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晴雨交替,滿頭大汗的陳強背着大背包、一身便裝短褲、穿着人字拖鞋躂躂前來。他正忙着收拾行裝——昨日才簽好合約,後天凌晨就要飛往美國登船。疫情籠罩全球航運業,這次已是陳強第四次向代理申請上船工作,「希望今次走到啦」。
陳強自稱「80後」,是一名三等船長。去年6月剛好完成合約回到香港,準備考取業內證書。一月底,2019冠狀病毒疫情突然爆發,考試就一直延期,他等到現在,停業經已超過一年。與其在香港無所事事,陳強本來打算回歸海上,不料疫情令航班大減,「澳洲、日本、南韓通通都走不了」。一直到上周六,船務代理終於成功購入機票,安排他到美國登船,展開未來半年的海上工作。
陳強離開香港的那一天,是香港連續錄得破百確診病例的第11天。
七月爆發的第三波疫情來得兇猛,每天確診一百上下,爆發點遍布全港,市內人心惶惶。面對突然竄出且急升的病例,專家多次指出「豁免檢疫人士」為疫情源頭,更不排除由染疫船員傳染;政府最初力排眾議,後來也得承認漏洞。7月27日,香港理工大學研究所公布病毒基因排序報告,發現其中一條傳播鏈的病毒基因與菲律賓輸入個案關係密切,推斷疫情源頭與豁免檢疫的船員有關。
多方矛頭接踵指向,免檢船員在質疑聲中被推上了風尖浪口。現時全港共有33類人士獲豁免檢疫,僅為其中之一類的船員,造成的防疫漏洞到底有多大?7月29日,政府實施新一輪禁止船員換班的限制措施,又是否意味船員是他們眼中的疫情源頭?最關鍵的問題是,港府有沒有汲取首兩波疫情的教訓,於6月全然放寬船員換班前,建立完善的防疫策略堵塞漏洞?或許這樣,第三波疫情就不會發生?
換班迫切:有船員已困海上17個月
香港自90年代起成為全球貨櫃吞吐量最高的城市之一。據海事處統計資料顯示,2019年全年香港眾港口貨物吞吐量高達263萬公噸。除此之外,航運業便利、運作高效以及收費合理等特性,同時間吸引各種船隻來港進行維修加油及換員等作業。
自今年一月底疫情擴及全球以來,多國均祭出各種嚴格的入境限制,當中船員的換班首當其衝受到影響。
根據《國際海事公約》規定,船員在船上最長的服務時間應少於12個月。船長陳強指出,其所屬公司旗下的船員合約時長一般為4至9個月,但有時候會因為港口不便利或航程延誤,未能如期換班,故合約期通常都會有提前或延後一個月的彈性。
大部分船員通過空路飛抵船隻所在地,接替現役船員。疫情之下多國航班中斷,而各國對於船員的換班限制同步收窄,極大程度影響船員換班。據國際運輸工人聯盟(ITF)估計,目前全球約有30萬名完成合約期的船員被困船上無法離開,另有相應數量的船員正在岸上等待接替。
香港船東會規管事務總監Gautam Ramaswamy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表示船員換班「是一個人道問題」。
他解釋,船員本身於船上已經缺乏社交,當各國為防疫而加強換員限制,船員的回家之路更是遙遙無期。心理壓力長時間無法得到紓解,情緒很容易一下子坍塌下來。Gautam說,自疫情開始至今,全球已有最少10名船員因過份抑壓而自殺。
有多年海上經驗的陳強認為,船員因抑壓自殺並非沒有可能。「本身他們都沒想到要在海上這麼久……坐了幾個月『水監』,不開心都可以理解。」
陳強記得,有一次在海上工作到第九個月,同一片海天天看着、工作日日重複,毫無起伏的日子讓他的精神變得渾渾噩噩,「過得一日得一日……好像每一日都沒有什麼分別」。基於自己的經歷,陳強不敢去想像,現在有船員在海上已經被困17個月,「可能到那時候人的腦子真的只會放空」。
除了船員的心理因素之後,無法替換船員亦會使得船東捲入法律問題。
擁有15年航海經驗、曾擔任遠洋船船長的温子安向端傳媒指出,自公約推出,並在各國海事局嚴謹執法之下,除了遇上風暴等突發事情需要延長合約之外,船員大多都能在合約期結束前完成換班。
在他看來,眾船東之所以要求各國放寬換班限制,除了為船員心理健康着想外,亦有顧及自己的利益,「換不到班的話,船東都會害怕船被扣起來啦!」
根據《國際海事公約》規定,當船員合約期滿仍未能完成換班時,船東在徵得船員書面同意後可延長其服務期限,但當船員不同意延長合約時,則意味着該船員已不能合法於船上逗留。Gautam指出,屆時船隻已不能再進行任何貿易活動,且在到達港口時,船隻或會遭到當地海事局扣留。
「這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他強調,全球貿易有90%的貨物均依賴海路運輸,無論世界經濟如何倒退,但對於海運的需求仍然存在。陳強形容,這就是業界所提倡的「人停貨不停」。
第二波疫情稍緩,六月海關即大開
東哥是香港中小型船務公司代理,在行內打滾10年,日常主要為船員安排往返機場與碼頭的交通,以及負責相關文件交接。他告訴端傳媒,10年來公司雖歷經風波,但工作從沒有試過像今年這麼波折,「真是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
今年2月8日,港府因應疫情蔓延開始實施強制檢疫,但明定部份符合特定條件的人士可獲得豁免,當中包括貨船、大陸漁船及收魚艇船員等,同時只准許在香港進行貨物裝卸的船員換班。
據香港船東會統計,其管理或會員公司屬下的遠洋船隻約有2200艘,船員合共約6萬人,當中近9成主要來自印度、菲律賓與中國。但自2月開始,多國航空公司已先後大規模停飛往來香港的航班,當中菲律賓官方更實施對香港禁航,故實際上能夠順利來港並完成交換的船員並不多。
在東哥所屬的公司,主要協助來港補給或維修的船隻進行船員替換,但因相關船員並不處在政府豁免範圍之內、同時多國航班又停飛,生意直接被打垮,生意大跌7成,「每月只得一單『換人』」。
他沒料到,5月一過,情況竟會突然轉變,而且是「劇變」。
6月9日,港府宣布進一步放寬船員換班限制,所有來港船隻的船員均可來港進行換班且獲豁免強制檢疫。同時,因應香港疫情緩和,各國陸續恢復香港航線,不到數日,遠洋船迅即如貫而入。端傳媒曾向海事處查詢2月至7月抵港貨船數目變化,海事處表示6月及之後的統計數字編製需時,暫時未能提供;但5月份抵港貨船的數字已高達7725艘。
當香港民間的限聚令等防疫措施仍然生效,遠洋船正擠滿香港海域進行換班,較以往更多的船員正不斷進出香港,而且沒有進行正常檢疫。
東哥指出,去年平均每月接待15艘船的船員進行換班,每艘約有20人,但自6月9日限制放寬開始,生意暴升至去年同期的兩至三倍,「一日有4、5隻(船)要換」,「做到人都癲!」。他強調這只是中小型公司的工作量,而一般較大型的公司估計每天更要接待20艘船或以上。
眼見生意回升,東哥一開始也感到高興,「但做下去發現不對勁,無間地獄、古往今來,怎做都做不完」。
政府放寬措施非出於突然。早於5月疫情緩和之際,香港船東會及定期班輪協會代表曾就放寬船員換班措施一事,與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海事處處長王天予等官員會面,就船員的困境和對航運的影響請求政府協助。有關建議最後由運房局提出,經衞生署評估風險後,再由政務司司長信納並實施。
當時,船東會除要求放寬船員換班限制外,亦曾向政府提出具體放寬建議,並表示相信措施不會影響公共衞生,但部分建議沒有被政府採納。6月9日,香港迎來更多換班船員進出,惟入境檢疫並沒有顯著收緊;不到一個月後,香港進入了第三波疫情。
鄰近地區仍嚴格限制船員換班
7月5日,香港新增2宗本地感染個案,當中一名59歲男子曾於屯門內河碼頭「健榮飯堂」工作。當日,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指出,不排除確診男子與內河船員有關。隨後數日,社區接觸群組感染迅速爆發,更有多個抵港船員相繼確診。
本地確診數字不斷破紀錄,沒有人料到疫情重燃後會比之前更兇猛。雖然疫情源頭至今未明,但在連續21日無新增本地個案的紀錄下,政府專家顧問、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多次表示,豁免檢疫的機組人員及船員,很可能是導致第三波疫情爆發的主要原因。
政府急急宣布書展延期,進一步收窄限聚令,限制堂食等弄得烽烽火火,人們除了罵政府外,也開始把矛頭對準一眾免檢船員,甚至指向曾向政府游說的船東會。
回看船東會向政府游說的5月,彼時疫情已經緩和的中國大陸,仍僅允許中國籍船員登岸。新加坡亦雖開始逐步放寬船員換班要求,但明定只有符合四種特定情況的船員方可進行換班;另外,換班船員更需先在新加坡完成14日隔離才能登船。
在鄰近地區仍嚴格限制船員換班的情況下,為何船東會仍游說香港政府放寬?Gautam向端傳媒解釋,船員換班的問題其實自5月開始變得越發迫切。(The problem of crew change started growing especially in May.)
他指出,出於人道原因以及國際運輸工人聯盟(ITF)於5月中旬定下死線,表明各成員政府應6月15日前採取行動放寬船員換班限制,否則逾期的船員不會再度延長合約。
香港船東會會員旗下合共超過6萬名船員。Gautam表示,當中有數以千計的船員在合約逾期的情況下,仍未能完成換班工作。「作為僱主,我們有責任聆聽員工的說法,所以我們向政府解釋相關情況。」(We as employers are responsible to listen.)
回看時間節點,船東會向港府游說的舉動,與國際運輸工人聯盟定下死線後給予的緩衝期吻合。然而,重點或不在於船東會向政府游說的原因,而在於政府後來的執行方式——船東會在游說期間向政府提出的防疫建議,均沒獲重視。
船東會「防疫建議」未獲政府採納
Gautam向端傳媒表示,船東會當初向政府的提案,主要是建基於聯合國國際海事組織(IMO)發出的換員指引。
端傳媒翻查資料,發現國際海事組織於5月初,曾向包括香港在內的174個成員國家或地區政府,就放寬換班船員政策提出具體建議方案。當中,方案建議政府可在機場為換班船員、以及在船泊口岸為遣返船員進行病毒測試。
對此,Gautam強調,船東會於提案中亦有提到這一點——建議政府要求所有經機場抵港的船員來港48小時前,須得呈陰性的核酸檢測結果;並在抵港後需重新接受檢測,待結果確認呈陰性後方可前往碼頭登船。
從6月9日港府宣布完全放寬入境船員免檢疫的規定可見,當局並沒有採納船東會提出的建議。
「我們也不知道為什麼。(We don’t understand why.)」Gautam表示船東會亦不明所以。
後來隨着疫情開始擴散,從7月8日開始,政府要求所有經機場抵港的船員,需前往位於亞洲國際博覽館進行病毒檢測。此時,船東會再向政府建議,認為船員應在亞博等待檢測結果後才能離開,「因為他們一直留在亞博,即使結果最終呈陽性,也不會為香港帶來嚴重威脅」。Gautam說。(They remain at the Asian Expo, even they tested positive, they are not big threat to Hong Kong.)
「這是我們早已告訴政府的事,但我不知道為何沒有推行。」他重覆強調。(This is something we have already told them, but I don’t know why it wasn’t done.)
端傳媒記者曾向運輸及房屋局詢問,有否採納船東會提出的建議。運房局發言人回覆時並沒有正面回應,僅表示當時的措施是「包括由相關部門評估衞生風險及業界實際操作後而提出的豁免條件」。
「不用等result的檢疫,我覺得不是寬鬆這麼簡單,簡直是形同虛設。」東哥劈頭一句,認為這是絕對的漏洞。
20美金,一張陰性檢測報告
一般情況下,當遠洋船隻抵港並在錨區停泊後,需接班的船員就會由俗稱「艇仔」的交通船接載到公眾碼頭登岸,然後由船代理載往機場離境。同一時間,船代理會接載經空路抵港的船員往碼頭登船。
一環扣一環,一眾接載船員的司機和「艇仔」成為了換班船員的緊密接觸者,在漏洞前硬接風險。
在疫情之前,東哥通常一手包辦船員點對點的交通接送。自6月9日後,運輸鏈突然加速,工作忙不過來,他只好找外判車手幫忙。七月底,東哥接到衞生署通知,其公司接待的船員中有人驗出確診,但該名船員經已登船離開香港。東哥束手無策,唯一能做的僅是「找出哪一個車手載過他」。
早於6月30日,衞生防護中心接獲中國海關通報,表示有11名船員於寧波登岸後確診,當中9人稍早前經香港登船,並曾入住荃灣帝盛酒店。不過當日,「港區國安法」準備刊憲的重大消息於香港引發迴響,人們並未有對船員感染個案予以過多關注。
隨着第三波疫情數字的躍升,7月10日,衞生署規定所有經機場抵港的船員來港前48小時內,須取得呈陰性的核酸檢測結果;抵港後再須留下深喉唾液樣本進行測試。但仍然可見的是,部份船員雖持有陰性報告,卻在抵港之後迅即出現病徵或被驗出確診。
這些來自外國的檢測報告可信度存疑,有船員向端傳媒透露,在船員輸出大國菲律賓,就有人以2到20美金的價格向船員出售偽造的陰性檢測報告。早前新加坡亦發現有換班船員篡改檢測結果,官方隨即收緊換班政策。
偽造檢測報告,業界早有耳聞。航海經驗豐富的温子安對假檢測報告並不感到意外,「這麼久沒有上船沒有收入嘛!20元講真對一些菲律賓海員來講不是說很貴……他們願意冒這個風險我覺得都不奇怪。」
陳強也認同,部分船員或者「黑心代理」的確可以以此躲過政府要求,因為「另一個國家的人很少會這麼着緊你的報告是不是真的。」
端傳媒就假檢測報告向Gautam查證,他表示曾聽過相關傳聞。不過,他認為船東沒有必要鋌而走險——因為如讓染疫船員登船,就會像現在南丫島海面的六艘貨船一樣,無法按計劃開展航程,導致經濟損失。
7月23日,衞生署證實有6艘貨船因有船員確診,導致合共140名船員正於南丫島海上隔離。24日,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主席梁子超坦承,港府難查證報告真偽,「就算可以查,衞生署人員都未必有時間每份報告去查」。而截止當天,海事處表示已有約一萬名抵港船員獲豁免檢疫。
豁免檢疫不符合公眾利益?
陳強認為,政府對船員的檢疫措施是攔截病毒至關重要的環節。「如果香港做得好些,你又要negative(陰性報告)、之後讓你在禁區裏面就不要周圍去,然而直接上船的話,船員能夠傳染給人的風險就可以減到最低……但是他們(香港政府)就沒有這樣做。」
回看疫症洶洶前來的初期,面對專家對豁免船員收緊檢測的建議,政府多番強調香港依靠外地供應物資,停止豁免檢疫不符合「公眾利益」。
「但運貨還運貨,換人還換人,完全是兩個concept。」東哥駁斥,政府的說法是「偷換概念」。
「香港換不到就去其他可以換的地方換囉。要不你就提高門檻、加強檢疫程序,不是隨便放人進來。」東哥說來火滾,雖然身為高危一族,但他說自己並不擔心,「只係睇唔過眼政府唔做野又或者做錯野,從而害死香港人姐!」(只是看不過眼政府不做事或做錯事,從而害死香港人)
事實上,政府相關部門對放寬船員換班的工作,一向有進行持續關注與建議,但這並不代表層層漏洞得以填補,防疫界線也不見變得堅固。
從6月8日、即港府全面準備放寬船員換班前夕開始,海事處已不時向船務代理、船公司發出指引,建議代理須為換替船員安排住宿及點對點交通等。但因相關指引版本屢變且並非強制性執行,「有時我地都俾呢啲『指引』搞到頭痕。」東哥說。(有時候我們被這些指引搞得很亂)
曾任船長的温子安亦指出,船公司無權利要求船員跟從非法律上的指引。這個時候,即使相關部門對船員換班的建議和指引如何縝密不透風,如果沒有首長下放的法律效力,一切都只能流於空談。
「放寬的出發點是好的,但這些細節位你一定要做好,不然就會影響到香港市民。」温子安說。
「全球都有輕微的掉以輕心」
7月29日,港府終宣布收緊豁免檢疫政策,暫停所有客船和沒有在港處理貨物裝卸的貨船船員換班,而經機場來港換班的船員需做深喉唾液測試,並須等待結果。
東哥還沒來得及從忙亂之中回神,工作又一下子重新歸零。
面對政府「一刀切」地提高換員門檻,東哥不忿。他在措施實施前打電話問衞生署港口衞生科:「政府措施的rationale(理據)是什麼?」職員回答:「rationale?無嫁,夾硬講咪係政府為左抗疫囉。」(理據?沒有的呀,硬要說就是政府要抗疫囉)
他一臉錯愕,質疑推行措施的官員根本完全不理解行業的運作,「只是見到全港市民不斷罵船員有豁免(檢疫)就怕死,想『一刀切』逃避責任。」
「政府現在的措施做得太過了,而且也更具政治性。」(It is too much and it’s more political.)Gautam認為,政府只需要採取他們的建議,就已經可以避免病毒傳播到社區的風險,「但現在政府為了討好市民而收緊一切措施。」(But they have pleased to whole citizens.)
現時,全港共有33類人士獲豁免強制檢疫。據資料顯示,自2月到7月22日,累計最少有超過29萬人免檢疫入境。雖衞生署並沒有就各類人數進行統計,但若除去早前海事局公布的一萬名船員人數,仍然有近28萬人存在疫情風險。
七月底政府做出了若干政策調整,自機場入境的船員已需要相對嚴格的檢疫,但是,經海路入境的船員仍舊只需要進行醫學觀察,不用強制檢疫。
註:「醫學觀察」指有關人士須戴口罩和每天量度體溫,如身體狀況有任何異常須呈報。
有業界人士指出,由於船員已長時間在海上工作,相對處於一個與病毒隔絕狀態(isolated situation),所以換班時帶菌上岸的風險並不高。
Gautam甚至認為,船員上岸受到感染的威脅比港人更大。不過,他也不能作一個確實的保證——「除非船隻去過一個有大量感染的港口,而相關的人又上了船……除非有這種情況。」
陳強則根據自己的航海經驗,認為遠洋船員染疫有可能發生。「比如香港和馬尼拉很近,幾日就到。」他指出,如果船隻來港前,與上一個港口停泊相隔的時間都在14日之內,就會有風險。
一語成讖,8月4日衞生署向傳媒更正,早前南丫島貨船的6名確診船員中,有一名船員實際上於7月1日從菲律賓登船,3日後船隻先到深圳鹽田港停泊落貨。7月11日,船員隨船抵港,但因出現病癥後送院確診。船隻由高危出發地到抵達香港,整個航程時長並不足夠14日。
直至現在,從海路入境的船員仍然不需強制檢疫,政府只要求船隻在港停留期間船員不得登岸;須換班的船員在離船後,由代理直接送往機場登機。
政府政策頻繁的改變與收窄,不僅影響了行業的生存,更刺激着市民的神經,改變對船員的觀感。陳強認為,現時大眾的目光都投放在船員的一舉一動身上,但對於船業的認識卻是太少。直面大眾的負面評價與指罵,他坦言自己感到有點無辜。
他喃喃道,「現在措施真的做得不是太好,那別人覺得有危險都是正常、都是可以理解。」
訪談結束之後,陳強繼續再背着沉甸甸的大背包、腳指緊抓那雙人字拖鞋躂躂的去準備登船的行李。他說,現在買得最多的就是口罩。雖然疫情期間,船上會有口罩提供,不過每人一天只有一個,他覺得不夠。說着說着,陳強「啊」了一聲,他記起自己還沒有買防曬用品……
對於疫情下的船員而言,陳強也許已是幸運的——既沒有滯留在海上,也能夠順利回到船上工作。8月1日早上,他告訴記者,自己已經抵達美國登船。不過,陳強說,當地的船員檢制措施實行起來,和香港一樣都有漏洞——船務代理並沒有按合約說明般,由機場點對點接送他到碼頭,而司機在路途中曾經下車購買東品,在多人聚集的地方活動。
「全球,都有輕微的掉以輕心。」
(尊重受訪者意願,文中陳強、東哥、温子安皆為化名。)
好文呀,我一直都有留意這位記者
寫得很詳細,防疫措施不對症下藥,難怪疫情會越來越失控。
可以瞭解多點業內實際運作和無奈的好報導。
目的已達到,自然可以不再理會船東會的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