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樣的「同胞」：在韓國做工的中國朝鮮族

清晨四點半。太陽還要再過半個小時，才會在出現在韓國首爾的地平線上。

徐雷雷揉了揉雙眼，連忙起身。為了節省時間，他昨晚睡時，就已經穿好今日的工作服。他拿起上個月在附近買的工具包，告訴自己，已經一連下了幾天的雨，三天沒活幹了，今天難得放晴，無論如何都得上人力市場找到工作。

他躡手躡腳，跨過旁邊幾個鼾聲大作的男人，打開房門、步下樓梯，走進依然有些寒意的街道上。越往北走，和他同行的人也越多，他們彼此不認識，卻都穿著類似的工作背心，背心口袋裡放著大同小異的捲尺、鐵鍬或尖嘴鉗。更重要的是，所有人的目的地都是同個地方——南九老地鐵站。

天空剛剛翻出魚肚白，但地鐵站二號出口外的人行道，已經被擠得水瀉不通。幾輛小麵包車停在路邊，車門敞開著；有些人找不到立身之地，溢到了馬路上。一位中年男子看見徐雷雷走近，便湊了上來用漢語問，「十萬，材料整理，去不去？」

徐雷雷揮了揮手，繼續向前走。他在老家山東東營做過模板工，知道自己值得更好的待遇，整理材料這種入門工作，他看不上眼。十分鐘後，他上了一輛車，目的地是首爾南郊靠近平澤的一處建築工地，談好的工資是十五萬韓元（約港幣 950 元、台幣 3,600 元），當天現領。

這裡是首爾九老區的加里峰洞（가리봉동），韓國最大的臨時工集散地之一，類似於北京的馬駒橋、深圳的龍華三和，以及台北大橋頭三十年前曾經興旺的臨時工市場。由於臨時工多半是中國人，近年有些韓國人開始把附近稱作「延邊街」（옌벤거리），有些則更直白，乾脆叫「新中國城」。

在視覺上，這個稱呼其實頗為貼切。加里峰洞乍看之下，的確神似中國延吉的市街，隨處可見漢字、韓文夾雜的招牌——路口的「請勿橫穿馬路」警示牌，用的是中韓雙語，而一旁的韓亞銀行玻璃窗外，則寫著「吉林銀行合作網點」。

加里峰洞：工廠剛拆，「中國同胞」就來了

如果你把「加里峰洞」幾個字輸入 Naver（韓國最大的搜尋引擎），搜尋欄會自動聯想顯示「朝鮮族」、「餃子」等詞組，而下面的「知識 in」欄位（類似於 Yahoo 知識＋、百度知道的問答平台），則有「大林洞和加里峰洞，哪個更危險一些？」這樣的問題。

加里峰洞和大林洞一樣，都位在首爾的西南隅，也都是中國籍移民、移工聚集的區域，只不過大林洞名氣更響亮一點。懂門道的首爾人都知道，如果想吃便宜道地的中國餃子、烤肉串，大林洞就是首選——在這裡，一串烤肉能低至 500 韓元的銅板價，在物價奇高的首爾，簡直像不要錢一樣。每晚華燈初上，大林地鐵站 12 號出口外便喧鬧歡騰，活脫脫像個從中國橫飛而來的夜市一般。

相較之下，加里峰洞則低調許多，一直到 2018 年的都市更新、形象工程開啟之前，都是一片灰撲撲的景象，幾乎只有中國人會駐足，街上的多數餐館，面向的也都是中國籍顧客，少見韓國人的身影。

1992 年，原本因冷戰架構、而一直與中華民國維持邦交的韓國，終於轉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韓建交後，文化上和韓國人相近的中國朝鮮族，則開始大量湧向韓國，填補了韓國對勞動力的需求。

然而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加里峰洞其實是個「時代的眼淚」。

1964 年，韓戰結束剛滿十年，韓國在戰後的廢墟之中，通過了「出口產業工業園區開發建設法」（수출산업공업단지개발조성법），試圖以「出口導向政策」振興經濟。隔年，「九老工業區」拔地而起，工業廠房陸續竣工，由此成為 1970 年代韓國經濟榮景、「漢江奇蹟」的代名詞，是同時期台灣「加工出口區」的翻版，也是 1990 年代中國深圳蛇口工業區的先聲。

為了滿足勞工的居住需求，被九老工業區包圍的加里峰洞，當年有不少房東便將住宅改裝成為空間仄迫的分租房（쪽방，近似於香港的劏房），再廉價租給勞工，讓加里峰洞逐漸成為惡名昭彰的「蜂窩村」（벌집촌）。在工業區的全盛時期，分租房甚至一位難求，經常有「一個床位，兩個租客」的現象，而共用同一床位的勞工則會錯開排班時間，一人睡醒上工，另一人剛好收班回來休息。

然而這不單是韓國勞工的故事而已。東亞各個新興工業國的富足之路，幾乎都是由這樣的勞工，每日在上下班時，用疲憊但樂觀的腳步所踏出來的。加里峰洞只是一個縮影，一個今日被記住的集體身影。

到了 1980 年代中期，勞工運動開始在韓國興起，不斷上漲的工資，也導致工廠開始外移，九老工業區於是走入 1990 年代的衰退期。為此，韓國政府於 1990 年代末著手擬定政策、修改法規，將原本以紡織、電子業為主的出口工業區，轉型成數位產業的腹地。最後，九老工業區在 2000 年走入歷史，由「九老數位園區」取而代之，而原本由財閥興建的工業廠房，則變成了嶄新亮麗的廠辦摩天大樓。

就在韓國進行產業結構重組、九老工業區走入歷史之際，東亞的政治局勢也發生了巨變。

1992 年，原本因冷戰架構、而一直與中華民國維持邦交的韓國，終於轉向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韓建交後，文化上和韓國人相近的中國朝鮮族，則開始大量湧向韓國，填補了韓國對勞動力的需求。於是就這麼巧合地，這些初來乍到的朝鮮族在尋找落腳處時，便承接了加里峰洞逐漸人去樓空的廉價分租房。

除了便宜的住房區位之外，加里峰洞從1970年代至今，也一直就是首爾規模最大的「人力市場」所在地。由此，擁有廉價住處、工作機會又豐沛的加里峰洞，便在韓國產業轉型的過程中，無心插柳地成為中國籍移民與移工的落腳社區。

現在回看，加里峰洞從工業區到「新中國城」的轉變，儘管表面上看來有些斷裂，但內裡的作用力和經濟區位，卻是一脈相承的。

「同胞簽證」：韓國社會對中國朝鮮族的「欲拒還迎」

又是一個雨天。老家在吉林舒蘭的小李、從延邊來的老趙和權大哥，正聚在房裡玩鬥地主。小李剛搶到地主時，一早出門去的徐雷雷，突然一身濕地走進房間。

「唉，車子剛到現場，下了雨又把我們給拉了回來，一毛錢也沒給。」

1976 年生的徐雷雷是漢族人，在這間「朝鮮族房」裡是「少數民族」，床位被「房長」權大哥分到了上層。徐雷雷一邊爬上階梯，一邊發牢騷：「這就是咱底層人的真實情況——看天吃飯！」

在這個為移工提供住宿的教會宿舍裡，徐雷雷的氣質非常出眾。以一個建築工來說，他幾乎太過秀氣、太過儒雅，平時又很少與同房的中國朝鮮族來往聊天，總是戴上耳機、安靜聽自己的音樂，和其他愛打開擴音看手機視頻的房客很不一樣。

從樓梯間到房間內，宿舍到處都瀰漫著中年人的菸味、汗臭和體味。那是勞動者的氣味。剛剛拿下奧斯卡大獎的韓國電影《寄生上流》（港譯《上流寄生族》），曾將韓國人對氣味敏感的文化表現得淋漓盡致；如果電影裡的朴社長來到這裡，大概不免也會皺起眉頭、摀住口鼻。

像這樣的雨天裡，多數人沒事可做，只能睡覺。再怎麼說，這個宿舍總歸是為了睡覺而設計的，空氣中也有種讓人昏沈的氣氛。然而這個宿舍，並不只提供睡覺功能，它其實還是個基督教會。每逢週日，這些宿舍房也會化身為一個個禮拜堂，提供「同胞愛教會」教會成員進行主日禮拜。

這個專門收留「中國同胞」（韓國人對朝鮮族的常見稱呼）、對中國移民進行宣教的教會，創立於 2001 年，就位在加里峰洞的邊上，佔據了一幢住商混合大樓的第二層樓。長長的走廊兩側，一共有十來個房間，牆上匾額則用韓文寫著「法務部指定同胞滯留支援中心」幾個大字。

主掌教會的牧師金延熙，是一位面容和善的中年女性。接受採訪時，金牧師不斷強調同胞愛教會是政府核准的團體，初衷就是為了替「中國同胞」提供協助。

「同胞愛教會一開始只有聚會用的禮拜堂，所以初期提供的協助，主要是心靈層面的。然而時間一久，我就發現，許多來韓短期打工的朝鮮族，最需要的其實是住宿的地方，於是我決定找個可以兼作宿舍和禮拜堂的空間，最後才搬到這裡。」金牧師說。

時至今日，教會也不只有住宿功能，甚至連托兒所、安親班、職業講習所都一應俱全，平日還有基礎韓語教學。至於宿舍樓裡，目前則有七間男客房、三間女客房，可供大約 100 人入住，而且收費低廉，一晚只需 6,000 韓元（約港幣 40 元，台幣 150 元），包三餐便飯。唯一的要求，是每逢週日必須收起被褥，將房間讓給教徒聚會用，而房客也有參與禮拜的義務。

有些移工在來韓之前就已受洗，在宿舍裡如魚得水，有些則是在同胞愛教會居住期間決定信教。但也有很大一部分人像老趙一樣，對信仰沒有興趣，每逢禮拜聽講都在瞌睡。

這種並非真心入教、只想蹭個便宜床位的心態，同胞愛教會並非不知情。實際上，教會在為新房客辦理入住手續時，也會詢問是否為教徒、持有哪種簽證，但基本上仍是「來者不拒」。

談及韓國的簽證制度，幾乎所有曾和韓國大使館、法務部交涉過簽證事宜的中國人，都會抱怨連連——不僅種類繁多，不同種類之間的差異又十分細微，限制但書多到可以編撰成冊，也難怪加里峰洞隨處都是營利的「簽證服務站」為移民解惑。

在所有簽證之中，最特別的是 F-4 簽證。這種簽證被俗稱為「同胞簽證」，專供具有韓國血緣的海外公民後裔申請，不需工作契約即可赴韓，有效期長達三年，而且可以延簽，甚至還能轉為永久居留。舉凡美籍韓僑、德籍韓僑，大多都是持有 F-4 簽證在韓居留。

然而 F-4 簽證有個歧視性的但書：針對中國籍的朝鮮族、以及前蘇聯的「高麗人」，只有大專以上教育程度、或是從事專業工作的人才能申請。因此，希望來韓打工的中國朝鮮族，大部分都必須申請抽籤，中籤之後再申辦 C-3-8 簽證（同胞訪問簽證）赴韓；抵韓之後，只要完成六週的職業訓練，即能轉為五年效期的 H-2-5 簽證（抽籤訪問就業簽證）——這種簽證專為中國籍、前蘇聯籍的韓裔人士設計，而且與工作掛鉤，一旦換工作，便必須重新申請 。

此外，如果持有 H-2-5 簽證超過一年，在製造業、農漁業工作，或擔任護士、家庭幫傭的朝鮮族，還能再參加技術資格考試，申請轉為「同胞簽證」，亦即 F-4 簽證，以確保在韓國長居的資格。

由於韓國並沒有像台灣、香港那樣，從東南亞地區引進移工來填補勞動力，因此這種層層遞進，卻只針對中國、蘇聯韓系後裔的歧視性制度，反映出的正是韓國勞工短缺、卻不希望引入太多「不屬於大韓民族」的外國勞工，同時又要謹防過多「韓裔」經濟移民湧入的矛盾心態。

此外，由於只要在農牧業、家務工等領域工作一段時間，就能取得同胞簽證，這種制度也頗有鼓勵中國移工，投入韓國人不願從事的職業、「用工作換居留」的意味。

從山東到韓國，班機多得像公交車

除了朝鮮族之外，同胞愛教會裡也有不少漢族住客。他們不能申請朝鮮族那種「同胞簽證」，一般拿的都是 C-3-9 （一般觀光簽證），停留期間最長只有三個月，而且不允許工作，也不能參加職業訓練，因此多半只能在建築工地裡打黑工，平均年齡在 35 歲左右。雖然法律沒有禁止這類漢族人入住同胞愛教會，但教會心知肚明，這些拿著觀光簽來韓的漢族人，其實就是來非法打工的，而且人數已經逐漸趕上了朝鮮族。

在教會中擔任幹事的金夏蓮，自己幾年前也才剛依親來韓，很能理解這些「教徒」的心情：「韓國需要他們、需要勞動力嘛。如果政府自己開一個宿舍讓非法的人來住，好像講不過去，所以由教會來提供，政府可能也覺得比較適合，大家就取得一個平衡的關係。按原則講，保護非法的人，當然是不對的。但是教會嘛，最重要是慈愛、憐憫，有困難的人就要幫助，這也是聖經和基督教認可的事情。」

漢族身份的徐雷雷，拿的就是 C-3-9 短期觀光簽證，再過一個多月就得回東營。雨下一天，他就少一天掙錢的機會，簽證費用就白給了。「上次我找代辦弄五年多次簽，就花了一萬多（人民幣），最後還沒簽過。如果你戶口是威海、煙台的，聽說只要一千多就能成。」

根據大韓建設協會（대한건설협회）的統計，目前全韓國建築工地裡的外來勞工，有一半是朝鮮族，而非朝鮮族的中國人也佔 25% 左右。就工作簽證的數量來看，光是合法擁有 H-2-5 工作簽證的 23 萬人中，就有大約 80 到 90％ 來自中國——這個數字，還不包含拿短期觀光簽來非法打工的中國人。

「現在從青島、威海到韓國，班機多的都像公交車了，飛機上多少來打工的啊，你想想。」徐雷雷說道。他自己也是這批通勤大軍的成員之一，幾乎每三個月往返一次。

來自遼寧鞍山的張國華，倒是幸運許多。雖然是漢族人，但他在首爾江南區的高級中華料理館當廚師，拿的是合法的 E-7-1 工作簽。來韓國至今兩年半，他一次老家都沒回過，因為自己本來就是基督徒、又想省錢，在教會宿舍已經住了近一年。

「我在中國就是做廚師的——當初幹這行，就是為了出國。」張國華的語氣帶著自豪。

「但我原來想去的是日本，沒想到中介給我找的公司在韓國，所以就來了。我老家那啊，現在鞍鋼效益不好，飯店、酒店生意也就不怎麼好。出來掙錢，還是比在家待著好。」

擁有合法工作簽的他，不滿第一個雇主待他刻薄，待滿合同期間後，就自己轉成了 D-10 求職簽，後來又在首爾找到了現在的工作。

張國華的故事，其實是「在韓中國人」的另一種縮影：住在同胞愛宿舍中的漢族人，除了人數最多的山東籍之外，東北人就是第二常見的群體。就地理位置而言，韓國是距離中國東北最近的發達經濟體，而東北境內又有不少朝鮮族，能為漢族人提供前往韓國的人際網絡和求職管道。就產業結構而言，東北又比中國其他地區更加依賴重工業和國有企業；這些產業近年來的下行和式微，也造成了新一波的勞動力外移潮——而韓國，就是東北勞動力外流的其中一個目的地。

「其實嘛，只有剛來韓國的人，才會上人力市場找工作。做久了，老闆啊、工頭啊，是打電話主動來找你的。不管飯店、工地、會社、農業，什麼活都有的，這邊工作很好找。」張國華如此說。

《愛的迫降》裡，主角李正赫被調虎離山、騙至中國餐館，最後和朝鮮族／中國人黑幫分子打鬥的片段，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疫情中再度被污名化的中國人

劉峰和肖延站在禮拜堂的舞台上，怯生生地笑著。

依照慣例，教會每週日聚會時，都會將當周新入住、新入會的成員介紹給全體教徒認識。劉峰和肖延的笑容不只生硬，還有些青澀——他們倆是大學同班同學，也都是威海的漢族人，期末考之前，就已經說好要一起趁暑假來韓國打工。

當初提議要來韓國的，是劉峰。「我說這叫啥來著？克紹箕裘？」自我介紹結束後，劉峰和肖延領了教會給新教徒的禮物，在我身邊坐下用餐。

「我爸媽都在這。反正我放假在家沒事幹，來這裡有錢賺，離爸媽也近點，他們放心。」原來劉峰的父母，也是拿著 C-3-9 短期觀光簽證，在黃海兩端來回穿梭的通勤勞動者，斷斷續續已在同胞愛教會住了一年多。

劉峰翻了翻剛拿到的禮物盒，裡頭有一小罐梅子汁、一條印著「同胞愛教會－法務部指定同胞支援中心」字樣的紫色毛巾，還有一本韓國法務部出版，用韓、中、俄、越南文寫成的《移民初期適應手冊》。他把毛巾和手冊隨手丟在了一旁，又將梅子汁的拉環拉開，一口氣咕嚕嚕地喝個乾淨。

金夏蓮幹事翻了翻宿舍登錄簿，仰首心算了幾秒。「現在住這裡的，男的 87 人，女的 33 人——咿，我不算還沒發現，漢族居然比朝鮮族多一些。」

在這些人之中，漢族人的平均年齡，明顯比朝鮮族低很多。更出人意料的是，住在宿舍裡的人，其實很難用「來來去去的流動人口」一言以蔽之。

由於中國朝鮮族年輕人赴韓打工、入籍的情況普遍，許多人口以朝鮮族為主的東北城鎮，近年也出現了大量的「留守老人」。為了方便照顧，不少在韓國工作的朝鮮族，會透過直系親屬邀請的方式，將留在家鄉看家的老人接來韓國，方便照顧。同胞愛教會的宿舍裡，就有半數以上的朝鮮族屬於這類留守老人，平均年齡超過 60 歲，有些甚至已經在教會裡住了近十年。

這些老人平時都在宿舍裡待著，偶爾在交誼廳和食堂裡聊天、看電視，韓國秋天農忙時，也會下鄉幫忙收穫。

在同胞愛教會住了七年的權大哥，倒是不屑幫農。「在咱中國，朝鮮族是唯一擁有五所大學的少數民族，我沒幹過農民工。」

今年六十七歲的權大哥，身體依然硬朗，每天清早固定吃兩顆自己煮的白煮蛋。他不只不幫農，在韓國還有一份「正規工作」，平時在市政府作約聘人員，負責修剪路樹、公園植林，算是「正派的公務員」。

權大哥的底氣不是平白無故的。他說自己在延吉市區有三套房，全都租了出去，老婆也在韓國當家庭看護做了十多年，在雇主家裡吃住。他不想麻煩孩子，就自己選擇住在了教會裡。

雖然是朝鮮族，但權大哥可愛國了。見到我，他第一件事便是拿出手機，翻出存在手機裡的中國身份證圖檔。他總覺得韓國不行，還是中國好，「這裡人講的韓語太多外來語，我聽不懂。」吃早飯時，電視裡的晨間新聞提到中國經濟增長數據，他又說「韓國終究還是得靠中國，我不早說了嘛。」

「你是台灣人？那我們是同胞咯？我們都是炎黃子孫！」得知我從台灣來之後，權大哥把手臂伸了過來，攬住了我的肩膀。就這樣，權大哥這位「韓國人的同胞」，也成了我的同胞。

不過「同胞」這個概念，總歸是有點欲蓋彌彰。我們平常並不會把隔壁鄰居、路上遇到的人也稱作「同胞」，因為之所以用上「同胞」這個詞，大抵都有些尷尬彆扭的成分在裡頭，不好明說。

比如這些被韓國人口口聲聲稱作「中國同胞」的朝鮮族，長期以來，就在韓國社會中背負了不少污名。

由於許多朝鮮族（以及後來的漢族人）從事的是底層工作，早期又受韓國社會排擠、必須建立緊密的社群網絡才能在異地立足生存，從而被連結上了「廉價勞工」或黑社會的形象，久久無法抹去，並於二十一世紀初，在族群相對單一的韓國社會中，成了最早的一批「他者」。很多首爾人不僅極少踏足大林洞、加里峰洞，甚至連經過時都會感到陌生或害怕。

朝鮮族和中國人背負的污名，也讓他們在韓國電影之中經常成為反派角色，有時甚至連台詞都沒有，因而和漢字招牌、紊亂街景一樣，只是為了充作「疑懼地景」的符號功能而存在。近期火紅的韓劇《愛的迫降》裡，主角李正赫被調虎離山、騙至中國餐館，最後和朝鮮族／中國人黑幫分子打鬥的片段，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再向前回溯一些，2017 年的韓國電影《犯罪都市》（범죄도시）與《青年警察》（청년경찰），也都曾把朝鮮族／中國人描繪為犯罪組織成員，並分別在加里峰洞和鄰近的大林洞取景，透過帶有「中國風味」與「底層階級特色」的都市地景和招牌符號，來呼應中國人在電影中的犯罪和底層形象，因而引起在韓中國人的反感，抗議電影強化了中國人在韓國社會中的刻板印象。

然而不能否認的是，韓國政府和許多民間團體多年以來，其實都在努力打破這種刻板印象，鼓吹韓國已經是個「多文化社會」，但中國人／朝鮮族背負的污名依然沒有太大的變化。

更糟的是，每當中韓出現齟齬、關係惡化時，這些在韓的中國籍移民就會成為被排擠的對象，比如 2017 年韓國部署薩德反飛彈系統、因而引起中國抵制和韓國反華情緒的事件，就是鮮明的例子。

今年肺炎疫情在中國爆發初期，韓國也同樣人心惶惶。儘管沒有證據顯示朝鮮族罹患肺炎，而大林洞、加里峰洞也沒有確診案例，但媒體依然會前往大林洞進行拍攝，背後目的，卻只是為了拍攝新聞畫面要用的「空景」、在視覺上提供「中國符號」而已。

此外，由於有些中國朝鮮族的口音、方言，和北韓的朝鮮語比較接近，因此也曾有北韓間諜冒充中國朝鮮族，再進入韓國從事情報工作的案例發生。時至今日，有些韓國人依然會對「中國同胞」抱有戒心，認為他們可能是潛在的北韓間諜。這種心態，在韓劇《愛的迫降》之中也能看到——當南韓警方要求來自北韓的主角出示身分證時，主角拿出的就是中國護照，以及註明「同胞」身份的外國人登錄證。

不過平心而論，此次在疫情中受害的，也不是只有中國人而已。大林洞其實也有不少餐廳業者是韓國人，同樣在疫情初期遭受牽連、形象大壞，生意因而一落千丈。此外，由於韓國政府在疫情爆發後實施了境管措施，許多回中國過年的移工無法回韓，而不少建築承包商也不敢再用中國籍的臨時工，導致高度仰賴中國勞動力的營建業、家務工和餐館等行業，都陷入了嚴重的缺工困境。

同胞愛教會，在這次疫情中也受到不少牽連。自從大邱新天地教會於二月中爆發群聚感染事件之後，同胞愛教會便主動暫停了每週的主日聚會活動，改為網路直播的方式，讓教徒在家裡連線參與禮拜。至於住在宿舍裡的住客，則仍可以在教會現場參加禮拜，只是必須配戴口罩、維持安全距離；少數仍需上工的住客，則被集中安排在另一棟樓裡，也不參加禮拜。

這種安排並不令人意外。一方面，基督教會早已被外界視為韓國疫情爆發的「禍首」，另一方面，同胞愛教會的教徒成員、宿舍住客，又多以中國人為主，本就容易讓人聯想起肺炎的發源地——在韓國疫情之中能招致排擠的元素，同胞愛教會一應俱全。

疫情為同胞愛教會帶來的衝擊，也展現在數據上。2019 年，同胞愛教會一整年新增的教友人數高達 649 人；相比之下，從今年一月至今，這裡新增的教友人數卻只有不到 50 人。

疫情高峰過後，同胞愛教會已經在五月中重啟主日聚會，但仍有嚴格的防疫措施和人數限制。礙於境管政策，目前住在同胞愛教會裡的房客人數也已大不如前。

我打開微信，看見徐雷雷去年底在朋友圈裡發的動態。影片裡的他，正在仁川機場的候機廊裡排隊登機。影片旁，還有他留下的「再見，大韓民國！」幾個字。

當時的他恐怕沒有想到，黃海另一端的那個半島，短期之內或許難以再見。

（本文人名與教會名皆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