擋住中國禁片，卻放進大外宣電影：陸片來台全靠抽籤運氣？

非影視圈的朋友常常問起，為何台灣難以在戲院看到陸片，如果是採取配額制，決定的基準又是什麼？當他們聽到的答案是「抽籤」，往往大為詫異。但回到問題根源，即為什麼台灣政府不全面開放陸片進口？其原因也不難想像，自然是因為政治因素。

如是者，陸片在台灣，每年都要講「籤運」，不論作品是否有過國際知名影展認可，影片最終是否能在台上映，就看這次抽籤。也不論影片背後是否有背景雄厚的資方撐腰。上月18日，台灣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舉辦了今年的「大陸地區電影片配額核配順序抽籤」。今年獲得資格參與抽籤的陸片共有46部，最終只能有前十名中籤作品獲得2021年的上映資格，而今年抽出的作品依序是《長安道》、《只有蕓知道》、《長津湖》、《刺殺小說家》、《限期破案》、《中國醫生》、《三叉戟》、《我在時間盡頭等你》、《古董局中局》、《遇神》。如果其中有些作品放棄上映資格，後續作品得以候補，後三部作品依序是《攀登者》、《蘭心大劇院》、《封神三部曲之妖亂國殤》。

早年的台灣為免遭受對岸統戰，所以全面禁止陸片在台上映，是直到1987年解嚴之後，兩岸關係趨緩，才有許多陸片得以使用研究交流名義進入台灣。

1990年代可說是一個關鍵期，台灣金馬獎逐漸想擴張原有的獎勵範圍，納入大陸影人參與。由於陸委會在制度上的放寬，在1993年，「大陸編導演比例不超過二分之一」的電影已經得以報名參與金馬獎的資格。直到1996年，不限出品國、資金結構或演職員國籍的華語電影都得以報名，等於陸片全面取得角逐金馬獎的資格。接著在2000年，依據《大陸地區影視節目得在臺灣地區發行、映演、播映（送）之數量、類別、時數》，則正式確立一年可以有十部陸片在台上映的規則。

以當時社會氛圍，台灣對於陸片的態度與過往相比有些改變，陳凱歌的《霸王別姬》（1993）與張藝謀的《活著》（1994）等獲得國際聲譽的名電影，也與所謂的「統戰」無關。民間多少對陸片產生好奇，希望能夠看到更多作品在台上映。

當時在2002年台灣正式進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之前，連好萊塢電影都得遵守配額制，但美國政府主張配額制度是不公平交易，所以外片的配額制度隨之廢除。但由於兩岸的特殊政治關係，兩岸雙方未能適用於部分條約，因此陸片配額制度透過《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繼續維持了下來，並沒有全面開放。

2009年，一部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周年的獻禮片《建國大業》傳出也要在台上映的消息，不過由於該片沒有照配額規定走，片商一度宣稱要以大陸、香港合拍片的名義規避配額制。

當時的新聞局電影處陳志寬受訪時指出該片是否符合「合拍片」定義，仍有待審查，但強調該作送審之後，「新聞局（文化部前身）絕不會泛政治化處理」，還說了一句「現在都什麼年代了」。當時這條沒有引起太多關注的新聞，其實預示了往後陸片的走向，即越來越多陸片以合拍片名義在台上映，而作品本身是否傳遞統戰思想，已經不再是政府考量。

荒謬的是，當時《建國大業》的導演韓三平竟還向台灣新聞局嗆聲道：「沒有經過我的授權，誰也不能改，一個鏡頭也不能動。如果建議是合理的，我可以同意，但沒有我的允許誰也不能動《建國大業》一個鏡頭。如果建議不合理，我們寧可放棄台灣市場。」這句聲明在現在看來實在錯亂。

早期有意來台上映的陸片是依排隊送件順序為準，後來隨著報名件數劇增，2013年起才改採現行的抽籤制。雖然政府當局未有公開說明採取抽籤制的原因，但其原因不難想像。如果是聘請審查委員來審查什麼片可以上、什麼片不能上，多少會產生公平性的質疑，可能只會形成更多難以控制的爭端。所以採用公開公正的「抽籤制度」，可以說是最懶惰卻又有效率的解方。

也是隨著陸片在金馬獎的影響力漸增，許多觀眾在影展之後想看卻發現看不到，才驚覺該配額制度的存在。事實上，這些作品即便有片商願意引進，但卻未必過得了抽籤這關。由於影壇人士與民間皆有呼籲放寬陸片配額制度的呼聲，因此直到2014年國民黨執政，文化部長龍應台在位之時，制度總算獲得了進一步的放寬，修改成凡是獲得坎城、威尼斯、柏林、奧斯卡競賽單元獎項或在金馬獎獲得最佳劇情片、最佳導演獎的作品，就可以不受配額限制。

當時因此受惠的作品包括榮獲金馬獎最佳劇情片的《推拿》、最佳導演獎獲獎作《黃金時代》以及柏林影展正式競賽金熊獎得主《白日焰火》。那時還是兩岸電影交流最為密切的時刻，許多人也樂見陸片制度能再行放寬，甚至廢除。不過影壇激辯也由此而生，支持全面廢除配額制者認為陸片在台票房從來也不理想，即便開放也不會危害台灣電影產業。但反對論者則依然認為陸片一旦全面開放，可能後患無窮，台灣電影市場或會被海量陸片淹沒，也難保統戰意識形態趁機輸入。

筆者當然不認同「陸片票房不佳，因此不危害台灣市場」之論點。畢竟電影市場瞬息萬變，在2016年以前，也沒有人想像韓國片可以在台灣市場殺出一條血路，甚至變成足以與好萊塢電影並駕齊驅的票房保證。不過即便處在反對取消開放配額度的立場，也不代表會同意現行的抽籤制度。主要是因為這幾年下來，不少抽到籤的作品都是名不見經傳的「過水」之作。簡而言之，近幾年許多來報名抽籤的陸片或是舊片、或是毫無市場潛力的劣質作品，之所以爭取配額，無非是希望有了上院線的紀錄之後，能在日後DVD發行、電視台播放時，賣到更好的價位。

這些作品來充數，致使許多台灣影迷真正想看的作品，反而沒有機會被看見。以今年為例，曾因為執導《頤和園》（2006）遭到禁拍電影五年的名導婁燁，也以新片《蘭心大劇院》參與配額抽籤，但無奈因為籤運不佳而被排除在外。諷刺的是，取得上映資格的作品竟是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的戰爭片《長津湖》與描述醫護挺身對抗COVID-19的《中國醫生》這類明顯具有官方色彩的主旋律電影（即弘揚中共官方意識型態的作品）。

此外，雖然金馬獎最佳劇情長片與導演獎得主可以免抽配額，但以當下局勢看來，這顯然已經不再有任何意義。因為2018年之後，大多數陸片因政治因素決定抵制金馬獎，未來恐怕難有機會再看到陸片藉此名義上映。這意味著未來要在台灣戲院看到陸片的機會恐怕更少，能選擇的又未必是品質精良的作品，甚至可能是主旋律之作。

由於現在是民進黨當政，兩岸局勢又處於僵局，在此時呼籲政府大幅度地改革陸片配額制度，恐怕不容易獲得太多迴響。但在此還是得強調，目前台灣民間那類反對陸片的聲音，多半是假設陸片肯定就是來者不善，會對台灣造成某些威脅。殊不知其實目前的制度，其實也排拒了反主旋律的創作者，先不論遊走在邊緣的賈樟柯或婁燁，就連敢於透過作品直接對抗體制的張贊波，拍了片也得乖乖按著規矩來抽籤。這無疑凸顯了制度的不合情理。

目前台灣制定陸片配額的母法，是來自《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的第37條，上頭明載：「大陸地區出版品、電影片、錄影節目及廣播電視節目，經主管機關許可，得進入臺灣地區，或在臺灣地區發行、銷售、製作、播映、展覽或觀摩。前項許可辦法，由行政院新聞局擬訂，報請行政院核定之。」

而該法條在1992年增訂時，其修法原因為：「為防止中共利用出版品、廣告、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及其他藝文活動進行統戰，或散播共產思想，爰授權主管機關斟酌實際情形，於必要時得限制大陸地區出版品、廣告、電影片、錄影節目、廣播電視節目、戲劇、舞蹈及音樂創作等，在臺灣地區發行、製作、播映、展演或禁止其進入臺灣地區。」

仔細審視之，是否覺得現行的陸片配額制度有些奇怪？有著統戰意圖的作品以及與中共當權唱反調的作品，都得一起抽籤在台爭取上映資格。台灣經常自視為華人民主燈塔，但現行的陸片配額制度，卻把自己弄得面目全非，不知立場何在。

回來談談今年金馬獎，這次入圍陸片僅有兩部，唯一的長片是提名最佳紀錄片的《爺爺和父親》。片中被攝者嚴詞辱罵江澤民、大批一胎化政策沒人性。這樣勇於「跨線」的作品，也只有在台灣能夠獲得公允的討論，在對岸甚至不存在完整放映的可能性。如果連台灣都不能予以映演的空間，它又有何處可去？

文化部如果願意從善如流，或能採用特案方式，讓特定作品得以繞過審查關卡。而原先僅限金馬獎、奧斯卡與三大影展競賽單元得獎的規定，也應該考慮再放寬成入選和入圍就能取得上映資格。歐洲三大影展與奧斯卡獎至少不會選入《我和我的祖國》（2019）這類的作品，在作品的藝術鑑賞上具有公信力。而以現在的政治局勢來看，敢報名金馬獎的陸片，本身就已經是抱持著「不成功，便成仁」的覺悟。給予免抽配額的福利，完全合乎情理。

未來陸片配額制度的走向，勢必將與政治局勢的流變牽連，如何透過改革讓制度更顯完善，便取決於當政者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