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缓的反应、紧缩的医疗、临时的搭建“中央指挥”——西班牙如何深陷疫情

西班牙真正开始大规模的“封锁”——禁止所有非必要活动——要到3月30日才开始，此时，这个国家2019冠状病毒肺炎的确诊人数已有84,195人。

仅仅两个月前，2月9日，西班牙卫生部卫生警报和紧急情况协调中心主任、传染病学家费尔南多·西蒙（Fernando Simon）对公众表示，西班牙将会出现一些2019新型冠状肺炎病例，但不会很严重。当日，西班牙的领土上刚刚出现了第二例确诊——与带来第一例确诊的德国游客一样，在与欧亚大陆颇为遥远的加列那群岛上。伊比利亚半岛上的第一例确诊，要到2月26日才出现：一位刚刚去过意大利的巴塞罗那女性。

尽管有医生时不时发出警告，但是西班牙从来充满活力的公共生活，从大型球赛、国际妇女节游行、政党聚会、音乐会，到春日温暖阳光下在咖啡、餐厅、酒吧攒动的人头，在2月到3月初，都未因此时已经在很多国家肆虐的疫情而有犹豫。一直到确诊病例的上升速度在3月上旬的迅速加快——以与中国，或是同在地中海的意大利相似的速率上升——西班牙政府终于行动起来，在3月14日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当天，西班牙新增的确诊案例达到了2000例。

如今来看，已经太晚了。西班牙的确诊病例从3月下旬开始直线上涨，直到4月7日，西班牙累计确诊140，510人，累计死亡13，798人。与其他疫情爆发的国家类似，西班牙医疗资源被迅速推到临界，一应医用设备（从口罩、手套、防护服、测试剂、呼吸机、救护车到重症病房）短缺，医护人员大量感染。而在国家紧急状态下，临时把公共卫生系统管辖权回收到中央调控的马德里，很快就发现，临时组织的集权构架容易导致失误频发，也引来本就渴望更多自治权的地方政府的反感，尤其是在加泰罗尼亚。

长年的医疗紧缩，遇上了瘟疫

3月19日，33岁的马德里居民奥托（Aitor）意识到，他已经不能正常呼吸了，他想着这也许是焦虑所致，还是一如既往地上床休息。第二天，疼痛已经蔓延到了胸部和背部，他几乎不能说话或行走。“我感觉肺里容纳不下足够氧气，身体里还能听到一些噪音。还觉得头晕，全身都疼。”他试图打电话到医院与自己的医生取得联系，但在打了50多个电话后，依旧无人接听。“我决定下载一个应用程序，来看我是否会是感染了新冠病毒。看起来我的确是出现了一些很相似的症状的。”由于年轻，他决定不前往医院。“但我不得不向邻居寻求帮助。我需要消毒剂，也需要食物。”

接下来的几天，他的情况逐渐恶化，他试图联系马德里的不同医院和医疗中心。无人响应的情形再一次上演。最终，几十个电话终于为他赢得了留言的机会。第二天，他的医生来电，让他描述一下自己的症状。电话中，他被诊断为支气管炎和肺炎，并被要求服用一些抗生素。自那以后，奥托又和医生谈过一次。“我已经病了11天了，感觉被世界遗弃。我感觉一切都可能发生，但无人会站出来应对。”他独居，目前还没有医生来看望过他。

像奥托这样症状明显却无法被检测的病人还有很多，医护们力不从心。36岁的玛丽亚（Maria Jesus Albadalejo）是一名护士，她所在的巴塞罗那的初级护理中心，护士被分为两组：一组负责接听电话，另一组负责上门探望病人。“负责通过电话提供帮助的护士们每12小时、24小时或72小时给病人打一次电话，跟踪病情发展。如果他们认为病人需要去医院，采派出救护车。”玛丽亚在第二组。她不停歇地去到病人家探视，直到她自己也开始咳嗽，不得不自我隔离，但她也没有被检测，之后又复工了。

几天前，另一位护士玛尔塔（Marta Sibina）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这是我戴着同一只FFP3口罩的第7天，我每天都接触到冠状病毒。我不确定我是否被感染了。有人能测试一下我吗？”同时，媒体还报导了用垃圾袋来保护自己的医务人员——这样的画面让人想起早在2月初，西班牙卫生部长萨尔瓦多·伊拉（Salvador Illa）曾经的承诺：“西班牙有充足的个人应急设备供应……而且我们将确保库存，以防疫情扩大。”

疫情扩大了，设备却没有出现在库存里。事实上，截止4月6日，西班牙已有19400位医护感染，这占全部确诊人数的约14%，也是全球目前医护人数感染最多的国家。3月25日，卫生部卫生警报和紧急情况协调中心主任西蒙承认，缺乏个人防护设备是导致卫生工作者中感染人数增加的原因之一。

西班牙只有一家工厂生产外科手术口罩，日产7万只——这无法满足需求，仅在马德里地区，据马德里政府主席阿尤索（Díaz Ayuso）说，就需要1400万只口罩。紧急购买防护设备是当务之急。随着病例的上涨，呼吸机和重症病房的缺乏开始迅速显现。西班牙的汽车生产公司西雅图（Seat）也开始以每天300个的速度生产呼吸机。

在2008年经济金融危机之前，西班牙坐拥全世界最好的医疗体系之一，但在经历了10年的紧缩和服务私有化之后，这个国家已经无法妥善应对当下的紧急情况。西班牙公共医疗体系的缺陷是多年预算消减的结果。自2008年危机后，这个国家从未完全振兴经济，公共服务上的支出也从未回到2008年之前的水平。

2015年，当西班牙终于开始复苏时，曾投入9.3%的GDP用于医疗，这一水平与其他欧洲国家类似，如英国投入了9.9%，义大利则是9%，虽然远不及瑞典的11%，也与在社会健康方面投入了11.1%GDP的法国或11.2%GDP的德国等国相差甚远。

长年累月的陈疾，又遇上了新撕开的裂缝。3月16日正式启动的国家紧急状态，将全国各个大区卫生系统管辖权连夜转移到了中央——西班牙在1978年通过新宪法后，该国的17个大区逐渐拥有更大的自治权，包括卫生系统的管辖权。在最无法浪费时间的危机时刻，忽然的集权，却让很多防疫领域，陷入了各种低效沟通和程序不清。

危急时刻，临时的集权

卫生部承诺，将在4月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带来5.5亿个口罩和1100万双手套；而且，自3月10日以来，西班牙卫生部称，已向各区发放了160万个口罩。但是，也是为了集中分配，中央也阻碍了很多急需物资的流通。3月18日，4000个防护口罩本应送到加泰罗尼亚大区的伊瓜拉达（Igualada）医院，但却没有送到。西班牙警方扣下了运送口罩的卡车。

伊瓜拉达是加泰罗尼亚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也是从3月13日最早开始隔离的城市。那里的死亡率是每10万居民死亡63.1人，这比马德里（27.9人）和意大利伦巴第（41.6人）都还要高得多。

伊瓜拉达市市长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抱怨：“我们刚刚得到通知，已经有4000个口罩在马德里被拦下了，要等待一些程序或是检查员的批准。”中央政府则回应说，他们需要建立一个那段时间所有前往各地的医疗材料的目录，因为如今中央集中管理这场危机。这些口罩在3月24日才抵达伊瓜拉达医院。

这不是一个孤立事件：3月16日，在南部的安达卢西亚（Andalucía）地区也发生了类似的事件，原本要送往安达卢西亚医院的15万个口罩被国民警卫队没收。

此外，随着疫情加重，重症病房饱和的警告在3月底已经提出，但到四月初，根据西班牙私营健康协会（Alliance of Spanish Private Health，ASPE）的统计，仍然有2200个配备了呼吸机的重症病房没有被使用。卫生部解释说，危重病人不能被转移。就算如此，协会主席鲁斯（Carlos Rus）说，如果当局要求，也可以转移这2200个病房里的呼吸机。

截止4月7日，西班牙共有7207名2019冠狀病毒患者在重症病房。截止4月2日，西班牙私营卫生系统中有610名处在重症病房的2019冠状病毒肺炎患者，但在全国460家私立医院中，还有总共2200张未被使用的重症床位。此外，ASPE协会主席鲁斯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说，西班牙的私营医疗机构拥有26万名员工，其中还有93000名专业医疗人员和5.2万张普通床位，换句话说，除了那些疫情最为严重的地区，譬如马德里、加泰罗尼亚或拉里奥哈（La Rioja），鲁斯说：“我们还有能力承担更多的病例。”

这个联系着将近1300家私人健康机构的协会，代表着全国80%的私人医院，显然希望政府能够更好地利用现有资源，但是在国家紧急状态下，原本相互独立、但都有地方政府管辖的私家卫生系统跟随着公共卫生系统，一并由交付卫生部管理，这随即产生了程序上的盲区，让一些本可以迅速实现的资源分配，迟迟未能发生。

事实上，鲁斯说：“在警报发布之前，我们已经为政府提供了资源，尤其在传染水平非常高的地区。我们也将重症病房的数量也增加了一倍或两倍，并启用了手术室、麻醉室和复苏室。”在其他传染风险较低的社区，协会也将所有资源提供给地方政府，但在许多情况下，医院的入住率低于15%。让协会不解的是，一些地方政府更倾向于建立野地医院，“即使私人医疗保健系统可以提供资源。”

也许只是制定政策者的延缓，也许是卫生系统大量私有化之后，很多公部门不知如何迅速做出反应。鲁斯说，在加泰罗尼亚、马德里、安达卢西亚和拉里奥哈等地区，私营医疗机构、退休人员和医学生都有被动员起来，但在其他一些地区，加那利群岛、巴伦西亚、阿斯图里亚斯或加利西亚等其他地区，则没有看到这样的合作。

原就生着病的系统

糟糕的疫情让政界相互指责的气氛越来越浓。

3月13日，在西班牙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前，加泰罗尼亚大区政府主席托拉（Quim Torra）就要求首相桑切斯（Pedro Sánchez）允许加泰罗尼亚开始隔离。桑切斯拒绝了，因为加泰罗尼亚政府没有权力这样做。紧急状态之后的两周，加泰罗尼亚多次又要求强制停止所有非必要的活动，但马德里直到3月30日才对这些要求做出回应，加强了封锁措施，禁止了所有非必要的活动。这让加泰罗尼亚开始指责首相的措施：如今，巴塞罗那成了西班牙感染人数第二高的城市。

此外，国家集权的诸多“展现”，即便是以协助防疫为名义和动机，也让对1970年代才结束的佛朗哥独裁时期仍有记忆的西班牙人心生不安。3月14日的紧急状态宣布后，15日就有350名部队军人出现在了7个大区，16日，13个大区、1100名军人……20天后，据西班牙国防部的报告，总共57291名军人，在1033个地点，参与了7027项行动，这其中，将近四分之一的行动是在街上巡逻。

当军队出现在街道上时，在独立主义情绪强烈的西班牙北部纳瓦拉自治区，住在潘普洛纳（Pamplona）的居民们——尤其年轻人——拿着平底锅出现在阳台上，砸出巨大的响声，以表达对军队的不欢迎。

加泰罗尼亚议会（ANC，Catalan National Assembly）是支持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的主要组织之一，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加泰罗尼亚议会主席Elisenda Paluzie对于军队的出现一样非常警惕：“自危机爆发以来，中央内阁不仅夺取了自治区的权力，而且把这场危机与军国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如何解释军队扮演的角色？在邻国，军队不是主角；在西班牙，军队甚至参加新闻发布会。”

对她来说，卫生系统权力重新集中产生了可怕的后果，因为马德里在管理卫生问题上缺乏经验，“多年来，卫生系统一直由地方政府管理。”这使得收拢卫生系统权利的过程会出现失误，然而“在生死关头，在这种紧急情况下，这种错误是不被允许的。”

3月26日，西班牙卫生部证实，自己透过西班牙一家供应公司从中国深圳易瑞生物技术公司购买的64万套检测病毒的套件，与预期不符——本以为会有高于80%的检测率，实际上只有30%。（编注：该公司随后声明产品已获欧洲经济区的安全认证，指使用者可能没有按指引使用影响准确率；而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则指易瑞生物技术公司未获得中国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销售许可证。）

在社交媒体上，加泰罗尼亚议会连连诘问马德里：“在缺乏经验或能力的情况下，将权力集中化的代价是什么？”

自危机爆发以来，加泰罗尼亚政府主席托拉也一直反对防疫权力的集中化。“我们需要的是支持，而不是重新集中”，他在首相宣布紧急状态时曾表示。在4月2日的一个采访中，托拉称，加泰罗尼亚只得到了“我们要求的8%-10%的医疗用品。”由马德里集中采购的做法受到了好几个大区政府的批评——一些地区政府想要自行从国外购买物资，但对于中央集中分配、拦下物资的做法极为警惕。

4月5日，托拉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称“集中供应系统已经失败，我们要求收回卫生系统管辖权。”同一天，内政部长马拉斯卡（Grande Marlaska）则在采访中说，“从一开始西班牙政府就遵循着各项医学和科学标准……没有什么可遗憾的。”

也许就像社会学家和活动家弗雷斯尼洛（Iolanda Fresnillo）在接受端传媒采访时断言的那样，病毒并非系统性崩溃的原因，而是一个病着的系统的症状。

眼下的危机后，“我们还被提醒，会有新一轮的全球经济衰退，大多数小公司会在危机后破产，不得不关门。这将比12年前袭击西班牙的金融危机更为严重，那时候的政府还有钱来支援私人企业，如今的政府，已经没有钱了。”弗雷斯尼洛说。

等待那份万幸

圣地亚哥（Santiago）90岁了，3月25日那天，他开始感觉不太舒服，在家里接受了医生的检查后，住进了巴塞罗那的一家医院。这意味着他无法参加妻子的葬礼，两周前，他的妻子因阿尔茨海默病去世。他独自一人在医院，没有人可以探望他。他不知所措。

47岁的卡门（Mari Carmen）是圣地亚哥的女儿，她在父亲入院24小时后才得知这个消息。“我接到了医生的电话，说我父亲没有好转，但也没有恶化，所以还有一线希望，至少我是这么想的。我总是试着保持乐观，但这次并不容易。”

一个在医院工作的朋友的朋友找到圣地亚哥，给了他女儿的电话，这样他才能与卡门通话。但是，卡门不能去看望她的父亲，她还要照顾她的丈夫和她十几岁的女儿：两人都疑似感染了病毒，一样的，他们也未得到检测。

依照医生的指示，“他们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到了饭点我就把食物放在门口。我睡在沙发上。每两天就会有一位医生来电，跟进病情的发展。希望情况不会变得更糟。”她说道。

她的声音听起来既悲伤又疲惫，她没有时间去接受她母亲的去世，甚至无法好好地道别、无法让情绪宣泄而出，而且“我觉得我正在抛弃我的父亲，这简直在要我的命。我无法接受他可能会孤独地、随便地在一个无人相伴的病房里死去。”

每天都要见到很多像这样的家庭的护士玛丽亚，早年曾经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与国际紧急救援组织工作过，见多了生离死别，她说：“如果我了解到了什么的话，那就是如果所爱之人就在身边，人类是可以抵抗这些负面情绪的。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情况会如此极端，人们甚至都没有可能好好道别，就要独自离世。”几周前，军队在西班牙各地排查时，就曾发现被遗弃或死在疗养院床上的老人。

万幸的是，几天后，圣地亚哥不再需要呼吸机了，他恢复了过来。西班牙非常需要这样的消息。

（报道以英文撰写，感谢实习生王筠琪的翻译协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