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人也能夠開出版社,黃珮珊就開了一家。出版社開在台北很熱鬧的迪化街,她自己卻大多數時間住在泰國南部。
今次聯絡她採訪卻趕上疫情,訪問就由視訊進行,看見她理著標誌性平頭髮型,坐在充滿東南亞色彩的室內。耳機中隱約傳來南泰海邊的風聲,彷彿遠端也能感受到濕黏熱帶空氣。佩珊講話直接爽快,帶著創作者的洞察銳利,和經營者的縝密邏輯。
但後來想想,原來這樣的訪問形式,似乎更誤打誤撞地襯托出慢工的「典型異常」風格:高度精緻、主流之外、面向國際。就如她在回信中的簡潔爽快:「平常我都遠距工作,我們的辦公室就在雲端。」
「紀實漫畫」這個詞是她自創的
「在台灣我做的東西就是太奇怪了⋯⋯」
從劇場、設計、當代藝術,輾轉至影像紀錄;從台灣、法國、大陸,迴游到寮國、緬甸、泰國。黃珮珊的專業背景和旅遊足跡,範圍經驗都涉獵相當廣泛。她的出版作品如同本人的興趣,持續凝視著他方,尋找邊緣角落的真實故事。
慢工出版社,於2013年成立。專注出版「紀實漫畫」,從缺少主流話語詮釋權的熱帶亞洲地區出發,與風格各異的作者跨國合作。風格上標榜「慢工出細活」、絹印裝幀的核心精神。黃珮珊一人同時負責營運、行政、編輯、財務、行銷、公關等多重角色,開社七年,一共陸續出版了近二十部「紀實漫畫」。
「紀實漫畫」,是黃珮珊自創的名詞,亦即那些可以探索漫畫在紀錄領域可能性的作品,以亞洲為範圍,用漫畫描繪各地生活、歷史,並逐步築起那個地區的圖像及敘事風格。對佩珊而言,漫畫只是一種承載形式,對社會與人性的觀察紀錄才是她的目的。「在台灣我做的東西就是太奇怪了,這裏多數人不理解圖像小說,我又只有一個人,所以為了容易開始,我很明確地說我要做documentary的東西,那樣溝通會比較容易。」
2017年,她以群眾募資方式出版的刊物《熱帶季風》,號稱「第一本給大人的紀實漫畫刊物」,集結了數個聚焦東亞至東南亞的社會現象與小人物的故事,涵括在地民俗文化、身心障礙者、生態與核能議題。刊物更邀請到知名設計師何佳興,為來自台灣、馬來西亞、關島、港澳等地的作者群,設計出十篇不同紙質、尺寸和印刷工法的作品。每個篇章都由深入了解當地歷史文化的在地作者講述,也呼應不同地域看似凌亂卻又秩序上自成一格的多樣態生命力。
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第一期的《熱帶季風》在募資平台上獲得400多人贊助,成功募得近70萬的贊助金,掀起一陣討論熱潮,也為品牌打開了更廣的知名度,樹立了更清楚的高度與視野:彙集不同地域、多元樣貌的創作者視野,促成各個角落詳實而真摯的文化交流。此後陸續出刊的三本期刊「東南亞映像」、「安靜的戰地」、「失語.詩語」,更引入遠洋漁工、巴勒斯坦戰地記者、「香港廢青」、性工作者、家暴受害者等題材,幫助讀者更深入了解各個國際角落的社會與人文議題。
除了最廣為人知的《熱帶季風》系列,慢工亦從去年開始,將刊物與書系整理為「新浪潮」與「新世界」兩大分類,同時致力紀實類(Non-fiction)和虛構小說類(Fiction)的作品。前者如《來自清水的孩子》,一套四冊的傳記漫畫,描述歷經台灣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時期的出版人蔡焜霖的人生傳記故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再度於群眾募資平台募得近120萬的出版資金。
《夜長夢多》製作完成後,香港反送中遊行事件即同步爆發,許多書中內容與真實世界的狀況都極度相似,例如書中提到為了監督民眾對國歌反應而設立的「國歌法」⋯⋯
虛構小說系列的部分,今年中出版,醞釀10年、長達300多頁,講述原生家庭與精神創傷的《瘋人院之旅》,更在剛公布結果的台北國際書展大獎上,贏過其他純文字作品,成為華語圈第一本拿下小說獎首獎的圖像小說。黃珮姍認為,這和國外獲得普立茲獎(Pulitzer Prize)的鼠族(Mauz)以及獲得布克獎(Booker Prize)的《薩賓娜之死》(Sabrina)一樣,是非常具代表意義的新紀錄。
而與黑眼睛文化共同出版的虛構小說類作品《夜長夢多》,以近未來的科幻手法探討國家暴力議題,再一次地為慢工奪得台灣金漫獎的編輯獎。但更讓黃珮姍印象深刻的是,《夜長夢多》製作完成後,香港反送中遊行事件即同步爆發,許多書中內容與真實世界的狀況都極度相似,例如書中提到為了監督民眾對國歌反應而設立的「國歌法」,與在港修改施行的「國旗法」、「國徽法」,簡直是如出一徹的情節。黃珮姍感嘆,「真的有被現實生活追上的感覺。」
我不是一個follow常規的人
「我覺得所有當freelancer的人,其實都應該搬到鄉下。」
身為台灣出版文化界的新興異數,慢工獨特的營運模式,可說是黃珮珊本人生活態度的延伸體。很多人好奇,慢工的作品開發和作業模式,實際上如何操作?「活在雲端」的一人出版公司,究竟具備什麼樣的工作心法?
「每本書的起源都不一樣,我會先看主題有沒有興趣,作者合不合拍,這很重要。」黃珮珊說,「尋找作者一開始很困難,可是這幾年轉變非常大。圖文書出現一股獨立出版品的熱潮,很多畫畫的人都會出一本薄薄的書,就可以從那些書去觀察、找人。或是辦工作坊,自然也會有一些對的人進來。」
「我也會在網路上找,一個連一個。網路真的給我很大的方便,如果我早生個幾十年就不能這樣做,因為我是很宅的人,不喜歡出去喝咖啡交朋友太social。但如果能用網路,就可以找到喜歡的人。」
黃珮珊也感嘆,網路時代的檔案傳遞其實益發容易,而圖文出版產業的作業又相對單純許多。從討論、溝通、紀錄都有各種軟體可以處理,其實不用花那麼多時間在開會和交通上。
「出書的前期,需要討論的當然比較多。但剩下就是一般漫畫流程,核心大綱、寫腳本、分鏡,然後開始完稿,接著校對修正。比較需要實體的部分是印刷,印刷就真的要看,我回台灣通常是因為印刷。」
遠端的營運模式,當然也有其不足之處。「待在同一個空間的時候,你的能量比較能夠傳染給另一個人,這是創意工作非常重要的部分。我們如果在brainstorming一個內容,討論要講什麼、核心是什麼、故事的氛圍是什麼,是不是當面,就真的差很多。」
「因為同一個空間你可以坐很久,視訊的那個狀態就不夠真實舒服。而且同個空間中也可能會發生一些其他的事情,有人走過去,或叫外賣吃什麼的,會產生一些化學效應。當面也確實比較容易抓到一個人的特質跟態度,這是視訊沒辦法做到的。」
「如果破壞掉我的生活,一切都會變調──我就不是一個follow常規的人。我覺得我的出版社,呈現的就是我的價值觀,是我的生活構成它的。」
然而相較於不足之處,遠距工作的優點,是讓黃珮珊能更有效率地管理掌控自己的空間、時間,以及精神要用在什麼地方。「我回去如果一天見兩三個人,回家什麼事都做不了,太累了。不只是移動的時間,還有噪音跟能量,耗損好巨大。」
「另外當然還有生活品質,如果我住在台北,就沒辦法有這種生活品質。吃好睡好,要洗澡就洗澡,要穿破破爛爛就穿破破爛爛,很自由。我覺得所有當freelancer的人,其實都應該搬到鄉下。」
黃珮珊相信,不管是創作者或經營者,當自己的身心狀態都因為更好的生活品質,而得以用最正向的頻率進行工作的時候,一定會顯現在作品品質上。
「如果破壞掉我的生活,一切都會變調──我就不是一個follow常規的人。」黃珮珊說,「我覺得我的出版社,呈現的就是我的價值觀,是我的生活構成它的。」
所有人本來都應該是少數
從一開始,我的出版就不只針對台灣,而是整個世界跟當代社會。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好像都在往同一個方向走。可是其實,所有人本來都應該是少數啊。我希望各種各樣的人都可以被看見。」
吹著熱帶季風的東南亞一帶,太多地區經歷過西方帝國主義的殖民,和獨裁威權政府的統治。這裡至今仍是歐美人眼中的「遠東」,承受了一定程度的刻板印象及有色眼鏡的物化,缺少定義自己故事的文化優勢、心理自覺與話語權的掌握。
黃珮珊提到,成立慢工的其中一個初衷原因,是因為旅居法國時接觸到西方流行的「旅行圖文」類型創作。「當然有很多好作品,但你也會看到大量荒唐的東西。像在法國,有些人會領自己國家的失業補助金,再跑來東南亞度假,過很爽的生活。」
「西方至今其實還是存有大量的膚淺作品在販賣異國風情,紀錄了作者不尊重當地文化、用自己姿態和文化去旅行的過程。有時候作者本人還會在作品中像英雄般地出現,用某些旅遊節目主持人的誇張態度說: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叢林!然後他變成一個要忍受種種不文明的角色。我告訴自己,絕對不可以做出這種東西。」
黃珮珊舉例,一個在印度乘坐巴士、看到車頂坐滿人的經驗,有些西方作者可能會畫成很誇張的事情,但若讓一個印度作者來畫,一定會有不同的詮釋。因為對他來說,那就只是個稀鬆平常的當地日常狀態。很多時候,創作者煽情便利的炒作,往往淪為一種消費弱勢族群的行為。
但黃珮珊也說,自己之所以偏好以亞洲社會為題材和在地角度出發的「紀實」類型漫畫,其實並沒有「奪回話語權」這樣的偉大目的,純粹是想打破西方對亞洲維持的奇怪的幻想,無論是過度醜化或浪漫化東方異國情調的印象。
「反而當你越努力去接觸他人,去跟別人交換和吸收故事時,你就會變得越來越小,而世界會變的越來越大。然後,你就越可以在那裡面狂奔啊!」
「應該說,從一開始,我的出版就不只針對台灣,而是整個世界跟當代社會。」黃珮珊說,「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好像都在往同一個方向走。可是其實,所有人本來都應該是少數啊,每個人都不一樣,那個狀態才是比較正常的。我希望各種各樣的人都可以被看見,不是因為覺得他們可憐或悲情,而是我覺得他們的故事,本身就有很多很棒的地方。」
或許可說,慢工就像一座呈現黃珮珊視野的橋,向西方觀眾介紹真實的東方,並向東方觀眾引進西方不同藝術創作的形式,讓世界的交流和大眾的觀點得以聚合。
「我是個很幸運的人,從小就可以出國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喜歡差異,人跟人之間的差異,文化跟文化之間的差異。當你看到越來越多的差異跟故事,生命的可能性就會跟著變大。」
在黃珮珊眼中,很多人的生活都是以自己為中心越活越大,外面世界越來越小,實則是在原地打轉,那樣的世界觀對她而言是無趣的。「反而當你越努力去接觸他人,去跟別人交換和吸收故事時,你就會變得越來越小,而世界會變的越來越大。」黃珮珊笑,「然後,你就越可以在那裡面狂奔啊!」
怎麼把小眾拉到大眾
「從韓國的例子可以看到,政府如果可以持續扶持產業十幾二十年,那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後面會自然長出永續的方式。可是如果扶持只有四五年,在前面跌跌撞撞的過程就斷掉了,那就很難判斷這些作品出來的狀態、與市場的關係會是什麼。」
現在的慢工,據黃珮珊的規劃,已經從第一階段的自我介紹和單打獨鬥,穿越過第二階段的轉型和穩定成長,正準備迎來第三階段的規模擴張。除了希望可以擁有更固定長期合作的分工團隊,也期待能有持續定期的產出,和不同長篇書系的開發。只是,經營上的永續性也是一個重要問題,畢竟政府補助和群眾募資並非能長久依靠的策略。
「沒錢要找錢,所以當然一開始時要投補助。只要補助或募資順利,我一定會提高給作者的費用。」黃珮珊說,「但當然我們的資金其實也有部份是銷售所得,雖然數字不是很大。若沒有補助,用基本的10%版稅、簡單一點的印刷,還是做的出來。有錢有有錢的做法,沒錢有沒錢的做法,依照規模都是可以調整的。」
黃珮珊也選擇利用合作出版的方式,分擔資金壓力;或是與不同單位,開發不同方式的創意合作案。「有時候會有人純粹為了合作來談,而怎麼合作是我想出來的。像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就找我們在影展報上做一個故事,他們支援費用,而這個故事我也可以拿到《熱帶季風》裡用,這樣其實滿好玩的。」
「當然最實際的還是銷售,我有在好好賣書。」黃珮珊笑,「我們的銷售有越來越好,雖然還沒到可以把我們養的白白胖胖,但有成長就表示我們的累積有在擴大,所以要繼續開發讀者。當然另外也希望可以有私人資金的投資者,但這就比較可遇不可求。」
談及補助,黃珮珊認為,台灣這幾年因為動漫遊戲產業被列入政府的前瞻基礎建設計畫,有很大一筆錢跟人力在支持這件事情。「從韓國的例子可以看到,政府如果可以持續扶持產業十幾二十年,那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後面會自然長出永續的方式。可是如果扶持只有四五年,在前面跌跌撞撞的過程就斷掉了,那就很難判斷這些作品出來的狀態、與市場的關係會是什麼。」
「像我們這樣規模,把小眾拉到大眾的出版社,如果多冒出幾間就會很有希望。
黃珮珊解釋,現在補助案的狀況,有很多是創作者自己去投件,或是其他各式各樣、沒有相關經驗的公司也想要爭取。「創作者自己去拿沒有不好,可是常常就只能獨立出版,或拿到書店寄賣,最後也沒有辦法對整個產業結構造成影響,那就有點可惜。個人創作者,是只要他斷炊就會斷的,我不知道主事者有沒有注意到這件事情。」
缺少一個引導整體性的思考,是黃珮珊對產業現狀和補助案關係的觀察。「補助是為了推創作端的產出量,這是一個對的思維,可是光有這個並不夠,因為個人作品無法直接連結到市場上,要找到出版社作為中間人去承收。」
「現在出版業內的進步不夠多,缺乏多元性、編輯人才,和小型新興的出版社,作為新能量的引入。」黃珮珊說,慢工就是一直清楚循著自己的計畫在鋪路,培養編輯人才,在市場性跟內涵性之間找平衡。
「像我們這樣規模,把小眾拉到大眾的出版社,如果多冒出幾間就會很有希望。可是沒經驗的年輕出版社往往要磨個五年七年,才會有知名度和經驗,所以如果現在還沒有出現的話,就代表未來五年內可能都還不會有。」
「有組織性的發展,真的才是好事。你要有一個脈絡,要知道想出產什麼東西,要去聚集你的市場,你的讀者。」黃珮珊分析,「少了一個整體性的思考,很容易會有人做完一個案子後,覺得沒意義或沒收穫,就不再繼續做,那就是浪費了這個補助。我相信補助的意義,是用納稅人的錢作一種投資。我們希望看到的,是後續的發酵,而不只是單一的企劃。」
想要用不同的角度,去貼近當地人的日常活動,雖然現在傳遞資訊跟訊息如此簡單,但統整起來卻只是幾個角度,更是不缺乏偏激言論跟邏輯的事情,她正在做的事情,真的是一個很有趣但也非常有意義的事情。
左派什麼的,別鬧了
沒有東方主義的想像,美國不會援蔣援鄧,你們也就沒有機會在這裡批判「西方」。
沒有東方主義哪個消費者會看你世界不同角落的軼聞?左派不要太做作。
能够认识到「西方至今其實還是存有大量的膚淺作品在販賣異國風情,紀錄了作者不尊重當地文化、用自己姿態和文化去旅行的過程。有時候作者本人還會在作品中像英雄般地出現,用某些旅遊節目主持人的誇張態度說:我們現在來到了一個叢林!然後他變成一個要忍受種種不文明的角色。我告訴自己,絕對不可以做出這種東西。」这一点本身就非常值得尊敬
受訪人的名字打錯很多次喔,是「黃珮珊」。麻煩更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