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风暴身旁，新加坡成了谁的“安全港”？

大概三年前，我和一些朋友开玩笑说，香港可能会出现一个新加坡的“流亡政府”。当时，身边好些新加坡人，纷纷卷起铺盖去了香港。其中比较高调的有新闻学教授 Cherian George，他在被南洋理工大学两次拒绝终身教职后，被迫离开新加坡、去了香港浸会大学；当时，有人认为他对于新加坡政治和媒体自由的批判性文章，会对该大学构成“声誉风险”。然后是刘浩典（Donald Low），他从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辞去副院长职务，现今在香港科技大学任教。那时还有人猜测，现任总理李显龙弟弟李显扬，是否会移民。

对于这些在新加坡被压制、亦或是直接感受到了压迫潮寒的人而言，香港是一个他们可以逃去的、更为自由的地方——不过，这个笑话如今已经不再被提起。不是因为新加坡的压迫不再强烈，而是因为香港的形势，变得越来越严峻。

2019年掀起的反修例抗议运动，规模越来越大，演变成一种越来越绝望的尝试。当中国中央政府试图将一项拟议中的国家安全法强加给香港的消息一传出，局势变得更加黯淡。6月30日，法案全文公布；7月1日，成千上万的香港人走上街头反对该法。“一国两制”的原则正在我们眼前崩塌，国安法会瓦解香港相对于中国大陆所享有的自由吗？

在讨论和猜测香港未来的同时，这场持续的政治动荡可能对其他地方产生的影响，也一直出现在公众视野中。新加坡与香港被视为“姐妹”，有诸多相似之处、亦有竞争之势，当香港经历这一场场撞击时，新加坡又会被怎样影响到呢？

如果情况看起来不稳定，移去新加坡极为可行？

辛迪（化名）来自菲律宾，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从事投资和对冲基金工作。 2019年年中，她随家人从香港搬到新加坡。据她的经验，很多在香港从事基金管理行业的人，尤其是在香港工作了一段时间的外籍人士，大多是通过工作才在香港定居；如果他们想他迁，新加坡将是一个极为可行的选择。

辛迪说： “如果你是一个在寻找办事处的基金经理，那我会选择新加坡，因为从政治上来说，它更稳定。我不认为办事处设在新加坡，会与设在香港看起来有所不同。”

辛迪和她的家人在反修例运动加剧的时候离开香港，但她说，他们在此之前就已经开始计划搬家了。作为一个外籍家庭，他们在这个城市生活了十年之久，可从未完全融入当地社区。

“我们已经在香港呆了很久，但之前并没有打算呆那么久。在规划未来时，我们发觉，在融入当地文化方面，我们并没有真正感受到归属感，”辛迪说，“我们的本地朋友为零，我想这是我们的错......没有真正努力去学习本地语言，也没有被激励去学习本地语言。”他们的孩子也同样如此：在国际学校学习，并与其他外籍人士的子女交朋友。

辛迪说，促使他们迁居的原因并不是因为政治危机，但她和丈夫都觉得，“未来的香港将更加以中国为中心”，而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成长在一个更为多元的文化环境中。在四处寻找其他选择时，他们被新加坡更多元化的社会所吸引。

“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是一个穆斯林家庭，”她说，“在香港，很少有穆斯林餐厅提供清真食品，甚至感受不到穆斯林的节日——它们不是官方节日。”

在这一点上，新加坡很不同。根据2015年的人口普查，15岁以上的新加坡居民中，约有14%的人（约46万人）是穆斯林。这是香港报告的穆斯林人口的两倍多；香港的穆斯林可以在5个清真寺做礼拜，而整个新加坡，就大约有70个清真寺。

香港紧张昂贵的“高压”环境，也让 辛迪 和她的家人心有余悸。新加坡人也抱怨这里的房价和住房成本，但仍达不到香港令人瞠目结舌的程度。 对辛迪一家，孩子在香港所承受的压力，也是压力的一环， “香港有很多的国际学校，但竞争非常激烈。我孩子上小学，就要面试四次，他当时才五岁！”

在英国完成研究生学业后，来自中国大陆的莉莉（化名），尽管曾在香港居住和生活多年、并且已经拥有香港的永久居民身份，还是在2019年9月决定，搬到新加坡工作，而不是回到香港。

虽然香港持续的政治冲突是一部分原因，新加坡的一家跨国科技公司，也给她递出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机会。她并不是身边朋友圈中唯一一个离开香港的人，但莉莉说，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外籍人士或来自中国大陆。

这些人并没有特别投入到香港任何争取自决权或民主的政治斗争中，但他们感受到自己的日常生活受到了持续示威和动荡的影响。

不过，对于新加坡是否能成为香港本地人因对其政治失望而离开城市的地方，莉莉抱怀疑态度。 “对于想要政治自由的人来说，新加坡不是一个好去处，”她说，“如果你抱怨香港‘缺乏自由’，这比香港差10倍。”

香港公民自由是在被迅速侵蚀，但很多基本的自由，在新加坡早已受到限制。

不可以把本国的问题 “输入”新加坡

32岁的安迪（化名）是一名从事科技工作的香港人。他在2014年选择移居新加坡。香港人口过度密集，加上中国对香港生活、文化和政治的影响越来越大，让他选择离开自己的城市。

安迪说，之所以决定选择新加坡，是因为这里离家不远，而且比香港提供了更多的职业发展和进步空间。此外，新加坡的华裔占多数（约74%的新加坡居民是华裔），他觉得，这意味着他不必太过担心歧视或种族主义，而新加坡讲英语的民众和全球化的视野，也让适应这里的生活不会太难。

当被问及看到家乡持续不断的抗议活动有何感受时，安迪说，抗议是“预计之中”的，他深明“示威是果，暴政是因。”但是，新加坡对政治表达的限制，让像 Andy 这样的移民，很难表达对家乡斗争的声援。

“犹如电影《Fight Club》结局，明知要大破才能大立，焦土后才能重生，但我可以做的，就只有看着城市崩解。”

新加坡这个城邦国坚持一个立场，那便是移民不可以把本国的问题 “输入”新加坡，香港也不例外。 2014年，参加在Speaker’s Corner——新加坡唯一一个允许公民和永久居民在没有警方事先许可的情况下集会的小公园——声援集会的香港人，被新加坡警方调查。 2019年，来自香港的一个餐馆老板 Alex Yeung 在组织会议讨论香港抗议活动，抨击了香港示威者、并表达了对香港警方的支持——这随即被指控是未经许可组织集会，他因此被遣返、并禁止再次进入新加坡。

在考虑新加坡对香港人的吸引力时，安迪的答案所指向的限制是不容忽视的。虽然《华盛顿邮报》的报导称，2019年下半年，香港移民所需的“无犯罪纪录证明书”（俗称“良民证”）申请量比前年增加了80%，但新加坡未必是香港人的下一个目的地。

Kyle Leung 是新加坡某知名房产门户网站的房产作家和研究员。 2019年10月，他调查了香港人是否会投资新加坡的房产，随即发现，香港人更倾向于台湾、英国、加拿大、美国和马来西亚等国家。Leung 的研究与香港中文大学在2019年10月的调查相似，港人提及最多的移居目的地是加拿大、澳大利亚和台湾。

Leung 分析道：“有两个原因：首先是因为其中一些国家可能更符合他们对公民社会和政府之间应该如何互动的理念；其次是因为其中一些国家的房产比新加坡便宜。”

在新加坡，集会自由受到严重限制。根据《公共秩序法》，即使参与者只有一个人，如果未经当局事先许可，参加任何有关公益的活动（cause-related events），也可构成非法集会。新加坡的活动分子，可能仅仅因为在公共场所拿着标语牌拍照，就被拉去调查。

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在“记者无国界”2020年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香港排名第80位，比前一年下降了7位，而新加坡的排名则低得多，在158位（中国排在177位）。数十年前，人民行动党（People’s Action Party）迫使新加坡的主流媒体就范，限制了各种观点的空间，并以有利于执政党和建制派立场的方式塑造公共话语。

早前，舆论曾有猜测，香港的抗议者可能会激励和鼓舞新加坡人。一位新加坡高级官员就曾告诉《金融时报》，新加坡政府“害怕”在这个城邦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不过，当时这些有些过分被渲染的猜测，现已化为乌有。关于新加坡的社会和经济政策，尤其是与住房和房地产有关的政策能否为香港提供出路的猜测，也已经散去。

这两个观点忽略了主要的考虑因素：香港的问题源于政治危机而非经济危机，而新加坡尽管在公民自由方面存在问题，但仍是一个拥有普选权的主权国家。

尽管如此，一些新加坡建制派人士仍然很快就吸取了教训，开始塑造舆论。前人民行动党议员吴俊刚（Goh Choon Kang）于最初发表在中文报纸《联合早报》上的一篇尖锐的专栏文章中声称，香港的抗议活动是“外国操纵的结果”，并为新加坡人提供了一个警示。

“新加坡绝不是另一个香港。它不需要‘颜色革命’，它的社会也绝对不存在助长‘颜色革命’的情况。”吴俊刚断言。他警告，不要让某些个人（必须说明，在他警告要警惕的新加坡个人中，也包括我自己）或组织可能在新加坡“进行革命”。

2019年11月，贸工部长陈振声（Chan Chun Sing）对媒体说，要保持“运作良好的政治制度、长远的政策和社会凝聚力”，就要“坚持以牺牲共同和集体利益为代价来获取最大的个人利益，这不是新加坡的做法。追求这种狭隘的利益，反而会使妥协和建设性解决的政治中心分崩离析。”

陈振声强调，应该用建设性的方法来解决冲突，而不是诉诸暴力。香港的动荡，对许多新加坡人来说，被认为是对他们国家政治制度的进一步验证。

不易动摇的“金融中心”？

在亚洲，香港和新加坡都是大力推广自己为“做生意的好地方”的富裕城市。但是，当香港街头被越来越多的催泪弹所充斥的同时，它作为一个有吸引力的金融中心的地位，也开始受到质疑。

2019年10月，高盛（Goldman Sachs）估计，在6月至8月期间，有大约40亿美元离开了香港……并可能流动到了新加坡。大量资金真的正从香港流向狮城吗？根据新加坡央行数据，2020年4月，非本地居民在新加坡银行的存款比前一年猛增44%，有记录以来的最高，超过620亿新元（合445亿美金）。

在过去的一年里，新加坡只有一个月的存款额没有上升，虽然不能忽视其他全球事件，例如中美贸易战和2019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但分析人士指出，香港的政治危机也是一个因素。

存款的流动，指向香港衰落和新加坡的崛起——这样的叙述看似方便的，但过于简化。鉴于大量媒体对这一说法的报导，2020年6月7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MAS）发表了一份声明：“大量存款从香港流向新加坡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金融管理局的申明补充道：“今年新加坡外币存款的强劲增长来自各种来源——国内、地区和地区以外。没有一个地区或国家的来源占主导地位。”

莉莉也曾在一家银行工作，就资金的流动而言，她说：“香港和新加坡之间的流动性很强，你可以有两个账户，而且当天就可以转账。”如果情况看起来不稳定，人们可以把钱转移出香港，如果情况好转，再把钱转移回来，这是相对容易去操作的。

正因如此，正如现为香港科技大学公共政策实践教授刘浩典向端传媒指出的那样，财富管理是金融活动中，比较“脚踏实地”的部分，因为“移动资本，相对而言是没有成本和摩擦的”。去年以来，我们所看到的资金流向新加坡，很可能是基金经理和客户寻求对冲风险和平衡投资组合的短期行动的一部分：即使香港经济因不稳定而受到一定影响，他们的客户至少可以将一部分财富安全地存放在新加坡。

一份在2020年3月发布的第27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中，香港被评为全球第六大金融中心，相比半年前发布的第26期下降了3位；新加坡则排名第五。该指数考虑了不同方面的竞争力：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的发展、声誉和整体商业环境。

这两座城市都被认为是现代化和商业友好型城市，在工作和生活上都有不错的基础设施。两座城市都是前英国殖民地，非常普遍英语的使用率令惯于环球旅行的外籍人士更容易适应和定居。如刘浩典教授所说：“金融中心并不是一个‘单体’，并不是一个金融中心就可以取代另一个那么简单。”

刘浩典说这些作为金融中心的城市，经过多年的建设，其地位不是那么容易被动摇的。 “因为你是一个中心，你就往往拥有那个生态系统，那个支持性的基础设施。”他说，中心有一种“赢家通吃”的效应——正是因为它们拥有有利于特定活动的生态系统，人们和产业才会向它们涌去，并进一步强化它们作为关键节点的地位。

换句话说，尽管新加坡与香港有某些相似之处，但如果某项进入活动在考虑是否将重心从香港转移到新加坡的话，是需要具体分析的。

例如，如果所谓的“高净值人士”担心他们在香港的资产不够“安全”，大量的资金、存款，可以很容易地从香港流去另一个地方，不仅在香港和新加坡之间如此，在其他金融城市之间的流动也很便捷。但香港金融活动的其他方面，刘浩典说“是更具黏性的”，无法如此迅速或轻易地移植。

与新加坡相比，香港毗邻中国是明显优势。这不仅吸引了在中国有业务的公司，还意味着香港也是中国企业融资的渠道——香港证券交易所是首次公开募股（IPO）全球排名的第一位。虽然2020年第一季度，香港交易所跌至第六位，但观察人士指出，今年晚些时候，有可能会有大宗交易推出。基于整个金融结构所在——从位置和便利性，到人才和专业技巧，几乎没有理由将所有这些交易转移到新加坡，而且，后者的股票市场远没有那么活跃。

事实上，离开喧嚣的街头，香港光鲜的商业大楼里，对于北京在香港的种种政治压力，并未表示出多少反对意见。尤其最近，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包括京东和网易）在香港证券交易所做出的数十亿的IPO融资——接下来预计还会有更多——描绘的图景正是，香港的商业环境依然欣欣向荣，至少其中与中国相关的那一块大蛋糕。

不过，对于香港、纽约、伦敦这样的世界级金融中心而言，当地的法律体系也是金融服务的重要一环。香港的政治危机将怎样打击到这里长期另人信服的法律体系？又会怎样影响到跨国业务？舍不得大蛋糕的商业圈，或者会再行观望。

是谁的安全港？

“透视新加坡”是一个以香港为受众主体的 Facebook 页面，给读者介绍和解释新加坡。“考虑移民就像选择人生伴侣一样，不是选择最好的，而是选择最合适的。”这个页面的编辑写到，“如果你想找一个稳定、安全的地方养育孩子，一个工作稳定、经济发展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又离香港不远，文化和生活方式也不难适应，那么新加坡不失为一个好选择。但如果你优先考虑的是自由、活力，那么或许你应该再考虑一下。”

一些香港人可能会对新加坡望而却步，但对一些来自中国的移民群体而言，新加坡仍有吸引力。刘浩典教授也指出，与香港不同，新加坡的反华情绪并没有急剧上升。

莉莉观察到了类似的情况。“对于很多生活在香港的中国大陆人来说，新加坡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她说，“我的很多中国大陆朋友都喜欢新加坡，他们觉得新加坡比香港更具有中国特色。”这里的“中国特色”，便包括“普通话”的使用。

比起在香港生活，不会粤语这一点会带来的明显的划分，以及直接的“大陆人”或“香港人”的身份识别，新加坡政府尤其强调使用华语（也即简体普通话）的使用，以联结在新加坡生活的不同华人社群，而粤语、闽南话在这里都被视作是“方言”。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生活在新加坡的中国移民不会受到偏见，事实上，从被称作“PRCs”、日常租房遭到的待遇，甚至是新加坡年轻华人尽力将自己与中国移民区分开来的现象，都在道出新加坡难解的种族问题。

房产业人事 Leung 说，中国人对新加坡的房产一直都很有兴趣——尽管外国人在新加坡购买物业，要缴高达20%的税。Leung 说：“因为他们喜欢我们的稳定性，几乎在每一个意义层面上都是如此。他们一直将新加坡房产视为理想的避风港资产，再加上如果他们拿下‘新加坡永久居留’，这就有可能成为未来的家。”

“从交易数据来看，中国人的购买力已经很显著。”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中国买家是抛弃香港去的新加坡。 “我还未听说过有卖掉香港房产，然后在新加坡买房的的中国买家的例子。”Leung说。

无论如何，现在可能不是寻求移居新加坡的最佳时机。新加坡的经济受到2019冠状病毒疫情的重创，预计GDP将萎缩4-7%，陷入该国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预计到2020年年底，新加坡将失去20万个工作岗位。外籍人士可能会受到最严重的打击；一些人已经被裁员，并且全家人即将离开新加坡。

在2020年6月23日，李显龙总理向全国发表讲话时说：“在经济上，我们必须为未来一个非常艰难的时期做好准备。新加坡尚未感受到疫情所带来的全部经济后果，但它即将到来。”

“尽管我们已经采取了所有措施，但未来几个月将有更多的企业倒闭，更多的裁员。失业率会继续上升。”在这次演讲中，他宣布解散议会。新加坡人将在7月10日前往投票站。

国家安全法的阴影正笼罩在香港上空，但在新加坡的公共探讨中却少有提及。由于疫情扰乱了日常生活以及对经济造成的严重破坏，又有即将举行的选举，新加坡人对身边的“姐妹”城市，关注度并不高。

（感谢实习生李海欣的翻译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