靠近醫院，雙腿就止不住顫抖：中國醫護疫情後心理受創調查

防護服漏了，病毒爬進身體……曹月（化名）從噩夢中驚醒，一身冷汗。儘管距疫情爆發已過去半年，失眠、噩夢仍舊困擾著這個20出頭的武漢護士。另一位護士的夢裏則經常出現病人插管的畫面，因為感染了這個被命名為 Covid-19 的病毒，可以令重症病人猶如溺水般呼吸困難。一名醫生只要靠近醫院，雙腿就止不住地顫抖。另一名年輕醫生則在離開武漢幾個月後，難以走出創傷，選擇了自殺。

Covid-19疫情在中國前線醫護中導致的創傷後壓力症候群（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下稱「PTSD」）正在逐漸浮現。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教授潘明志（化名）透露，在一份不被允許公開的研究報告中，15%的前線醫護在疫情高峰後約6個月出現了PTSD，而在SARS後，這一比例為10%（編註：系SARS三年後調查數據）。潘的團隊從3月初進駐武漢，對近千名醫護做心理輔導與調查，至今已追蹤回訪三次。

這是一種不能攤在陽光下討論的痛苦。一位不願具名的中科院人士向端傳媒證實，因疫情太「敏感」，科研人員不管發表論文還是接受傳媒採訪，都要經過審批，不能擅自公開數據。

不過，早在2月就不斷有中國醫護在學術期刊發表相關論文。其中最早的調查時間是1月28日，即武漢封城之後5天，最晚為2月底，受訪者包括武漢、湖北其他地區、湖南、廣東、江蘇、上海及全國31省的醫護人員，最大調查規模為4369人。在武漢疫情發展的第一階段，即最高峰期，這些論文為外界留下了珍貴的資料。

端傳媒翻閱十多篇關注中國前線醫護在疫情中心理狀態的學術論文，並採訪十多位心理學家、精神科醫生、社工等，試圖還原過去半年，中國前線醫護遭遇的、不被鼓勵訴說的心理創傷。

「那種絕望感就像在地獄裏」

「那種絕望感就像在地獄裏。」武漢市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童俊這樣形容1月到3月的武漢，醫療資源耗竭，醫護人員與床位、防護物資都極度缺乏。「看著病人死，沒有辦法，這種打擊是巨大的。」童俊是少數同時持有精神科醫師與心理諮詢師雙重資格的資深醫生，曾到美國加州退伍軍人照護中心做戰後心理創傷的進修，在疫情期間一直留守武漢。她所在的精神衛生中心主治精神疾病，但因為病床嚴重不足，就連這間醫院的ICU都被改建成了負壓隔離病房。和幾乎所有武漢醫生一樣，她接到無數親戚朋友的電話，拜託她幫忙找一個床位，但她毫無辦法。急診室門口，等不到床位而死去的人裏，也有她醫護同事的親人。

武漢醫生蔡小偉（化名）記得，1月，做肺部CT的病人幾乎每天都翻一番，「像股票一樣」。他所在的醫院是接收Covid-19患者的定點醫院之一。

因封城導致食物補給不足，那幾個月，蔡小偉把一輩子要吃的方便麵都吃完了，沒時間拿熱水泡開，就直接干啃。同事們最喜歡他進隔離病房時帶的一大堆咖啡，可以讓人工作更久，不會倒下，特別是穿上防護服後至少8小時喝不了任何東西。

一篇發表於早期的針對醫護心理狀態的論文指出：54.2%的醫護感到焦慮，58%感到抑鬱，而高水平焦慮的比例達到55.1%，高過SARS的39.3%。另一份始於1月29日的調查觸及到來自34間醫院的1256名醫護人員，其中20間醫院在武漢。結果顯示，除了焦慮與抑鬱之外，還有71.5%的醫護捲入悲痛之中，34%的人無法入睡。

武漢市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童俊認為，這些焦慮、抑鬱、悲痛與防護物資的缺乏有重大關聯。在武漢中南醫院的調查中，高達60.8%的前線醫護不能獲得足夠的防護物資，包括口罩、面罩、防護服、護目鏡和帽子。相比之下，只有4.9%的醫護認為防護足夠。而超過六成的醫護需要接觸確診或疑似的感染者，面臨極大的感染風險。交叉分析數據顯示，越沒有防護的醫護，越容易感到焦慮和抑鬱。其中，完全沒有防護物資的醫護，焦慮程度為58.2%，約為防護足夠醫護的一倍。

除此之外，中科院教授潘明志觀察到，在醫護中最普遍的情緒，還有憤怒。

「疫情雖然是由病毒引起，但（心理）早期的反應好多都跟人為管理不到位關聯比較大，前線醫護會有一些憤怒。」潘明志說，「重大公共衛生事件不像自然災害，不像地震那種不可抗力，人為的因素是很多的。」

一位名叫張嬿婉的武漢協和醫院隔離病房護士，於1月25日在微信朋友圈實名舉報護理部主任，指隔離區的護士在物資如此匱乏下還要三班倒，「至少每天要在那裏呆上8小時，不能吃不能喝不能上廁所」，而護理部主任卻要求護士在未經培訓的情況下完成核酸檢測的咽拭子採集。

她隨文附上一張護士頭戴黃色垃圾袋充當防護服的照片，並寫道：「我不是借理由想逃避這場戰爭，我願意當一個戰士，並且一直努力站在最前面。但我希望做一個身上有防彈衣、槍裏有子彈的戰士！做一個不被當做人肉擋板的戰士！」發出舉報後，她表示不會再從事護士行業，「我要為自己而活。」和許多被送上前線的護士一樣，張嬿婉也是一位年輕的母親。

醫生蔡小偉告訴端傳媒，同樣因防護物資不足而辭職的還有另一間醫院的護士長。她已徹底離開醫護行業。

半年後的7月29日，武漢協和醫院有護士自殺墜樓，其同事向端傳媒證實，死者就是張嬿婉，原因不明（編註：據張嬿婉同事介紹，張此前的辭職未被批准，原因未知）。

武漢市防疫指揮部、醫院高層亦出現朝令夕改的情況——前一天勒令趕快改隔離病房，後一天又說不要了的情況。武漢金銀潭醫院一位醫生告訴端傳媒，曾有醫生想為全院近700名醫護做肺部CT排查，發現包括副院長之內的多人疑似感染後，即被院領導叫停。領導認為其傳播恐懼，再這樣查下去，就沒有可以用的人了。

「不把我們當人。」蔡小偉至今感到憤怒，「很多人的這種心理問題，就是被欺負的、被氣的。用完你了就完了，卸磨殺驢、過河拆橋。」

潘明志觀察到，這種憤怒情緒在武漢前線醫護中普遍存在。「有的醫院領導不太重視，說你們不應該搞那麼多。要穩定壓倒一切，有很多管理問題。」

美籍華裔哀傷諮詢師劉新憲曾為武漢前線社工提供心理輔導，他提出，憤怒不一定是不好的。「一種是正義的憤怒，確實看到了社會的不公，而為此感到憤怒。」這就是所謂「義憤填膺」。「它是讓一個人的生命和社會前進的動力。」但是，如果長期壓抑憤怒，看不到改變的可能，那即使是義憤，也會給人的生活帶來負面的影響，轉化為焦慮，乃至抑鬱。

而數據未能呈現的，還有對死亡的恐懼。

目睹大量病人死亡、同行感染，給前線醫護帶來巨大衝擊。蔡小偉回憶：「最開始，我們急診室每天（產生）的屍體拖2個小時都拖不完，到最後，12個小時都拖不完。」

「嚇的。」他說，「不是怕苦怕累，是怕死，怕殘廢。」

一直身處武漢的蕭芳芳（化名）是一位社工，為十幾名前線醫護提供過心理支援。她說，醫護人員由於長期的理性訓練，尤其是急診科、ICU的醫護，比普通人抗壓能力更強。但是，武漢的情況仍然使不少醫護感到真實的恐懼。她曾接觸一位急診科的護士，「怕死，然後就開始各種東西都吃，進病房之前，保健品、營養品吃一大堆。」

即使在最恐怖的前三週過去後，援鄂醫療隊已進入武漢，這種情緒仍在蔓延。北京安定醫院精神科副主任醫師沙莎是國家層面應急小組專家組成員，在2月20日進入武漢，是第一批到達武漢的心理學專家。她說，當時北京隊的防護幾乎是最好的，但仍然會恐懼被感染，因為眼見的死亡率太高。「你也不知道這個疾病是什麼程度，我們醫療隊進入的第一週，基本上是來一個患者就過世一個。」

勞累導致的同行死亡也打擊醫護士氣。2月28日，廣西醫療隊的護士梁小霞在武漢協和醫院工作時昏迷，沙莎所在的北京醫療隊對梁小霞進行了搶救，但梁小霞仍然昏迷不醒，直到90天後，在廣西去世。此事對護士的衝擊非常大。

「死亡離你特別近，你的戰友又倒下了。那是不一樣的。」沙莎說。

據中國醫療新媒體平台「丁香醫生」不完全統計，已有至少3387名中國醫護感染Covid-19，加上超時工作引發的過勞等原因，至少61名醫護在工作前線去世。有醫護向記者透露，僅武漢協和醫院就有超過130名醫護感染，而至今仍有過半數人未拿到因公感染的補助賠償。

斯坦福大學精神病與行為科學臨床副教授童慧琦曾越洋為武漢多家醫院的醫護做心理輔導：「我們需要意識到醫護人員也是脆弱的，他們的生命也是寶貴的，他們也會恐懼。」

而恐懼，不過是前線醫護經歷創傷的第一步。

被動搖的職業信念：「覺得無論做什麼也救不活病人」

進入3月，醫護人員從早期的焦慮、恐懼逐漸轉化為同情疲勞、麻木、職業倦怠乃至職業信念動搖。

醫護人員以救死扶傷為職業信念，卻要目睹他人死亡，束手無策，這種打擊是巨大的。蕭芳芳很早就留意到網上有醫護嚎啕大哭的視頻，她發現剛開始醫護是很崩潰的，但後來，醫護人員會主動選擇「麻痺」自己，啟動自我保護機制，以讓自己繼續救死扶傷。

「人有一個奇怪的機制，當你崩潰無效的時候，你就會自己去找理由把自己給弄上來。」蕭芳芳說。為什麼我們後來在網上看到的醫生好像比較正能量了？「他必須正能量。給自己打雞血，愛自己。」

而對醫護來說，目睹他人死亡的衝擊一方面比普通人要小，因為他們曾經見過，但又比普通人更大，因為救人是他們從事這一職業的意義。北京醫療隊的心理學家沙莎說，因為死亡率太高，醫護人員一度對自己的專業自信產生了動搖，「因為覺得無論做什麼也救不活病人」。

中科院教授潘明志觀察到的，則是強烈的無助感。「特別是在ICU工作的醫護，他們感覺無能為力，這會影響醫護的職業信念。」他曾參與SARS後醫護的心理輔導，當時也有類似情況，但沒有這麼嚴重。「因為和SARS相比，新冠肺炎的確診人數更多，持續時間更長。」

這種影響最大體現在年輕醫護的身上。「可能我們做了很多的手段，這個病人還是去世了。有經驗的人會比較容易接受。但年輕醫護，就會對自己是不是要以醫生、護士作為終身職業，產生困惑。」

長時間超負荷工作，令人身心俱疲。「很多醫生在剛剛走入醫學行業的時候是滿腔熱情，帶著一種很崇高的使命感，但是，如果他的同情疲勞和職業倦怠沒有處理好，這個空間就被消耗掉了，被過度使用了。」哀傷諮詢師劉新憲說。

職業倦怠的最直接後果就是麻木，「他甚至會有點無所謂，甚至對病人產生反感，失去耐心。」更長遠的後果，則是醫護會離開這個行業。

劉新憲說，醫護的社會支持是抵禦職業倦怠的最大保護傘，這種支持來自公眾、家庭和病患。但是，傳染病的特殊性要求人的隔離。「他害怕傳染給家人，不敢跟家人接觸。」而醫患關係也因為醫療資源的耗竭和擠兌一度非常惡劣。「很多病人都跪在地上求醫生了，但是沒有床位。」他說。醫生蔡小偉也回憶，急診科的醫護每天被病人圍住，「有的病人說你不許走，就把醫生按在那裏，說如果你再不給我看，我就把你的防護面罩都拉下來。」而當時的情況，連保安都叫不到，因為保安也沒有防護，手機也不敢掏出來打電話，因為怕沾到病毒。

潘明志發現，武漢本地的醫護比外地援鄂醫護更容易產生職業倦怠。本地的許多第一批醫護，從1月進入隔離病房，直到3月、4月才能休息。「他們本來就啟動得早，後來援鄂的開始撤退，但他們也走不掉。」

4月8日，武漢解封。一星期後，最後一批援鄂醫療隊離開武漢。風暴看似過去，但離開戰場，安靜下來，災後情緒的高發期才真正到來。

惡夢、閃回、自殺：遲來的PTSD

第一起可確認的由疫情後的心理創傷造成的醫護自殺事件，發生在風暴眼之外，甚至不在湖北省。上述那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中科院教授對端傳媒透露了這個消息。那是一名年輕醫生，援鄂結束後回到本省，一個多月後自殺。

教授拒絕透露自殺醫生的姓名及省份，因為「這件事在當地是個敏感話題，我也不能問得過多」。他只知道，這名醫生自殺後，「後來在醫院做了一些處理」，搶救了過來。教授發現，這個醫療隊有多名醫護都因沒有及時處理心理創傷，而導致各種PTSD表現，這起自殺未遂則是其中最嚴重的。

多名研究創傷的心理學家告訴記者，在醫學上，受創事件發生後的一到三個月，當事人會表現出急性應激障礙，若此時不能及時做心理干預，就可能發展為PTSD。PTSD 往往在事件發生後三個月至半年才會出現，有的甚至潛伏多年才被觸發。

心理學家童慧琦說，當醫護人員在高強度工作時，處在一種「很high的、精神被吊起來的狀態」，所以會忽略軀體的一些信號。社工沈尹婧則感受到：「當醫療資源很緊張的時候，大家唯一想要的就是活下來。」心理需求被排在其後，前線醫護運用控制力把情緒壓抑下去，但如果一直壓抑，有可能會在某天突然延遲性地發作出來。「一下子整個人陷下去了，沒有辦法起床，沒有辦法離開家，整個社會功能都受損了，這是更危險的。」

潘明志依據對武漢本地與全國援鄂醫護的觀察，估算發生PTSD的比例為15%。而過往研究顯示，SARS中醫護的PTSD發生率為10%。最激烈的表現，就是自殺。

潘明志解釋，人為因素造成的PTSD發生率，比自然災害要高得多。例如地震後的PTSD發生率，通常在9%到11%之間，越涉及人為因素的傷害，例如性侵、失獨，PTSD發生率就越高。而Covid-19疫情給前線醫護造成的傷害是混雜的，其中許多來自人為。

在發生自殺未遂事件的這個援鄂醫療隊中，還有另一名醫護人員有自殺念頭，反覆跟同事說「不想活了」，但所幸沒有付諸行動。還有醫護出現解離症狀（編註：指將某些經驗整合到人格系統的過程中出現障礙，症狀包括無法回想創傷經歷、自我感喪失、感到不真實甚至內心存在另一個人，解離可能由創傷導致），每天晚上都打電話給當時援鄂的醫療隊長，說：「我們散步去。」隊長問：「去哪散步啊？」他才想起，自己已經不在武漢、不在長江邊上了。彼時，這名醫護已回到本地一個多月了。

也有援鄂醫療隊的家屬對潘明志說，感覺醫護回家後性情大變，有的是變得沉默寡言，有的變得特別嘮叨，反覆說一些事。「早期剛進去的時候，防護不到位，也沒有經驗，一下子就進入戰鬥狀態。當時在前方就像打仗一樣，太忙了，這些情緒都沒處理。回來之後，也沒處理。」潘明志說。

而他接觸到的武漢本地醫護，則大量出現噩夢、閃回，病人插管的畫面不斷出現在眼前。武漢精神衛生中心的童俊也接觸到來求醫的前線醫護，對方出現失眠、噩夢，甚至心因性的幻覺和驚恐，例如不需要什麼外部刺激就突然看到幾個月前在醫院的場景，或是突然大汗淋漓、呼吸加速。心理學家童慧琦接觸到的武漢醫護，則出現莫名哭泣、皮炎、軀體疼痛等症狀。

還有人在撐過疫情後，選擇了離開行業。武漢社工蕭芳芳從一名醫生口中得知，有一位醫護同事在疫情期間，一走進醫院就雙腿會止不住地顫抖。「他無法面對，職業的耗竭和心理創傷很重。」

創傷蔓延的同時，應對創傷的心理支援也在進入武漢。多名心理學家告訴記者，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前，中國的災後心理重建和PTSD應對幾乎是零。12年過去，投放在災後心理重建的資源和人力都有很大增長。武漢精神衛生中心主任醫師童俊說，自3月起，武漢就開始招募志願者，培訓心理專業幹部，走訪不同的社區，主要針對民眾心理健康的修復。國家衛建委和北京精神衛生研究所則依託武漢精神衛生中心，開發了心理重建的APP，民眾可獲得免費的社區轉診服務。以汶川地震為參考，武漢心理重建計劃預計進行三到五年。

另外，針對曾經感染Covid-19肺炎的3000多名醫護人員，童俊說，政府投入三千萬人民幣，依託武漢協和醫院為他們進行包括心理康復的免費康復訓練。潘明志帶隊的中科院心理研究所則在武漢一家醫院建立了心理實驗室，計劃在兩年內不斷追蹤1500多名醫護的心理狀態，也開發了APP供醫護人員進行自我安心訓練。

這些舉措的成效還需要時間來檢驗。不過，潘明志也承認，各地心理支援的資源並不平均。

資源多的省市，例如北京，最早從2月就已全程跟進援鄂醫護的情況，在一些醫院連防護物資都沒到位的情況下，北京醫療隊已有心理驛站、助眠音樂和羽毛球等紓壓配備，受到許多其他省市醫護的羨慕。隨隊心理學家沙莎至今已對全隊進行了4次心理追蹤，發現援鄂醫護的心理週期。「剛到武漢是比較重的，在武漢工作一兩個月的時候是最輕的。等工作了兩個多月回北京之後，又出現第二次加重的高峰，之後就慢慢地趨於平穩。」她拿到的課題資金，也將支持她對近1000人的北京醫護做長期的心理追蹤。

然而，資源少的省市，長期心理支援難以為繼，也是自殺現象最先出現的地方。潘明志說，剛結束援鄂時，各地都像迎接英雄一樣，迎接援鄂隊伍的歸來，但當臨時組建的醫療隊解散，各醫護亦回到原本所在的醫院，淡出公眾視野。這種分散的特點，也令心理支援難以進入。與此同時，可以在一線應對災後創傷的心理人才，仍然不足。

「真話不敢說，假話不想說」

「疫情就是命令！防控就是責任！」

從1月到4月，武漢4萬多醫護和4.2萬從全國援鄂的醫護，在這句口號下，以「戰疫英雄」的形象出現在官方敘事中。但多名受訪者都對這種英雄化的敘事表示了抗拒。社工蕭芳芳說：「沒有人想當英雄，他們也是被形勢逼出來的。」

回頭看，1月20日，鍾南山宣布肺炎人傳人的當天，北京朝陽醫院發生陶勇醫生被砍的暴力傷醫事件，陶勇直到兩周後才脫離生命危險。可是因為疫情，這件事很快淡出公眾視野。「實際上那時醫生都是很悲情的，覺得人家根本不把你當什麼，愛砍你就砍你，愛殺你就殺你。」心理學家童慧琦說，「他們還沒有時間去好好緩解一下，就立即要上戰場，要衝鋒陷陣。」到了戰場，又面臨防護資源不足也要繼續工作的情況。疊加在一起，讓醫護感到「作為一個整體，沒有人覺得實際上他們的生命也是很寶貴的。」

而另一方面，李文亮、艾芬等最早一批吹哨者被訓誡、懲處，乃至李文亮的去世，都在醫護群體中引發極大的心理衝擊。蔡小偉記得，李文亮逝世當天，他「哭得要死」。「我為什麼那麼多想法？我是到了這一晚，徹底覺醒。這不只是醫療的問題，是這個社會出了問題。」

一名前線醫護給記者看自己過去幾個月的微信朋友圈，充斥著如今已被刪除的疫情報導。他說，這些文章的標題說出了自己的心聲：《她的哨聲，為何我們聽不到？》《李文亮的事，調查清楚了嗎？》《醫護人員可以死，有些人的面子不能冒犯》。

但他拒絕做進一步的訪談，因為「真話不敢說，假話不想說」。

這種不能說話的壓抑，不被認可的創傷，是心理學量表無法觸及的部分。身處美國的童慧琦記得，她在1月就接到武漢醫護朋友的物資求助，然而對方只敢私下對她說，不敢公開為醫院要物資。「因為物資的匱乏和資源調配的不公，前線醫護恐懼、憤怒，可是不敢表達，沒有被鼓勵表達。」

曾支援武漢客廳方艙醫院的「社工伴行」發起人沈尹婧說：「他看上去是憤怒，但這只是表層情緒，他內心其實是受傷的。」

來自心理學家和社工的政策建議正在不斷湧現，心理學家沙莎提出建立公共衛生應急隊伍和專家庫，包括心理資源，專為火災、洪水等突發事件準備。社工蕭芳芳向相關部門提議，更多省市向例如上海等地的醫院學習，在全國範圍內設立駐院社工，把對醫護的心理支持常態化。哀傷諮詢師劉新憲則提出，醫院應購買職業倦怠和同情疲勞的評估量表，定期為醫護做測量，以此為基礎進行心理調適。他也認為，因疫情而產生心理創傷的醫護，應該認定為工傷。不過，這些政策建議是否會被採納，還是未知數。

就在武漢協和醫院的護士張嬿婉從13樓跳下的當天，7月29日，童俊告訴端傳媒，她原定幾日後要去協和醫院給感染科的醫護做心理輔導。

「那您的講座會講到這件事嗎？她的同事不知道會不會有新的受創感？」

童俊沒有回答端傳媒的追問。自殺事件的原因至今未明，有張嬿婉的同事對中國大陸一家媒體表示，醫院高層窗戶向來只是半開，是為防病人自殺，可見張嬿婉死志堅決。這篇報導刊出後不久即被刪除。自殺事件的即時新聞報導在當晚一度佔據兩條微博熱搜，閱讀量破億，然而僅僅一夜過去，熱搜榜就重新被明星綜藝佔據，只剩下零星的討論：「為什麼刪熱搜？我們不能讓這件事被忘記！」。

尾聲

四月起，蔡小偉摘下了口罩，他說自己仍會在工作中盡醫生的職責，把該做的事做好。身邊幾乎沒有人再談論那場瘟疫，一切像是沒發生過。然而夜裏，他總是睡不著，因為不能說出口的憤怒。以這種心態工作下去，「如果說完全沒有影響，是不可能的」。

蔡小偉引用了詩人邵燕祥的一句詩表達自己：「我們曾經被欺騙，我們也曾經互相欺騙。我們不能再欺騙後人了。」

感謝鏡子、黃山、梁啟智對本文的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