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國．愛國．殉國：溥儀與木蘭，還有八佰護旗手

意大利名導貝托魯奇（Bernardo Bertolucci）的經典電影《末代皇帝》（The Last Emperor）最近隨著香港戲院復業而重新上映高清修復版，其實已不記得初看此片是哪一年，但無可否認，時間證明了尊龍（John Lone）神采從不褪色，亦叫觀眾置身今日這個愁城坐困的時勢裏，再一次感受到廢帝溥儀是如何從奼紫嫣紅的權力顛峰墜落凡間，被朝代更迭連番踐踏的坎坷一生。

三歲登基，以稚氣見證皇城崩毀前的夕陽豔色，捨得剪下辮子，接受西化教育，但始終放不下一朝帝王的身段，戀棧權力，撲向形如紙屏風的偽滿洲國，咬著牙成為日本軍閥的傀儡，然而，時局不如所願，電影鏡頭一轉，華衣美服不再，卻是囚禁在勞改營的十年屈辱和辛酸。溥儀一生命途多舛，從末代皇帝淪為飽歷批鬥與思想改造的中國公民，前朝的富麗堂皇、萬人膜拜，正對照了新時代的寒窘日子，天堂與地獄，想來都帶著貝托魯奇遙看東方亡國之君的西方悲劇視點。再看一次這部經典電影，卻讓我猛然記起一件許多年前的往事，當時人在中國，穿州過省，機緣巧合來到北京一個小型美術館，無所事事看了某個關於溥儀的展覽，結果大感震撼。翻看近代中國歷史課本，以至《末代皇帝》所梳理的故事脈絡，對溥儀的記載，都是一半關於他在紫禁城的最後時光，另一半是他在清代覆亡後的經歷。但在中國，對溥儀一生功過的描述完全不是同一回事。他被放逐，他盼待帝制復辟，光復大清江山，但這些事情，都在中國視點之下被重新編纂和修剪成另一個版本，一個講述溥儀被偉大社會主義救贖和解放，為他破地獄，讓他重獲新生的版本。兩個多小時的見聞讓我眼界大開，感覺就像看了一部中國版的《發條橙》。

誠然，史詩式的西方經典《末代皇帝》沒有將整個故事說完，故事的後半部分，或某程度上落在李翰祥同期執導的《火龍》。《火龍》故事極短，跳過了溥儀大部分的動盪人生，只集中描述他離開勞改營、最後十年的光景。生於帝王家，終成一介布衣平民，他就在新政府的「再教育」下成為一個洗心革面、思想健康正直的老實人，但《火龍》跟美術館裏那個溥儀官方展覽的政治立場是陽奉陰違的，由梁家輝飾演的溥儀，是個教育失敗的例子，不識人情世故，嚴重缺乏自理能力，他的下半輩子都是個笑話，而等待著他的，偏偏是比他更愚蠢、更無見識，抄家抄到溥儀家裏卻連「愛新覺羅」姓氏都未聽過的少年紅衛兵。李翰祥顯然借用了溥儀出獄、再婚、回歸社會的「重生」際遇，以不違反政治論調為前提，實則表達了對文革時期各種光怪陸離的調侃。

無論是《末代皇帝》或是《火龍》，電影中的溥儀仍然一生懵懂單純，有著不（敢）說穿的抑鬱。或者，溥儀的真正坎坷之處，是他曾經擁有一切，但最終一無所有，只能成為別人所撿拾和爭逐的論述。他在《末代皇帝》是西方導演眼中的悲劇，在《火龍》又是香港導演遙看中國的一齣政治荒誕劇。他是歷史的轉捩點，他的國家被不同人瓜分，而關於他的生平事蹟，亦早已注定在不同人的想像中凌亂曖昧，成為別人的一齣戲。

溥儀一生被政治操弄，而關於他的電影，本身也逃不出豐富複雜的政治計算。貝托魯奇的《末代皇帝》不但包含著一種西方視點對中國歷史的解讀、騎劫、或再創造 —— 電影暗示了溥儀對新世界的一切美好想像，都是來自他的外籍老師莊士敦，西方國家的文明啟蒙及教化，以高高在上的姿態俯瞰著改朝換代的中國亂世、不守信用的日本政府。但有趣的是，這部自抬身價的西方電影，同時亦是當年中國用來討好西方國家的素材。《末代皇帝》當年橫掃奧斯卡金像獎，贏盡一時，甚至成為了西方國家的東方奇觀，最主要原因，是貝托魯奇用上豔麗的電影畫面，對皇宮奢華荒唐生活的描繪，都滿足了那些不曾踏足中國而又獵奇心盛的西方觀眾，這其實很大部分受惠於中國政府對《末代皇帝》的友善合作態度。《末代皇帝》是中國政府首次與西方電影公司合作，亦是第一部開放讓劇組進入紫禁城內部實景拍攝的西方電影。電影背後，從來都是政治，中國政府於 80 年代立場明確，為了爭取國際地位，他們願意擺出開放的姿態，滿足西方獵奇之餘，亦想換取西方國家的好感。

政治計算，創造了《末代皇帝》於西方影史上的空前成功，然而，事過境遷三十年，主客易位，外資想流入中國營商，再看今日美國迪士尼影業《花木蘭》的荒腔走板焦頭爛額，正印證著中國與西方國家的關係變遷。

《花木蘭》上映前，因為女主角劉亦菲的「撐警」言論鬧得滿城風雨，被香港觀眾揚言杯葛，其後亦因為電影片尾感謝新疆「再教育營」再度備受批評，尚未公映已換來一片噓聲。有部分觀眾認為，電影就是電影，談電影不應該談政治，但這句話本身就錯得天真。迪士尼重金投資《花木蘭》，擺明車馬是西方企業為討好中國市場而開拍，真人版電影比起原版動畫，更強化了兩大主題，第一是迎合國際社會趨勢，標榜女性自強，第二，是擁抱（西方眼中的）中國傳統思想及政治倫理 —— 就像當年《末代皇帝》中國有意討好西方電影市場的獵奇心一樣，但結果，中國市場不受落，電影更創下迪士尼有史以來最差評價。除了因為情節平淡、轉折生硬，更重要的原因，其實都是政治。電影背後，從來都是政治。全員流利英語（配音）的東方人面孔，或許是種西方國家一廂情願的親近，以換來中國觀眾的好感，但對於歷史與文化流於表面的解讀，甚至不惜畫出腸，跟外國人將漢字紋在身上的行為一樣，電影亦將「忠、勇、真、孝」這些信條直直白白刻在花木蘭的家傳寶劍之上，這反而被中國觀眾視為恥辱。事實上，同期中國電影市場出現大量「翻版」《花木蘭》電影，比起迪士尼的「原裝」粗製濫造得多，同樣販賣廉價的愛國情懷，純粹炒作話題，可能仍能回本有賺，偏偏外人重金打造的版本就是不行。時移世易，再不是貝托魯奇走入中國拍《末代皇帝》獲得厚待的時代，在今日中美關係嚴峻之下，《花木蘭》的慘敗，標誌著行之多年的東方消費主義徹底粉碎，迪士尼這種刻意、卻片面的迎合，完全是拍錯馬屁的撞牆之舉。

電影背後，從來都是政治。同期在中國上映，由管虎執導的《八佰》，卻示範了一種逆向操作的大中華愛國意識形態。《八佰》本身改編自 1937 年國民革命軍著名的上海四行倉庫守衛戰，當年僅憑八百死士（實為四百）四日四夜奮戰日軍，從戰役而言，是雖敗猶榮，鼓動人心。但從政治而言、從電影而言，國軍傳奇一役，毫無疑問是旗幟鮮明的中國政治禁片。電影本身背負著「美化」國軍、扭曲歷史的政治指控，曾於去年一再撤檔，卻又終獲放行，更創下票房佳績。置身動輒過億的中國電影市場，禁片或已被視為行銷策略之一，要是不禁一禁，就沒話題，而問題是如何將愛國意識形態移花接木，獲得後續的解禁和票房奇蹟。

有別於中國近年陳腔濫調、流於愛國主義自我膨脹（而帶有反效果）的抗日神劇，《八佰》出類拔萃之一，是非英雄，守在倉庫裏的一群主角，都不是勇武當頭的精銳雄師，卻全是膽怯、軟弱、貪生怕死的國軍棄卒。其二，是非勝仗，七十萬國軍兵敗如山倒，僅剩數百殘兵死守，沒有反敗為勝的奇蹟，亦沒有「戰狼」般以一敵百將手刃日寇的荒唐情節。電影要的正是敗中取義，褒中帶貶，在最黑暗的時勢，經營最微小的光芒。故事的最高潮，就是本來一盤散沙的國軍棄卒，於絕望之中激發起殉國的風骨，以血肉之軀誓死護旗 —— 而又諷刺地整部電影從來沒有那一面旗的特寫。愛國意識形態移花接木的關鍵，就是《八佰》電影海報上的一角紅旗。不見青天白日，只有半截滿地紅的旗，說明了中國的政治審查機制是多麼曖昧。就是硬生生的欲蓋彌彰，不能說、不能露，不能讓十四億人民看到這部票房過廿億的抗日神劇裏，國軍拿著的是一支怎樣的國旗。

國軍的負隅頑抗，隨著《八佰》的逆向操作變奏成一段愛國護旗手的輓歌，「美化」國軍的禁片指控，則昇華成一個以中華民族、中國人為前提，捐軀報國的悲壯一役。而且，寫實之中，電影還帶一點魔幻感的詩興，特意加了幾段經典京劇。這一邊生死旦夕，守兵無路可逃，近在咫尺的租界區，卻有戲子在台上唱起《走麥城》，以關羽的窮途末路、英雄氣短，呼應著一敗塗地的淞滬會戰。決戰前夕，倉庫裏則有人以皮影戲演了一幕《長阪坡》，提振士氣，正好小湖北亦夢到死去的兄長端午，身騎白馬，化身趙雲，單槍匹馬殺入曹營（日軍）。姜武飾演的老鐵，最後在倉庫天台揮刀起舞，唱起《定軍山》，以黃忠視死如歸的豪情，「漢室中興」的大義，呼應死守倉庫的國軍。引《三國演義》為典的戲曲文本，加上國民革命軍政治色彩的模糊處理，便轉換了四行倉庫守衛戰的象徵意義，將八百死士重塑為可歌可泣的中華民族英雄。

按電影最後解讀，八百壯士死守四行倉庫，純粹是做給「觀眾」看的一場戲。遠者，是為蔣介石於布魯塞爾會談爭取西方國家同情，近者，是以近到無法視而不見的鮮血，喚醒另一端租界區內依舊沉溺於歌舞昇平、自覺安逸的中國人。為團結人民，激發同仇敵愾的愛國心，儘管輸硬，就算輸，但是都要硬、要爭氣，做一場轟轟烈烈的好戲。時至今日，八百壯士借電影還魂，其「作用」與當年不謀而合，暗藏著以死傷枕藉的殉國者悲歌，喚醒上世紀國共傷痕記憶，維繫兩岸愛國情懷。與討好不成反惹禍的《花木蘭》相映成趣，《八佰》不僅擦邊球打得出色，政治上的踩線操作，亦正好呼應了今日中共與台灣國民黨關係曖昧，像海報上那半截紅旗一樣不能說、不能露的政治現實。其實它不在乎被禁，甚至非要被禁不可，這才能夠以失禁的亢奮換來更高層次的愛國高潮。

而在《八佰》的尾聲，黃曉明飾演的特派員悄悄來見死守倉庫的指揮官謝晉元，為蔣介石傳話，勸其撤退。布魯塞爾會談失敗，死守下去再沒有價值。簡而言之，政治家眼中，為尊嚴而戰、為旗而死的他們，跟租界區唱京劇取悅外國人的戲子沒有分別，但他們的戲已經做完了，人走茶涼，只留下一句：「戰爭，背後都是政治。」

電影背後，又何嘗不是政治。從末代皇帝溥儀到八百壯士，當然還有身世一直被搬弄的花木蘭，無論是帝王家、女兒身，還是國難當前的販夫走卒，同樣都帶著政治任務，成為一場戲，一群被美化、被轉借及嫁接的歷史人物。當然，觀眾的歷史記憶並不一樣，正如電影放在香港（不日上映），就是另一回事。四行倉庫最慘烈、最讓租界區冷漠自私的「順民」痛心一幕，莫過於死士們一個緊接一個，抱著炸藥，高喊名字，然後從高樓跳下自殺。租界區的中國人動容，是因為血濃於水，但這一幕讓我動容，是因為它有著別的象徵意義，無論如何都無法不聯想到去年發生在中大、理大的圍城之夜。我們都會確鑿記住，他們不是為了做一場戲。「歷史會記住今天」，電影收筆的這句話，一直在我腦海裏打轉。

但用這個說法，為免電影錯誤喚醒另一段歷史記憶，《八佰》可能無法落戶香港。因為日前連小規模放映的紀錄片《理大圍城》都受到諸多阻撓，到放映前一刻才突然被評為三級片，而且要求片商必須加入「可能會構成刑事罪行」和「可能未獲證實或有誤導成份」等警告字句。若然《花木蘭》讓你振振有詞，認為電影就是電影，談電影不應該談政治，其實你尚未理解中國政治審查機制的曖昧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