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文件出土：日本政府為何決定在六四後「溫情地注視」中國？

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後，西方各國與民間社會同聲譴責，並採取了包括武器禁運、凍結官方訪問、延後或凍結資金、技術支援等制裁措施，除了聲援廣場學運，並要求中國政府公平審判抗爭者，同時延長在國內中國留學生、移民的簽證。在當年，日本卻被認為是唯一拒絕採取行動、並迅速恢復對中關係的國家，被各國輿論批判為「唯利是圖」、「趁火打劫」。

在過去，這些關於日本政府於六四後選擇偏向中方的指控，多半只能由外交官的回憶錄、學者的研究得到旁證。但在近日，日本時事通信社記者城山英巳製作的系列解密調查報導，讓這段歷史的直接證據重見天日。城山英巳在接受端傳媒獨家專訪時回憶，「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在電視上看了六四事件，此後一直關注中國問題。」

89年後，城山英巳以駐北京記者身分，採訪許多六四事件的親歷者，前後長達10年。去年是六四三十週年，一般而言，日本外交檔案都將於編制30年後解密，城山英巳因此向政府申請了信息公開，「但沒有被允許，今年才解除機密性指定」，城山英巳說，外務省經內部討論後，方於今年7月31日公布了相關文件。他便著手開始研究，於近日推出系列報導。

根據系列報導指出，解密提供的天安門事件外交檔案共有九冊，共計3123頁。該份檔案顯示，在天安門事件後，日本官方反對西方各國的對中制裁，記載著日本對中國應該「盡量有耐心、持續以溫情注視」。「我不認為這是100％公開的，而是漆成黑色（指政府仍有所隱瞞），但是當時日本政府和外務省進行了對六四以後中國政策怎麼討論，以及專門從事中國工作的中國通外交官對中國有什麼樣的認識，我認為已經很清楚了，」城山英巳說。

報導當中指出，雖然眾所皆知，當時在西方各國強化對中制裁之下，日本政府率先重啟了對中的政府開發援助（ODA），但清楚載明當時詳細外交方針的檔案，「仍是首次公開。」報導並披露了1989年六月的急風密雨中，日本政府對學運、對中國的態度。

「西方各國一致批判中國，將導致中國走向孤立，並非上策」

在六四當天，東京外務省就在文書上寫下「就算我國批判中國，效果也有限」。而在聚焦於對中制裁的同年7月法國G7會議上，日本外交也以「不應讓中國孤立」為優先。

9日，駐北京日本大使館給外務大臣的特急電報中，主張「各國對中施壓」將會「導致反效果，有導致中國的對外態度越趨僵化的風險」、「中國可能會煽動一般民眾的排外思想」。

22日，極機密文件〈我國今後的對中政策〉中寫著，比起「我國（指日本）固有之價值觀（民主人權）」，更應重視「長遠大局」，支持中國的改革開放。接著則是「在對應本次事態時，應盡量大事化小」，「西方各國一致批判中國，將導致中國走向孤立，並非上策」。

26日，前往華盛頓的三塚博外務大臣，與美國國務卿James Addison Baker會談時，一份名為〈中國情勢―日美外相會談大臣發言大綱〉之極機密文件之內容包括：「我們應該避免過度反應或感情用事」、「保持耐性」、「以溫情的目光」注視中國情勢的變動。

21日，外務省延後對中援助等事項的極機密文件中指出「若將人道、人權問題與我國對中經濟合作之基本政策掛鉤，從長期的對中關係來看是過度反應」，明示不會將ODA（政府開發援助）與人權問題掛鉤。

這批歷史文件的出土，引發日本輿論相當關注，截至22日晚間為止，相關報導的推特已經有超過三千多次轉發，以同類型新聞而言，可說是廣受注目。

日本政壇率先對此提出批評的，是在1989年便率先批評中國共產黨的日本共產黨。黨魁志位和夫在推特上表示，「看完〈天安門事件外交文書〉，對譴責過天安門前喋血鎮壓的日本共產黨來說，自民黨利用六四這個事件猛烈打壓（日本）國內共產黨，目睹了六四鎮壓，卻對反民主的中國實行『懷柔對待』，對於這個自民黨政府，我感到義憤填膺。」

一次突破「海苔便當」的嘗試

對於資訊公開風氣仍屬保守的日本來說，時事通信社這一次的動作，除了將這段塵封已久的歷史公諸於世，也具有相當公共意義。日本雖在2001年通過了《政府資訊公開法》（行政機関の保有する情報の公開に関する法律），但其後政府資訊公開的情況經常受到批判。例如雖然決定「部分公開」，但在文件上大規模的塗黑，被俗稱為「海苔便當」。

以積極申請政府資訊公開著名，並著有「作為武器的資訊公開」一書的每日新聞記者日下部聰，在2013年披露了「海苔便當」的實際情形，雖然在媒體業界早已習以為常，但在不熟悉政府資訊公開的讀者間引起了廣泛迴響。日下部的報導手法，是以看似無關而瑣碎的政府資訊，例如政治人物所報支的旅費、社交費、公務車使用記錄等資訊，挖掘出政界的弊端。

但日下部就自身留學英國時的研究指出，英國並非資訊公開大國，但比較以政府資訊公開為基礎的新聞報導則數，日本僅達英國的五分之一。而一家媒體取得檔案後，其他家媒體也頂多是轉載報導，並沒有競相深入追蹤的文化。因此就媒體而言，申請資訊公開確實成為取得報導題材的手段之一，但並未普及。

近來最知名的案例，就是在2016-17年間的「南蘇丹日誌事件」。當時獨立記者布施祐仁基於相關文件、外電報導內容，懷疑日本自衛隊在參與南蘇丹維和任務時，曾發生過戰鬥，但日本政府否認，故申請公開自衛隊在該年度七月參與南蘇丹維和任務期間的日誌。防衛省則回答，「相關日誌已全數銷毀」。

為何在這麼短的期間內，日誌就被銷毀？這成為了國會質詢的焦點，最後從防衛省內部泄露出了日誌內容，證實日本政府為了避免輿論反彈，隱瞞了維和任務期間發生過的戰鬥，當時的防衛大臣稻田朋美因此引咎下台。

因此，在中國與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關係日益緊張的此刻，公布了當年六四時期日本政府「友中」的祕密檔案，相當程度亦引起日本與國際社會注目。

「中國內政問題」、「弱勢中國將強硬排外」

時序回到1989年，日本當時反對國際對中制裁的原因究竟是什麼？根據報導解密，日本政府於六四當天的文件〈我國對中國情勢之立場（主要面對西方）〉中，雖然針對武裝鎮壓導致的死傷表示「就人道觀點無法認同」，但「這是中國內政問題，中國與我國的政治社會體制與價值觀不同，因此我國即便批判中國，效果也有限」。

就在隔月的G7會議上，日本以外的六國可能就加強對中制裁達成共識。該文件對此則記載：「若建立了一致批判中國的印象，可能會逼迫中國走向孤立，就長遠大局而言並非上策」，「因此日本反對各國共同採取對中制裁」，與歐美各國劃清界線。

在後來的G7高峰會上，日本確實試圖在「嚴厲譴責六四、即將採取制裁的西方諸國」與「峻拒外國干涉內政的中國」之間扮演和事佬。在高峰會上，日本外交官公開力陳「制裁只會讓中國陷入孤立，更加危險」，這確實也與今日出土的解密文件中日本官方的態度和內在邏輯是一致的。

雖然在相關解密文件中可以見到，外務省也曾有疑慮：「雖然就人權觀而言，我國與歐美諸國的傳統、風土並不相同，但若過度強調差異，恐怕可能招致『日本這樣也算西方的一員嗎？』的質疑」，但經過討論後，外務省仍在6月21日決定：「堅決反對在人權相關決議上提及中國」。

高峰會期間，擔任日本首相的宇野宗佑，7月6日對外務事務次官（相當於外交部事務次長）指示：「中國是非常重視用語與面子的國家，若不慎可能導致反效果。因此在擬稿時，要婉轉表達出歐美與日本之不同。」在此一方針確定後，日本雖被美國高層官員在7月8日嚴厲批評「美國國會認為日本是『經濟優先於人道的趁火打劫之國』」，仍然依循上述方針。

為什麼日本政府對中國如此小心翼翼？本次系列報導中出土的、7月11日〈總理對中國問題之發言草稿〉中，可以得到解惑：「必須留意的是，現在的中國是『弱勢中國』。在歷史上當中國處於弱勢時，經常會採取強硬排外的姿態」「我國非常清楚，一個排外的中國，將有害於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定」。

同一日，在三塚博外務大臣的發言稿中，則引用了新加坡李光耀首相在會前的談話：「比起憤怒躁動的中國，應該要讓中國成為和平的鄰國」。準備以「亞洲立場」來說服歐美各國。最後，在7月15日發表的〈中國宣言〉中，加入了日本所要求的「避免中國孤立」文句。

與此幾乎同時，宇野首相也指示駐北京的中島敏次郎大使，在同月18日會見中國外務次官。次官表達了對峰會的「高度不滿」，但也提到了「日本較其他西方國家採取了更審慎的態度」。中國政府於是決定將日本作為擺脫國際孤立的「突破口」，日本亦配合演出。1991年8月，日本海部俊樹首相訪中，成為天安門後首次訪中的西方國家元首，1992年10月天皇也訪問中國。

早在此前，當年中國駐日大使楊振亞的回憶錄就已指出，在1989七月於北京召開的大使會議中，中方就決定將日本作為解除國際制裁的突破口，並展開對日本政界與產業界的積極接觸。在雙方的默契之下，海部首相在八月就重啟先前凍結的對中援助，中日友好議員聯盟也在九月訪中，會見鄧小平、江澤民，成為六四後首批訪中的西方陣營政要，產業界也接著相繼組團訪中。

與此同時，美國也在檯面下，推動日本持續朝北京方面靠近。城山英巳表示，根據解密文件指出，1989年6月26日，當時的日本外務大臣三塚博訪問了美國，會見了美國總統布希（中：布什、港：布殊）與國務卿貝克。行前，外務省為日美外長會議準備的一份機密文件指出，日本將「長期溫情地注視中國」，不但反對世界各國聯合制裁中國，甚至想進一步說服美方不要讓孤立中國。

外務省的分析與決策，對當時的日本政府有很大的影響力。城山英巳分析，抗爭開始時的日本首相竹下登因弊案下台，而繼任日本首相的宇野宗佑，則在六四事件爆發前夕的6月3日才剛剛上任。

「宇野由於女性醜聞在兩個月內辭職，首相由海部俊樹繼任。 宇野和海部政府都受到前首相竹下的極大影響，依循竹下的友中路線進行對中外交。 當時，日本外務省的中國通外交官和竹下保持密切聯繫，與竹下一同推動友中外交，外務省主導了決策，宇野和三塚也信任外務省的判斷。」城山英巳如此解讀當年的政局。

最後，歷史亦大致如日、中、美的所設定外交劇本進行。在日本率先行動之下，各種制裁在90-91年間相繼解除，與各國間也恢復了高層互訪，中國就此持續全球資本主義接軌，走上了經濟發展的道路。此後三十年，中國的高速經濟發展，當年日本以外務省為主的政府決定，可謂是相當關鍵的協助。

日本駐中大使館眼中六四運動：被解放的力量

在1989年春天，於天安門廣場上高漲的民主化運動，在對中外交第一線的日本外交官，對東京的外務省報告：「民主化將是未來潮流」，期待運動將成為改變一黨獨裁體制的力量。並建言之後的對中政策，不應只看中國政府，也必須「重視要求民主化的公民社會。」

當時日本的駐中外交官對中國的理解與分析，可以分為「被解放的力量」、「支持或協助中國將招致反感」等主要數點，大使館同時也向日本國內匯報，類似的學運恐怕有「再次爆發的危險」。日本大使館在學運期間中，由館員交互輪班，持續在天安門現場觀察與收集情報，於5月18日向外務大臣提出一份名為〈5.17 抗爭 本館觀察〉的報告書。

根據報導引述的當年〈報告書〉指出，大使館認為：「無庸置疑，共產黨領導層的權威已經大幅動搖。無數的學生、公民自由地佔據天安門廣場，高喊『民主自由』，這樣的親身體驗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站在黨政領導層的立場而言，可以想見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都必須苦心控制這股力量，努力不令其被轉化為中國自由化、民主化與政治改革的壓力。」

但隨著中國共產黨領導層在5月20日頒布了戒嚴令，日本大使館也同時在當天取得了內部情報，獲悉中共已經決定將同情學生的趙紫陽總書記「解任」，並驅離抗爭學生。同月27日的情報來源則指出，上述決定的背景為政府內部的權力鬥爭，「最後趙紫陽敗給了鄧小平」。

日本大使館因此在5月31日，撰寫了題為〈學生運動與趙紫陽的失勢〉的報告書。在今後日本對中外交上，面對「在一部分的國民已經明顯對其表達反感的中國政府」，這是「戰後日中關係上從未有過的情勢」。大使館進而分析：「比較極端地來說，（日本政府）表態支持、協助現在的中國政府，將會招致部分中國國民的反感」，因此建議日本政府也充分考量民主派公民、學生的立場，「中國民主化將是未來潮流」。

在解放軍於6月4日進行武力鎮壓後，大使館在6月14日指出「恐怕是引發了規模超乎了黨高層所預測的重大流血慘劇」。而對於後續，大使館則報告：「以武力強硬壓制下來的學生、公民力量，即便一時平息，恐怕在從戒嚴令到武力鎮壓一連串的過程中，反而讓這股力量更加強大。這股力量在未來隨時都有再次爆發的危險性，因此恐怕（中國政府）以『力』支配的局勢，會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

另一方面，外務省在6月28日的極機密文件中指出：「以目前而言，高估中國國內要求民主化的力量，是錯誤的。以農民為中心的中國人，大部分並不在意政治自由。」在第一線目睹了中國劇變的外交官，以及以避免中國在國際上被孤立為目標，冷靜分析的東京外務省官員，雙方對中國的理解，顯然有著非常大的落差。

四種「日本駐中外交官」

這樣的落差，何以致之？而親自翻閱過所有文件的城山英巳，則綜合文件所述與自己的採訪經驗，將當時日本外務省的「中國通」外交官分為四類：

第一類，是1945年日本戰敗和1972年日中建交之間成為外交官的人，他們對對戰爭有強烈的贖罪感，並對中國懷有強烈的同情。第二類外交官在改革開放的1980年代開始成為外交官，在親日的胡耀邦和趙紫陽的領導下，這些外交官相信，中國與日本合作走向自由化，能夠增進國家利益。

第三類外交官則經歷過六四事件，因為不確定中國未來究竟會走向民主化或反日，對共產黨的制度產生了懷疑。第四類外交官則是六四以後成為外交官的菁英，對戰爭的「贖罪感」已經減弱，不但勇於提出中國的人權問題，也對日本將如何面對中國崛起，有更深入的思考。

城山英巳分析，外務省當中對六四做出政策決策的高階主管，仍屬於第一類，但真正在北京現場的外交官屬於第二類，兩方對中國的認識存在差異。城山英巳也認為， 「第一類外交官」由於還經歷了文化大革命，才會有「如果國際上過度將中國孤立，中國將成為排外主義」的分析。

「實際上，曾經派駐北京的美國總統布希立即派出高級官員秘密訪問北京，與鄧小平會面。當包括日本在內的西方國家禁止與中國進行高層接觸時，美國政府試圖與中國建立聯繫。布希本人不願意對中國實施強力制裁。在7月份在法國舉行的西方七國峰會上，日美兩國領導人就共同發表聲明中，必須言明不孤立中國一事，具有共識。美方也與秉持自身外交路線的日本聯手，以避免孤立中國」

「六四事件發生時，駐日本的日本外交官在1980年代政治體制改革的勢頭下遇到了學生的民主化運動，並期望中國將為變革提供動力。現在，在習近平控制言論和對人權的壓迫中，沒有辦法指望日本外務省實現中國民主化，但是，他們（指日本外交官們）一直密切關注中國社會如何影響政治，毫無疑問，他們對改良派知識分子的言論和行動感興趣，也重視香港和維吾爾的的人權情況。」翻閱完日本政府六四事件史料的城山英巳，如此總結當今日本外交官對中國人權問題的決策趨勢。

這場為期一年的申請資料與採訪工作，讓日本政府關於六四事見的史料意外於此時重見天日，值此中美脫鉤、「新冷戰」之說正熾的局面下，讓不少讀者產生了以古寓今的聯想。城山英巳本人更在報導結尾直指：「日本及世界各國，（在1989年時）受到中國巨大市場的吸引，對人權等問題妥協，採取了接觸政策，其結果就是巨大的資金流入中國，反而讓獨裁政權進一步壯大。我們不能忘記歷史的這一面。」

（實習記者小島芝竹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