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風暴身旁，新加坡成了誰的「安全港」？

大概三年前，我和一些朋友開玩笑說，香港可能會出現一個新加坡的「流亡政府」。當時，身邊好些新加坡人，紛紛捲起鋪蓋去了香港。其中比較高調的有新聞學教授 Cherian George，他在被南洋理工大學兩次拒絕終身教職後，被迫離開新加坡、去了香港浸會大學；當時，有人認為他對於新加坡政治和媒體自由的批判性文章，會對該大學構成「聲譽風險」。然後是劉浩典（Donald Low），他從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辭去副院長職務，現今在香港科技大學任教。那時還有人猜測，現任總理李顯龍弟弟李顯揚，是否會移民。

對於這些在新加坡被壓制、亦或是直接感受到了壓迫潮寒的人而言，香港是一個他們可以逃去的、更為自由的地方——不過，這個笑話如今已經不再被提起。不是因為新加坡的壓迫不再強烈，而是因為香港的形勢，變得越來越嚴峻。

2019年掀起的反修例抗議運動，規模越來越大，演變成一種越來越絕望的嘗試。當中國中央政府試圖將一項擬議中的國家安全法強加給香港的消息一傳出，局勢變得更加黯淡。6月30日，法案全文公佈；7月1日，成千上萬的香港人走上街頭反對該法。「一國兩制」的原則正在我們眼前崩塌，國安法會瓦解香港相對於中國大陸所享有的自由嗎？

在討論和猜測香港未來的同時，這場持續的政治動盪可能對其他地方產生的影響，也一直出現在公眾視野中。新加坡與香港被視為「姐妹」，有諸多相似之處、亦有競爭之勢，當香港經歷這一場場撞擊時，新加坡又會被怎樣影響到呢？

如果情況看起來不穩定，移去新加坡極為可行？

辛迪（化名）來自菲律賓，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從事投資和對衝基金工作。 2019年年中，她隨家人從香港搬到新加坡。據她的經驗，很多在香港從事基金管理行業的人，尤其是在香港工作了一段時間的外籍人士，大多是通過工作才在香港定居；如果他們想他遷，新加坡將是一個極為可行的選擇。

辛迪說： 「如果你是一個在尋找辦事處的基金經理，那我會選擇新加坡，因為從政治上來說，它更穩定。我不認為辦事處設在新加坡，會與設在香港看起來有所不同。」

辛迪和她的家人在反修例運動加劇的時候離開香港，但她說，他們在此之前就已經開始計劃搬家了。作為一個外籍家庭，他們在這個城市生活了十年之久，可從未完全融入當地社區。

「我們已經在香港呆了很久，但之前並沒有打算呆那麼久。在規劃未來時，我們發覺，在融入當地文化方面，我們並沒有真正感受到歸屬感，」辛迪說，「我們的本地朋友為零，我想這是我們的錯……沒有真正努力去學習本地語言，也沒有被激勵去學習本地語言。」他們的孩子也同樣如此：在國際學校學習，並與其他外籍人士的子女交朋友。

辛迪說，促使他們遷居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政治危機，但她和丈夫都覺得，「未來的香港將更加以中國為中心」，而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夠成長在一個更為多元的文化環境中。在四處尋找其他選擇時，他們被新加坡更多元化的社會所吸引。

「非常重要的一點，我們是一個穆斯林家庭，」她說，「在香港，很少有穆斯林餐廳提供清真食品，甚至感受不到穆斯林的節日——它們不是官方節日。」

在這一點上，新加坡很不同。根據2015年的人口普查，15歲以上的新加坡居民中，約有14%的人（約46萬人）是穆斯林。這是香港報告的穆斯林人口的兩倍多；香港的穆斯林可以在5個清真寺做禮拜，而整個新加坡，就大約有70個清真寺。

香港緊張昂貴的「高壓」環境，也讓 辛迪 和她的家人心有餘悸。新加坡人也抱怨這裏的房價和住房成本，但仍達不到香港令人瞠目結舌的程度。 對辛迪一家，孩子在香港所承受的壓力，也是壓力的一環， 「香港有很多的國際學校，但競爭非常激烈。我孩子上小學，就要面試四次，他當時才五歲！」

在英國完成研究生學業後，來自中國大陸的莉莉（化名），儘管曾在香港居住和生活多年、並且已經擁有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還是在2019年9月決定，搬到新加坡工作，而不是回到香港。

雖然香港持續的政治衝突是一部分原因，新加坡的一家跨國科技公司，也給她遞出了一份不錯的工作機會。她並不是身邊朋友圈中唯一一個離開香港的人，但莉莉說，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是外籍人士或來自中國大陸。

這些人並沒有特別投入到香港任何爭取自決權或民主的政治鬥爭中，但他們感受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持續示威和動盪的影響。

不過，對於新加坡是否能成為香港本地人因對其政治失望而離開城市的地方，莉莉抱懷疑態度。 「對於想要政治自由的人來說，新加坡不是一個好去處，」她說，「如果你抱怨香港『缺乏自由』，這比香港差10倍。」

香港公民自由是在被迅速侵蝕，但很多基本的自由，在新加坡早已受到限制。

不可以把本國的問題 「輸入」新加坡

32歲的安迪（化名）是一名從事科技工作的香港人。他在2014年選擇移居新加坡。香港人口過度密集，加上中國對香港生活、文化和政治的影響越來越大，讓他選擇離開自己的城市。

安迪說，之所以決定選擇新加坡，是因為這裏離家不遠，而且比香港提供了更多的職業發展和進步空間。此外，新加坡的華裔佔多數（約74%的新加坡居民是華裔），他覺得，這意味著他不必太過擔心歧視或種族主義，而新加坡講英語的民眾和全球化的視野，也讓適應這裡的生活不會太難。

當被問及看到家鄉持續不斷的抗議活動有何感受時，安迪說，抗議是「預計之中」的，他深明「示威是果，暴政是因。」但是，新加坡對政治表達的限制，讓像 Andy 這樣的移民，很難表達對家鄉鬥爭的聲援。

「猶如電影《Fight Club》結局，明知要大破才能大立，焦土後才能重生，但我可以做的，就只有看著城市崩解。」

新加坡這個城邦國堅持一個立場，那便是移民不可以把本國的問題 「輸入」新加坡，香港也不例外。 2014年，參加在Speaker’s Corner——新加坡唯一一個允許公民和永久居民在沒有警方事先許可的情況下集會的小公園——聲援集會的香港人，被新加坡警方調查。 2019年，來自香港的一個餐館老闆 Alex Yeung 在組織會議討論香港抗議活動，抨擊了香港示威者、並表達了對香港警方的支持——這隨即被指控是未經許可組織集會，他因此被遣返、並禁止再次進入新加坡。

在考慮新加坡對香港人的吸引力時，安迪的答案所指向的限制是不容忽視的。雖然《華盛頓郵報》的報導稱，2019年下半年，香港移民所需的「無犯罪紀錄證明書」（俗稱「良民證」）申請量比前年增加了80%，但新加坡未必是香港人的下一個目的地。

Kyle Leung 是新加坡某知名房產門戶網站的房產作家和研究員。 2019年10月，他調查了香港人是否會投資新加坡的房產，隨即發現，香港人更傾向於台灣、英國、加拿大、美國和馬來西亞等國家。Leung 的研究與香港中文大學在2019年10月的調查相似，港人提及最多的移居目的地是加拿大、澳洲和台灣。

Leung 分析道：「有兩個原因：首先是因為其中一些國家可能更符合他們對公民社會和政府之間應該如何互動的理念；其次是因為其中一些國家的房產比新加坡便宜。」

在新加坡，集會自由受到嚴重限制。根據《公共秩序法》，即使參與者只有一個人，如果未經當局事先許可，參加任何有關公益的活動（cause-related events），也可構成非法集會。新加坡的活動分子，可能僅僅因為在公共場所拿著標語牌拍照，就被拉去調查。

新聞自由和言論自由也是一個嚴峻的問題：在「記者無國界」2020年的「世界新聞自由指數」中，香港排名第80位，比前一年下降了7位，而新加坡的排名則低得多，在158位（中國排在177位）。數十年前，人民行動黨（People’s Action Party）迫使新加坡的主流媒體就範，限制了各種觀點的空間，並以有利於執政黨和建制派立場的方式塑造公共話語。

早前，輿論曾有猜測，香港的抗議者可能會激勵和鼓舞新加坡人。一位新加坡高級官員就曾告訴《金融時報》，新加坡政府「害怕」在這個城邦也會發生「類似的事情」。不過，當時這些有些過分被渲染的猜測，現已化為烏有。關於新加坡的社會和經濟政策，尤其是與住房和房地產有關的政策能否為香港提供出路的猜測，也已經散去。

這兩個觀點忽略了主要的考慮因素：香港的問題源於政治危機而非經濟危機，而新加坡儘管在公民自由方面存在問題，但仍是一個擁有普選權的主權國家。

儘管如此，一些新加坡建制派人士仍然很快就吸取了教訓，開始塑造輿論。前人民行動黨議員吳俊剛（Goh Choon Kang）於最初發表在中文報紙《聯合早報》上的一篇尖鋭的專欄文章中聲稱，香港的抗議活動是「外國操縱的結果」，並為新加坡人提供了一個警示。

「新加坡絕不是另一個香港。它不需要『顏色革命』，它的社會也絕對不存在助長『顏色革命』的情況。」吳俊剛斷言。他警告，不要讓某些個人（必須說明，在他警告要警惕的新加坡個人中，也包括我自己）或組織可能在新加坡「進行革命」。

2019年11月，貿工部長陳振聲（Chan Chun Sing）對媒體說，要保持「運作良好的政治制度、長遠的政策和社會凝聚力」，就要「堅持以犧牲共同和集體利益為代價來獲取最大的個人利益，這不是新加坡的做法。追求這種狹隘的利益，反而會使妥協和建設性解決的政治中心分崩離析。」

陳振聲強調，應該用建設性的方法來解決衝突，而不是訴諸暴力。香港的動盪，對許多新加坡人來說，被認為是對他們國家政治制度的進一步驗證。

不易動搖的「金融中心」？

在亞洲，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大力推廣自己為「做生意的好地方」的富裕城市。但是，當香港街頭被越來越多的催淚彈所充斥的同時，它作為一个有吸引力的金融中心的地位，也開始受到質疑。

2019年10月，高盛（Goldman Sachs）估計，在6月至8月期間，有大約40億美元離開了香港……並可能流動到了新加坡。大量資金真的正從香港流向獅城嗎？根據新加坡央行數據，2020年4月，非本地居民在新加坡銀行的存款比前一年猛增44%，有記錄以來的最高，超過620億新元（合445億美金）。

在過去的一年裏，新加坡只有一個月的存款額沒有上升，雖然不能忽視其他全球事件，例如中美貿易戰和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但分析人士指出，香港的政治危機也是一個因素。

存款的流動，指向香港衰落和新加坡的崛起——這樣的敘述看似方便的，但過於簡化。鑒於大量媒體對這一說法的報導，2020年6月7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發表了一份聲明：「大量存款從香港流向新加坡的說法是不正確的。」

金融管理局的申明補充道：「今年新加坡外幣存款的強勁增長來自各種來源——國內、地區和地區以外。沒有一個地區或國家的來源佔主導地位。」

莉莉也曾在一家銀行工作，就資金的流動而言，她說：「香港和新加坡之間的流動性很強，你可以有兩個賬戶，而且當天就可以轉賬。」如果情況看起來不穩定，人們可以把錢轉移出香港，如果情況好轉，再把錢轉移回來，這是相對容易去操作的。

正因如此，正如現為香港科技大學公共政策實踐教授劉浩典向端傳媒指出的那樣，財富管理是金融活動中，比較「腳踏實地」的部分，因為「移動資本，相對而言是沒有成本和摩擦的」。去年以來，我們所看到的資金流向新加坡，很可能是基金經理和客戶尋求對衝風險和平衡投資組合的短期行動的一部分：即使香港經濟因不穩定而受到一定影響，他們的客戶至少可以將一部分財富安全地存放在新加坡。

一份在2020年3月發布的第2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中，香港被評為全球第六大金融中心，相比半年前發布的第26期下降了3位；新加坡則排名第五。該指數考慮了不同方面的競爭力：人力資本、基礎設施、金融業的發展、聲譽和整體商業環境。

這兩座城市都被認為是現代化和商業友好型城市，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不錯的基礎設施。兩座城市都是前英國殖民地，非常普遍英語的使用率令慣於環球旅行的外籍人士更容易適應和定居。如劉浩典教授所說：「金融中心並不是一個『單體』，並不是一個金融中心就可以取代另一個那麼簡單。」

劉浩典說這些作為金融中心的城市，經過多年的建設，其地位不是那麼容易被動搖的。 「因為你是一個中心，你就往往擁有那個生態系統，那個支持性的基礎設施。」他說，中心有一種「贏家通吃」的效應——正是因為它們擁有有利於特定活動的生態系統，人們和產業才會向它們湧去，並進一步強化它們作為關鍵節點的地位。

換句話說，儘管新加坡與香港有某些相似之處，但如果某項進入活動在考慮是否將重心從香港轉移到新加坡的話，是需要具體分析的。

例如，如果所謂的「高淨值人士」擔心他們在香港的資產不夠「安全」，大量的資金、存款，可以很容易地從香港流去另一個地方，不僅在香港和新加坡之間如此，在其他金融城市之間的流動也很便捷。但香港金融活動的其他方面，劉浩典說「是更具黏性的」，無法如此迅速或輕易地移植。

與新加坡相比，香港毗鄰中國是明顯優勢。這不僅吸引了在中國有業務的公司，還意味著香港也是中國企業融資的渠道——香港證券交易所是首次公開募股（IPO）全球排名的第一位。雖然2020年第一季度，香港交易所跌至第六位，但觀察人士指出，今年晚些時候，有可能會有大宗交易推出。基於整個金融結構所在——從位置和便利性，到人才和專業技巧，幾乎沒有理由將所有這些交易轉移到新加坡，而且，後者的股票市場遠沒有那麼活躍。

事實上，離開喧囂的街頭，香港光鮮的商業大樓裏，對於北京在香港的種種政治壓力，並未表示出多少反對意見。尤其最近，來自中國大陸的企業（包括京東和網易）在香港證券交易所做出的數十億的IPO融資——接下來預計還會有更多——描繪的圖景正是，香港的商業環境依然欣欣向榮，至少其中與中國相關的那一塊大蛋糕。

不過，對於香港、紐約、倫敦這樣的世界級金融中心而言，當地的法律體系也是金融服務的重要一環。香港的政治危機將怎樣打擊到這裏長期另人信服的法律體系？又會怎樣影響到跨國業務？捨不得大蛋糕的商業圈，或者會再行觀望。

是誰的安全港？

「透視新加坡」是一個以香港為受眾主體的 Facebook 頁面，給讀者介紹和解釋新加坡。「考慮移民就像選擇人生伴侶一樣，不是選擇最好的，而是選擇最合適的。」這個頁面的編輯寫到，「如果你想找一個穩定、安全的地方養育孩子，一個工作穩定、經濟發展的地方，而這個地方又離香港不遠，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不難適應，那麼新加坡不失為一個好選擇。但如果你優先考慮的是自由、活力，那麼或許你應該再考慮一下。」

一些香港人可能會對新加坡望而卻步，但對一些來自中國的移民群體而言，新加坡仍有吸引力。劉浩典教授也指出，與香港不同，新加坡的反華情緒並沒有急劇上升。

莉莉觀察到了類似的情況。「對於很多生活在香港的中國大陸人來說，新加坡是一個非常好的選擇，」她說，「我的很多中國大陸朋友都喜歡新加坡，他們覺得新加坡比香港更具有中國特色。」這裏的「中國特色」，便包括「普通話」的使用。

比起在香港生活，不會粵語這一點會帶來的明顯的劃分，以及直接的「大陸人」或「香港人」的身份識別，新加坡政府尤其強調使用華語（也即簡體普通話）的使用，以聯結在新加坡生活的不同華人社群，而粵語、閩南話在這裏都被視作是「方言」。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生活在新加坡的中國移民不會受到偏見，事實上，從被稱作「PRCs」、日常租房遭到的待遇，甚至是新加坡年輕華人盡力將自己與中國移民區分開來的現象，都在道出新加坡難解的種族問題。

房產業人事 Leung 說，中國人對新加坡的房產一直都很有興趣——儘管外國人在新加坡購買物業，要繳高達20%的税。Leung 說：「因為他們喜歡我們的穩定性，幾乎在每一個意義層面上都是如此。他們一直將新加坡房產視為理想的避風港資產，再加上如果他們拿下『新加坡永久居留』，這就有可能成為未來的家。」

「從交易數據來看，中國人的購買力已經很顯著。」

但是，這並不意味着這些中國買家是拋棄香港去的新加坡。 「我還未聽說過有賣掉香港房產，然後在新加坡買房的的中國買家的例子。」Leung說。

無論如何，現在可能不是尋求移居新加坡的最佳時機。新加坡的經濟受到2019冠狀病毒疫情的重創，預計GDP將萎縮4-7%，陷入該國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預計到2020年年底，新加坡將失去20萬個工作崗位。外籍人士可能會受到最嚴重的打擊；一些人已經被裁員，並且全家人即將離開新加坡。

在2020年6月23日，李顯龍總理向全國發表講話時說：「在經濟上，我們必須為未來一個非常艱難的時期做好準備。新加坡尚未感受到疫情所帶來的全部經濟後果，但它即將到來。」

「儘管我們已經採取了所有措施，但未來幾個月將有更多的企業倒閉，更多的裁員。失業率會繼續上升。」在這次演講中，他宣布解散議會。新加坡人將在7月10日前往投票站。

國家安全法的陰影正籠罩在香港上空，但在新加坡的公共探討中卻少有提及。由於疫情擾亂了日常生活以及對經濟造成的嚴重破壞，又有即將舉行的選舉，新加坡人對身邊的「姐妹」城市，關注度並不高。

（感謝實習生李海欣的翻譯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