麥海珊：在電影裏講述，香港人的恐懼是有多少層？

《誠惶（不）誠恐，親愛的》的開場，麥海珊請船家，帶她到漆黑的海上，關掉引擎，隨意浮沉，面對在漆黑海中心的感覺。那時候，還未有12位香港年青人坐上小艇，飄揚過海，卻在了無人煙的海域上被捕。

因為恐懼，有人選擇逃離，有人悲傷絕望；也有人不畏強權，在庭上寧願堅持言論自由的合理性、而拒絕可以換取人生自由的保釋條件。這就是今天的香港。然而麥海珊早幾年由構思開始，就早已定下「恐懼」為主題。自2019年5月獲批拍攝資助，到同年8、9月開拍，才延伸到當時發生的反修例事件。與許多相關事件的影像作品不同，沒有面目無模糊的人海，卻放大了幾位受訪者的眼睛、表情與手勢。

「雖然我看了很多次，但我每次看他們的眼睛，都覺得他們的眼睛講得多過他們的話。」她說。

麥海珊，香港電影、錄像及聲音藝術家。 除單頻道電影／錄像作品外，她同時創作攝影﹑聲音藝術及網路藝術項目，並特別鑽研實驗民族誌電影錄像及超八電影。《唱盤上的單行道》（2007）、《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2012）及新作《誠惶（不）誠恐，親愛的》（2020）構成麥海珊的香港三部曲，從不同的角度讓人思考家，與自由。

驚恐症纏繞二十年

「最恐懼的事情，當下已變成事實。」

恐懼的籠罩，無論對麥海珊本人，還是對香港而言，都並非一朝一夕。

香港一代又一代移民潮，因為政治環境，因為生活壓力，居無定所等，所謂安身立命的基本所需，都時刻困擾。而麥海珊則自1998年起，一度患上驚恐症，廿多年來，病情一直反覆，有試過因為學業困擾，也試過因為手術後的身體狀況。「我panic的其中一個symptom就是我hypersensitive，例如我連這些燈的電流聲都聽得到，而睡不着。」當年還沒有甚麼人去講驚恐症，她根本不知道我自己發生什麼事，「我以為自己只是瘋了，互聯網當時都是剛剛有而已。我只知道身體上很不舒服。驚恐症會心跳、頭暈、嘔、食不下、睡不着，出街覺得自己會死。」

恐懼的原因有外在，也有內在。生活壓力是其一，有時的觸發點，卻可能是因為身體的狀況。「那時候我住所外的簷蓬來了一頭貓，簷蓬只有六吋，貓在簷蓬下。我住在19樓。那時候我不知怎樣拿着一個籠子去救牠回到我的住所中。救牠回來以後，看到牠身上的肉已爛透，我便帶着牠去看醫生，然後用有藥性的東西幫牠潔淨，因為牠的尾巴已爛掉。但原來我對那些藥物敏感，使我突然間呼吸困難，然後便入醫院。那次之後我經常on and off有這些敏感症狀，再混雜其他種種事情，我便突然出了panic disorder發作。」

抓住香港的動盪

「也許，移動，是無可避免的身心與城市的搏鬥，也是撓擾的磨合。」——《唱盤上的單行道》

然而這部作品起初的構思並非從她自身經歷身出發，也比從前的作品相對較少導演的自白。「《單行道》之後的戲反而是覺得我有些事是不知道的，即是我有些事是不懂的，於是反而我想去做一些我不懂的東西。」

2007年的《唱盤上的單行道》是麥海珊開始對散文電影（Essay film）有興趣的作品。在詩意散文的形式上，還有自傳式民族誌的探索。啟發自流亡者本雅明的《單行道》，拼湊殖民者六七十年代對香港的論述，對照生活在此地的個人日常，呈現出官方歷觀與個人歷史的關係。

「之前的觀塘工廈作品，或者現在這次關於恐懼的作品，其實那些東西我是不懂的，而我又覺得我很想知道，這些東西可能其他人也想知道，對香港也是重要的，我會想去做。」紀錄片外，麥海珊還有實驗錄象、聲景等不同形式的創作。

因應觀塘裕民方重建，她用十年前圍繞觀塘的聲音、地景、習俗回憶，甚至是工廈政策，創作出不同形式的作品，記錄了觀塘的地貌變遷，2012年《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更從觀塘工廈政策，透過不同的音樂人，道出空間所構成的生活影響，探索自由的所在。無論從個人出發，還是對香港的探索，麥海珊的作品，總是敏銳地抓住了香港最核心的動盪。

不同層次的恐懼

「自由對我來說，是可以掌握自己的命運」——Ah P 《在浮城的角落唱首歌》

回望今天觀塘裕民坊徹底消失，樓高五十多層的高尚住宅如龐然大物坐落於惜日庶民地區的正中心；耗資5,000萬，備受爭議而效果強差人意的觀塘海濱音樂噴泉亦經已落成；工廈中的音樂場地還有許多音樂人早已各散東西。十多年過去，香港人的生活經驗即使沒有流亡在外，也徘徊於《唱盤上的單行道》那種不住的移動和掙扎中。正如今次作品的主題早在反修例運動之前已構思好，就是來自在香港生活中，不同類型的恐懼。

「例如有些人選擇不做長工，做散工，但這樣生活其實很無保障。他們是如何去選擇的呢？樓價高企，生活指數又高， 是如何在香港生活呢？尤其年輕父母是怎樣想的呢？香港社會已經這樣子，他們打算怎樣去教育他們的小朋友呢？」早在反修例之前，不同的恐懼一直存在，她認為如果不好好去處理跟面對，無論環境怎麼變，都有不同的恐懼存在。「談恐懼，本身就是這樣的東西，本來就是個人、集體，很政治性，很私密、又很公共。」

藝術家兼區議員張嘉莉、畫政治漫畫的黃照達、作家兼理大語文導師張婉雯，三位受訪者同樣身兼父母。可能因為藝術家的身分，亦同樣對社會上的問題觀察入微。在亂世當前，三人由父母的角度去思考恐懼與自由，還有希望的關係，亦或多或少透過他們的作品回應對恐懼的思考。張婉雯的小說《陣痛》連結生育以及在擠擁地鐵逃難的恐慌，就以舞踏形式於人來車往的旺角亞皆老街路中心的安全島上演繹。張嘉莉的行為藝術，則把自己埋葬於香港的土地之中。然而電影中沒有抗爭場面，只有看似回復日常的街景，隱約看見塗鴉的痕跡，或理大辦公室中玻璃的裂痕。「因為最主要都是他們的看法，還有他們跟小朋友的故事。」

事過境遷，今天的環境與一年多以前經已不可以同日而語。「後來發覺阿達講那些小朋友的故事是最好的，整套戲講的恐懼，都是想展現不同層次的恐懼。其實他對自己、對小朋友，小朋友本身都有很多不同的恐懼故事。」然而最近再看，她發現好像又再變了另一個世界。事情變得那麼快，大家都不想發生的事，正一路一路發生：

「最恐懼的事情，當下已變成事實。」

繞過限制 開拓可能性

麥海珊眼見張嘉莉2020年頭剛當選區議員時，還懷有許多希望，到今天，區議會已近乎全然失效。畫政治漫畫的黃照達，今天的作品風格也截然不同。「不過反觀他畫了這麼多年直接的作品，其實近來的作品更好看。意像詩化了許多，而文字跟畫作的關係亦沒那麼直接。」這部作品在戲院正式上映，過程中也因政治環境的轉變而步步為營。雖然影片電檢審查順利過關，麥海珊要考慮的，卻更多是把心思花在保護受訪者上。

在開拍早期，本來有不同的家庭，最後巧合只剩下三個藝術家家庭。麥海珊對此解釋是因爲有些人自己可以，但家人未必願意，始終拍攝要牽涉小朋友，不是每個人都能接受。後來又發生疫情，小朋友有兩三個月不能上街，根本完全拍不到。「紀錄片跟電影很不同，紀錄片的做法，道德操守很重要，究竟被拍的人，他們要在片中出多少，他們願意出多少⋯⋯這些都應該考慮到的。應該這樣說，那些小朋友會動，我們不會永遠只拍到他/她的背影，所以原材料裡會有他們的樣子，這是最大的問題，所以要小心一點。」

不過她重申這其實是紀錄片拍攝的常規原則，只是自己以前沒有涉及要拍攝一些很需要保護受訪者的作品。「其實全世界如果要在紀錄片裡拍攝人，也是要很小心的。只是香港的紀錄片以前很少會做到這一點。」

「既然不想離開，就繼續在香港做可以做的事就是了。」

發行、技術、型式的限制，加上現時的審查制度，電影對麥海珊而言的限制從來不少，她坦言下一個計劃未必會再以電影去呈現。承接早年對獨立音樂以至實驗錄像的興趣，麥海珊的作品形式與主題向來層次豐富，不滿足於以單向敘事，或以單一形式去述說一個故事。「那時喜歡Essay film，Essay film的形式比較多情感的層次，其實也有多些電影語言，例如可能有文字，例如有些聲音，會有一點的聲音設計。我覺得我自己喜歡做那個形式，而且我覺得其實這些東西好看一點。」除了實驗錄像與聲景作品，十年的觀塘工廈計劃，也試過從網頁入手，把影像與聲景，製作成互動地圖。

外境再變 心境不變

「面對現時的環境，其實不會沒有恐懼，但又不算好纏繞。既然不想離開，就繼續在香港做可以做的事就是了。」社會的轉變，沒有令她停下腳步，下一個計劃已準備開始，是關於一些正念修習的人的生活。

恐慌症反覆復發，直至母親過世前，在醫院照顧她時見到許多苦難，加上自己做過大的手術後再次病發，她覺得要認真去尋求新根治方法。「之前也試過不同的方法，有看醫生或什麼，發覺這麼多年都如此實在不行，於是去學禪修。」由理論基礎開始，到一些日常練習，她認為兩者缺一不可。而且禪修是個人的修行，無法假手於人，「有時發作有些急救般的方法，專注自己呼吸。佛教的說法是止禪，心理輔助的語言則稱之為正念。」

在平靜下來以後，還要開始做分析性的思考，「佛法稱為觀禪，但心理分析上其實像認知治療。例如我上街就很怕，覺得自己會死去，真的有這樣的感覺。但你就要去分析為何會有這樣的感覺？原來是因為自己從前上街時試過暈倒，但就要認知到，這一刻不是從前，你現在不會暈倒，即暈倒，有人會幫你。是用一種理智的認知，去幫自己分析實際情況與想像的情況並不一樣。想像的情況某程度不一定會發生。」

她覺得現時西方心理治療的方法，跟從前禪修的練習很接近。「始終有一個過程是認知到自己有這些情緒。然後我怎樣去面對這種情緒呢？就是不要被這種情緒控制了你，令你可能做了錯誤的決定。其次也是要懂得怎樣令自己別那麼辛苦。」她明白，現在無論年輕人還是老人，無論是因爲香港的前景還是打不打疫苗，都處於一種惶惑不安中。「當然你要考慮去做這些事情，實際上自己是否承受得起。 然而無論是身體反應還是外境影響，即使恐懼的原因不同，內在的感受都同樣是一種情緒，同樣是關於你內在的情緒與想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