。親友會顯然試圖借助蔣能傑的影響力來宣傳自己的運動路線，而蔣能傑本身具有樸素的正義感，也很希望能通過紀錄片的拍攝與「網盤上映」來傳播同志影像，製造議題熱度。然而基於「不可抗力」的原因，這部紀錄片至今未能如願地「網盤上映」。

親友會與蔣能傑的這一搭配，從成片的效果來看，顯然是力有不逮的。由於拍攝內容基本局限在游輪的活動上，內容體量上遠不足以支撐起一部紀錄長片。或許是意識到了這一點，蔣能傑選擇聚焦在親友會成員「微涼」的媽媽身上，以她的故事為主軸，帶出出櫃以及身份認同的議題在社群當中是如何被談論的，繼而試圖反映國內性少數社群的生存狀況。這也暗合親友會一直以來的「出櫃」與「做真我」的運動路線。

只是，鏡頭大部分時間局限於親友會的視角，遮蔽了同運以及同志群體的多元樣貌；而蔣能傑的知識儲備又不充分，使得紀錄無法刺破表象，只能隱隱觸碰到這個「海上烏托邦」的脆弱，而無法真正「看見」被無情的現實砸碎後的性少數群體是如何生存的。倒是如今這個一直無法「網盤上映」的僵局，更能讓當局迷者看見那頭房間裏的大象。也因此，雙方的願望都在一定程度上落空了。

陳想起及其團隊所創作的《上海酷兒》，同樣是一部紀錄片，但其創作思路與過程，和《彩虹郵輪》截然相反。陳想起是「上海女愛」的核心成員，在同運這個議題上已經深耕了十數年，與很多上海的同志組織都有來往。在訪談中她表示，用影像紀錄上海同運的想法由來已久，直到2017年才逐漸採取行動。被問及為什麼是2017年時，她表示，一方面是那時候和一個平時有在跟進「上海女愛」活動現場拍攝的志願者溝通過，雙方都對這個想法很感興趣，便開始共同創作；另一方面是當時大環境在明顯惡化，同志組織想要舉辦線下公開活動變得越來越難，閒了下來，便有時間去想如今的自己還能做點什麼。兩個因素相互疊加，拍攝《上海酷兒》的想法就堅定了下來。

陳想起對於《上海酷兒》這部紀錄片一開始的設想，是想借紀錄片來回顧上海同運的歷史，去反思當前社群自身處於怎樣的一個狀態，將來又要何去何從。從成片來看，陳想起的這個初衷是基本達到了的。正如她所說，創作團隊裏的成員大多並非專業出身，而只是同運行動者在紀錄自己的社群，所以整部紀錄片的創作技巧是相當笨拙的，基本相當於將各個上海同志組織的受訪影像拼貼起來。在這種笨拙之下，無法掩蓋的是影像人類學實踐中所閃耀的光芒。正因為陳想起團隊就來自中國同運社群，所以 ta 們把握得住時代的脈搏，抓住了稍縱即逝的窗口，搶救性地紀錄下了上海同運的一些鮮活歷史，凝結成一份厚重的檔案，讓社群以後能瞭解曾經的上海同運是怎樣的。比如 ta 們曾經紀錄過的上海驕傲節，去年舉辦完最後一屆後便宣佈停辦，就連讓此片首次亮相的上海驕傲電影節，也伴隨著上海驕傲節一起壽終正寢。縱使笨拙，這樣的搶救性紀錄也彌足珍貴。

與創作思路相匹配的，是《上海酷兒》的放映模式。《上海酷兒》的首映是在2019年的上海驕傲電影節上，被選為閉幕影片。首映過後，陳想起 ta 們原本是打算在全國做巡演的，無奈被2020年的疫情給打斷。這兩年以來，ta 們已經在全國五個城市舉辦過14次線下放映，並在線上進行過4次放映。與《彩虹郵輪》相似地，這部獨立紀錄片的線下放映也很可能遭遇「不可抗力」的場外阻撓，因此 ta 們一直以來也都相當謹慎且擔憂。

在放映上與之相似的，劇情片《安穩覺》大多也只能通過這種非正式的學術放映來面世。從成片來看，導演蔣鴻宇顯然完全沒有打算讓《安穩覺》獲得龍標（公映許可證，俗稱「龍標」）。裏面出現了大量的男性裸露鏡頭，甚至有一段同性床戲。對於他來說，表達才是最重要的，其餘一切都要為表達讓步。他在映後談中也明確表示，不希望這部作品被貼上「同影」的標籤。他在創作劇本時，反復地修改劇本，直至他認為故事當中的角色換成任何性別都說得通，才終於感到滿意。情感才是他最在乎的事情。

可以說，蔣鴻宇這部劇情片在創作脈絡上與同運是沒有絲毫聯繫的，製作上更是幾乎沒有在現實的同志社群中汲取養分。蔣鴻宇的表達，是獨立的，是只關乎自身的。可以想見，這種低成本獨立製作劇情片，在未來會是中國同影的主流。製作模式上相近的，便是在2019年獲得柏林電影節泰迪熊獎中的評審團獎的《再見南屏晚鐘》，完全沒有試圖獲取龍標，大膽地進行作者表達。

今年在中國大陸院線公映的《緝魂》與《秘密訪客》，與之相反地，便是為了爭取能夠進入大陸電影市場的機會，極盡所能地自我審查，力求審查部門能給電影中避無可避的同志元素放行。且不論疫情是否讓中國大陸成為全球為數不多保持強勁的電影市場，這個在2020年受疫情重創，全年總票房卻依然能達到30億美元的誘人蛋糕，已經讓好萊塢即便面對中美兩國政府日趨激烈的全面對抗也依然捨不得輕易割捨。所以《緝魂》與《秘密訪客》的這種自殘式妥協，在商業邏輯上便一點都不難理解。

但更值得留意的，是這兩部電影一方面在配合審查部門主動選擇「入櫃」，另一方面也在迎合中國大陸觀眾對於男同志群體的刻板印象。考慮到《緝魂》與《秘密訪客》的導演均為台灣人，而且《秘密訪客》的導演陳正道曾執導過著名同影《盛夏光年》，這種性別意識的「倒退」便顯得更為耐人尋味。從製作動機上來分析，出品方認定中國大陸的觀眾對於男同志群體依然有著大量刻板印象，迎合他們獵奇的觀影心理才能獲取更高的票房，或許是這兩部電影不約而同地表現出這一點的根源。只是，這進一步戕害了商業片導演本就殘存不多的作者表達空間，也更能體現出《安穩覺》與《再見南屏晚鐘》果斷選擇獨立小成本製作的優勢所在。

在以上三種模式當中，創作者迫於大環境都不得不有所取捨，同志影像與同志運動之間的互動是磕磕絆絆的，更像是在摸著石頭過河。而作為參照物，來自香港的《叔·叔》便是成熟的絕佳範例。《叔·叔》的劇本改編自江紹祺的學術著作《男男正傳：香港年長男同志口述史》，這部人類學田野調查著作出版於2014年，而楊曜愷是在2015年經朋友推薦接觸到了它。楊曜愷在接受《端傳媒》的專訪時，明確表示自己是「純粹想替一個少數群體發聲」，因為自己也是少數。

經《男男正傳》接觸到數位老年男同志後，楊曜愷還做了更多的田野調查，花了一年半才完成了《叔·叔》的劇本創作，力求貼近生活，所以這部劇情片看起來會有種紀錄片的質感。但楊曜愷想要的還不只是這樣。在《叔·叔》中，除了講述這些老年男同志的情感與人生，他也試圖為這些困境提供一個解決方案，加入了倡導成立同志養老院的故事線，並讓其中一位老年男同志在立法會咨詢會議上現身說法。

由同志運動的成果，轉化為同志影像，再試圖通過同影來進行更廣泛的公眾倡導，倒逼立法機構重視同志議題，保障同志權益。《叔·叔》的這種良性互動模式，在香港這樣性文化上相當保守的環境中顯得更加難得。但這條路線在北京通過《港區國安法》，大幅修改香港選舉制度，並大舉搜捕、檢控民主派人士後，卻面臨夭折的命運。畢竟在香港，同運並非孤立於民主運動而存在的，深耕同志議題的活動人士與民主派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來自北方的這股寒流，如今也侵襲進香港了。

中國同影何去何從，這個問題想要通過四部影片就得到答案顯然是痴人說夢。但這次同影展能在廣州順利辦下來，本身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在採訪的過程中，《上海酷兒》的導演陳想起便對此次影展的順利舉辦感到驚訝，對此我也有同感。廣州早已不是當年那座公民社會活躍的城市，四部沒有龍標的敏感題材電影能夠在影院光明正大地放映，如果不是得到了廣州當地文化執法部門的默許，是絕對不可能成事的。換句話說，這次地下放映活動，在一定程度上並沒有真正觸碰到權力部門的紅線。毫無疑問，這四部電影，尤其是《彩虹郵輪》《上海酷兒》與《安穩覺》這三部中國大陸的同影，在製作與放映的過程中都受到了「不可抗力」的阻礙，這是不爭的事實。但廣州的這次同影展證明瞭，在中國，同影還沒有被趕盡殺絕。後來人如果還想拍攝同影或組織同影放映，那麼多少可以借鑒這些思路。

但這一點微弱的窗口，其存在與否是無法被證實或證偽的。我在上文所闡述的判斷，說到底只是一種猜測，作為弱勢方的電影創作者與民間放映是無法向權力部門索要一個確切的答案的。歸根到底，這依然是自我審查的一種表現形式，是我們與權力部門不成文的默契。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建黨一百週年，各方面情勢都顯得尤其緊張，像廣州同影展這樣的放映活動注定是曇花一現，而對同運的圍剿也有增無減。就以上個月的國際不再恐同恐跨恐雙日為例，很多同志組織被要求在當天不得發佈與該話題相關的公眾號文章，發佈過友同文章的公眾號「全現在」以及深耕性別議題的公眾號「回聲Huisheng」更在當天被屏蔽所有內容及停止使用賬號。

同影、同影放映與同運，不得不在此時此地謹小慎微地求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