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過一了百了，只能一忍再忍」，後疫情時代青少年心理困境

編者按：據《2019中國抑鬱症領域白皮書》估算，中國泛抑鬱人數超過9500萬。其中，學生群體的抑鬱症發病率高達23.8%。「終於有資格哭了。」一些學生在確診的時候說。他們承擔著來自家庭的沉重期待，在急速變化的社會和愈加激烈的競爭中迷失。端傳媒連續推出兩篇報道關注被抑鬱折磨的學生群體。第一篇記錄中國高校宣佈篩查抑鬱症後，一些學生陷入了更深的恐慌和擔憂。今天是第二篇，通過數名心理咨詢師的眼睛，看見疫情後中小學生遭遇的心理問題。

「喂……」電話那頭的聲音聽起來低沉又稚嫩，聽筒裏還傳來風吹過話筒的嘶嘶聲，李慧警覺了起來，但仍語氣平靜地打探：「你在外面嗎？」

打電話的是一位初中女生，已坐在10樓房間的窗邊20分鐘。時值吉林春寒料峭的三月，李慧語速輕緩地回應：「那是不是有風呀？我聽到風聲了，冷不冷？腳麻嗎？」幾個回合後，電話那頭漸漸放鬆下來，李慧抓住機會引導女生從窗邊回到房間裏。又是一個在疫情期間因與父母發生矛盾、動了輕生念頭的孩子。

李慧是心理諮詢和危機干預熱線「希望24熱線」吉林地區的接線員。據該機構統計，1-6月疫情隔離期間，接到小學生來電較去年同期增長95.52%，初中生增長85.78%，高中生增長81.75%。親子矛盾是主要的來電原因，大多圍繞手機使用、學習壓力等。北京市青少年法律與心理諮詢服務中心面向10萬青少年的抽樣數據也顯示，近半數受訪青少年受「憋悶」、「恐懼」等情緒困擾，三成受訪者「全天基本離不開手機」。

3月起，中小學生自殺案件的報導更頻繁見諸媒體。3月3日，河北石家莊一名五年級學生，因上網課不認真而被家長訓斥，後跳樓不治。3月24日，河北邯鄲一個9歲的小學生因未按時完成作業，被老師在微信群組中點名並踢出群組，後跳樓身亡。4月，江蘇無錫一12歲女孩在復學第一天跳樓，同月，陝西商洛、江蘇南通等多地出現初中生、高中生墜樓事件。

6月，中國南部某省在各中小學召開緊急會議，針對當時接二連三的中學生極端案例，對老師們進行培訓，以期可以儘早識別和干預此類案例。參與會議的一位中學中層管理者對端傳媒回憶，會議召開得急迫而嚴肅，主講人對具體發生極端案例的數字諱莫如深，但為了提高參會人員的重視，提到僅5月初，中小學開學的前兩天，全省發生中學生自殺的極端案例就是兩位數，並強調「不是11、12這樣的兩位數。」

受2019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中國大陸自2月10日起推行「停課不停學」政策，直到4月中至5月中，各地陸續復學。此前數月，約2.7億學生通過網絡課程進行遠程學習。學生們比過去更高頻率地使用電子產品，與父母更頻繁的接觸，與同齡人缺失了現實互動；與此同時，家長們也因經濟影響和社交隔離等陷入不同程度的壓抑。於是，一直被隱藏、壓抑的家庭教育問題和親子矛盾，在突然失常的生活和被迫封閉的家庭環境中被放大、審視，甚至爆破。

成績

作為山西某中學的心理教師，白雅在社交隔離及復學初期，都感受到學生們撲面而來的焦慮感，其中一個重要的關鍵詞是「成績」。白雅有一頭利落的短髮，28歲，在該校已就職近四年，被朋友戲稱「學霸」，就業後仍與過去的導師一起發表教育心理學相關的論文，也常與前來諮詢的學生交流學習方法，希望他們更快地走出困境。在她印象裏，宋希是復學後找她訴說的學生中最典型的一個。

宋希是一位初二的女生，原本學習成績在班中排名中上。疫情期間因為貪玩，開學後成績滑落。失落之餘，宋希感覺身邊的朋友也因此對她冷落，偶爾會開她成績的玩笑，討論課程問題有時會忽略她。更令她在意的是，暗戀的男生早前一直維持著偶爾聊天、恭恭敬敬的距離，成績下滑後，男生排名在前，便開始對她愛搭不理。宋希的自尊心因此大受打擊，父母也只歸咎於她疫情期間自制力不強，認為宋希理應承受這種挫敗。女孩的負面情緒無處消解，反而一點點堆積。

白雅解釋，中國的教育環境下，對學生的評價體系相對單一，成績成了學生們自信心的主要來源，成績往往還同時決定著他/她的人際關係，常有父母對孩子灌輸要與優生交好、「近朱者赤」等交際觀念。

白雅援引美國斯坦福大學行為心理學教授 Carol Dweck 對學習動機的分析指出，宋希是表現的目標導向（performance goal），也就是為了「表現」而學習，在意師長及周圍人的評價。另一種則是學習的目標導向（learning goal），以興趣和挑戰性為動機，自主性更強。然而，單一的評價標準，使得更多的孩子趨向於表現的目標導向，好成績才能贏得周圍人的關注和鼓勵，於是強迫自己追逐高分，從而在讚賞中獲得自信。「但其實這種孩子越往後走越累。」白雅說。

成績是學生自我認知中極重要的因素，這也令復學後的考試成為萬千學生心中的重擔。據白雅回憶，在山西有中學學生於復學後摸底考試第二日墜樓。

7月2日，深圳市教育局發布緊急通知，要求各校不得開展任何期末考試，已考完的不得公佈成績。網絡傳言：深圳某中學學生，在考試中作弊被發現後跳樓身亡。除深圳外，北京市要求小學一、二、三年級不得組織期末考試，教育局組織的統一考試也不再像往年那樣嚴格；福建廈門市要求義務教育階段學校不統一進行學科期末考試；山西太原市、河南安陽市均不組織小學的統一期末考試。

期末考或有一免，但中、高考依然是無法逃避的一道坎。

「2020年——最糟糕的一年，迷茫、低落，自卑，有很多想做但沒做成的事，永遠過不了心裏那關，現實的羈絆太多，單單是生活就已經壓的喘不過氣來；成績平平，父母親朋寄望太厚重，內心很想發泄，想過一了百了，但最終只能一忍再忍。

我十八年的人生一片空白，沒有波瀾，沒有浪花。」

這是一位自稱今年經歷了高考的學生在微博上的留言，這一條之後，他在一周內又發了五條希望自己成績過本科線的祈願微博。「抑鬱樹洞」的話題中，不乏類似留言。

4月17日，雲南昭通一位高三複讀生喝農藥後不治身亡，報導中稱，是因復學安排遲遲不出，找不到壓力的輸出口。「希望24熱線」山東地區的接線員高麗，也講述了一個高中複讀生的求助故事。高麗是當地第一批接線志願者，本職是一位高中教師，她的孩子也在今年面對高考。

電話是夜裏12點打來的，高麗接起後對面一陣沉默，緊接著是一個男孩的啜泣聲。「沒事，我等你一會兒。」高麗耐心道。

男孩緩緩說到，他在疫情期間因貪玩手機而無法自控，父母幾次責罵，他也自責和焦慮，認為辜負了父母的期待。但無處釋放焦躁感的他，反而愈發嚴重地依賴手機，甚至因此偷偷自殘，希望通過痛苦克制自己。男孩打電話時，在離家一公里多的橋下，腳已經踏入了水中，身上還帶著小刀。

「其實你這樣做是因為你對自己有更高的期待，這是好的，」高麗的肯定，穩定了電話那頭的抽泣聲，男孩聽著她的話走上岸來。高麗一邊建議他找一個有光、乾淨的地方坐下休息，一邊提到一些緩解焦慮的辦法，這些方法她也曾給自己的學生們推薦過。比如音樂療法，選取三首悲傷、平靜、歡快的歌，依次徹底地沉浸，在最後一首時，讓身體也跟著律動起來。她又告訴男孩，不必苛求瞬間達成完全的自控，但可以每天多自習半小時，循序漸進。

男孩聽著她的話慢慢走回了家，話筒裏傳來男孩和媽媽的對話聲，高麗才掛斷了電話。

手機

在多數涉及後疫情青少年心理的案例及問卷數據中，手機一詞顯得格外突出。白雅所在的中學，在疫情期間開設了線上心理諮詢。很多初中學生對她抱怨父母的管教，說父母一看到自己拿手機就認為是在玩，但有時只是聽音樂。另一邊，父母們也找她抱怨，詢問如何解決孩子的網癮問題。

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C）發布的《2019年全國未成年人互聯網使用情況研究報告》中顯示，小學、初中和高中生網民在節假日日均上網時長超過3小時的比例分別為8.5%、20.8%和35.9%，同時，9成以上的青少年表示上網時間會受到父母的限制。

但白雅指出，是否「沉迷」、「成癮」其實是個很複雜的問題，手機往往只是一個表象，青少年頻繁使用手機可能是需要一個宣洩口，有的單純想放鬆，有的需要虛擬世界的朋友，有的是感受不到父母的理解和溫暖，因此選擇的逃避出口。

事實上，疫情之前就有許多學術研究對青少年的手機依賴和依賴成因做出探討。例如，倫敦國王學院的研究團隊去年曾在國際知名學術期刊《BMC Psychiatry》上發表文章，他們針對歐洲、亞洲和美洲近42000位參與者進行調查，顯示近四分之一的青少年對手機重度依賴——表現為不可使用手機時會「慌張」、「沮喪」，並提及手機嚴重依賴者與抑鬱症患病之間存在相關關係。不過，劍橋大學認知和腦科學部門的學者Amy Orben則提醒到，不應假設手機依賴和抑鬱情緒之間存在因果關係，因智能手機的作用是雙向的，抑鬱情緒本身也會影響到智能手機的使用時間。

湖南腦科醫院精神科醫生程明也對端傳媒表示，孩子和父母對手機的認知存在差異，父母可能用手機打電話看新聞，孩子用來玩遊戲，但本質上沒有太多好壞的區別，而是溝通和引導的問題。他舉例說，自己的同事會和孩子一起培養閱讀習慣，鼓勵孩子一起參與甚至建議家庭活動，或許是讓他們從手機上抽離出來的一種方式。

監控

心理教師白雅把疫情比作「導火索」，她認為，疫情將青少年家庭中本就存在的一些問題點燃了。手機是其中之一，而這樣的導火索還有很多，有時甚至可以小到一顆糖，或房間裏一點詭異的藍色亮光。

7月上旬，白雅接到一個備受學校重視的案子，當事學生因在班裏被老師批評，便一口氣跑到了5樓想要跳樓，老師及相關工作人員立刻追趕勸慰，所幸沒有發生悲劇。然而白雅詳細了解後發現，孩子是因在家中積壓了太多委屈，才忽然在校爆發，有這樣的衝動行為。

這是一個初一的學生，與爸爸媽媽和外婆一起生活。外婆是老教師，在生活及學習上都管教嚴格——吃飯時不可以多放鹽或醬油，也不允許吃糖。白雅說，時常把糖揣在身上，其實和其無法處理焦慮和壓抑感有關，但外婆或許出於善意的責罵，卻讓孩子感到被事無具細地約束著。

據白雅描述，這個學生長相秀氣，很喜歡跳舞。早前對父母說喜歡明星王一博，希望能學跳舞。外婆和父母卻認為「要走正常人路線」，學藝術是浪費時間，因此不讓她接觸任何與舞蹈相關的事。

這個學生的境遇並非特例。計劃生育政策的影響下，不少學生成長在「4+2+1」式家庭裏——即四位老人、父母二人都圍著一個孩子運轉，有的對孩子百般寵愛，有的則因觀念不同彼此爭吵，把孩子夾在中間。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風笑天，曾在《獨生子女政策對青少年教育的影響》一文中提到，獨生子女的父母對孩子有「唯一」的體驗和感知，這種唯一心理，造成了一些家長存在「四過」（過分寵愛、過度保護、過多照顧、過高期望）和「四怕」（怕孩子學壞、怕孩子不成材、怕孩子不孝順、怕孩子出意外）的現象。這種心理也會使父母對子女在教育程度和未來職業上有特定期望，對孩子未來的社會流動表現敏感。

而如白雅提到的「獨二代」（第二代獨生子女），則在6個長輩關注的成長環境下，面對著更過分的嬌縱和超負荷的期望值。這種類型的家長，也被稱為「直升機父母」（helicopter parent），指過分介入、保護或干預兒女生活的父母，如同直升機一樣盤旋在子女身邊。這一詞最早出現在兒童心理學家Haim Ginott的暢銷書《父母與少年之間》中，書裏一位少年抱怨，「母親像直升機一樣盤旋在我身上……」

倫敦大學學院（UCL）的研究團隊2015年發布的研究指出，控制欲過強的「直升機父母」對孩子的影響可能持續一生。研究團隊追踪了自1946年以來出生的5362個人，研究發現，青少年時期曾被父母侵犯隱私或過度干預的人，在30多歲、40多歲甚至60多歲進行總體幸福感調查時，得分均較低。研究成員之一的Mai Stafford博士提到，心理控制會限制孩子的獨立性，增加對父母的依賴，從而使得他們無法調節自己的情感和行為。

一些「直升機父母」甚至會嚴重侵犯到孩子的隱私。

王琴是廣東一所中學的心理教師，就業一年多。她提到，同事曾接到學生傾訴，說父母在書桌上安裝了一個監控攝像頭，因為父母認為孩子關起房門就會在做「不該做的事」。王琴在上心理健康教育課時，詢問學生是否有類似情況，得知並非個例。

在購物網站淘寶上，以「監控孩子」進行關鍵詞搜索，系統會自動聯想到「監控孩子攝像頭」、「監控孩子學習」、「隨身監控器 孩子」、「監控孩子做作業」等搜索詞組。在檯燈監控、語音遠程對講等商品頁面下，可以看到家長們使用這類產品遠程輔導作業的評價。

在社交平台抖音和知乎上，亦可以看到相關提問：「父母在我房間裝監控合法嗎？」、「父母在我房間裝監控我該怎麼辦？」在一個「分享一下我父母在我房間安的監控」視頻評論區中，不少人吐露有類似的經歷。有人說自己甚至不知是什麼時候安裝的，某天在沒開燈的房間發呆，抬頭發現有一個藍色亮光才知道。相同經歷的人回复到，「真的發現的那一瞬間感覺所有舉動都被惡鬼盯著，汗毛倒立，害怕恐懼。」也有人表示曾經抗議，然而父母以「監護人」、「有權利」等說辭回應，仍強制安裝。

《楚天都市報》2019年曾抽樣調查422個家庭，發現其中有33個安裝了攝像頭，且低年齡段更多。今年8月，《江蘇新聞》報導指，一位14歲少年因父親要在其房中安裝監控器而報警，少年指父親侵犯隱私權，然而其父面對少年的控訴反駁道，「我監控你什麼了？你有多少隱私？我是你什麼人，我不可以監視你？」少年的父母長期在外地做生意，因兒子沉迷打遊戲，生出安裝監控的念頭。

來自上海的學者Mengting Wu、Wenyan Xu等人，今年3月對1163位學生家長所作的調查顯示，家長們抑鬱和焦慮的檢出率分別是6.1％和4.0％。其中，中國中部省份（湖北、湖南、河南和江西）的父母，焦慮感更高，這些地區地理位置接近疫情的爆發中心地武漢，受2019冠狀病毒大流行影響較為嚴重。同時，中小學學生父母的焦慮程度較大學生父母高。在單一變量上，不同性別及不同婚姻狀況的父母，焦慮感差異不大，但對婚姻滿意度更高、有較好的收入條件的父母，焦慮感更小。

另外，這份調查也顯示出育兒方式和父母焦慮感的強相關關係，越權威專制的父母，焦慮感越重，對孩子寬鬆的父母，焦慮感也相對越低。這些統計數據，與現實不謀而合。

家暴

疫情的社交隔離，使得家庭各成員之間的相處時間被動增加，無形中也增加了家暴發生的概率。反家暴組織「監利縣藍天下婦女兒童維權協會」曾公佈湖北監利縣的數據，其在2月份封城期間報警的家暴案件，是去年同期的3倍之多。

BBC則在4月報導表示，英國採取封鎖措施的第一個月中，有關兒童面臨潛在精神虐待的報告電話從前一個月的529次上升到792次，電話多數來自鄰居、家庭其他成員或送貨司機。類似的，香港防止虐待兒童會熱線今年首3個月所接到的電話求助，也較去年同期上升25%，其中以3月增幅最大。

然而與此同時，與外界接觸的減少，也使得家暴變得隱形，難以被統計和發現。《紐約時報》6月報導提到，紐約市報告虐待兒童的數量急劇下降，今年前八週兒童福利機構收到的虐待或忽視案件，相較同期大幅下降了51%。兒童保護機構的工作者表示，數量的急劇下降可能表明虐待的隱形。過去，教師通常是兒童虐待的主要發現者和報告者，他們發現上課的孩子身上有瘀傷、虐待等跡象時，便會向相關機構求助，而社交隔離無疑令教師難以準確得知孩子的現實狀況。

在疫情之前，家暴、虐童等亦是社會中無法忽視的病灶。在2019年廣東省有關《反家庭暴力辦法草案》的討論中曾透露，2016年至2018年，廣東省婦聯繫統共受理家庭暴力信訪14172件，且呈現逐年上升的趨勢。

「中國法院網」2016年曾發佈《我國兒童家庭暴力現狀淺析》，其中提及青少年面對的家庭暴力成因，主要包括「不打不成器」的傳統思想，將孩子視為成人私有物，父母耐心不夠，及兒童家庭暴力監督懲罰體系不完善等因素。

6月復課之後，心理教師王琴參加了校方組織的家暴主題心理輔導課，主要面向疫情期間曾遭遇肢體及精神暴力的孩子。

有學生提到，疫情期間只要自己的名字被掛在班級微信群中，家長就會拳腳相加。這位學生甚至曾經報警，但未起到任何作用。王琴課後也嘗試與當事家長溝通，對方大方承認曾毆打小孩，但拿出一副「我的孩子就只能打」的樣子，認為孩子過於調皮只能暴力教育，並沒有改變的意願。

王琴接到的另一個案子則是一對剛升初中的雙胞胎姐妹。姐妹倆的父親重男輕女，過去常常暴力相向，更因成績不好而責罵二人為「廢物」。隨後，雙胞胎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妹妹較早接受治療，姐姐卻一直無法走出陰影。

她們的母親一度無法理解孩子為何會患抑鬱症，在姐姐嘗試自殘時，以「你再割腕的話，我就割我自己」的方式回應，更壓抑了孩子的情緒。後在王琴的持續溝通下，媽媽漸漸學會了接納和幫助。然而，在雙胞胎父親的眼裏，每個孩子都有不開心，自己的孩子卻選擇了和別人不一樣的、極端的表達方式，這是孩子的錯。

疫情期間，雙胞胎的姐姐再次自殘，並在一家人吃飯時，故意露出了傷痕。但疫情打斷的經濟運轉，也向這個本就不富裕的家庭增加了壓力，於是爸爸選擇視而不見，媽媽心急如焚卻不知如何處理，也選擇了迴避，再度加重了姐姐的病情。

9月，一條關於青少年抑鬱症的微博引發全網熱議，博主提到，一位醫生誇讚複診抑鬱症的孩子「真用功」，然而母親卻緊接著說「用功，假用功」，醫生聽後急得跳腳，家長的一句話，令過去的治療前功盡棄。這位博主在文末稱，「青少年抑鬱症的病因裏，永遠有中式家長不可撼動的位置，所有人都知道，只有他們本人不知道。」

「家長不知道為什麼小孩會得抑鬱症」成了當日的熱議話題，留言中充斥著過去被父母貶低的經歷描述。據世界衛生組織，精神衛生病患有半數始於14歲，但大多數病例未被發現和及時治療。另據《中華流行病學雜誌》的數據，9-18歲青少年抑鬱症狀的檢出率為14.81%左右（註：抑鬱症狀不等同於抑鬱症，抑鬱症狀是指長期低自尊，無法感知到快樂等症狀。）

「給青少年做諮詢的時候一般都要做家庭諮詢。致病的環境因素不解決，諮詢很難有效果。」一位博主在轉發這則帖文時評論到。

尾聲

白雅的學生宋希在幾次諮詢後逐漸開朗了起來，再未對她提起過學業的煩惱。一次在校園中撞見，宋希興奮地拉著白雅，偷偷指著前方一個男生的身影說，「看，老師，就是那個男生！」

「青春期的孩子真是單純可愛，」白雅感慨說，每個學生間的能力差距並不大，但家長的教養方式及學校的設置安排，卻可以對人產生重大的影響，「有時真的很無奈。」

文中李慧、白雅、宋希、高麗、王琴均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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