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影片：超過16000枚催淚彈，給香港留下了什麼？

第一次吸入催淚煙，是許多香港市民在2019年共同的經歷。第一次體驗無法呼吸、眼淚披面、癱坐在地，學習被濃煙嗆到時要放慢呼吸，抑或學習在一片混亂中，幫身旁陌生人的眼睛滴上生理鹽水。

根據警方回覆端傳媒的最新數據，2019年6月至2020年6月30日，超過16223枚催淚彈砸向香港。不過，截止去年12月，警方已經發射逾1萬6千枚催淚彈應付示威活動。全港多區，包括狹窄的街頭巷尾，幾乎都曾經被催淚煙包圍。在此之前，港人對催淚彈的記憶停留在雨傘運動的87枚催淚彈，不過，反修例運動讓所有人突然遭受更劇烈的體驗。

去年的7月28日晚上，大批示威者在西環和警方對峙，警方在港島中西區發射408枚催淚彈，成為香港人「催淚彈放題」的開端。到了11月18日，理大反包圍事件當日，警察更在24小時內發射3292枚催淚彈，相當於每30秒發射一枚催淚彈。

「被焗住，好似監獄的感覺。」一年後，17歲的前線示威者阿樂對端傳媒回憶起被催淚煙困住的經歷。她正是在去年7月28日的陣地戰現場，僅僅戴了N95口罩便站在前線，吸入大量催淚煙後，她開始出現咳血、掉髮、經血變黑等症狀，惡夢也開始闖入阿樂的睡眠。為了安全考慮，她選擇以化名接受採訪。

一年過去，此刻的香港街頭不再濃煙嗆人，更因疫情而人流冷清，但許多像阿樂一樣的市民仍被困在催淚彈的記憶迷霧中。放眼全球，阿樂亦並非孤例。2019年可謂全球示威之年，許多國家也經歷著政治震盪與社會風暴，抗議聲浪席捲法國、智利、黎巴嫩、玻利維亞、印尼、西班牙和伊拉克等地，使用催淚彈對付示威者成為許多國家機器的選擇。

除了香港的催淚彈親歷者和研究者，我們也聯繫上遠在英國的學者 Anna Feigenbaum。作為英國伯恩茅斯大學媒體學院的副教授，Anna曾經投入長時間研究催淚彈的歷史和政策。面對催淚煙瀰漫全球多國，她指出，許多民眾正在被一些他們不知道是什麼的化學武器所瞄準，這將帶來嚴重的問題，除了生理影響以外，心理創傷也不容忽視。

「催淚彈的設計，就是為了讓你產生一種驚慌的感覺。它會讓你感覺你好像快要死去，你必須逃離它才能活下來。」Anna對端傳媒表示，「這種經驗會一直跟隨你，並在其他恐懼的時刻被再次觸發。」

他們問了一年都沒有答案

自去年6月以來，香港許多示威者、專業人士和普通市民紛紛發問：催淚煙的成分具體是什麼？會給人體長遠帶來什麼影響？根據不同媒體報導，不少接觸過催淚煙的市民出現久咳、咳血、濕疹、腹瀉等症狀。

對於這些症狀和催淚彈之間的關係，目前缺少實證研究的支撐，人們甚至連彈殼內的具體成分和比例都不清楚。此外，對比全球情況，香港在人口密集、樓群密集的地區長期頻繁發射催淚彈的情況，亦屬罕見。端傳媒翻查多年文獻發現，目前並沒有針對長期受催淚煙影響的研究。

目前所知，催淚彈的主要化學成分是CS，這種化學物會在高溫後分解成氯苯，再在持續高溫下可能轉為不同有毒物質，包括二噁英、山埃等。不過，在香港示威現場採樣的化驗結果，目前沒有驗出這些毒性殘留物。除了CS外，催淚彈中還會混入其他化學物。香港政府和警方表示，因擔心影響針對示威的行動部署，拒絕公開催淚煙的具體成分。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博士後余柏康，過去一年一直追蹤催淚煙對市民的影響。

「去年我們處於一個充滿催淚彈的城市，我們非常急切的想要得到答案，並且很多人的情緒也受之影響，比如家中有嬰兒，或是老人家，又或是你本身就是長期病患，長期呼吸系統比較弱。」余柏康說。

他與團隊在去年9月、11月和12月的五次合法遊行集會現場進行民調，探究市民對催淚彈的感知風險。在最後一次民調現場，逾3000人的問卷回覆中，八成人表示曾吸入催淚煙。余柏康在民調的數據基礎上，加以催淚煙在居民區波及的人數和其他未參與是次遊行的市民等，推算全港至少有100萬人曾吸入催淚煙，催淚彈的影響範圍非常廣。

讓人憂慮的是，許多市民接觸催淚煙之後，由於擔心洩漏個人信息而不敢去公立醫院求醫，往往找「地下醫生」求醫或選擇自行處理。而另外，由於不知道催淚煙的確切成分，許多醫生感到憂慮，不知該如何具體醫治。

對於這些公眾憂慮的問題，香港政府至今沒有給出讓人滿意的答案。今年5月，針對反修例運動的監警會報告出爐，就催淚彈成分引起的爭議，報告僅建議警方委任由醫學及科學專家組成的專家委員會，探討催淚煙含量可接受的毒理水平，並未要求警方公開催淚煙的成分。

警方回覆端傳媒查詢指，對於監警會報告，政府保安局已設立一個專責小組跟進，關於催淚彈的問題，則有該小組下負責「檢討武力使用指引」跟進，擬定於今年8月向特首提交首份工作報告。

從軍事到示威管理，催淚彈是「藥物」而非武器？

催淚彈原是一種用於大型戰爭中的武器。

1919年，美國陸軍化學兵團發開出化學武器催淚彈，在一戰戰爭中登場，在戰爭中，目的是使敵軍離開戰壕。隨著《日內瓦公約》在1925年出台，催淚彈等化學武器被禁止使用於戰爭。其後，美國陸軍化學兵團第二負責人Amos Fries，聯合科學家、政客及作家，為催淚彈開展公關活動，將這個「有毒的化學武器」包裝為鎮壓異見者的「無害」工具。1928年，毒性較弱的CS被研發出來，逐漸成為催淚彈的主要成分。無論在美國20年代的勞工運動，還是30年代經濟大蕭條時期的騷亂，催淚彈被大量使用，成為鎮暴武器的標配。

來自美國、目前任職於英國伯恩茅斯大學研究的學者 Anna Feigenbaum，曾與團隊花了五年時間深入探索與爬梳催淚彈的歷史，於2017年出版專著 Tear Gas: from the Battlefields of WWI to the Streets of Today 。她在書中闡釋了催淚彈如何從戰爭中的化學武器一步步成為政客口中的「無害的」鎮壓示威衝突的工具。

Anna Feigenbaum在書中寫道，目前對催淚彈安全評述的引用，來自1970年代的《Himsworth 報告》。該報告其實由有軍方及政府背景的所謂「第三方機構」完成，它將催淚氣體淡化為一種藥物，而非武器，將死亡等嚴重個案影響，描繪成稀有的「副作用」，亦將心理創傷撇除於催淚彈的「實際影響」之外。

「但問題在於，武器與藥物的使用方式是不同的。」Anna指出，《Himsworth 報告》意在用分析藥品毒性的方式，告訴人們為何催淚彈是非致命性的，但報告並沒有考慮到武器的使用，會涉及公民安全及其將承受的代價；若催淚彈在密閉空間釋放，這種非致命武器的傷害將急劇加大。

「若你身處密閉空間，例如牢房、汽車、地鐵站，使用超過一罐催淚彈，那你身處的地方就從一個非致命的場所變成致命性的了。」Anna說。

這樣的情況，在去年的香港屢屢發生。今年6月，國際特赦組織推出全球濫用催淚彈的互動地圖，檢視自2016年以來，在全球22個地區80宗不當使用催淚彈的案例。其中，香港反修例運動涉及6宗不當使用催淚彈案例，包括6月12日中信大廈和8月11日葵芳港鐵站，涉於「密閉空間」發射催淚彈；另外，6月12日金鐘示威、7月21日中上環示威、8月5日三罷大埔示威，涉過量使用催淚彈， 而8月5日三罷金鐘現場，警方曾從高空發射催淚彈，涉「直擊瞄準發射」。

針對這六宗個案，監警會報告認為就612中信事件，警方應檢討持續發射催淚彈的策略、應與集會人士溝通和指引人群疏散；對於葵芳站事件，報告則指，葵芳站是半開放式車站，車站有足夠通風讓催淚氣體快速散去，同時，警隊指引並沒有訂明在半封閉式空間使用催淚彈的規定。另外四宗案例，報告沒有提及。

Anna指，對於催淚彈研究的匱乏，是當代的困境，而且，投入大量金錢研究和開發的人，往往也是製造和銷售催淚彈的有軍方背景的團體。她也強調，問題並不僅僅在催淚彈，倘若政府對市民示威的管理思維不轉變，那麼即使禁止了催淚彈，政府也有另外大量的武器可以使用。

時隔一年，由於疫情衝擊與街頭示威難測，余柏康表示他的學術研究難以進行下去。余柏康覺得香港人對於催淚彈的研究還是在瞎子摸象，許多問題問了一年，有些人已經問到麻木了，累了。他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得到答案。

端傳媒實習記者李海欣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