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日本、長於民國、身後「台灣」：李登輝今長眠五指山軍人公墓

【編者按】本篇原標題為〈五指山軍人公墓，中華民國戰士最後埋骨之所〉，為前行政院長郝柏村百日時首次刊發。後因應李登輝逝世、同樣下葬五指山公墓，進行了增補與更新。

2020 年 7 月 30 日，台灣前總統李登輝在榮總病逝，享年 98 歲。消息一出之後，不只在網民之間掀起一陣哀悼潮，各國媒體也都有所報導。總統府除了在台北賓館設置追思會所之外，亦在日本、印度、梵蒂岡，以及美國的芝加哥、休士頓、紐約等地的 14 個駐外使館或代表處，皆設置了弔唁處，供各國政要、海外僑胞前往致意。

8 月 3 日，美國在台協會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傑（Brent Christensen），則在外交部長吳釗燮的陪同下前往台北賓館，而日本副相麻生太郎、前首相森喜朗，也在同一天赴台灣駐日代表處致意。八月訪台的美國衛生部長阿札爾（Alex Azar II），以及九月閃電到訪的次卿柯拉克（Keith Krach），都將李登輝的弔唁或追思禮拜列為重要行程、甚至是名義上的「訪台主要目的」。和李登輝私交甚篤的森喜朗儘管負傷，依然乘專機來台兩次，親自弔唁、並參加了告別追思禮拜。

根據台灣外交部於 8 月 7 日所做的最後統計，至少有 79 個國家及國際組織，超過 900 名政要、學者專家及各界友人，先後以各種方式表達了對李登輝逝世的哀悼之意。

然而在另一個同溫層裡，李登輝逝世的消息，卻擁有完全不同的意義。早在 2000 年台灣政黨輪替前後，李登輝便已被不少泛藍支持者視為「分裂國民黨」的「頭號元兇」。新黨黨主席在李登輝過世後，便直指其為「民族罪人」；菲律賓甚至傳出有華僑登報「慶賀」，認為李登輝的過世「大快人心」。

至於在海峽對岸，李登輝近年也被中國網民普遍視為「提出兩國論、參拜靖國神社的台獨分子」；儘管大部分中國官媒對於死訊的處理都頗為克制，然而《環球時報》的總編輯胡錫進仍在個人微博上評論道，李登輝「一定會在中國歷史上遺臭萬年」。

很顯然地，作為爭議人物的李登輝即使已經過世，也依然能在輿論場上拉出新的戰線——就連李登輝安葬的地點，也都成了各方爭議的新戰場。

7 月 31 日，李登輝治喪工作會議決議，李登輝將會下葬於台北近郊的五指山軍人公墓，而傳媒當時前去公墓採訪時，也確實在墓園中發現工程，據信便是在為李登輝的墓穴做準備。

然而李登輝生前卻曾親口對媒體說，希望自己死後能將骨灰灑在玉山上，對照治喪工作會議的決定，安葬在五指山很有可能並非李登輝自己的遺願。李登輝的家屬在回覆媒體詢問則提及，李擔任公職多年，絕對會尊重國家的安排。

此外，李登輝下葬五指山的消息，也引起了部分退役官兵的不滿。「中華民國退伍軍人協會南加州分會」便投書媒體，認為「李登輝不承認自己是中國人，毀中華民國不遺於力」，並沒有資格在五指山和抗日將士一起長眠，並揚言若傳聞屬實，會將先人靈位移出五指山。

事實上，這也不是五指山公墓今年第一次登上新聞版面：於今年 3 月逝世的國民黨大老郝柏村，才剛在 4 月 11 日以隆重規格出殯五指山，而郝柏村過世之後，也傳出過郝「不願在民進黨執政期間接受褒揚令」的爭議。如今，曾在國民黨不同派系的競逐鬥爭中敗給李登輝的郝柏村，卻將與李登輝並肩長眠，在某些人看來大概也不啻是一種歷史開的玩笑，甚至是「台灣是非價值錯亂」的表徵。

然而這些零星疑慮，最後並沒有改變治喪主辦者的心意。8 月 19 日，副總統賴清德再次召開治喪會議，除了確認五指山軍人公墓為奉安地點之外，也將奉安日期訂為 10 月 7 日。值得一提的是，「奉安」一詞，在古代原本指的是國家帝王或一家之父下葬之意，今日使用「奉安」指代元首下葬，雖然慎重莊嚴，卻也帶有一絲封建遺風，某程度上而言，甚至可能也隱含著以「中華正朔」自居的史觀。

究竟，李登輝下葬五指山一事為何會引起這麼多爭議呢？原本想在山巔化作塵土、「跟台灣永久在一起」的李登輝，最後卻奉安五指山，這件事又隱含著哪些意義呢？

凝鑄國軍流離史的五指山公墓

對於許多大陸觀光客而言，桃園慈湖的蔣介石陵寢，或許是憑弔民國遺緒的首要去處。然而很少人知道，李登輝今日奉安的五指山軍人公墓，才是國共內戰史最濃重的集結處，承載更多常民軍官的記憶。

五指山軍人公墓的官方名稱為「國軍示範公墓」，位於台北內湖和汐止交界的山區；從最近的捷運站駕車，大約需要半小時才能抵達。天氣不錯時，從這裡眺望出去，太平洋、基隆嶼、汐止市區和台北市區都清晰可辨，不僅背靠陽明山系、前面遠眺雪山山脈，山腳下還有基隆河蜿蜒流過。

由於視野良好，有些登山的遊客會在此流連拍照，然而如果行跡可疑、或是在某些重要人物的墓碑前停留太久，有時也會遭到保全人員以「這裡是軍事營區」的說辭柔性制止。這種說法並非沒有道理——雖然五指山軍人公墓的土地使用分區是「墓地」，但的確並非由縣市政府管轄，而是歸國防部的後備指揮部管理。

然而弔詭和矛盾的是，說出這種勸導說辭的分明就是民間的保全人員，而非士兵。事實上，原本由國軍士兵負責守衛的五指山軍人公墓，近年因為兵役制度改革、義務役期縮短，導致國軍人數大不如前，因此國防部也早已將墓園的守衛工作，外包給了民間的保全公司。

時至今日，「五指山」已經幾乎成了「軍人公墓」的同義詞。園方有時會遇到訪客前來查詢祖先墓穴位址，卻發現資料系統裡「查無此人」，進一步查詢後才知道，原來「有些逝者的後代以為，只要是軍人就會葬在這裡，但其實可能是葬在『台北市軍人公墓』、『陽明山公墓』這些位於五指山附近、但由市政府管轄的墓園裡。」在服務中心為家屬提供墓位索引服務的軍官，對《端傳媒》解釋道。

雖然公墓全區面積達 226 公頃，但因為南側坡度過大，目前實際的使用面積僅為 78 公頃，不過仍有 110 個足球場大，一共擁有 9,236 個土葬墓位；站在入口處向東望去，整齊劃一的墓位綿延開去，彷彿沒有盡頭一般。然而墓園雖大，但啟用三十多年來，土葬穴位早已不敷使用，因此軍方後續又在園區裡另建了一座靈骨塔，名為「忠靈殿」。

想在這裡安眠，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如果不是曾經獲頒勳章的軍人，便至少必須服役滿二十年才能申請土葬；至於靈骨塔，也需服役至少十年才能取得入塔資格。今日安眠於此的將領，有不少也都是「教科書等級」的歷史人物。

比如出身貴州興義的陸軍一級上將何應欽，曾是參與黃埔建校的重要人物，不只打過北伐、抗戰和國共內戰，在西安事變期間，也曾被國民黨推為「討逆軍總司令」，原本打算對挾持蔣介石的張學良、楊虎城進行討伐。不過今日台灣人對他留下的印象，大部分都是歷史課本中的一幀照片：二戰結束之後，中華民國於南京的陸軍官校大禮堂舉行受降典禮，而在典禮現場的照片中接下日本降書的中華民國代表，就是時任陸軍總司令的何應欽。

又比如原籍湖北武昌的陸軍一級上將彭孟緝，黃埔軍校五期畢業之後，同樣跟隨蔣介石參加北伐，又在抗戰期間打過淞滬會戰，一直是蔣頗為器重的愛將。抗戰結束後，彭孟緝被蔣調赴台灣高雄擔任要塞司令，並在隨後發生的二二八事件中指揮鎮壓「有功」，因而受到國民黨政權賞識，升任台灣全省警備總司令，後被世人稱作「高雄屠夫」。但想當然耳，彭孟緝在台灣的爭議事蹟，並沒有出現在墓碑的生平事略文之中。

但不論如何，作為一個軍人公墓，五指山恰如其分，到處都流露著一板一眼的軍事質地。

除了少數後期新闢的墓區之外，墓園裡大致依軍階配置分區，以「同心圓」的空間佈局，重現了軍隊最外顯的階序文化：從墓園兩端的大門進入，依序會經過士官、尉官、校官的墓區，而坐鎮墓園中心的，則是各級將軍、特勳軍人（意指生前曾獲頒國光勳章、青天白日勳章，或有其他足資表揚的忠烈行為者；據傳李登輝就會下葬於特勳區）、嚴家淦總統以及「蔣陵」——果真不愧是軍人，即使已經離世，都仍在嚴守階級份際。

這種階級分際和軍人本色，也體現在墓碑的設計上。

不論逝者生前名氣、宗教信仰，墓碑的一切規格只按軍階配置，就連墓碑後方用來簡述逝者生平的「事略碑文」，也都有明確的字數限制。家屬不但不能私自變更規格、朝向和外觀，也不能擺置壽字、金爐等台灣墓園常見的物品，更不能焚燒紙錢；晚年已經受洗、改信基督教的郝柏村，其墓碑上也看不見十字架。

即便如此，如果離開被保全人員戲稱為「天龍區」的特勳上將區，進入士官、尉官區之後，墓園還是會流露出幾分市井氣味、也更有活力——你偶爾能在某些角落看見家屬佈置的民俗法器，為整齊劃一的墓園，增添了一絲絲個人色彩與親情掛繫；從墓碑周遭的雜草和整理狀況，你甚至可以推敲出後代親人的探視頻率。

就墓碑形式而言，校級以下的官兵基本一個樣式，只在尺寸面積上略有差異；至於少將、中將級別的墓區，墓碑前方則多了兩個杜鵑花台；而上將和特勳軍人的墓區，除了杜鵑花台之外，還會在墓碑後方額外設立一座直立式的「特勳勳略碑」，放置《總統褒揚令》全文，並詳述逝者的事蹟。

事實上，這些墓碑就是公墓裡最有意思的物件——上頭經常寫有逝者的省籍、生平和戰功，來回走個幾遍，就可以熟稔幾個老兵的身世，以微觀視角複習國共之間的世紀恩怨。如果你有心研究探索，這裡也是一個渾然天成的資料庫，以九千多個墓碑，共同刻寫出了國軍官兵的流離史，凝鑄了一張斑駁卻清晰的集體面孔。

比如某個中校墓碑背後的事略文，是這樣開頭的：「錢公籍隸南京，少年立報國大志，及壯遂從軍宏願，躬與抗日聖戰，功在國族⋯⋯中道用世，寬則得眾，勤儉持家，繩墨以張⋯⋯」寥寥幾字，就刻畫出台灣半世紀前，無數個外省軍人世家的剛毅樣貌。

至於事略文的結尾，則是「慶幸典範猶在，志業流芳伏維；烽煙銷散，盛世重現。默禱金甌復舊，物阜民康，刻石誌事，垂諸久遠」，用「盛世重現」四個字來聊表慰藉，卻又懷抱著對「金甌復舊」的期許與遺憾——在此，「金甌」的原義為「盛酒器」，又引申有「國土」之意。

這裡另一個切合軍人公墓的特點，則跟命名有關。

雖然公墓裡的道路迂迴迫仄、路網複雜，但基本都由忠、孝二字命名：入口至服務中心的主幹道為「忠孝路」，而其他次要道路，則以服務中心為界，西側以「忠」字、東側則以「孝」字開頭，接著再以海拔排序、由高至低加上數字，西側海拔最高、視野最好的是「忠一路」，東側通往出口、海拔最低處則是「孝九路」。

事實上，若想為軍人公墓命名，也沒有什麼能比「忠孝」二字更加適切，因為這兩個字的確不偏不倚地貫穿了軍人公墓的核心旨意：「忠」指涉的是君臣關係，也是這些跟著蔣介石來台的軍人，生前最重要的人生敘事；「孝」則是寫給軍人身後的子嗣看的，而墓園，自然就是後人體現孝義的最前線。

異日國家得統一，家祭毋忘告乃翁

除了服務中心外的「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紀念碑」之外，軍人公墓裡最顯眼的地標，則是忠孝路上的「精神標誌區」。

所謂精神標誌，其實是八個混合了牌坊和照壁形式的紀念碑，上頭分別題有七言對句，大抵都是些歌頌軍人節操、和墓園有關的應景詩句，比如「青山有幸埋忠骨，翠樹紅花伴英靈」、「沙場一戰英名立，後世景仰憶萬年」，句句都在撫慰「客死異鄉」的老兵亡靈。

其中，最攫人目光的，莫過於「異日國家得統一，家祭毋忘告乃翁」這副對句，其引用的顯然是宋代愛國詩人陸游〈示兒〉中的詩句，將原本表達期待「抗金成功」、「收復中原」的「王師北定中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稍微做了改寫，忠實反映了葬在五指山的外省退役軍官兵的集體心境——反攻大陸未果、終究無法回鄉，而這裡就是他們最後無奈的歸屬。

陸游的詩句會出現在墓園裡，顯然不是巧合。同樣於今年四月下葬五指山的郝柏村過世之後，郝家後代曾公開郝柏村的書房，供新聞媒體拍攝；而郝柏村的書桌上，當時也出現了陸游的詩句，只不過郝柏村也改動了幾個句子。那首詩，是這樣寫的——「保台反獨絕非空，但悲不見中華同；兩岸和平統一日，家祭毋忘告乃翁。」

就此而言，五指山或許就不只是個軍人的墓園，甚至也是某個意識型態和國族想望的墓園，埋藏著許多老兵反攻大陸的心願。在中華民國走向民主化、本土化之後，諸如「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復興中華」等台灣人過去奉為圭臬，但今日已經棄若敝屣的概念，最終或許也只剩下這裡能夠安放——你幾乎可以說，就某個意義而言，埋葬在此的，就是某些人心目中的「中華民國」。

就此而論，將李登輝這樣一個在很多人眼裡「摧毀了中華民國」的前總統安葬在這裡，的確是存在不少扞格的。

然而事實上，以兩岸統一來慰藉先祖亡靈，也早就未必是每個老兵後代的心願。

「那都時代背景而已嘛，對我們而言哪裡有差——我還生在萬華耶。現在都什麼年代了，不是所有外省人的小孩都還在『反攻大陸』。我們也是台灣人嘛。」上山為父親做端午祭的陳先生，一邊和母親將供品排列整齊，一邊如此說道。

陳先生的父親是江蘇淮陰人，退役時是陸軍中校，去年過世後，骨灰就安放在五指山的忠靈殿靈骨塔裡；而陳先生出生成長的萬華（艋舺），則是台北市歷史最悠久的街區之一，本省居民比例較高。

「寫這裡的故事？那寫不完啊，太多了，你找他以前的弟兄來圍一圈，他們可以講上三天三夜。」陳先生說，自己還算是愛聽老兵故事的；很多外省後代，其實只覺得國共恩怨太過離地，而老兵的「當年勇」也太過嘮叨。

「我爸是讀書人，當年去外地讀書，打仗後回家才發現家裡的人早逃難跑光了。正在倉皇，門口正好有部隊經過，就跟著走了。其實他那時才幾歲啊，又瘦又小的，哪個部隊會想要他？最後讓他跟著的長官，也是看他可憐而已。你說，這些人知道政治是怎麼一回事嗎？」

對於這些老兵而言，葬在五指山是天經地義的事。「你孤身一人來台灣，同袍朋友就是你的家人，他們如果都葬在這裡，你當然也會想在這裡，有人作伴嘛。」

但話雖如此，在這個一位難求的軍人公墓裡入土為安，倒也未必是每個外省人的遺願——祖籍浙江奉化、統治台灣長達四十餘年的蔣氏家族，至今對於是否要將蔣介石、蔣經國陵寢移至五指山，就依然躊躇不決。

由於總統是法定的三軍統帥，因此歷任的中華民國總統在法理上，也都擁有在五指山安葬的資格。然而蔣氏父子過世後，遺體卻先後被「暫厝」在桃園的慈湖與大溪，至今仍未下葬，箇中用意，即是希望「俟大陸光復後再行奉安」；反攻大陸一日不成，蔣氏就一日不願入土安葬。

豈料數十年過後，反攻大業依然遙遙無期，而中華民國在台灣也從偏安一隅，逐漸轉為落地生根。到了 2004 年，蔣家後代終於同意開啟「先總統蔣公暨蔣故總統經國先生移靈奉安計畫」，政府於是出資約三千萬新台幣，於五指山公墓興建「蔣陵」，並在名稱上比照古代帝王、給予「陵」的地位，最終於隔年順利落成。

然而蔣陵建成之後，蔣家內部卻出現了不同聲音；遲至今日，蔣氏父子的遺體都仍未遷入，而氣派莊嚴的蔣陵，也已閒置了十五年之久。

當年有報導指出，蔣家之所以在蔣陵落成後不願遷葬，是因為家族內部擁有不同聲音：有人主張應尊重兩蔣遺願、遷葬浙江奉化，而蔣孝嚴則認為在陳水扁執政期間移靈「感覺不踏實」。有些報導則繪聲繪影地指出，每每有蔣家後代提出移靈構想，提議者便會在提議不久之後過世，比如曾於 2004 年初主動去信國防部長、要求將兩蔣安厝至五指山的蔣方良（蔣經國遺孀），便是在當年底過世；而於 2004 年主持蔣陵動土典禮的蔣徐乃錦（蔣經國長子蔣孝文之妻），後來也在 2005 年辭世。這些巧合，據傳都讓蔣家自此沒人敢再提起移靈一事。

另一個傳聞中的因素，則和五指山長年來為人詬病的「蔭屍」問題有關。

雖然五指山的風景不俗，但在一些風水師的眼裡，五指山其實並非風水寶地。一塊理想的墓地，應該要能被群山圍繞，取得「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之勢；然而五指山公墓卻位於山巔，在周遭環境之中幾乎位於制高點，秋冬又有東北季風造成的「風煞」，環境也過於潮濕。

五指山公墓在風水上的缺陷，在網路上則經常以「蔭屍」現象為人所知：不少風水師、撿骨師都有陪同家屬前去開棺，卻發現故者屍身泡在水裡、久未腐爛的經驗。然而這個問題，也反映出了本省、外省族群在喪葬習俗上的差異。

在台灣的土葬文化之中，有一種被稱為「撿骨」的習俗，亦即由家屬在先輩入土數年之後開棺撿骨，接著或者重新安葬、或者另覓納骨塔遷入。類似的習俗，在中國一般只見於苗族、瑤族文化之中，而且通常都和少數民族的鬼神觀有關；中國南方一些與客家人有淵源的社群，也曾有過類似的文化，但今日已經式微。

至於台灣的撿骨文化，其來由至今仍未有定論，但一般認為，這種習俗除了和子孫趨吉避凶、改善風水的企圖有關之外，也反映了台灣社會的渡台史和移民性格：由於華人社會擁有強烈的「落葉歸根」意識，因此明、清兩代移居台灣的閩南和客家移民，會習慣先將父母遺體葬在台灣，數年過後再挖出骨骸、裝入甕罈，帶回閩、粵的祖墳安葬。

雖然近百年來，台灣與大陸幾乎都在不同政權的統治之下，而台籍移民位在閩、粵原鄉的祖墳也不見得依然復存，但「撿骨」的習俗卻延續了下來，因此今日不少實行土葬的本省家庭，依然會在親人下葬一定時日之後開棺撿骨，也因此會特別留意墓穴的排水問題，因為泡水的遺體不易腐爛，會加深撿骨的難度。

然而這種撿骨習俗，在 1949 年後來台的外省家庭之中並不常見。在台北從事撿骨業三十多年的謝俊銘告訴《端傳媒》，傳言五指山公墓當年在設計時，就是因為外省人沒有撿骨習慣、而軍人公墓裡又多半是外省官兵，因此並沒有謹慎考慮墓穴的排水問題，也因此「蔭屍」的情況特別嚴重，「我遇過的有九成五開棺之後，遺體都是泡在水裡的。」

此外，管理五指山公墓的軍方也規定，一旦家屬選擇開棺撿骨，就必須簽下切結書、同意永久遷出五指山墓園，目的便是希望將不敷使用的墓地空出，讓給新的申請者使用。

不過在某個意義上，這個規定卻也降低了家屬實行撿骨習俗的意願，因而削弱了台灣撿骨文化中隱含的「將遺骨送回大陸故土」的意涵，和這個墓園裡隨處流露的「反攻」願望隱隱形成了張力，但也恰巧反映出了台灣社會的流變。

牽涉國格、首都所在地的《國葬法》

另一個因為「統一事業未竟」、不時也會浮上檯面的喪葬問題，則是台灣至今都未曾使用過的《國葬法》。

2020 年初，台灣空軍的一架黑鷹直升機在北部山區失事，導致包含參謀總長沈一鳴上將在內的八名將士殉職。事發後，台灣社會難得不分藍綠，一致地沈浸在哀慟的氣氛與「愛國情緒」之中，而朝野也出現了對殉職將士舉行「國葬」的呼聲。

然而這些呼聲，卻也意外揭露了「國葬」的尷尬之處：中華民國今存的《國葬法》，是在 1948 年修正通過的，而該法的第七條則規定「內政部應會同首都所在地市政府，於首都擇定地點設置國葬墓園」。不過由於該法實施後隔年，國民政府便旋即退守台灣，因此曾有一說指出，國民政府於遷台初期就決定，在「中央政府未返回大陸以前，皆不舉行國葬」，也因此舉凡閻錫山、胡適、于右任、白崇禧等國民黨大老過世時，都沒能獲得「國葬」待遇。

倘若細看《國葬法》的沿革，該法於 1930 年制定之後，其實歷經了四次修正。比如 1947 年，立法院便將《國葬法》第七條牽涉「國葬墓園」的內文，修正為「應會同南京市政府於首都所在地擇定地點」，反映了對日抗戰結束、政權中樞遷回南京的動態。

然而立法院旋即又在隔年做了修正，將「南京市政府」字樣從條文刪去，改以「首都所在地市政府」替代，或許就是因為國民政府當時已經知道內戰情勢不利、首都南京不保，所以才決定修正條文、保持彈性——以「尚未回到南京」作為不舉行國葬的理由，本來就未必合理。

再退一步談，《中華民國憲法》其實也並未明文指定「中華民國首都所在地」，而只有「國民大會之開會地點在中央政府所在地」這樣的陳述，因此以《國葬法》第七條為由暫停「國葬」的作法，其實的確存在商榷的空間。然而歸根究底，能否在台灣舉行「國葬」的癥結，終究不只是「首都」的界定問題而已，還事涉中華民國國格、以及理解兩岸關係的法律框架，也因此茲事體大。

話說回來，中華民國首都的確一直都是不好碰的爭議，比如馬英九執政期間，教育部便曾於 2013 年發函給中小學，提及「依據《中華民國憲法》，目前我國首都應為南京」，因而引起不小爭議。事實上，自從國民政府來台、一直到《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於 1991 年廢止之前，台北一直都被實質視為中華民國的「戰時首都」，而地理教科書則一直沿用「首都在南京」的說法。

但不論如何，在黑鷹直升機失事中殉職的將士，最後依然沒能獲得法律意義上真正的「國葬」、只有「國葬級」的公祭。李登輝將以「國葬方式」安葬五指山的傳聞傳出之後，趙少康也質疑，「難道李登輝要葬在南京嗎？」

身為外省第二代、以「眷村文學」享譽文壇的作家朱天心，曾在 2011 年於《聯合報》發表了一篇散文，名為〈不會是一場百年孤寂〉，以此為「民國百年」祝壽，一面與馬奎斯的《百年孤寂》對話，一面娓娓討論了外省後代的認同歸屬。

在那篇文章裡，她引用了《百年孤寂》裡的一句話——「一個地方有親人埋骨，才算是家鄉。」現在回看，或許也沒有的，能比這句話更適合作為五指山軍人公墓的註腳。

雖然從表面上來看，五指山軍人公墓的確稱得上是全台灣「正藍」色彩最純粹、最濃厚的地點之一。然而換個角度來看，五指山公墓在「台灣」的「國族建構」過程之中，卻也是相對隱幽、卻十分重要的一環，具有不容忽視的意義。

因為如果《百年孤寂》的「埋骨論」成立的話，那麼也許，只有當這些逃過兵馬倥傯的國軍官兵、這些流離過大半中國的第一代軍民在此地埋骨安眠之後，台灣也才能成為中華民國的新故鄉。

更值得一提的是，今年先後在五指山入土的郝、李兩人，生前雖然形同陌路，卻也在同一年過世、在五指山上並肩長眠，一起成為了「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可貴註腳。不論在五指山奉安是不是李登輝本人的遺願，他與幾千個外省老兵的並肩長眠，在台灣國族建構、族群和解的進程之中，也將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其意義的確不容小覷。

而在郝柏村和李登輝之後，兩蔣最終能否葬進五指山上的「蔣陵」，或許便是這項進程的最終指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