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武漢到華盛頓，美國收到「哨聲」的一百天

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記者會上的表述，從1月3日起，中國就開始向美國通報發現了由未知病毒感染的肺炎。從1月3日到2月3日，中國一共向美國做了30次通報，幾乎每天一次。這個未知病毒後來被稱作2019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由世界衞生組織（WHO）定義為大流行病，導致全球超過一百八十萬人感染，十萬多人死亡。

華春瑩的說法曾遭到質疑，因為外界普遍認為當時中國在試圖掩蓋疫情信息——同樣是1月3日，醫生李文亮因「在互聯網上發布不實言論」在其轄區派出所被警示和訓誡。並且，中國官方還未對外承認病毒有「人傳人」的證據。然而，信息通報的事情得到了美方的證實。3月末的白宮簡報會上，美國疾病防控中心（CDC）主任雷德菲爾德（Robert R. Redfield）承認在1月3日和中國CDC通了電話，並向白宮遞交了報告。

這是目前可以查證的，美國政府最早收到「哨聲」的時間。

1月8日，美國CDC發布了第一個關於疫情的通告，將之稱為在武漢海鮮和動物市場發現的「未知病源導致的肺炎」。1月20日，美國出現了首個確診案例，為武漢旅行輸入。接着，農曆新年帶來的全球旅運使疫情擴散開來，並在美國開始了大範圍的社區傳播。情況急轉直下，從幾個感染者到幾十個，再到幾百個，直到現在，五十三萬確診案例，兩萬人死亡。其中，美國最大的都市紐約被稱為「美國版的武漢」，損失慘重。

在美國，除了每日出現在公眾面前的特朗普總統和主持抗擊肺炎工作的副總統彭斯、傳染病學家福奇（Anthony Fauci），還有一系列機構和官員扮演了重要角色。聯邦政府層面，有美國衞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國立衞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其下屬CDC、聯邦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國家安全委員會（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國務院（Department of State）以及情報部門；地方層面，有州政府、州衞生部，以及來自各州的國會議員，還有縣、郡等地方政府。

然而，這些機構和人員並沒能阻止疫情在美國的大肆擴散，甚至被批評為「官僚體系的失效」；從疫情早期就開始的中美信息互通，也沒能帶來富有成效的合作，繼而被指摘「兩個大國的傲慢」。從1月3日的首通電話至今，整整一百天。端傳媒採訪接近美國決策層的人士和地方政府官員、學者，為讀者覆盤，兩國政府究竟是怎樣互動，以及疫情為何在美國發展成今天的樣子。

一月

從1月3日的第一通電話開始，美國衞生部的官員就着手華盛頓和北京兩邊的遊說。一方面要讓特朗普政府重視疫情，採取措施；另一方面，向中國發出申請，派駐美國專家。

然而，雙雙碰壁。

根據美國CDC工作人員對路透社的表述，從一月初開始，美國CDC主任雷德菲爾德和中國CDC主任高福頻繁通電話。高福畢業於牛津大學，曾在哈佛大學從事科研工作，亦是美國科學院的外籍院士，英文流利。1月3日的第一通電話之後，雷德菲爾德將獲得的信息傳遞給美國衞生部長阿扎（Alex Azar）。

阿扎是美國衞生系統的最高官員，曾經處理過SARS和炭疽熱。「這是一件大事，」他告訴雷德菲爾德，要確保白宮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知曉。這個委員會是總統獲知國家安全和外交信息最重要的渠道。

1月6日，也就是收到「哨聲」的三天之後，美國CDC便表示希望派專家前往中國。

如果順利的話，來自CDC流行病情報部門（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的美國專家最快可以在24小時內登上飛機。

但美國發出的請求有去無回。據《紐約時報》報導稱，在白宮的西翼辦公室裏，美國官員每天聚在一起給中國打電話「懇求允許美國的專家入境」。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庫奇內利（Kenneth T. Cuccinelli）說「中國的態度友好」，但始終不肯鬆口。衞生部長阿扎在接受CNN訪問時說，在接下來的幾十天裏，他們都沒能得到中國的許可。

1月8日，美國CDC在其網站上發布了第一則有關中國出現未知肺炎的通報。一月中旬，湖北省進入「兩會」期間，從1月11日直到16日「兩會」閉幕，武漢市都未宣布有新增案例。1月18日，美國決定開始在洛杉磯、紐約、舊金山三個城市的機場檢測武漢旅客的體温。當時，中國官方稱有幾十例確診病例，日本、泰國開始出現輸入型病例。

與此同時，美國官員在白宮的遊說也頗為不順。

1月初，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副主任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與香港一名流行病學家通話，被告知病毒傳播速度比中國政府承認的速度更快，美國應該做好準備。波廷格曾在SARS期間任《華爾街日報》駐香港記者。雖然那時中國政府沒有對外承認病毒存在「人傳人」的現象，但據《紐約時報》報導，早至一月初，美國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已經在報告中得出病毒會在世界範圍擴散的預測。

直到1月18日，衞生部長阿扎才首次和特朗普總統通上話，當時特朗普正在「冬季白宮」Mar-a-Lago莊園度假。《紐約時報》稱，那通電話裏，特朗普希望先談談電子煙的管制問題，但阿扎主動將問題引至中國的肺炎疫情。《紐約時報》的白宮記者哈珀曼（Maggie Haberman）透露，當時白宮的一些官員認為阿扎有些反應過度了，大驚小怪。

兩天後，美國確診了首個病例。這是一位華盛頓州的居民，曾到武漢旅行。也同樣是在這一天，中國的醫學專家鍾南山對外表示病毒可以「人傳人」，並已經有十餘名醫護人員感染。

特朗普認為這只是「一例從中國輸入的病例」，因此「一切在掌握之中，沒事的」。在1月22日的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上，特朗普對CNBC的記者說，他收到了CDC的簡報，並表示完全不擔憂。再回憶起這個情景，哈珀曼認為當時總統便不想引起金融業的恐慌，繼而影響他的連任。

那次採訪後，特朗普在推特上代表美國人民讚揚中國的抗疫共工作透明、有成效。之後又表示和中國的「溝通緊密」。當時，中國的疫情已經非常嚴重，確診近5000例，疑似近7000例，武漢「封城」，中國政府開始全國性的舉措，對公共交通和公共場所進行管控，並將春節假期後的復工日推遲。

1月28日，中國同意由WHO派專家組前往。美國衞生部長阿扎和他的同事們認為此時可以轉變策略，於是開始另一番遊說，試圖讓美國專家加入WHO的團隊。但依然受挫。

同一天，美國決定從武漢撤僑。第一架波音747接走了200個美國公民，在洛杉磯附近的酒店進行隔離。接着，特朗普宣布阿扎擔任「白宮防疫工作組」（White House Coronavirus Task Force）的組長，被媒體諷為「將燙手山芋交了出去」。當時，美國有5例確診病人，看起來仍在可控的範圍之內。

阿扎接手後，美國在1月31日宣布對中國實施旅行禁令，任何在過去兩週內到過中國大陸的外國人都不被允許進入美國。哈珀曼指出，白宮覺得做到這一步，就算「任務完成」。當時，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羅斯（Wilbur Ross）還在電視訪問裏不失得意地說，中國的疫情能夠幫助就業崗位更快地回到美國。

「這次疫情發生在中美關係上一個特殊時期，也就是在一月中旬中美貿易第一階段協議達成之後，兩國經貿和政治關係短暫回歸正常的情況下發生的。」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光磊對端傳媒說，「疫情的突如其來，使得兩國領導人沒有時間來修復關係。相反，他們浪費了寶貴的前十五天。」

他同時指出，在一月份，中美雙方的交流主要在公共衞生和醫療技術層面，不是在最高領導人之間。

日本、韓國已經接連出現病例，但是美國沒有對那些國家的旅行者進行管控，也就意味着無法阻止潛在的病患進入美國；同時，撤僑的專機上也可能存在感染者。阿扎希望加強從武漢回來的僑民的管理，要求他們接受為期十四天的隔離，但另一部分官員認為應該由公民自己決定去留。

「第一個月，特朗普政府將病毒看成一個很小的威脅，不停地告訴公眾風險很低。」布魯金斯學會的公共行政學者沃利奇（Philip A. Wallach）撰文分析。

一月末，中國已經有一萬兩千多個病例，病毒已經擴散到泰國、日本和韓國等地。

二月

公眾對於美國政府抗疫的不滿和怨言，主要來源於二月的種種舉措。一方面，美國忙着和中國「打嘴仗」，兩國關係火藥味十足；另一方面，特朗普一再宣稱疫情在美國可控，繼而延遲了公眾的警覺性。

「疫情的爆發沒有使得兩國關係改善，反而變得更糟。」光磊認為，「這一點，中國一些官員一開始似乎就有預感。」

2月1日，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發表演講，提到「需要警惕妨礙中美攜手應對共同挑戰的『政治病毒』」。「可惜他不幸言中。」光磊表示，隨後的情況是，疫情和全球健康危機沒有帶來更多的合作，「相反，中美雙方在公開場合陷入一次又一次的相互譴責之中。」

美國作為首個對中國實施旅行禁令並撤僑的國家，從某種程度上起到了帶頭作用，各國紛紛開始效仿，從而加劇了中美的緊張關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2月初的發布會上稱美國沒有向中國提供任何實質幫助。2月10日，WHO的第一批專家到達中國，但裏面沒有美國的工作人員。端傳媒在這期間採訪了前美國駐華外交官葛天豪（David Keegan），他稱美國有能力、有意願去幫助，卻被中國擋在門外，並認為「中國對美國的各種指控，是為了讓自己的人民得到安慰」。

與此同時，美國的情報部門開始更密集的工作。從一月底到二月初，擺在特朗普辦公桌上的情報資料越來越厚，幾乎每日都有。美國國家情報局和CIA不僅在追蹤中國的情況，也開始在韓國、台灣、意大利、伊朗等地區進行疫情的調查。當時，一些關於疫情的會議被列為機密，只有高規格的政府官員才能參加。包括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在內的國家安全顧問開始催促特朗普做出反應。

特朗普在此時對中國的態度遊移不定。《華盛頓郵報》的一篇報導稱，在2月的一場白宮會議上，特朗普認為如果一直強硬，美國不會從中國得到任何有關疫情的有價值的信息。他在推特上稱讚習近平是一位強有力的領導者，習對抗疫情一定會成功，並表示美國形勢大好，等到天氣暖和了病毒就會自然消退。

此舉或許奏效。2月16日，WHO再派專家團前往中國，有兩位美國專家加入進來，一位是美國國立衞生研究院的臨床主任雷恩（Clifford Lane），另一位是美國CDC的流感科醫務官周偉功（Zhou Weigong）。這些專家到訪了武漢的同濟醫院和武漢體育中心方艙醫院，也前往北京、深圳、廣州等地考察。但是，WHO後來出台的調研報告遭到國際輿論質疑，是否經過中國政府的審查，雷恩回答《金融時報》的訪問時說，算不上審查，而是措辭上「有一些粉飾」（a bit of spin）。

整個二月，美國的確診病例還停留在二十幾例。

但美國政界高層已經開始嗅到危險的信號。共和黨參議員理查德·波爾（Richard Burr），同時也是美國參議院情報委員會（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拋售了其擁有的價值在60萬到170萬美元之間的股票。他有權力接觸到關於肺炎疫情的機密資料。同時，白宮國內政策委員會（White House Domestic Policy Council）主席喬·格羅恩（Joe Grogan）敦促特朗普採取行動，不然將會威脅到總統大選，他甚至預測了疫情會在美國持續數月。

不過那時候，絕大多數美國公眾還被矇在鼓裏。聯邦政府和州政府還沒有大範圍採取措施來干預社會生活。當時在中國，確診數量已達到八萬，意大利也有數千，正處在失控中。

二月發生了另一件令人大跌眼鏡的事。2月12日，美國CDC向各州發放的一批新型冠狀病毒檢測試劑盒存在缺陷，出現了假陰性或者無法判斷的結果，不得不召回，然後重新制作、發放。美國輿論開始質疑CDC的能力，直到二月底，中國已經可以在一週之內檢測160萬人，韓國的檢測人數達到六萬五千人，而美國全境僅檢測了459個人。與此同時，因為檢測權集中在CDC手中，加之下放檢測資格的審批流程複雜，因此各州的公共實驗室和商業實驗室便被暫時晾在了一遍。

公共行政學者沃利奇將整個二月形容為「損失掉的一個月」（a lost month）。真實的感染數字被大大低估，美國錯過了防疫的最佳時機。

當時的特朗普仍沒有將疫情當成首要任務。2月末，在向國會提交的新一年度政府預算裏，他還砍掉了CDC16%的資金。

但他手下的人已經意識到問題遮不住了。2月24日至26日，趁特朗普在印度訪問時，梅森尼爾（Nancy Messonnier）醫生對美國公眾「吹哨」。她是CDC下屬的國家免疫與呼吸道疾病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主任。

「這已經不是新型冠狀病毒是否會在美國擴散的問題了，而是何時擴散，有多少人將會感染。」梅森尼爾在記者會上鄭重強調，她稱疫情會對美國人的生活產生嚴重影響。她的發言得到衞生部長阿扎的支持，阿扎同時向國會提交了25億美金緊急資金的申請，用來抗擊疫情。

待特朗普從印度回來時，美國股票市場已經開始恐慌，出現大跌。這讓特朗普十分不悅。2月26日，他撤掉了阿扎，任命副總統彭斯擔任白宮防疫工作組的組長。阿扎自此被邊緣化，逐漸消失在媒體視野裏。此時，特朗普更側重穩住金融市場，他要求白宮經濟顧問庫德羅（Lawrence Kudlow）減低負面影響，庫德羅於是對CNBC記者說：「我們已經控制住了疫情。我不會說防疫工作無懈可擊，但非常接近無懈可擊。」

CDC

在進入三月的覆盤之前，端傳媒想用以幾個例子來解釋美國官僚系統運轉的真實情況，以及為什麼社會各階層的反應紛紛「失效」。

眾所周知，美國是聯邦制。根據憲法，公共衞生是各州的職責所在。福奇在接受訪問時曾說，美國各州像是一個個小國家，各自為政，「甚至像紐約這樣的城市，也可以看成是一個國家。」

「一般來說，州立法機構的權力比聯邦（立法機構）的權力更大。譬如，限制集會的規模，集會不得超過五個人，這些具體的規定由州立法機構和州長來頒布。而不是聯邦政府。」克萊姆森大學（Clemson University）公共衞生科學副教授史律對端傳媒記者說。但是，「聯邦有比任何州都強大的科研力量」，同時，病毒的檢測權歸聯邦政府所有。「誰能做檢測？誰有測試開發權？哪類藥可以用？在沒有FDA批准之前，哪些要可以臨時用？這些歸聯邦政府管轄。」

「聯邦政府會對各州的衞生系統提供資金支持，也有資格提出建議，進行協調。」原杜克大學衞生政策研究所的學者錢靜遠對端傳媒說。

回到疫情本身，知名的調查新聞機構ProPublica通過申請信息公開，拿到了美國CDC和內華達州衞生系統的郵件往來，可一窺聯邦政府是如何與地方政府互動，以及其中發生了什麼樣的錯誤和延遲。

2月13日，CDC發出了一封緊急求助郵件，稱要臨時招募五位工作人員，協助他們把各州政府上報的感染病例和疫情數據輸入到CDC的excel表格中。當時各州政府是通過郵件向CDC上報疫情，但CDC不慎丟失了一部分數據，因此需要額外的人手來重新聯繫各州政府，手動輸入數據。這份緊急工作的時長是從2月11日到3月10日。

同樣是在2月的第二週，內華達州監測到80個疑似病例，其中有四人非內華達州居民，一人來自於紐約。州政府將這些信息上報給CDC，然而CDC混淆了其中的地理位置。內華達州衞生部門不得不反複糾正。

同時，手握檢測權的CDC向至少19個州的衞生官員申明瞭檢測資格：必須到過中國，且有明顯的發燒等症狀；或者必須與感染者密切接觸過——這後來被詬病為令許多疑似病例失去檢測資格。CDC也嘗試下放檢測權，於是發生了上文提到的測試盒缺陷事故。

依靠郵件無法應對越來越多的疫情上報。CDC決定使用新的系統DCIPHER，這原本是用於管理與食物相關傳染病的網絡平台。但CDC遲遲沒有開始對各州衞生人員的網絡培訓，也連續數週忽略了內華達州衞生系統發來的進入平台權限的請求。

整個二月，CDC採取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在機場篩查旅客。然而從後來公開的郵件中看，這個過程也失誤頻頻。2月16日，洛杉磯機場的CDC工作人員說一些記錄旅客信息的電子表格無法存檔，旅客輸入「美國」時，會被錯誤認為是「英國」。還有些旅客不會說英文，無法錄入信息，CDC內部的建議是使用Google翻譯。

這樣的表現或許與預算削減、人手減少有關。2019年，特朗普政府將公共衞生的預算削減了12%。CDC作為衞生部下屬的機構，預算削減了10%。其中，有三千萬美金原本用於應急公共衞生事件處置的資金被砍掉。「這是很大的影響，譬如說要少僱一些人，CDC或州一級衞生部門實驗室的整修和維護都要省下來。」錢靜遠說。

2019年7月，美國政府還裁掉了CDC駐華專家琳達·奎克（Linda Quick）的職位。這個職位可以說是美國追蹤傳染疾病的「耳和眼」，是美國在華的第一手信源。但是奎克在疫情爆發前四個月離開了中國。

克萊姆森大學（Clemson University）公共衞生科學副教授史律回憶，那一輪CDC的裁員多達幾十個人，不僅是在華專家，「美國在幾十個國家從事公共衞生聯合防疫工作的人員都被砍掉，」那些人恰好是應對全球大流行病的團隊。

麻省理工學院斯隆管理學院副院長及政治經濟學教授黃亞生將美國應對疫情失誤的原因歸結於一個人——總統。「這一切的主要罪魁禍首是特朗普。」黃亞生說。「在大選年特朗普更關心的是自己的連任選情以及與自己選情息息相關的美國股票市場表現，」黃亞生在其微信公眾號中寫道，對警告視而不見，且在為「長期以來的不理智政策買單」。

但史律指出，地方政府的反應也並非毫無瑕疵。「當時紐約州和紐約市沒有及時建議大家社交時保持距離；2月新奧爾良的狂歡節也是相當晚了；教堂唱詩活動，飛沫比較多，也依然進行……這些都是屬於州和地方政府可以及早下令限制的。」他亦表示，這要看「地方有多少警力，怎樣執行到位，難度很大。」

針對此問題，加利福尼亞州橙縣（Orange County）的縣政委員安德魯·杜（Andrew Do）接受了端傳媒記者的採訪，解釋地方政府是怎樣自救的。在2月26日橙縣發現第一例感染病例之後，就比聯邦政府和州政府搶先一步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這完全是由我們幾個縣政委員決定的。」

橙縣是全美第六大縣，有三百多萬人口，移民很多，其中爾灣市等是中國移民購房或赴美生子的熱門地點。在一月、二月美國聯邦政府尚未大幅干預人口流動的情況之下，安德魯·杜便覺得「受到病毒襲擊是遲早的事」。他坦陳，當時縣政府對標的並非美國本土的情況，而是意大利，「我們開始警覺並採取行動是因為看到了意大利所經歷的，感到非常擔心。」

橙縣目前有超過1000例確診病例，十幾例死亡。安德魯·杜形容，雖然一直在嘗試「跑贏曲線」，但事實上「幾乎正在迎接着高峰的一擊」。此時，抗疫物資更要「自給自足」，將一些本地工廠轉型為醫療物資生產線。

「這是一種未知的病毒、未知的危險，如果期望聯邦政府在此刻滿足所有人的需求，未免要求太高了。」安德魯·杜補充。

美國天主教大學的政治史學者徐天對端傳媒記者表示，特朗普難辭其咎，但更反應了官僚體系在應對疫情危機時的無力。「問題不能推到總統一人身上，總統班底、各州政府都有責任。」並且，對疫情的預警不足，是橫跨各社會階層的。

「政府間的互信缺乏擴散到了民間社會，引發了中美社會層面，包括媒體、智庫、輿論引導者之間的爭議。」光磊說，「中國方面加強了對輿論的管控，試圖掌握對疫情的起源、蔓延、防控和政府功能方面的話語權和敘事能力；而美國主流媒體對中國的防疫措施，從封城、基層監控到輿論控制，抨擊依舊，並把這些和對新疆維族的大規模拘禁聯繫起來。」

無論是美國的公共媒體網絡NBC、NPR，還是《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這樣有國際影響力在大報，都一度從制度角度解讀病毒在中國的蔓延，指出疫情更容易在威權政體裏爆發，因為其信息不透明、問責體制不健全以及言論管控極為嚴格。

「在三月以前，歐美很多決策者和媒體依然在制度優劣的範式下看待中國疫情，而忽略了疫情全球化這個醫療史上多次重複的惡性循環。」徐天說。

「關於威權和民主體制，哪一個更能有效抑制疫情蔓延？哪一個能夠以最小的代價隔斷疫情的大規模爆發？」光磊說，「這些問題恐怕不是現在就能得出明確結論的。」

「一個國家控制疫情的成功與失敗，從成功或失敗的定義和測量，到因果關係的推論，有太多的變量需要控制，才能得出相對客觀的結論，所以，任何『某國經驗』現在都最好免談。」光磊對端傳媒記者說。

「歸根結底不是傲慢也不是缺乏同情心，而是決策層在認識論層面的單調和狹隘。他們一邊同情中國人，一邊認為中國的（疫情）問題不會全球化。」政治史學者徐天補充。「我們作為普通人，很多日常選擇都依賴公共權威，所以也必然被捲入這種重演的大戲。」

三月

三月幾乎可以用「混戰」來形容。特朗普還在繼續發表具有誤導性的言論，將疫情比作流感。但同時，他發令向股市注資，穩定市場。美聯儲在3月3日宣布下調利率，以應對新冠病毒疫情對美國經濟造成的潛在危害。這是自2008年經濟危機以來，美聯儲首次採取緊急舉措。美聯儲在聲明中稱，美國經濟基本面依然強勁，但無法預測新冠病毒疫情影響的「程度和持久度」。

3月9日，美股熔斷。然後在一週之內發生了第二次熔斷。

一個重要時間點發生在3月11日。這一天，WHO正式宣布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為全球大流行病，美國的確診人數超過一千。那天晚上九點，特朗普坐在白宮橢圓辦公室向全國演講，表示會調動聯邦政府和私營機構的所有力量抗擊疫情。

這是他第一次對公眾承認疫情的危險性、嚴重性，並強調年長者處於高風險。對歐洲為期30天的旅行禁令同時生效。

那一週，這個國家的很多地方相繼按下暫停鍵。NBA、MLS、NHL等重要體育賽事均宣布停賽。紐約州禁止500人以上聚會活動，百老匯劇院、林肯中心、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卡內基音樂廳等文化象徵均暫時關閉。普通美國人的生活方式開始被改變。

3月13日，特朗普宣布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那場記者會破例改在戶外的白宮玫瑰園進行，人頭接踵，有兩位中國記者戴上了口罩。她們也是現場唯一戴口罩的人。事後，還有美國媒體拍下了他們的照片作為新聞刊登。那時WHO、CDC均不建議普通人佩戴口罩，因此中國記者的行為被有心人解讀出了各種政治含義。

玫瑰園的記者會原本應該是整個抗疫行動中最重要的信息發布環節之一，然而直到現在，特朗普在當天記者會上做出的承諾依然未兑現，其幕僚還在忙着為一些錯誤信息「滅火」。

其一是特朗普宣布谷歌有1700個工程師正在搭建網站，讓居民快速被分配到測試點，此項計劃要在全美推廣。事實證明，這只是谷歌母公司Alphabe旗下的一個小公司做的預測試，沒有1700個工程師，而是1700個志願者。特朗普後來將此事怪在了谷歌CEO身上，稱谷歌CEO就沒有正確傳達信息並已經向他道歉。

另一件事是特朗普稱羥氯喹（hydroxychloroquine）——一款抗瘧疾藥，為「天賜之物」，他說此藥有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潛在能力，希望以此激發美國社會的樂觀情緒。但醫學界並不認可。世界各地的衞生專家都在呼籲謹慎使用這款藥，直到現在，美國聯邦衞生官員還在平息公眾對這款藥的「過高期待」。

3月15日，美國宣布進入社交隔離（Social distancing），人與人之間必須保持六英尺距離，同時要避免聚集，有效期15天。加州包括舊金山在內的北部六縣宣布就地避難令（Shelter-in-place），除必要需求，必須在住所避難，否則處以罰款甚至監禁。全國的應急性舉措對美國的社會文化造成巨大沖擊，如火如荼的總統候選人初選也因此延後。美國人開始恐慌性地搶購食品和衞生紙、消毒劑，一如之前在亞洲、在歐洲發生的一樣。

3月17日，特朗普第一次在公開演講中說「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把自己形容為「戰時總統」（Wartime President）。那天之後，美國確認人數超過了一萬。而中國官方稱中國境內首次出現零新增案例。

3月19日，特朗普繼續使用「中國病毒」這樣的字眼，質疑中國「零本土感染」數字，反覆批評中國令全球付出代價。《華盛頓郵報》攝影記者拍攝到特朗普在記者會上使用的講稿，原文本是「Coronavirus」，但被黑色記號筆改成了「Chinese virus」。

特朗普將攻擊目標轉移到中國之後，民調支持率上升至其任期最高。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尼采高等國際關係研究所的副院長坎潘特（Filipe Campante）分析，這是政客普遍使用的手段——使用外部因素，例如移民、恐怖主義、難民等，製造人們的恐懼，從而動員選民。他以埃博拉疫情舉例，當美國社會對埃博拉疫情的焦慮增長時，無論是在參議院、眾議院還是各州選舉，民主黨的選票都會減少，但對共和黨卻沒有影響。並且，共和黨還在其宣傳中更多地將埃博拉、移民和奧巴馬總統聯繫在一起，以獲得更多的支持。恐懼的作用下，選民更傾向保守黨派。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也是同樣。「特朗普將之稱為『中國』病毒，意指病毒是外來的，」在一場線上會議中，坎潘特回答端傳媒的提問說，「此時的恐懼效應更大。」

民調左右不了疫情。隨着《國防生產法案》等緊急權力被激活，商業機構的檢測資格也終獲批准，美國開始了大批量檢測。數字非常殘酷：3月5日破百，3月11日破千，3月18日超過一萬，3月27日超過10萬。「美國的檢測能力開始追趕現實情況。」公共行政學者沃利奇指出。

3月中下旬開始，全美的疫情發展令人措手不及，特別是紐約，感染病例數字曲線幾乎成90度——直線上升。病人大量湧入，物資嚴重不足，醫療前線向外發出了物資緊急的求救聲，醫護人員精疲力盡的剪影、截圖在社交媒體上流傳。常年報導流行疾病的記者加略特（Laurie Garrett）將紐約形容為「美國版的武漢」。

那時的特朗普依然在堅持己見——經濟最大。3月24日，特朗普和副總統彭斯參加Fox電視台的訪問，記者問他們會不會有「封國」措施（national lockdown）。特朗普說「我不想讓解決方案比問題本身還糟糕」，他重申「不能讓這個世界上最偉大、最成功的國家就這樣關上門。」他希望復活節——4月12日，一切恢復正常。

但福奇在同一天就駁回了總統的話。他婉轉地表示，恢復正常的日子「是有彈性的」，需要根據每天、每週的發展情況而評估。類似於這樣的總統喊話、專家滅火的情景，在接下來又陸續發生了很多次。

3月26日，美國失業人口在一週之內達到三百多萬。第二天，美國通過史上最大的經濟刺激方案，美國人可以獲得數量不等的現金補助、企業能夠享受政府補貼和貸款，地方政府、醫療前線和教育機構也會獲得政府的資金支持。在接下來的幾周，截至4月10日，美國失業人口更增至一千六百多萬。

到了三月底，幾乎全部美國人都被要求留在家中，全國商業活動暫停，停課、停學，大量人口在家中辦公，或者失去工作，許多家庭和中小企業在還未等到政府補助就已經破產。美國已經成為全球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死亡人數也超過了中國。白宮工作組預估，即使防疫措施令疫情緩解，病毒仍可能造成10萬至24萬美國人死亡。

中國

美國疫情加劇，而中國內地的官方確診數量不斷下降，中國官媒開始頌揚「中國抗疫模式」，中文社交媒體也開始有大量網友譏諷美國「連作業都不會抄」。中美兩國的口水戰從未在疫情中缺席，甚至愈發戲劇性。

新晉的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釀出一場風波。趙立堅在2020年2月末剛升任外交部發言人，十幾天後，便在推特上質問，”美國的零號病人是什麼時候出現的？有多少人感染？”趙立堅用中英雙語在推特上寫道，他提出大膽的假設，”可能是美軍把疫情帶到了武漢”，並要求”美國要透明！要公開數據！美國欠我們一個解釋！”他被中國網友評為新版「戰狼」。

美國國務院隨即召見了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批評趙立堅散播陰謀論。3月16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致電中國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表達對北京官方「把2019冠狀病毒肺炎責任推到美國身上」的不滿。

「一次次的口水戰使得雙方有些官員情緒失控，不惜訴諸陰謀論和種族歧視語言，同時出現『甩鍋』現象，雙方都想把疫情的蔓延嫁禍到對方。」光磊說。

這其間，中美「媒體戰」也開始加碼，新聞記者被推到了風口浪尖上。中國宣布制裁《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等五家美國媒體，其駐華的美國籍記者必須在短時間內離開。此前，美國認定新華社、CGTN等幾家中國媒體為「外國使團」，要求他們提交資產和人員名單，並解僱共計60名中國籍僱員。

「這種局面出現並持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雙方高層領導沒有及時達成一定的默契，有效阻止雙邊關係的急劇下滑。」光磊分析。

3月17日，崔天凱接受AXIOS和HBO聯合節目的採訪，不僅談及肺炎疫情，還回答了媒體戰、新疆等問題。中國外交部罕見地將採訪中文翻譯全文刊登了出來。對於中國掩蓋疫情的質疑，崔天凱稱，「這不是一個掩蓋真相的過程，而是一個發現這種新型病毒的過程」，並表示中國要確保「公開宣布的內容都是有堅實的事實和科學基礎的」。

「你們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趙立堅在散播病毒來源於美國實驗室的陰謀論。他有相關證據嗎？」記者問崔。

「也許你可以去問他。」崔回答說。

「您問他了嗎？您是大使。」記者繼續問。

「我在此代表的是中國國家元首和中國政府，不是某個具體個人。」崔回答，並倡導中美合作。

崔的表述被解讀為與趙立堅的說法劃清界限。當時，一些美國智庫學者，例如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專家邁克·史文（Michael Swaine）等，開始呼籲，既然中國大使釋出善意，美國總統也應該停止使用「中國病毒」這類的措辭。

「這種狀況持續到3月27日習近平和特朗普再次通話，至此雙邊關係才逐步平穩，」光磊分析。中美領導人通話之後，特朗普不再使用「中國病毒（Chinese Virus）」字眼，並把措辭改為「正在我們星球大部份地方肆虐的冠狀病毒」。

「但即便如此，雙邊高層交往依然稀少，雙方合作沒有實質性進展，」光磊提醒。

時間到了四月，光磊所供職的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21世紀中國研究中心，與亞洲協會（Asia Society）中美關係中心發出聯合聲明，呼籲在生命和人民福祉面前，中美政界、醫學界、科學界應該攜手合作。多達一百位從事中國研究的美國學者聯署了這份聲明，幾乎囊括了該領域所有重量級人物，其中包括福山（Francis Fukuyama)、傅高義（Ezra Vogel）和曾分別在奧巴馬、小布什任期擔任國家安全工作顧問的蘇珊·萊斯（Susan Rice）和史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亦有端傳媒曾經專訪過的戴博（Robert Daly）和裴敏欣（Minxin Pei）。

光磊沒有透露這些學者是如何集合在一起的，因為「不想讓這次聯署的過程變成故事」，表示「美國兩黨都有相當多的有識之士願意從現實出發」，寄望於「以可以承受的代價在國內外消除這種疾病。」

學者們的提議，是否能付諸實際？此時或還未到檢驗的時刻。但美國的地方政府、商業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已經開始了與中國的合作。

隨着病例不斷增多，美國各地開始了對醫療物資的募集。《華盛頓郵報》援引兩名美國國土安全部（DHS）官員表示，美國國家儲備應對緊急情況的口罩、手套及其他個人防護裝備（PPE）已幾乎耗盡，聯邦政府與各州政府在全球市場上爭購。紐約州長庫默（Andew Cuomo）曾表示呼吸機數量無法滿足醫療前線的需求，需要以每台2萬5千美金的價格從中國購入，且需要和聯邦政府、各州政府像在Ebay網站上一樣競拍抬價。4月初，紐約州獲贈來自中國私人捐贈的1000部呼吸機。這些物資抵達肯尼迪機場的過程頗為曲折，經過了亞洲協會（Asia Society）、白宮和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的多方溝通。

「1000台呼吸機是很大的一筆，估計能應對八、九萬的病例，可以解決很多問題。」史律分析，「這種從中國民間到美國地方政府、州政府的合作，看上去比較順暢。」

庫默點名感謝了捐贈方阿里巴巴的創始人馬雲和蔡崇信，亦向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黃屏表達感激之情。中國外交部回應「願繼續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發文稱，「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療物資……企業捐贈更是一馬當先。」

情況似有緩和的跡象。《紐約時報》報導稱，特朗普的幾名助手正在通過在中國有廣泛人脈的美國商人，與中國官員悄悄地取得聯繫。這篇報導指出，對於疫情正在擊垮美國經濟，特朗普非常沮喪，但在慢慢接受經濟衰落的現實，決定靠「帶領美國度過危機」來競選連任。

亞洲協會美中關係中心的主人夏偉（Oriville Schell）在回應此事時稱「這是聰明的做法」。「在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合作，在沒有共同利益的地方競爭和批評。」他對《紐約時報》的記者說，「我們在蘇聯時代就是這麼對俄羅斯人的，而且辦成了一些事。」

「特朗普格外看重貿易訂單的份量。」戰略和國際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究中國經濟與商業的學者甘思德（Scott Kennedy）對端傳媒記者說。但是，中美兩國的經濟都因疫情受到重創，若中國不能在2021年完成貿易協議中額外2000億美元採購，一場新的衝突有可能爆發。

時間再回到1月3日——消息從武漢傳到華盛頓的那一天。路透社報導披露，那通電話裏，中國CDC主任高福的情緒激動，稱疫情即將失控。《華盛頓郵報》亦在最近的的一篇調查報導裏提及，電話是從中國主動打來的，高福告訴美國CDC主任雷德菲爾德，在武漢，這個1100萬人口的中國內陸商業都會，一種神秘的呼吸疾病正在傳播。「從那時起，政府和病毒就開始了一場爭分奪秒的競賽。」那篇報導里寫道。

此時，已經是美國收到「哨聲」之後的第一百天。

端傳媒特約記者徐彥頎對本文亦有重要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