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泰国乡下的她，在台北隔空开办一人出版社，以漫画讲述国际议题

一个人也能够开出版社，黄珮珊就开了一家。出版社开在台北很热闹的迪化街，她自己却大多数时间住在泰国南部。

今次联络她采访却赶上疫情，访问就由视讯进行，看见她理著标志性平头发型，坐在充满东南亚色彩的室内。耳机中隐约传来南泰海边的风声，仿佛远端也能感受到湿黏热带空气。佩珊讲话直接爽快，带著创作者的洞察锐利，和经营者的缜密逻辑。

但后来想想，原来这样的访问形式，似乎更误打误撞地衬托出慢工的“典型异常”风格：高度精致、主流之外、面向国际。就如她在回信中的简洁爽快：“平常我都远距工作，我们的办公室就在云端。”

“纪实漫画”这个词是她自创的

“在台湾我做的东西就是太奇怪了⋯⋯”

从剧场、设计、当代艺术，辗转至影像纪录；从台湾、法国、大陆，回游到寮国、缅甸、泰国。黄珮珊的专业背景和旅游足迹，范围经验都涉猎相当广泛。她的出版作品如同本人的兴趣，持续凝视著他方，寻找边缘角落的真实故事。

慢工出版社，于2013年成立。专注出版“纪实漫画”，从缺少主流话语诠释权的热带亚洲地区出发，与风格各异的作者跨国合作。风格上标榜“慢工出细活”、绢印装帧的核心精神。黄珮珊一人同时负责营运、行政、编辑、财务、行销、公关等多重角色，开社七年，一共陆续出版了近二十部“纪实漫画”。

“纪实漫画”，是黄珮珊自创的名词，亦即那些可以探索漫画在纪录领域可能性的作品，以亚洲为范围，用漫画描绘各地生活、历史，并逐步筑起那个地区的图像及叙事风格。对佩珊而言，漫画只是一种承载形式，对社会与人性的观察纪录才是她的目的。“在台湾我做的东西就是太奇怪了，这里多数人不理解图像小说，我又只有一个人，所以为了容易开始，我很明确地说我要做documentary的东西，那样沟通会比较容易。”

2017年，她以群众募资方式出版的刊物《热带季风》，号称“第一本给大人的纪实漫画刊物”，集结了数个聚焦东亚至东南亚的社会现象与小人物的故事，涵括在地民俗文化、身心障碍者、生态与核能议题。刊物更邀请到知名设计师何佳兴，为来自台湾、马来西亚、关岛、港澳等地的作者群，设计出十篇不同纸质、尺寸和印刷工法的作品。每个篇章都由深入了解当地历史文化的在地作者讲述，也呼应不同地域看似凌乱却又秩序上自成一格的多样态生命力。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第一期的《热带季风》在募资平台上获得400多人赞助，成功募得近70万的赞助金，掀起一阵讨论热潮，也为品牌打开了更广的知名度，树立了更清楚的高度与视野：汇集不同地域、多元样貌的创作者视野，促成各个角落详实而真挚的文化交流。此后陆续出刊的三本期刊“东南亚映像”、“安静的战地”、“失语．诗语”，更引入远洋渔工、巴勒斯坦战地记者、“香港废青”、性工作者、家暴受害者等题材，帮助读者更深入了解各个国际角落的社会与人文议题。

除了最广为人知的《热带季风》系列，慢工亦从去年开始，将刊物与书系整理为“新浪潮”与“新世界”两大分类，同时致力纪实类（Non-fiction）和虚构小说类（Fiction）的作品。前者如《来自清水的孩子》，一套四册的传记漫画，描述历经台湾二二八事件与白色恐怖时期的出版人蔡焜霖的人生传记故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再度于群众募资平台募得近120万的出版资金。

《夜长梦多》制作完成后，香港反送中游行事件即同步爆发，许多书中内容与真实世界的状况都极度相似，例如书中提到为了监督民众对国歌反应而设立的“国歌法”⋯⋯

虚构小说系列的部分，今年中出版，酝酿10年、长达300多页，讲述原生家庭与精神创伤的《疯人院之旅》，更在刚公布结果的台北国际书展大奖上，赢过其他纯文字作品，成为华语圈第一本拿下小说奖首奖的图像小说。黄珮姗认为，这和国外获得普立兹奖（Pulitzer Prize）的鼠族（Mauz）以及获得布克奖（Booker Prize）的《萨宾娜之死》（Sabrina）一样，是非常具代表意义的新纪录。

而与黑眼睛文化共同出版的虚构小说类作品《夜长梦多》，以近未来的科幻手法探讨国家暴力议题，再一次地为慢工夺得台湾金漫奖的编辑奖。但更让黄珮姗印象深刻的是，《夜长梦多》制作完成后，香港反送中游行事件即同步爆发，许多书中内容与真实世界的状况都极度相似，例如书中提到为了监督民众对国歌反应而设立的“国歌法”，与在港修改施行的“国旗法”、“国徽法”，简直是如出一彻的情节。黄珮姗感叹，“真的有被现实生活追上的感觉。”

我不是一个follow常规的人

“我觉得所有当freelancer的人，其实都应该搬到乡下。”

身为台湾出版文化界的新兴异数，慢工独特的营运模式，可说是黄珮珊本人生活态度的延伸体。很多人好奇，慢工的作品开发和作业模式，实际上如何操作？“活在云端”的一人出版公司，究竟具备什么样的工作心法？

“每本书的起源都不一样，我会先看主题有没有兴趣，作者合不合拍，这很重要。”黄珮珊说，“寻找作者一开始很困难，可是这几年转变非常大。图文书出现一股独立出版品的热潮，很多画画的人都会出一本薄薄的书，就可以从那些书去观察、找人。或是办工作坊，自然也会有一些对的人进来。”

“我也会在网路上找，一个连一个。网路真的给我很大的方便，如果我早生个几十年就不能这样做，因为我是很宅的人，不喜欢出去喝咖啡交朋友太social。但如果能用网路，就可以找到喜欢的人。”

黄珮珊也感叹，网路时代的档案传递其实益发容易，而图文出版产业的作业又相对单纯许多。从讨论、沟通、纪录都有各种软体可以处理，其实不用花那么多时间在开会和交通上。

“出书的前期，需要讨论的当然比较多。但剩下就是一般漫画流程，核心大纲、写脚本、分镜，然后开始完稿，接著校对修正。比较需要实体的部分是印刷，印刷就真的要看，我回台湾通常是因为印刷。”

远端的营运模式，当然也有其不足之处。“待在同一个空间的时候，你的能量比较能够传染给另一个人，这是创意工作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如果在brainstorming一个内容，讨论要讲什么、核心是什么、故事的氛围是什么，是不是当面，就真的差很多。”

“因为同一个空间你可以坐很久，视讯的那个状态就不够真实舒服。而且同个空间中也可能会发生一些其他的事情，有人走过去，或叫外卖吃什么的，会产生一些化学效应。当面也确实比较容易抓到一个人的特质跟态度，这是视讯没办法做到的。”

“如果破坏掉我的生活，一切都会变调──我就不是一个follow常规的人。我觉得我的出版社，呈现的就是我的价值观，是我的生活构成它的。”

然而相较于不足之处，远距工作的优点，是让黄珮珊能更有效率地管理掌控自己的空间、时间，以及精神要用在什么地方。“我回去如果一天见两三个人，回家什么事都做不了，太累了。不只是移动的时间，还有噪音跟能量，耗损好巨大。”

“另外当然还有生活品质，如果我住在台北，就没办法有这种生活品质。吃好睡好，要洗澡就洗澡，要穿破破烂烂就穿破破烂烂，很自由。我觉得所有当freelancer的人，其实都应该搬到乡下。”

黄珮珊相信，不管是创作者或经营者，当自己的身心状态都因为更好的生活品质，而得以用最正向的频率进行工作的时候，一定会显现在作品品质上。

“如果破坏掉我的生活，一切都会变调──我就不是一个follow常规的人。”黄珮珊说，“我觉得我的出版社，呈现的就是我的价值观，是我的生活构成它的。”

所有人本来都应该是少数

从一开始，我的出版就不只针对台湾，而是整个世界跟当代社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好像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走。可是其实，所有人本来都应该是少数啊。我希望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被看见。”

吹著热带季风的东南亚一带，太多地区经历过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和独裁威权政府的统治。这里至今仍是欧美人眼中的“远东”，承受了一定程度的刻板印象及有色眼镜的物化，缺少定义自己故事的文化优势、心理自觉与话语权的掌握。

黄珮珊提到，成立慢工的其中一个初衷原因，是因为旅居法国时接触到西方流行的“旅行图文”类型创作。“当然有很多好作品，但你也会看到大量荒唐的东西。像在法国，有些人会领自己国家的失业补助金，再跑来东南亚画画，过很爽的生活。”

“西方至今其实还是存有大量的肤浅作品在贩卖异国风情，纪录了作者不尊重当地文化、用自己姿态和文化去旅行的过程。有时候作者本人还会在作品中像英雄般地出现，用某些旅游节目主持人的夸张态度说：我们现在来到了一个丛林！然后他变成一个要忍受种种不文明的角色。我告诉自己，绝对不可以做出这种东西。”

黄珮珊举例，一个在印度乘坐巴士、看到车顶坐满人的经验，有些西方作者可能会画成很夸张的事情，但若让一个印度作者来画，一定会有不同的诠释。因为对他来说，那就只是个稀松平常的当地日常状态。很多时候，创作者煽情便利的炒作，往往沦为一种消费弱势族群的行为。

但黄珮珊也说，自己之所以偏好以亚洲社会为题材和在地角度出发的“纪实”类型漫画，其实并没有“夺回话语权”这样的伟大目的，纯粹是想打破西方对亚洲维持的奇怪的幻想，无论是过度丑化或浪漫化东方异国情调的印象。

“反而当你越努力去接触他人，去跟别人交换和吸收故事时，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而世界会变的越来越大。然后，你就越可以在那里面狂奔啊！”

“应该说，从一开始，我的出版就不只针对台湾，而是整个世界跟当代社会。”黄珮珊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好像都在往同一个方向走。可是其实，所有人本来都应该是少数啊，每个人都不一样，那个状态才是比较正常的。我希望各种各样的人都可以被看见，不是因为觉得他们可怜或悲情，而是我觉得他们的故事，本身就有很多很棒的地方。”

或许可说，慢工就像一座呈现黄珮珊视野的桥，向西方观众介绍真实的东方，并向东方观众引进西方不同艺术创作的形式，让世界的交流和大众的观点得以聚合。

“我是个很幸运的人，从小就可以出国看到外面的世界。我喜欢差异，人跟人之间的差异，文化跟文化之间的差异。当你看到越来越多的差异跟故事，生命的可能性就会跟著变大。”

在黄珮珊眼中，很多人的生活都是以自己为中心越活越大，外面世界越来越小，实则是在原地打转，那样的世界观对她而言是无趣的。“反而当你越努力去接触他人，去跟别人交换和吸收故事时，你就会变得越来越小，而世界会变的越来越大。”黄珮珊笑，“然后，你就越可以在那里面狂奔啊！”

怎么把小众拉到大众

“从韩国的例子可以看到，政府如果可以持续扶持产业十几二十年，那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后面会自然长出永续的方式。可是如果扶持只有四五年，在前面跌跌撞撞的过程就断掉了，那就很难判断这些作品出来的状态、与市场的关系会是什么。”

现在的慢工，据黄珮珊的规划，已经从第一阶段的自我介绍和单打独斗，穿越过第二阶段的转型和稳定成长，正准备迎来第三阶段的规模扩张。除了希望可以拥有更固定长期合作的分工团队，也期待能有持续定期的产出，和不同长篇书系的开发。只是，经营上的永续性也是一个重要问题，毕竟政府补助和群众募资并非能长久依靠的策略。

“没钱要找钱，所以当然一开始时要投补助。只要补助或募资顺利，我一定会提高给作者的费用。”黄珮珊说，“但当然我们的资金其实也有部份是销售所得，虽然数字不是很大。若没有补助，用基本的10%版税、简单一点的印刷，还是做的出来。有钱有有钱的做法，没钱有没钱的做法，依照规模都是可以调整的。”

黄珮珊也选择利用合作出版的方式，分担资金压力；或是与不同单位，开发不同方式的创意合作案。“有时候会有人纯粹为了合作来谈，而怎么合作是我想出来的。像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就找我们在影展报上做一个故事，他们支援费用，而这个故事我也可以拿到《热带季风》里用，这样其实满好玩的。”

“当然最实际的还是销售，我有在好好卖书。”黄珮珊笑，“我们的销售有越来越好，虽然还没到可以把我们养的白白胖胖，但有成长就表示我们的累积有在扩大，所以要继续开发读者。当然另外也希望可以有私人资金的投资者，但这就比较可遇不可求。”

谈及补助，黄珮珊认为，台湾这几年因为动漫游戏产业被列入政府的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有很大一笔钱跟人力在支持这件事情。“从韩国的例子可以看到，政府如果可以持续扶持产业十几二十年，那真的是非常有用的，后面会自然长出永续的方式。可是如果扶持只有四五年，在前面跌跌撞撞的过程就断掉了，那就很难判断这些作品出来的状态、与市场的关系会是什么。”

“像我们这样规模，把小众拉到大众的出版社，如果多冒出几间就会很有希望。

黄珮珊解释，现在补助案的状况，有很多是创作者自己去投件，或是其他各式各样、没有相关经验的公司也想要争取。“创作者自己去拿没有不好，可是常常就只能独立出版，或拿到书店寄卖，最后也没有办法对整个产业结构造成影响，那就有点可惜。个人创作者，是只要他断炊就会断的，我不知道主事者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缺少一个引导整体性的思考，是黄珮珊对产业现状和补助案关系的观察。“补助是为了推创作端的产出量，这是一个对的思维，可是光有这个并不够，因为个人作品无法直接连结到市场上，要找到出版社作为中间人去承收。”

“现在出版业内的进步不够多，缺乏多元性、编辑人才，和小型新兴的出版社，作为新能量的引入。”黄珮珊说，慢工就是一直清楚循著自己的计划在铺路，培养编辑人才，在市场性跟内涵性之间找平衡。

“像我们这样规模，把小众拉到大众的出版社，如果多冒出几间就会很有希望。可是没经验的年轻出版社往往要磨个五年七年，才会有知名度和经验，所以如果现在还没有出现的话，就代表未来五年内可能都还不会有。”

“有组织性的发展，真的才是好事。你要有一个脉络，要知道想出产什么东西，要去聚集你的市场，你的读者。”黄珮珊分析，“少了一个整体性的思考，很容易会有人做完一个案子后，觉得没意义或没收获，就不再继续做，那就是浪费了这个补助。我相信补助的意义，是用纳税人的钱作一种投资。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后续的发酵，而不只是单一的企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