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緩的反應、緊縮的醫療、臨時的搭建「中央指揮」——西班牙如何深陷疫情

西班牙真正開始大規模的「封鎖」——禁止所有非必要活動——要到3月30日才開始，此時，這個國家2019冠狀病毒肺炎的確診人數已有84,195人。

僅僅兩個月前，2月9日，西班牙衞生部衞生警報和緊急情況協調中心主任、傳染病學家費爾南多·西蒙（Fernando Simon）對公眾表示，西班牙將會出現一些2019新型冠狀肺炎病例，但不會很嚴重。當日，西班牙的領土上剛剛出現了第二例確診——與帶來第一例確診的德國遊客一樣，在與歐亞大陸頗為遙遠的加列那群島上。伊比利亞半島上的第一例確診，要到2月26日才出現：一位剛剛去過意大利的巴塞隆拿女性。

儘管有醫生時不時發出警告，但是西班牙從來充滿活力的公共生活，從大型球賽、國際婦女節遊行、政黨聚會、音樂會，到春日温暖陽光下在咖啡、餐廳、酒吧攢動的人頭，在2月到3月初，都未因此時已經在很多國家肆虐的疫情而有猶豫。一直到確診病例的上升速度在3月上旬的迅速加快——以與中國，或是同在地中海的意大利相似的速率上升——西班牙政府終於行動起來，在3月14日宣布進入國家緊急狀態，當天，西班牙新增的確診案例達到了2000例。

如今來看，已經太晚了。西班牙的確診病例從3月下旬開始直線上漲，直到4月7日，西班牙累計確診140，510人，累計死亡13，798人。與其他疫情爆發的國家類似，西班牙醫療資源被迅速推到臨界，一應醫用設備（從口罩、手套、防護服、測試劑、呼吸機、救護車到重症病房）短缺，醫護人員大量感染。而在國家緊急狀態下，臨時把公共衞生系統管轄權回收到中央調控的馬德里，很快就發現，臨時組織的集權構架容易導致失誤頻發，也引來本就渴望更多自治權的地方政府的反感，尤其是在加泰隆尼亞。

長年的醫療緊縮，遇上了瘟疫

3月19日，33歲的馬德里居民奧托（Aitor）意識到，他已經不能正常呼吸了，他想著這也許是焦慮所致，還是一如既往地上床休息。第二天，疼痛已經蔓延到了胸部和背部，他幾乎不能說話或行走。「我感覺肺裏容納不下足夠氧氣，身體裡還能聽到一些噪音。還覺得頭暈，全身都疼。」他試圖打電話到醫院與自己的醫生取得聯繫，但在打了50多個電話後，依舊無人接聽。「我決定下載一個應用程序，來看我是否會是感染了新冠病毒。看起來我的確是出現了一些很相似的症狀的。」由於年輕，他決定不前往醫院。「但我不得不向鄰居尋求幫助。我需要消毒劑，也需要食物。」

接下來的幾天，他的情況逐漸惡化，他試圖聯繫馬德里的不同醫院和醫療中心。無人響應的情形再一次上演。最終，幾十個電話終於為他贏得了留言的機會。第二天，他的醫生來電，讓他描述一下自己的症狀。電話中，他被診斷為支氣管炎和肺炎，並被要求服用一些抗生素。自那以後，奧托又和醫生談過一次。「我已經病了11天了，感覺被世界遺棄。我感覺一切都可能發生，但無人會站出來應對。」他獨居，目前還沒有醫生來看望過他。

像奧托這樣症狀明顯卻無法被檢測的病人還有很多，醫護們力不從心。36歲的瑪麗亞（Maria Jesus Albadalejo）是一名護士，她所在的巴塞隆拿的初級護理中心，護士被分為兩組：一組負責接聽電話，另一組負責上門探望病人。「負責通過電話提供幫助的護士們每12小時、24小時或72小時給病人打一次電話，跟蹤病情發展。如果他們認為病人需要去醫院，採派出救護車。」瑪麗亞在第二組。她不停歇地去到病人家探視，直到她自己也開始咳嗽，不得不自我隔離，但她也沒有被檢測，之後又復工了。

幾天前，另一位護士瑪爾塔（Marta Sibina）在社交媒體上發文：「這是我戴着同一只FFP3口罩的第7天，我每天都接觸到冠狀病毒。我不確定我是否被感染了。有人能測試一下我嗎？」同時，媒體還報導了用垃圾袋來保護自己的醫務人員——這樣的畫面讓人想起早在2月初，西班牙衞生部長薩爾瓦多·伊拉（Salvador Illa）曾經的承諾：「西班牙有充足的個人應急設備供應……而且我們將確保庫存，以防疫情擴大。」

疫情擴大了，設備卻沒有出現在庫存裏。事實上，截止4月6日，西班牙已有19400位醫護感染，這佔全部確診人數的約14%，也是全球目前醫護人數感染最多的國家。3月25日，衞生部衞生警報和緊急情況協調中心主任西蒙承認，缺乏個人防護設備是導致衞生工作者中感染人數增加的原因之一。

西班牙只有一家工廠生產外科手術口罩，日產7萬隻——這無法滿足需求，僅在馬德里地區，據馬德里政府主席阿尤索（Díaz Ayuso）說，就需要1400萬隻口罩。緊急購買防護設備是當務之急。隨着病例的上漲，呼吸機和重症病房的缺乏開始迅速顯現。西班牙的汽車生產公司西雅圖（Seat）也開始以每天300個的速度生產呼吸機。

在2008年經濟金融危機之前，西班牙坐擁全世界最好的醫療體系之一，但在經歷了10年的緊縮和服務私有化之後，這個國家已經無法妥善應對當下的緊急情況。西班牙公共醫療體系的缺陷是多年預算消減的結果。自2008年危機後，這個國家從未完全振興經濟，公共服務上的支出也從未回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

2015年，當西班牙終於開始復蘇時，曾投入9.3%的GDP用於醫療，這一水平與其他歐洲國家類似，如英國投入了9.9%，義大利則是9%，雖然遠不及瑞典的11%，也與在社會健康方面投入了11.1%GDP的法國或11.2%GDP的德國等國相差甚遠。

長年累月的陳疾，又遇上了新撕開的裂縫。3月16日正式啟動的國家緊急狀態，將全國各個大區衞生系統管轄權連夜轉移到了中央——西班牙在1978年通過新憲法後，該國的17個大區逐漸擁有更大的自治權，包括衞生系統的管轄權。在最無法浪費時間的危機時刻，忽然的集權，卻讓很多防疫領域，陷入了各種低效溝通和程序不清。

危急時刻，臨時的集權

衞生部承諾，將在4月接下來的幾個星期裏帶來5.5億個口罩和1100萬雙手套；而且，自3月10日以來，西班牙衞生部稱，已向各區發放了160萬個口罩。但是，也是為了集中分配，中央也阻礙了很多急需物資的流通。3月18日，4000個防護口罩本應送到加泰隆尼亞大區的伊瓜拉達（Igualada）醫院，但卻沒有送到。西班牙警方扣下了運送口罩的卡車。

伊瓜拉達是加泰隆尼亞受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也是從3月13日最早開始隔離的城市。那裏的死亡率是每10萬居民死亡63.1人，這比馬德里（27.9人）和意大利倫巴第（41.6人）都還要高得多。

伊瓜拉達市市長在一個新聞發布會上抱怨：「我們剛剛得到通知，已經有4000個口罩在馬德里被攔下了，要等待一些程序或是檢查員的批准。」中央政府則回應說，他們需要建立一個那段時間所有前往各地的醫療材料的目錄，因為如今中央集中管理這場危機。這些口罩在3月24日才抵達伊瓜拉達醫院。

這不是一個孤立事件：3月16日，在南部的安達盧西亞（Andalucía）地區也發生了類似的事件，原本要送往安達盧西亞醫院的15萬個口罩被國民警衞隊沒收。

此外，隨著疫情加重，重症病房飽和的警告在3月底已經提出，但到四月初，根據西班牙私營健康協會（Alliance of Spanish Private Health，ASPE）的統計，仍然有2200個配備了呼吸機的重症病房沒有被使用。衞生部解釋說，危重病人不能被轉移。就算如此，協會主席魯斯（Carlos Rus）說，如果當局要求，也可以轉移這2200個病房裏的呼吸機。

截止4月7日，西班牙共有7207名2019冠狀病毒患者在重症病房。截止4月2日，西班牙私營衞生系統中有610名處在重症病房的2019冠狀病毒肺炎患者，但在全國460家私立醫院中，還有總共2200張未被使用的重症床位。此外，ASPE協會主席魯斯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說，西班牙的私營醫療機構擁有26萬名員工，其中還有93000名專業醫療人員和5.2萬張普通床位，換句話說，除了那些疫情最為嚴重的地區，譬如馬德里、加泰隆尼亞或拉里奧哈（La Rioja），魯斯說：「我們還有能力承擔更多的病例。」

這個聯繫著將近1300家私人健康機構的協會，代表著全國80%的私人醫院，顯然希望政府能夠更好地利用現有資源，但是在國家緊急狀態下，原本相互獨立、但都有地方政府管轄的私家衞生系統跟隨著公共衞生系統，一併由交付衞生部管理，這隨即產生了程序上的盲區，讓一些本可以迅速實現的資源分配，遲遲未能發生。

事實上，魯斯說：「在警報發布之前，我們已經為政府提供了資源，尤其在傳染水平非常高的地區。我們也將重症病房的數量也增加了一倍或兩倍，並啟用了手術室、麻醉室和復甦室。」在其他傳染風險較低的社區，協會也將所有資源提供給地方政府，但在許多情況下，醫院的入住率低於15%。讓協會不解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更傾向於建立野地醫院，「即使私人醫療保健系統可以提供資源。」

也許只是制定政策者的延緩，也許是衛生系統大量私有化之後，很多公部門不知如何迅速做出反應。魯斯說，在加泰隆尼亞、馬德里、安達盧西亞和拉里奧哈等地區，私營醫療機構、退休人員和醫學生都有被動員起來，但在其他一些地區，加那利群島、巴倫西亞、阿斯圖裏亞斯或加利西亞等其他地區，則沒有看到這樣的合作。

原就生著病的系統

糟糕的疫情讓政界相互指責的氣氛越來越濃。

3月13日，在西班牙宣布進入緊急狀態之前，加泰隆尼亞大區政府主席托拉（Quim Torra）就要求首相桑切斯（Pedro Sánchez）允許加泰隆尼亞開始隔離。桑切斯拒絕了，因為加泰隆尼亞政府沒有權力這樣做。緊急狀態之後的兩週，加泰隆尼亞多次又要求強制停止所有非必要的活動，但馬德里直到3月30日才對這些要求做出回應，加強了封鎖措施，禁止了所有非必要的活動。這讓加泰隆尼亞開始指責首相的措施：如今，巴塞隆拿成了西班牙感染人數第二高的城市。

此外，國家集權的諸多「展現」，即便是以協助防疫為名義和動機，也讓對1970年代才結束的佛朗哥獨裁時期仍有記憶的西班牙人心生不安。3月14日的緊急狀態宣布後，15日就有350名部隊軍人出現在了7個大區，16日，13個大區、1100名軍人……20天後，據西班牙國防部的報告，總共57291名軍人，在1033個地點，參與了7027項行動，這其中，將近四分之一的行動是在街上巡邏。

當軍隊出現在街道上時，在獨立主義情緒強烈的西班牙北部納瓦拉自治區，住在潘普洛納（Pamplona）的居民們——尤其年輕人——拿著平底鍋出現在陽台上，砸出巨大的響聲，以表達對軍隊的不歡迎。

加泰隆尼亞議會（ANC，Catalan National Assembly）是支持加泰隆尼亞獨立運動的主要組織之一，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加泰隆尼亞議會主席Elisenda Paluzie對於軍隊的出現一樣非常警惕：「自危機爆發以來，中央內閣不僅奪取了自治區的權力，而且把這場危機與軍國主義聯繫在了一起。如何解釋軍隊扮演的角色？在鄰國，軍隊不是主角；在西班牙，軍隊甚至參加新聞發佈會。」

對她來說，衛生系統權力重新集中產生了可怕的後果，因為馬德里在管理衞生問題上缺乏經驗，「多年來，衞生系統一直由地方政府管理。」這使得收攏衞生系統權利的過程會出現失誤，然而「在生死關頭，在這種緊急情況下，這種錯誤是不被允許的。」

3月26日，西班牙衞生部證實，自己透過西班牙一家供應公司從中國深圳易瑞生物技術公司購買的64萬套檢測病毒的套件，與預期不符——本以為會有高於80%的檢測率，實際上只有30%。（編註：該公司隨後聲明產品已獲歐洲經濟區的安全認證，指使用者可能沒有按指引使用影響準確率；而中國駐西班牙大使館則指易瑞生物技術公司未獲得中國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銷售許可證。）

在社交媒體上，加泰隆尼亞議會連連詰問馬德里：「在缺乏經驗或能力的情況下，將權力集中化的代價是什麼？」

自危機爆發以來，加泰隆尼亞政府主席托拉也一直反對防疫權力的集中化。「我們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重新集中」，他在首相宣布緊急狀態時曾表示。在4月2日的一個採訪中，托拉稱，加泰隆尼亞只得到了「我們要求的8%-10%的醫療用品。」由馬德里集中採購的做法受到了好幾個大區政府的批評——一些地區政府想要自行從國外購買物資，但對於中央集中分配、攔下物資的做法極為警惕。

4月5日，托拉召開線上新聞發布會，稱「集中供應系統已經失敗，我們要求收回衞生系統管轄權。」同一天，內政部長馬拉斯卡（Grande Marlaska）則在採訪中說，「從一開始西班牙政府就遵循著各項醫學和科學標準……沒有什麼可遺憾的。」

也許就像社會學家和活動家弗雷斯尼洛（Iolanda Fresnillo）在接受端傳媒採訪時斷言的那樣，病毒並非系統性崩潰的原因，而是一個病著的系統的症狀。

眼下的危機後，「我們還被提醒，會有新一輪的全球經濟衰退，大多數小公司會在危機後破產，不得不關門。這將比12年前襲擊西班牙的金融危機更為嚴重，那時候的政府還有錢來支援私人企業，如今的政府，已經沒有錢了。」弗雷斯尼洛說。

等待那份萬幸

聖地亞哥（Santiago）90歲了，3月25日那天，他開始感覺不太舒服，在家裏接受了醫生的檢查後，住進了巴塞隆拿的一家醫院。這意味着他無法參加妻子的葬禮，兩周前，他的妻子因阿爾茨海默病去世。他獨自一人在醫院，沒有人可以探望他。他不知所措。

47歲的卡門（Mari Carmen）是聖地亞哥的女兒，她在父親入院24小時後才得知這個消息。「我接到了醫生的電話，說我父親沒有好轉，但也沒有惡化，所以還有一線希望，至少我是這麼想的。我總是試著保持樂觀，但這次並不容易。」

一個在醫院工作的朋友的朋友找到聖地亞哥，給了他女兒的電話，這樣他才能與卡門通話。但是，卡門不能去看望她的父親，她還要照顧她的丈夫和她十幾歲的女兒：兩人都疑似感染了病毒，一樣的，他們也未得到檢測。

依照醫生的指示，「他們待在自己的房間裏，到了飯點我就把食物放在門口。我睡在沙發上。每兩天就會有一位醫生來電，跟進病情的發展。希望情況不會變得更糟。」她說道。

她的聲音聽起來既悲傷又疲憊，她沒有時間去接受她母親的去世，甚至無法好好地道別、無法讓情緒宣洩而出，而且「我覺得我正在拋棄我的父親，這簡直在要我的命。我無法接受他可能會孤獨地、隨便地在一個無人相伴的病房裏死去。」

每天都要見到很多像這樣的家庭的護士瑪麗亞，早年曾經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與國際緊急救援組織工作過，見多了生離死別，她說：「如果我了解到了什麼的話，那就是如果所愛之人就在身邊，人類是可以抵抗這些負面情緒的。這就是為什麼這種情況會如此極端，人們甚至都沒有可能好好道別，就要獨自離世。」幾週前，軍隊在西班牙各地排查時，就曾發現被遺棄或死在療養院床上的老人。

萬幸的是，幾天後，聖地亞哥不再需要呼吸機了，他恢復了過來。西班牙非常需要這樣的消息。

（報道以英文撰寫，感謝實習生王筠琪的翻譯協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