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不去的敘利亞，留不下的黎巴嫩：流亡的「青年男性」敘利亞人

【編按】：三十年前，鐵幕在柏林倒下，冰凍的邊界鬆動，想像中，未來的世界沒有高牆，人都是自由的。

三十年後，牆仍然矗立着。在巴勒斯坦，它變得更高，把巴勒斯坦人從他們的土地上隔離出去。檢查站裏的以色列士兵用冷冰冰的擴音器命令人轉身，通過，流動變成了一種煎熬和創傷。在敘利亞，戰後的敘利亞人面對着一場新的戰爭，又或是面對着仍然回不去的故土。帶來無數災禍的政治衝突沒有隨着戰爭消失。戰亂與死亡為中東帶來的，是持續的人與人的分離、孤立。在印度，克什米爾的自治地位被宣布取消。近一個世紀前的聯合國決議無人執行。成百上千萬人斷網，失去親人的聯繫，等待着不確定的未來，面對着隨時捲土重來的暴力。

在過去的2019年裏，類似的隔絕、分離、衝突，既是無數地區的人不斷面對的日常，也浮現出了大國政爭的新陰影。生活在這些角落的人，正被有形或無形的牆隔離住，因而難得出現在你我視線之中。

本文是端傳媒國際組的年度專題「被隔離的人」的最後一篇，點擊閱讀關於巴勒斯坦和印度被「隔離」住的社群。

2019年過去了。2020年，將是敘利亞人阿里（Ali）的「死線」。

2020年是阿里延遲入伍的第四年。在他延遲入伍記錄文件上，白紙黑字寫著每年的「延遲入伍理由」：2017年，國外求學；2018年，國外工作；2019年，國外工作。可這一紙「延遲兵役」許可，有一道死線：四年。阿里只可以合法延遲兵役四年。2020年之後，他不知道該何去何從。

2017年9月，當時25歲的阿里逃離了家鄉大馬士革。彼時，敘利亞內戰已進行許久，大馬士革也已經深陷戰火。除了安全，讓阿里下定決心逃離的原因，還是那一紙兵役：在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對所有18到40歲的男性征兵。內戰爆發後，政府的征兵也就代表阿里需要為敘利亞政府打仗——做為反政府以及出現在2011的革命抗爭場上的敘利亞青年，阿里絕不會替阿薩德打仗。

不過，阿里沒有逃很遠，只是越過國境線，到了臨近的黎巴嫩，就像自2011年以來的近150萬敘利亞人一樣。憑著自己的經濟學學士的學歷和作為一名音樂家的技能，阿里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生活了下來，因有親戚的黎巴嫩朋友的擔保，他還取得了在黎巴嫩暫時居留的合法身份。

最重要的，他申請到延遲敘利亞兵役的合法文件。憑這些證件，阿里能夠定期回敘利亞探親，只要一年回國的天數不超過90天。2019年10月底，阿里打算再回大馬士革一趟。路途不遠。從貝魯特到大馬士革，不過兩個半小時車程，早起的話，與同伴拼車，不到午時就可以抵達大馬士革。如今大馬士革已不似幾年前會被炸彈轟炸時的戰時狀態，慢慢地步向重建，所以短暫回去已經是很平常的事。

這次回大馬士革為了見未婚妻，阿里是為了和他的未婚妻完成結婚的行政程序和討論婚禮的事。凌晨，阿里在黎巴嫩的住處，一邊收拾行李，一邊打開陽台對著街道抽著菸，眉頭深鎖，並沒有回鄉談婚論嫁的期待感。

2019年10月以來，黎巴嫩公民示威爆發，示威者阻路、投擲爆竹雜物、摧毀店面表達不滿，起因是政府向人民開徵社群軟體WhatsApp稅，進而觸發人民長期以來對政府貪腐失能的憤怒，蔓延至要求全面性的政經改革。阿里支持這場黎巴嫩的社會運動，但他不知黎巴嫩的局勢會因此走向何方，原本要在結婚後接未婚妻到黎巴嫩居住，也只能先與未婚妻把結婚手續辦了，再想辦法。

只是，就算結了婚，如果到了2020年還無法給自己和未婚妻找到一條生路，反對阿薩德政府、絕對不會服役的阿里，只有兩條路可選：要麼，支付高達5000美金甚至15000美金的罰款，免役返回敘利亞；或是直接喪失敘利亞公民資格，永久不能回去。也就是說，2020年之後，他要麼就是淪為「無國籍者」（在黎巴嫩的普通敘利亞人無法入籍黎巴嫩，加上阿里是反阿薩德政府，更加不可能）；要麼回到敘利亞，被政府軍以「逃兵」罪逮捕——如果付不起那筆高額罰金的話。

阿里抵達大馬士革後，馬不停蹄地先到戶政事務所與未婚妻登記，再請神士到女方家，協助見證雙方結為夫妻。回家後，他與未婚妻在客廳討論著禮服要訂哪間、宴會的地點要在哪裡和結婚要選的日期。這些本該都是甜蜜與令人期待的——然而他們不知道這個世界的哪個角落，能夠讓他們平安地展開「新婚生活」。

在黎巴嫩的敘利亞人

2019年6月，我在貝魯特的一個難民營第一次見到阿里。阿里是這間難民營的一個難民學習中心的教學管理員。學習中心的教學樓就設在難民營區裏。阿里英語流利，戴著一副眼鏡，文質彬彬，言談舉止有一股濃重的文青感。與難民營的環境，有些格格不入。

營區裏，空氣悶得能蒸得出一身汗。行走在聳立的違建樓房之間，數百條電線在空中纏繞，狹窄的巷弄騎樓，摩托車仍邊按著喇叭邊快速穿行，加上營區未管制槍枝和炮竹，不時有孩子玩鞭炮的爆炸聲，沒有熟悉當地的人帶路，很難獨身進去。走進難民營區的市場，各個攤販正在叫賣，擁擠的程度也讓阿里特別提防我們要注意安全。

因為是在難民區裡，不論是食材還是雜貨，市場價格都比外面便宜，阿里有時也會在這買點東西再走。難民營裏還有健身房，他指著健身房說：「外頭健身房的價格可是這間的三倍價呢！」

阿里雖在難民營區工作，但他不住在營區，而是在貝魯特的市中心與室友合租了一間公寓。像阿里這樣合法生活在黎巴嫩的敘利亞人，大多是有一技之長的青壯男性，並未用「難民」身份定義自己——他們未向聯合國難民署註冊，也不生活在難民營中，在黎巴嫩自求工作、自付房租，每年按期繳納200美金更新居留證。

在約150萬生活在黎巴嫩的敘利亞人中，73%散居住在條件差或是未完成的公寓裡，約有18%的人生活在非正式帳篷難民庇護所中。其中向聯合國難民署註冊的難民有916,113人。還有三四十萬人，是像阿里一樣，得到黎巴嫩人的擔保，擁有一張黎巴嫩政府發的居留證，合法在黎巴嫩生活，可以在特定產業合法工作。

黎巴嫩是全球敘利亞難民密集最高的國家——如今，黎巴嫩每4個人中，就有1個敘利亞人。內戰一開始，作為鄰國，黎巴嫩展現出了一定的開放和包容，原本兩國的互相往來就很頻繁，有很多人在兩邊都有親戚朋友。然而，戰事愈演愈烈、難民越來越多，而這些敘利亞人會盡快返鄉的可能性，也越來越低。

在黎巴嫩，隨著敘利亞戰事的蔓延，也隨著黎巴嫩本國經濟的低迷、公共財政的緊縮，本國人與敘利亞人的緊張關係，如同冒著火花的導火線，稍不留意就會被點燃。這些敘利亞人更融入黎巴嫩社會，卻也更多地面臨著作為「敘利亞人」在異國生存的艱難。

另一位敘利亞青年穆罕默德（Muhammad）剛到黎巴嫩不久，投出了一百多封履歷，並且很快收到其中一間國際非營利組織管理人員的通知，告知他順利地通過第一階段的審核，將進入第二階段的線上面試。面試官不是黎巴嫩人，「我們全程用英文面試，他們很喜歡我，我可以感受到面試很順利。他們還問我多快可以上工。我順利的收到了錄取通知，我心想，真好，比想像中的容易很多嘛！」穆罕默德回憶道。

上工的第一天，他穿上僅有的正裝，打扮乾淨整潔，期待離開敘利亞後的第一份工作，能有個好的開始。踏入辦公室，他看到大部分都是黎巴嫩籍員工，主管介紹穆罕默德給大家認識，每個人面帶和善的微笑歡迎他的加入。看到工作人員都是黎巴嫩人，穆罕默德便改用阿拉伯語和他們打招呼。

誰料到，他一開口，全場瞬間凝結——他的敘利亞口音一出口，當天，穆罕默德立即被請回家等候通知，結果就無任何音訊。

很快，穆罕穆德再次得到一個非營利組織的媒體管理職位的機會，這次，對方知道他是敘利亞人，仍決定要雇用他。 即使如此，「第二家公司雇用我後的一個禮拜，就告訴我，他們已經被黎巴嫩政府警告，於是請我先回去休息一週等候通知，後來他們告訴我，他們很抱歉，沒辦法雇用敘利亞人。」

穆罕穆德再次失業。接著，他又面臨好幾次碰壁，黎巴嫩的物價又是敘利亞的兩到三倍，在敘利亞攢下的積蓄，已經不夠生活。那段時間，穆罕穆德的一位敘利亞朋友推薦一個家用司機的工作機會給他，是替一位長期待在黎巴嫩的有錢敘利亞家庭服務。雖然這意味著他要從一位專業人士轉為開車司機，每個月也有四百美金的收入，且包吃包住，讓他可以額外省下許多開銷。加上是敘利亞人私下的雇用，穆罕穆德便欣然地接受了。

上班的第三天，他開車接送雇主，並在停車場等待，但是，一名黎巴嫩警察看他是敘利亞人，便走上前開始刁難他。警察先以穆罕穆德沒有駕照不許開車為由，打算逮捕他。穆罕穆德立即出示他在黎巴嫩的合法駕照，警察卻仍繼續以他是敘利亞人不能駕車為由威脅他。一番質問後，這位警察與另外一名警察以穆罕穆德無由攻擊警察為由，將他現場逮捕。在一陣錯愕中，穆罕穆德便被送到黎巴嫩的拘留所。

這段經歷讓穆罕穆德哭笑不得。黎巴嫩的拘留所，相對他在敘利亞待過的拘留所比起來，高級得多。他被上了手銬，但是還可以用手機，拘留所還很乾淨寬敞，他問警衛：「這邊對我來說根本是飯店等級，可不可以就乾脆住下來，反正在外面找不到工作。」沒幾個小時，他就被放出來了，拘留所的人也說，他們都知道有時警察會無故把敘利亞人抓進來。

如今，穆罕穆德依然沒有固定工作，他申請了大學的學分，用學生身份留在黎巴嫩。為了生活下去，他回到設計師的本行，做起了自由職業：在網路上接國外的工作，只要不是接黎巴嫩人的委託，都不算違法。

無法重返的敘利亞

2019年6月開齋節是我和阿里初次的相遇，當時的他也是正要搭車返回敘利亞過開齋。到了大馬士革，阿里給我發來信息說：「公車上面塞了五六十人，從我的起點到終點原本只要二十分鐘，我搭了一個半小時才抵達，整個城市都是人，交通阻塞，除了國外回來的敘利亞人，也有從其他敘利亞較危險地區湧過來的人。」

之後便斷訊了兩天，他才傳來訊息：「一切都很糟，網路，巴士、計程車、電力問題…..。我每一則訊息都要等三分鐘才傳得出去 …… 超市和餐廳不少都繼續營運，但物價對居住在敘利亞的人民來說是很難負擔得起的。」回到家見到家人和愛人他固然開心，但見到自己的國家仍在失序，他的語音訊息都帶著失望和些許氣憤。

今天的敘利亞，平均每五人，就有一人處於失業狀況，這還是低估的數字。一半以上人口每月薪資低於90美金。農業用地在內戰期間被大量破壞，對於居住在城外仰賴農業為生的敘利亞人，現在幾乎無法繼續耕種，房屋的毀壞情況就更不用說。因此，在國內流離失所者，大量從鄉下遷往如大馬士革的大城市，讓城市裡的資源分配更為艱難。

大馬士革看似平靜，阿里仍時刻擔憂，過去他反政府的言論紀錄會被通報，甚至包括他在黎巴嫩的一言一行，都可能受到真主黨（Hezbollah）的監控——真主黨是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在黎巴嫩的主要勢力，若遭他人通報，他的名字仍有可能出現在政府的黑名單上。在敘利亞，普通人被綁架和被消失的案例還是層出不窮，尤其在城市以外的地方，阿里說，「我每次都還是帶著恐懼回敘利亞，回去時也盡量都待在大城市。」

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數據，截止2019年10月底，已有17萬敘利亞難民自願返回。據敘利亞侵害記錄中心（Violations Documentation Center）截至2018年的數據，自2011年以來，至少有6萬名敘利亞人被敘利亞政府拘留，很多家人從他們被扣留後，就沒有他們的音訊，原因主要為參與或是組織抗爭、被通報有暴動行為、投入人權工作或是提供人道救援，大部分以年輕男性為主。

很多敘利亞人在黎巴嫩難以獲得醫療資源，有時會回到敘利亞就醫（敘利亞醫療免費）。一位敘利亞難民便告訴我，他的朋友，因女兒生了重病，決定冒險回敘利亞就醫。結果這位難民在在回敘利亞途中被綁架，女兒也因未及時就醫而喪命。我在2019年6月聽說這件事情時，這位父親仍然下落不明。

「必須」重返敘利亞

即便像阿里這樣擁有合法工作許可的敘利亞人，也並非真的可以自由工作。約有30萬的敘利亞移工，只被允許在農業、建造業（工地）和警衛等特定領域工作，且需要有雇主作為擔保人。2015年，黎巴嫩政府規定，只要在聯合國難民署註冊了難民身份的敘利亞人，就不得在黎巴嫩工作。雖然此政策在2016年因存有極大的爭議而被廢除，敘利亞難民也只能能在特定產業工作。

阿里拿到的工作簽證，名義上僱主是一位在黎巴嫩山區經營農地的農場主。他的實際工作是在難民營的教育組織，他與該組織簽了兼職合約，而非全職，以規避黎巴嫩法規。在黎巴嫩的非營利組織中，阿里工作的這個機構是為數不多的幾個，會不顧法規限制雇用敘利亞難民（或是在敘利亞的巴勒斯坦難民）的。也是因此，阿里時常擔心在貝魯特的路上遇到黎巴嫩軍人的檢查。

近些年，黎巴嫩對敘利亞「移工」的控制，愈發嚴格。據黎巴嫩勞工署在2019年的政策，企業違法雇用外籍勞工，尤其敘利亞員工，會被罰以高額罰款：每位違反案例將開罰約1600美金。政府給了企業（包括商家、工廠和公司等）一個月時間「處理」他們雇用的「外籍」勞工。

2019年5月，黎巴嫩政府宣佈，開始強力遣返在2019年4月24日之後非法抵達黎巴嫩的敘利亞難民。4月起，政府還要求敘利亞難民不得搭建半永久性的庇護所，並從7月起拆除了至少20個庇護所，導致25000名難民——其中約有15000名孩童——再次流離失所。

黎巴嫩政府不斷以戰爭結束為由，要求敘利亞難民「回家」，包括拆毀非法使用實心材質建造的難民庇護所、強制關閉敘利亞人經營的店面、以及提高租金或證件費用等等。黎巴嫩的政黨與官員也在媒體上大肆鼓吹排外情緒，要求敘利亞難民趕緊離開黎巴嫩，排外的遊行幾乎每日上演。黎巴嫩深窘的教派政治和萎靡不振的經濟狀況，長期引發人民的不滿，敘利亞人很容易便成了這些問題的「代罪羔羊」。

2019年10月17日，黎巴嫩爆發了大規模的抗爭。示威者上街要求「所有」政府下台，渴望重建一個跨族群教派的新秩序。這次抗爭是各教派第一次共同抵抗政府，被評論為黎巴嫩自1990內戰結束後三十年以來，最跨族群和最去中央化的公民抗議。

很多敘利亞人期待這次的訴求，能有機會讓敘利亞難民在黎巴嫩過更有尊嚴的生活，同時擔心，抗爭是不是會升級成更激烈的衝突，讓他們得再次逃亡。

在黎波里城市（Tripoli）的抗爭廣場上，幾打罐裝水、零食、急救藥物與聯合國難民署發放的物資整齊放好，上面插著一支以雪松代表的黎巴嫩國旗——這是幾名敘利亞難民將收到的物資，捐贈給在街上的黎巴嫩示威者，表達對反政府行動的支持。即使這些敘利亞難民在黎巴嫩被限制遊行自由，擔心會因「介入黎巴嫩內政」而不敢上街，卻仍希望精神上與黎巴嫩人同在，也請求黎巴嫩人可以不再歧視敘利亞人。

抗爭爆發當天晚上，一名黎巴嫩人在首都貝魯特放火燒毀店家，卻意外導致兩位敘利亞員工死亡。這則消息在數小時內，快速地在推特上傳開，支持難民留在黎巴嫩的聲浪也穿插在部分黎巴嫩人上街的訴求之中，並高喊「Bassil （自敘利亞內戰之後，長期支持與推動排外政策的黎巴嫩外交部長）離開！離開！難民留下！留下！」的口號。

不過，即便有支持難民留下的聲浪，多數的黎巴嫩人仍是專注在抗爭的主要訴求，「黎巴嫩優先 （Lebanon First）」的標語，源自黎巴嫩人為脫離教派分割的政治體系以及重塑「全民」的共同認同——但讓生活在黎巴嫩的150萬敘利亞人擔憂的是，這個「全民」裏，到底有沒有他們？

後記

抗議初期，因許多單位實施開放罷工（Open strike，沒有確切停止的時間），阿里每天都在貝魯特的住處等候「明天是否要上班」的訊息通知，幾乎每次都是接近午夜時間才知道。

態勢稍微緩和之後，阿里順利回到崗位繼續工作，然而黎巴嫩的抗爭氛圍仍然持續，經濟萎靡不振。原本他預定在2020年辦了婚禮後，帶著到黎巴嫩暫時一起生活，再做未來的規劃，但現在，也因擔心收入不穩定，加上貝魯特租房昂貴，兩人會在黎巴嫩過得辛苦。

2020年，我認識的另一位敘利亞男性青年 Fad，已經因為兵役問題放棄了敘利亞國籍，正在英國申請庇護，期待能在幾年後拿到英國公民身份；另一位敘利亞男性青年 Yar，仍待在黎巴嫩，2020年，他的四年底線也將到期，他決定向阿薩德政府付高額罰款，至少能留著敘利亞公民的身份。

對於阿里來說，面對黎巴嫩未知情勢，以及因逃兵役而可能要再次經歷的流離和不安，2020實在沒有什麼好令人期待。無論如何，他必須要在今年下決定，這個死線之後，他與他的未婚妻該往哪裡去。

（應受訪對象需求，文中採訪對象的名字都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