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到华盛顿，美国收到“哨声”的一百天

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记者会上的表述，从1月3日起，中国就开始向美国通报发现了由未知病毒感染的肺炎。从1月3日到2月3日，中国一共向美国做了30次通报，几乎每天一次。这个未知病毒后来被称作2019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由世界卫生组织（WHO）定义为大流行病，导致全球超过一百八十万人感染，十万多人死亡。

华春莹的说法曾遭到质疑，因为外界普遍认为当时中国在试图掩盖疫情信息——同样是1月3日，医生李文亮因“在互联网上发布不实言论”在其辖区派出所被警示和训诫。并且，中国官方还未对外承认病毒有“人传人”的证据。然而，信息通报的事情得到了美方的证实。3月末的白宫简报会上，美国疾病防控中心（CDC）主任雷德菲尔德（Robert R. Redfield）承认在1月3日和中国CDC通了电话，并向白宫递交了报告。

这是目前可以查证的，美国政府最早收到“哨声”的时间。

1月8日，美国CDC发布了第一个关于疫情的通告，将之称为在武汉海鲜和动物市场发现的“未知病源导致的肺炎”。1月20日，美国出现了首个确诊案例，为武汉旅行输入。接着，农历新年带来的全球旅运使疫情扩散开来，并在美国开始了大范围的社区传播。情况急转直下，从几个感染者到几十个，再到几百个，直到现在，五十三万确诊案例，两万人死亡。其中，美国最大的都市纽约被称为“美国版的武汉”，损失惨重。

在美国，除了每日出现在公众面前的特朗普总统和主持抗击肺炎工作的副总统彭斯、传染病学家福奇（Anthony Fauci），还有一系列机构和官员扮演了重要角色。联邦政府层面，有美国卫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国立卫生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和其下属CDC、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FDA）、国家安全委员会（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国务院（Department of State）以及情报部门；地方层面，有州政府、州卫生部，以及来自各州的国会议员，还有县、郡等地方政府。

然而，这些机构和人员并没能阻止疫情在美国的大肆扩散，甚至被批评为“官僚体系的失效”；从疫情早期就开始的中美信息互通，也没能带来富有成效的合作，继而被指摘“两个大国的傲慢”。从1月3日的首通电话至今，整整一百天。端传媒采访接近美国决策层的人士和地方政府官员、学者，为读者复盘，两国政府究竟是怎样互动，以及疫情为何在美国发展成今天的样子。

一月

从1月3日的第一通电话开始，美国卫生部的官员就着手华盛顿和北京两边的游说。一方面要让特朗普政府重视疫情，采取措施；另一方面，向中国发出申请，派驻美国专家。

然而，双双碰壁。

根据美国CDC工作人员对路透社的表述，从一月初开始，美国CDC主任雷德菲尔德和中国CDC主任高福频繁通电话。高福毕业于牛津大学，曾在哈佛大学从事科研工作，亦是美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英文流利。1月3日的第一通电话之后，雷德菲尔德将获得的信息传递给美国卫生部长阿扎（Alex Azar）。

阿扎是美国卫生系统的最高官员，曾经处理过SARS和炭疽热。“这是一件大事，”他告诉雷德菲尔德，要确保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知晓。这个委员会是总统获知国家安全和外交信息最重要的渠道。

1月6日，也就是收到“哨声”的三天之后，美国CDC便表示希望派专家前往中国。

如果顺利的话，来自CDC流行病情报部门（Epidemic Intelligence Service）的美国专家最快可以在24小时内登上飞机。

但美国发出的请求有去无回。据《纽约时报》报道称，在白宫的西翼办公室里，美国官员每天聚在一起给中国打电话“恳求允许美国的专家入境”。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库奇内利（Kenneth T. Cuccinelli）说“中国的态度友好”，但始终不肯松口。卫生部长阿扎在接受CNN访问时说，在接下来的几十天里，他们都没能得到中国的许可。

1月8日，美国CDC在其网站上发布了第一则有关中国出现未知肺炎的通报。一月中旬，湖北省进入“两会”期间，从1月11日直到16日“两会”闭幕，武汉市都未宣布有新增案例。1月18日，美国决定开始在洛杉矶、纽约、旧金山三个城市的机场检测武汉旅客的体温。当时，中国官方称有几十例确诊病例，日本、泰国开始出现输入型病例。

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在白宫的游说也颇为不顺。

1月初，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副主任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与香港一名流行病学家通话，被告知病毒传播速度比中国政府承认的速度更快，美国应该做好准备。波廷格曾在SARS期间任《华尔街日报》驻香港记者。虽然那时中国政府没有对外承认病毒存在“人传人”的现象，但据《纽约时报》报导，早至一月初，美国国防情报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已经在报告中得出病毒会在世界范围扩散的预测。

直到1月18日，卫生部长阿扎才首次和特朗普总统通上话，当时特朗普正在“冬季白宫”Mar-a-Lago庄园度假。《纽约时报》称，那通电话里，特朗普希望先谈谈电子烟的管制问题，但阿扎主动将问题引至中国的肺炎疫情。《纽约时报》的白宫记者哈珀曼（Maggie Haberman）透露，当时白宫的一些官员认为阿扎有些反应过度了，大惊小怪。

两天后，美国确诊了首个病例。这是一位华盛顿州的居民，曾到武汉旅行。也同样是在这一天，中国的医学专家钟南山对外表示病毒可以“人传人”，并已经有十余名医护人员感染。

特朗普认为这只是“一例从中国输入的病例”，因此“一切在掌握之中，没事的”。在1月22日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特朗普对CNBC的记者说，他收到了CDC的简报，并表示完全不担忧。再回忆起这个情景，哈珀曼认为当时总统便不想引起金融业的恐慌，继而影响他的连任。

那次采访后，特朗普在推特上代表美国人民赞扬中国的抗疫共工作透明、有成效。之后又表示和中国的“沟通紧密”。当时，中国的疫情已经非常严重，确诊近5000例，疑似近7000例，武汉“封城”，中国政府开始全国性的举措，对公共交通和公共场所进行管控，并将春节假期后的复工日推迟。

1月28日，中国同意由WHO派专家组前往。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和他的同事们认为此时可以转变策略，于是开始另一番游说，试图让美国专家加入WHO的团队。但依然受挫。

同一天，美国决定从武汉撤侨。第一架波音747接走了200个美国公民，在洛杉矶附近的酒店进行隔离。接着，特朗普宣布阿扎担任“白宫防疫工作组”（White House Coronavirus Task Force）的组长，被媒体讽为“将烫手山芋交了出去”。当时，美国有5例确诊病人，看起来仍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阿扎接手后，美国在1月31日宣布对中国实施旅行禁令，任何在过去两周内到过中国大陆的外国人都不被允许进入美国。哈珀曼指出，白宫觉得做到这一步，就算“任务完成”。当时，美国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Wilbur Ross）还在电视访问里不失得意地说，中国的疫情能够帮助就业岗位更快地回到美国。

“这次疫情发生在中美关系上一个特殊时期，也就是在一月中旬中美贸易第一阶段协议达成之后，两国经贸和政治关系短暂回归正常的情况下发生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光磊对端传媒说，“疫情的突如其来，使得两国领导人没有时间来修复关系。相反，他们浪费了宝贵的前十五天。”

他同时指出，在一月份，中美双方的交流主要在公共卫生和医疗技术层面，不是在最高领导人之间。

日本、韩国已经接连出现病例，但是美国没有对那些国家的旅行者进行管控，也就意味着无法阻止潜在的病患进入美国；同时，撤侨的专机上也可能存在感染者。阿扎希望加强从武汉回来的侨民的管理，要求他们接受为期十四天的隔离，但另一部分官员认为应该由公民自己决定去留。

“第一个月，特朗普政府将病毒看成一个很小的威胁，不停地告诉公众风险很低。”布鲁金斯学会的公共行政学者沃利奇（Philip A. Wallach）撰文分析。

一月末，中国已经有一万两千多个病例，病毒已经扩散到泰国、日本和韩国等地。

二月

公众对于美国政府抗疫的不满和怨言，主要来源于二月的种种举措。一方面，美国忙着和中国“打嘴仗”，两国关系火药味十足；另一方面，特朗普一再宣称疫情在美国可控，继而延迟了公众的警觉性。

“疫情的爆发没有使得两国关系改善，反而变得更糟。”光磊认为，“这一点，中国一些官员一开始似乎就有预感。”

2月1日，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发表演讲，提到“需要警惕妨碍中美携手应对共同挑战的‘政治病毒’”。“可惜他不幸言中。”光磊表示，随后的情况是，疫情和全球健康危机没有带来更多的合作，“相反，中美双方在公开场合陷入一次又一次的相互谴责之中。”

美国作为首个对中国实施旅行禁令并撤侨的国家，从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带头作用，各国纷纷开始效仿，从而加剧了中美的紧张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2月初的发布会上称美国没有向中国提供任何实质帮助。2月10日，WHO的第一批专家到达中国，但里面没有美国的工作人员。端传媒在这期间采访了前美国驻华外交官葛天豪（David Keegan），他称美国有能力、有意愿去帮助，却被中国挡在门外，并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各种指控，是为了让自己的人民得到安慰”。

与此同时，美国的情报部门开始更密集的工作。从一月底到二月初，摆在特朗普办公桌上的情报资料越来越厚，几乎每日都有。美国国家情报局和CIA不仅在追踪中国的情况，也开始在韩国、台湾、意大利、伊朗等地区进行疫情的调查。当时，一些关于疫情的会议被列为机密，只有高规格的政府官员才能参加。包括马修·波廷格（Matthew Pottinger）在内的国家安全顾问开始催促特朗普做出反应。

特朗普在此时对中国的态度游移不定。《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报道称，在2月的一场白宫会议上，特朗普认为如果一直强硬，美国不会从中国得到任何有关疫情的有价值的信息。他在推特上称赞习近平是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习对抗疫情一定会成功，并表示美国形势大好，等到天气暖和了病毒就会自然消退。

此举或许奏效。2月16日，WHO再派专家团前往中国，有两位美国专家加入进来，一位是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临床主任雷恩（Clifford Lane），另一位是美国CDC的流感科医务官周伟功（Zhou Weigong）。这些专家到访了武汉的同济医院和武汉体育中心方舱医院，也前往北京、深圳、广州等地考察。但是，WHO后来出台的调研报告遭到国际舆论质疑，是否经过中国政府的审查，雷恩回答《金融时报》的访问时说，算不上审查，而是措辞上“有一些粉饰”（a bit of spin）。

整个二月，美国的确诊病例还停留在二十几例。

但美国政界高层已经开始嗅到危险的信号。共和党参议员理查德·波尔（Richard Burr），同时也是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主席，抛售了其拥有的价值在60万到170万美元之间的股票。他有权力接触到关于肺炎疫情的机密资料。同时，白宫国内政策委员会（White House Domestic Policy Council）主席乔·格罗恩（Joe Grogan）敦促特朗普采取行动，不然将会威胁到总统大选，他甚至预测了疫情会在美国持续数月。

不过那时候，绝大多数美国公众还被蒙在鼓里。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还没有大范围采取措施来干预社会生活。当时在中国，确诊数量已达到八万，意大利也有数千，正处在失控中。

二月发生了另一件令人大跌眼镜的事。2月12日，美国CDC向各州发放的一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试剂盒存在缺陷，出现了假阴性或者无法判断的结果，不得不召回，然后重新制作、发放。美国舆论开始质疑CDC的能力，直到二月底，中国已经可以在一周之内检测160万人，韩国的检测人数达到六万五千人，而美国全境仅检测了459个人。与此同时，因为检测权集中在CDC手中，加之下放检测资格的审批流程复杂，因此各州的公共实验室和商业实验室便被暂时晾在了一遍。

公共行政学者沃利奇将整个二月形容为“损失掉的一个月”（a lost month）。真实的感染数字被大大低估，美国错过了防疫的最佳时机。

当时的特朗普仍没有将疫情当成首要任务。2月末，在向国会提交的新一年度政府预算里，他还砍掉了CDC16%的资金。

但他手下的人已经意识到问题遮不住了。2月24日至26日，趁特朗普在印度访问时，梅森尼尔（Nancy Messonnier）医生对美国公众“吹哨”。她是CDC下属的国家免疫与呼吸道疾病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Immunization and Respiratory Diseases）主任。

“这已经不是新型冠状病毒是否会在美国扩散的问题了，而是何时扩散，有多少人将会感染。”梅森尼尔在记者会上郑重强调，她称疫情会对美国人的生活产生严重影响。她的发言得到卫生部长阿扎的支持，阿扎同时向国会提交了25亿美金紧急资金的申请，用来抗击疫情。

待特朗普从印度回来时，美国股票市场已经开始恐慌，出现大跌。这让特朗普十分不悦。2月26日，他撤掉了阿扎，任命副总统彭斯担任白宫防疫工作组的组长。阿扎自此被边缘化，逐渐消失在媒体视野里。此时，特朗普更侧重稳住金融市场，他要求白宫经济顾问库德罗（Lawrence Kudlow）减低负面影响，库德罗于是对CNBC记者说：“我们已经控制住了疫情。我不会说防疫工作无懈可击，但非常接近无懈可击。”

CDC

在进入三月的复盘之前，端传媒想用以几个例子来解释美国官僚系统运转的真实情况，以及为什么社会各阶层的反应纷纷“失效”。

众所周知，美国是联邦制。根据宪法，公共卫生是各州的职责所在。福奇在接受访问时曾说，美国各州像是一个个小国家，各自为政，“甚至像纽约这样的城市，也可以看成是一个国家。”

“一般来说，州立法机构的权力比联邦（立法机构）的权力更大。譬如，限制集会的规模，集会不得超过五个人，这些具体的规定由州立法机构和州长来颁布。而不是联邦政府。”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公共卫生科学副教授史律对端传媒记者说。但是，“联邦有比任何州都强大的科研力量”，同时，病毒的检测权归联邦政府所有。“谁能做检测？谁有测试开发权？哪类药可以用？在没有FDA批准之前，哪些要可以临时用？这些归联邦政府管辖。”

“联邦政府会对各州的卫生系统提供资金支持，也有资格提出建议，进行协调。”原杜克大学卫生政策研究所的学者钱静远对端传媒说。

回到疫情本身，知名的调查新闻机构ProPublica通过申请信息公开，拿到了美国CDC和内华达州卫生系统的邮件往来，可一窥联邦政府是如何与地方政府互动，以及其中发生了什么样的错误和延迟。

2月13日，CDC发出了一封紧急求助邮件，称要临时招募五位工作人员，协助他们把各州政府上报的感染病例和疫情数据输入到CDC的excel表格中。当时各州政府是通过邮件向CDC上报疫情，但CDC不慎丢失了一部分数据，因此需要额外的人手来重新联系各州政府，手动输入数据。这份紧急工作的时长是从2月11日到3月10日。

同样是在2月的第二周，内华达州监测到80个疑似病例，其中有四人非内华达州居民，一人来自于纽约。州政府将这些信息上报给CDC，然而CDC混淆了其中的地理位置。内华达州卫生部门不得不反复纠正。

同时，手握检测权的CDC向至少19个州的卫生官员申明了检测资格：必须到过中国，且有明显的发烧等症状；或者必须与感染者密切接触过——这后来被诟病为令许多疑似病例失去检测资格。CDC也尝试下放检测权，于是发生了上文提到的测试盒缺陷事故。

依靠邮件无法应对越来越多的疫情上报。CDC决定使用新的系统DCIPHER，这原本是用于管理与食物相关传染病的网络平台。但CDC迟迟没有开始对各州卫生人员的网络培训，也连续数周忽略了内华达州卫生系统发来的进入平台权限的请求。

整个二月，CDC采取最重要的措施之一便是在机场筛查旅客。然而从后来公开的邮件中看，这个过程也失误频频。2月16日，洛杉矶机场的CDC工作人员说一些记录旅客信息的电子表格无法存档，旅客输入“美国”时，会被错误认为是“英国”。还有些旅客不会说英文，无法录入信息，CDC内部的建议是使用Google翻译。

这样的表现或许与预算削减、人手减少有关。2019年，特朗普政府将公共卫生的预算削减了12%。CDC作为卫生部下属的机构，预算削减了10%。其中，有三千万美金原本用于应急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的资金被砍掉。“这是很大的影响，譬如说要少雇一些人，CDC或州一级卫生部门实验室的整修和维护都要省下来。”钱静远说。

2019年7月，美国政府还裁掉了CDC驻华专家琳达·奎克（Linda Quick）的职位。这个职位可以说是美国追踪传染疾病的“耳和眼”，是美国在华的第一手信源。但是奎克在疫情爆发前四个月离开了中国。

克莱姆森大学（Clemson University）公共卫生科学副教授史律回忆，那一轮CDC的裁员多达几十个人，不仅是在华专家，“美国在几十个国家从事公共卫生联合防疫工作的人员都被砍掉，”那些人恰好是应对全球大流行病的团队。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副院长及政治经济学教授黄亚生将美国应对疫情失误的原因归结于一个人——总统。“这一切的主要罪魁祸首是特朗普。”黄亚生说。“在大选年特朗普更关心的是自己的连任选情以及与自己选情息息相关的美国股票市场表现，”黄亚生在其微信公众号中写道，对警告视而不见，且在为“长期以来的不理智政策买单”。

但史律指出，地方政府的反应也并非毫无瑕疵。“当时纽约州和纽约市没有及时建议大家社交时保持距离；2月新奥尔良的狂欢节也是相当晚了；教堂唱诗活动，飞沫比较多，也依然进行……这些都是属于州和地方政府可以及早下令限制的。”他亦表示，这要看“地方有多少警力，怎样执行到位，难度很大。”

针对此问题，加利福尼亚州橙县（Orange County）的县政委员安德鲁·杜（Andrew Do）接受了端传媒记者的采访，解释地方政府是怎样自救的。在2月26日橙县发现第一例感染病例之后，就比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抢先一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完全是由我们几个县政委员决定的。”

橙县是全美第六大县，有三百多万人口，移民很多，其中尔湾市等是中国移民购房或赴美生子的热门地点。在一月、二月美国联邦政府尚未大幅干预人口流动的情况之下，安德鲁·杜便觉得“受到病毒袭击是迟早的事”。他坦陈，当时县政府对标的并非美国本土的情况，而是意大利，“我们开始警觉并采取行动是因为看到了意大利所经历的，感到非常担心。”

橙县目前有超过1000例确诊病例，十几例死亡。安德鲁·杜形容，虽然一直在尝试“跑赢曲线”，但事实上“几乎正在迎接着高峰的一击”。此时，抗疫物资更要“自给自足”，将一些本地工厂转型为医疗物资生产线。

“这是一种未知的病毒、未知的危险，如果期望联邦政府在此刻满足所有人的需求，未免要求太高了。”安德鲁·杜补充。

美国天主教大学的政治史学者徐天对端传媒记者表示，特朗普难辞其咎，但更反应了官僚体系在应对疫情危机时的无力。“问题不能推到总统一人身上，总统班底、各州政府都有责任。”并且，对疫情的预警不足，是横跨各社会阶层的。

“政府间的互信缺乏扩散到了民间社会，引发了中美社会层面，包括媒体、智库、舆论引导者之间的争议。”光磊说，“中国方面加强了对舆论的管控，试图掌握对疫情的起源、蔓延、防控和政府功能方面的话语权和叙事能力；而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防疫措施，从封城、基层监控到舆论控制，抨击依旧，并把这些和对新疆维族的大规模拘禁联系起来。”

无论是美国的公共媒体网络NBC、NPR，还是《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这样有国际影响力在大报，都一度从制度角度解读病毒在中国的蔓延，指出疫情更容易在威权政体里爆发，因为其信息不透明、问责体制不健全以及言论管控极为严格。

“在三月以前，欧美很多决策者和媒体依然在制度优劣的范式下看待中国疫情，而忽略了疫情全球化这个医疗史上多次重复的恶性循环。”徐天说。

“关于威权和民主体制，哪一个更能有效抑制疫情蔓延？哪一个能够以最小的代价隔断疫情的大规模爆发？”光磊说，“这些问题恐怕不是现在就能得出明确结论的。”

“一个国家控制疫情的成功与失败，从成功或失败的定义和测量，到因果关系的推论，有太多的变量需要控制，才能得出相对客观的结论，所以，任何‘某国经验’现在都最好免谈。”光磊对端传媒记者说。

“归根结底不是傲慢也不是缺乏同情心，而是决策层在认识论层面的单调和狭隘。他们一边同情中国人，一边认为中国的（疫情）问题不会全球化。”政治史学者徐天补充。“我们作为普通人，很多日常选择都依赖公共权威，所以也必然被卷入这种重演的大戏。”

三月

三月几乎可以用“混战”来形容。特朗普还在继续发表具有误导性的言论，将疫情比作流感。但同时，他发令向股市注资，稳定市场。美联储在3月3日宣布下调利率，以应对新冠病毒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潜在危害。这是自2008年经济危机以来，美联储首次采取紧急举措。美联储在声明中称，美国经济基本面依然强劲，但无法预测新冠病毒疫情影响的“程度和持久度”。

3月9日，美股熔断。然后在一周之内发生了第二次熔断。

一个重要时间点发生在3月11日。这一天，WHO正式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为全球大流行病，美国的确诊人数超过一千。那天晚上九点，特朗普坐在白宫椭圆办公室向全国演讲，表示会调动联邦政府和私营机构的所有力量抗击疫情。

这是他第一次对公众承认疫情的危险性、严重性，并强调年长者处于高风险。对欧洲为期30天的旅行禁令同时生效。

那一周，这个国家的很多地方相继按下暂停键。NBA、MLS、NHL等重要体育赛事均宣布停赛。纽约州禁止500人以上聚会活动，百老汇剧院、林肯中心、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卡内基音乐厅等文化象征均暂时关闭。普通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开始被改变。

3月13日，特朗普宣布美国进入国家紧急状态。那场记者会破例改在户外的白宫玫瑰园进行，人头接踵，有两位中国记者戴上了口罩。她们也是现场唯一戴口罩的人。事后，还有美国媒体拍下了他们的照片作为新闻刊登。那时WHO、CDC均不建议普通人佩戴口罩，因此中国记者的行为被有心人解读出了各种政治含义。

玫瑰园的记者会原本应该是整个抗疫行动中最重要的信息发布环节之一，然而直到现在，特朗普在当天记者会上做出的承诺依然未兑现，其幕僚还在忙着为一些错误信息“灭火”。

其一是特朗普宣布谷歌有1700个工程师正在搭建网站，让居民快速被分配到测试点，此项计划要在全美推广。事实证明，这只是谷歌母公司Alphabe旗下的一个小公司做的预测试，没有1700个工程师，而是1700个志愿者。特朗普后来将此事怪在了谷歌CEO身上，称谷歌CEO就没有正确传达信息并已经向他道歉。

另一件事是特朗普称羟氯喹（hydroxychloroquine）——一款抗疟疾药，为“天赐之物”，他说此药有对抗新型冠状病毒的潜在能力，希望以此激发美国社会的乐观情绪。但医学界并不认可。世界各地的卫生专家都在呼吁谨慎使用这款药，直到现在，美国联邦卫生官员还在平息公众对这款药的“过高期待”。

3月15日，美国宣布进入社交隔离（Social distancing），人与人之间必须保持六英尺距离，同时要避免聚集，有效期15天。加州包括旧金山在内的北部六县宣布就地避难令（Shelter-in-place），除必要需求，必须在住所避难，否则处以罚款甚至监禁。全国的应急性举措对美国的社会文化造成巨大冲击，如火如荼的总统候选人初选也因此延后。美国人开始恐慌性地抢购食品和卫生纸、消毒剂，一如之前在亚洲、在欧洲发生的一样。

3月17日，特朗普第一次在公开演讲中说“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把自己形容为“战时总统”（Wartime President）。那天之后，美国确认人数超过了一万。而中国官方称中国境内首次出现零新增案例。

3月19日，特朗普继续使用“中国病毒”这样的字眼，质疑中国“零本土感染”数字，反复批评中国令全球付出代价。《华盛顿邮报》摄影记者拍摄到特朗普在记者会上使用的讲稿，原文本是“Coronavirus”，但被黑色记号笔改成了“Chinese virus”。

特朗普将攻击目标转移到中国之后，民调支持率上升至其任期最高。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等国际关系研究所的副院长坎潘特（Filipe Campante）分析，这是政客普遍使用的手段——使用外部因素，例如移民、恐怖主义、难民等，制造人们的恐惧，从而动员选民。他以埃博拉疫情举例，当美国社会对埃博拉疫情的焦虑增长时，无论是在参议院、众议院还是各州选举，民主党的选票都会减少，但对共和党却没有影响。并且，共和党还在其宣传中更多地将埃博拉、移民和奥巴马总统联系在一起，以获得更多的支持。恐惧的作用下，选民更倾向保守党派。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也是同样。“特朗普将之称为‘中国’病毒，意指病毒是外来的，”在一场线上会议中，坎潘特回答端传媒的提问说，“此时的恐惧效应更大。”

民调左右不了疫情。随着《国防生产法案》等紧急权力被激活，商业机构的检测资格也终获批准，美国开始了大批量检测。数字非常残酷：3月5日破百，3月11日破千，3月18日超过一万，3月27日超过10万。“美国的检测能力开始追赶现实情况。”公共行政学者沃利奇指出。

3月中下旬开始，全美的疫情发展令人措手不及，特别是纽约，感染病例数字曲线几乎成90度——直线上升。病人大量涌入，物资严重不足，医疗前线向外发出了物资紧急的求救声，医护人员精疲力尽的剪影、截图在社交媒体上流传。常年报导流行疾病的记者加略特（Laurie Garrett）将纽约形容为“美国版的武汉”。

那时的特朗普依然在坚持己见——经济最大。3月24日，特朗普和副总统彭斯参加Fox电视台的访问，记者问他们会不会有“封国”措施（national lockdown）。特朗普说“我不想让解决方案比问题本身还糟糕”，他重申“不能让这个世界上最伟大、最成功的国家就这样关上门。”他希望复活节——4月12日，一切恢复正常。

但福奇在同一天就驳回了总统的话。他婉转地表示，恢复正常的日子“是有弹性的”，需要根据每天、每周的发展情况而评估。类似于这样的总统喊话、专家灭火的情景，在接下来又陆续发生了很多次。

3月26日，美国失业人口在一周之内达到三百多万。第二天，美国通过史上最大的经济刺激方案，美国人可以获得数量不等的现金补助、企业能够享受政府补贴和贷款，地方政府、医疗前线和教育机构也会获得政府的资金支持。在接下来的几周，截至4月10日，美国失业人口更增至一千六百多万。

到了三月底，几乎全部美国人都被要求留在家中，全国商业活动暂停，停课、停学，大量人口在家中办公，或者失去工作，许多家庭和中小企业在还未等到政府补助就已经破产。美国已经成为全球确诊人数最多的国家，死亡人数也超过了中国。白宫工作组预估，即使防疫措施令疫情缓解，病毒仍可能造成10万至24万美国人死亡。

中国

美国疫情加剧，而中国内地的官方确诊数量不断下降，中国官媒开始颂扬“中国抗疫模式”，中文社交媒体也开始有大量网友讥讽美国“连作业都不会抄”。中美两国的口水战从未在疫情中缺席，甚至愈发戏剧性。

新晋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酿出一场风波。赵立坚在2020年2月末刚升任外交部发言人，十几天后，便在推特上质问，”美国的零号病人是什么时候出现的？有多少人感染？”赵立坚用中英双语在推特上写道，他提出大胆的假设，”可能是美军把疫情带到了武汉”，并要求”美国要透明！要公开数据！美国欠我们一个解释！”他被中国网友评为新版“战狼”。

美国国务院随即召见了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批评赵立坚散播阴谋论。3月16日，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致电中国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杨洁篪，表达对北京官方“把2019冠状病毒肺炎责任推到美国身上”的不满。

“一次次的口水战使得双方有些官员情绪失控，不惜诉诸阴谋论和种族歧视语言，同时出现‘甩锅’现象，双方都想把疫情的蔓延嫁祸到对方。”光磊说。

这其间，中美“媒体战”也开始加码，新闻记者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中国宣布制裁《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等五家美国媒体，其驻华的美国籍记者必须在短时间内离开。此前，美国认定新华社、CGTN等几家中国媒体为“外国使团”，要求他们提交资产和人员名单，并解雇共计60名中国籍雇员。

“这种局面出现并持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双方高层领导没有及时达成一定的默契，有效阻止双边关系的急剧下滑。”光磊分析。

3月17日，崔天凯接受AXIOS和HBO联合节目的采访，不仅谈及肺炎疫情，还回答了媒体战、新疆等问题。中国外交部罕见地将采访中文翻译全文刊登了出来。对于中国掩盖疫情的质疑，崔天凯称，“这不是一个掩盖真相的过程，而是一个发现这种新型病毒的过程”，并表示中国要确保“公开宣布的内容都是有坚实的事实和科学基础的”。

“你们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赵立坚在散播病毒来源于美国实验室的阴谋论。他有相关证据吗？”记者问崔。

“也许你可以去问他。”崔回答说。

“您问他了吗？您是大使。”记者继续问。

“我在此代表的是中国国家元首和中国政府，不是某个具体个人。”崔回答，并倡导中美合作。

崔的表述被解读为与赵立坚的说法划清界限。当时，一些美国智库学者，例如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的专家迈克·史文（Michael Swaine）等，开始呼吁，既然中国大使释出善意，美国总统也应该停止使用“中国病毒”这类的措辞。

“这种状况持续到3月27日习近平和特朗普再次通话，至此双边关系才逐步平稳，”光磊分析。中美领导人通话之后，特朗普不再使用“中国病毒（Chinese Virus）”字眼，并把措辞改为“正在我们星球大部份地方肆虐的冠状病毒”。

“但即便如此，双边高层交往依然稀少，双方合作没有实质性进展，”光磊提醒。

时间到了四月，光磊所供职的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与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中美关系中心发出联合声明，呼吁在生命和人民福祉面前，中美政界、医学界、科学界应该携手合作。多达一百位从事中国研究的美国学者联署了这份声明，几乎囊括了该领域所有重量级人物，其中包括福山（Francis Fukuyama)、傅高义（Ezra Vogel）和曾分别在奥巴马、小布什任期担任国家安全工作顾问的苏珊·莱斯（Susan Rice）和史蒂芬·哈德利（Stephen Hadley），亦有端传媒曾经专访过的戴博（Robert Daly）和裴敏欣（Minxin Pei）。

光磊没有透露这些学者是如何集合在一起的，因为“不想让这次联署的过程变成故事”，表示“美国两党都有相当多的有识之士愿意从现实出发”，寄望于“以可以承受的代价在国内外消除这种疾病。”

学者们的提议，是否能付诸实际？此时或还未到检验的时刻。但美国的地方政府、商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已经开始了与中国的合作。

随着病例不断增多，美国各地开始了对医疗物资的募集。《华盛顿邮报》援引两名美国国土安全部（DHS）官员表示，美国国家储备应对紧急情况的口罩、手套及其他个人防护装备（PPE）已几乎耗尽，联邦政府与各州政府在全球市场上争购。纽约州长库默（Andew Cuomo）曾表示呼吸机数量无法满足医疗前线的需求，需要以每台2万5千美金的价格从中国购入，且需要和联邦政府、各州政府像在Ebay网站上一样竞拍抬价。4月初，纽约州获赠来自中国私人捐赠的1000部呼吸机。这些物资抵达肯尼迪机场的过程颇为曲折，经过了亚洲协会（Asia Society）、白宫和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的多方沟通。

“1000台呼吸机是很大的一笔，估计能应对八、九万的病例，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史律分析，“这种从中国民间到美国地方政府、州政府的合作，看上去比较顺畅。”

库默点名感谢了捐赠方阿里巴巴的创始人马云和蔡崇信，亦向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黄屏表达感激之情。中国外交部回应“愿继续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发文称，“中方正协助美政府在华采购抗疫物资。中国企业加班加点，生产、交付纽约与全美采购的医疗物资……企业捐赠更是一马当先。”

情况似有缓和的迹象。《纽约时报》报道称，特朗普的几名助手正在通过在中国有广泛人脉的美国商人，与中国官员悄悄地取得联系。这篇报道指出，对于疫情正在击垮美国经济，特朗普非常沮丧，但在慢慢接受经济衰落的现实，决定靠“带领美国度过危机”来竞选连任。

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的主人夏伟（Oriville Schell）在回应此事时称“这是聪明的做法”。“在有共同利益的地方合作，在没有共同利益的地方竞争和批评。”他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我们在苏联时代就是这么对俄罗斯人的，而且办成了一些事。”

“特朗普格外看重贸易订单的份量。”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研究中国经济与商业的学者甘思德（Scott Kennedy）对端传媒记者说。但是，中美两国的经济都因疫情受到重创，若中国不能在2021年完成贸易协议中额外2000亿美元采购，一场新的冲突有可能爆发。

时间再回到1月3日——消息从武汉传到华盛顿的那一天。路透社报道披露，那通电话里，中国CDC主任高福的情绪激动，称疫情即将失控。《华盛顿邮报》亦在最近的的一篇调查报道里提及，电话是从中国主动打来的，高福告诉美国CDC主任雷德菲尔德，在武汉，这个1100万人口的中国内陆商业都会，一种神秘的呼吸疾病正在传播。“从那时起，政府和病毒就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的竞赛。”那篇报道里写道。

此时，已经是美国收到“哨声”之后的第一百天。

端传媒特约记者徐彦颀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