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國感的前世今生：在台灣，兩種「國」的故事

總統大選倒數前兩個月，台北，26歲的小施與剛過60歲的父親陷入爭吵：

父親抱怨：「你說為什麼宋楚瑜還要出來選？」
小施不耐煩地回答：「因為韓國瑜是白痴，國民黨的人自己都知道。」
父親生氣：「你們年輕人都被民進黨騙去了！就算他是一個白痴我也要投他！」

這不是他第一次跟家中長輩發生爭執。一年前，韓國瑜當選高雄市長、同志婚姻公投結果出爐，小施投了支持同婚的票，但發現父母投了反對票。

他生氣質問：「我們家裡的那個親戚小孩也是同志，都是一家人了，你還不願意投同婚？」
母親也很激動：「我改變不了他，他也不要想改變我。你也不要想改變我。等我們死了，你們年輕人就可以投同婚了，我還活著，你就不要想！」

小施和父母的衝突不是個案。台灣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主持的調查指出，1965年以後出生的世代，支持同性婚姻平權的比例超過半數；而1965年以前出生的世代，反對同性婚姻的比例則高達七成五以上。儘管調查顯示，支持或者反對同婚，世代分野遠遠大於政黨派別的分野。但對反對同婚的一整個世代來說，讓他們對傳統家庭價值產生危機感的，正是推動同婚合法化的蔡英文政府，以及其代表的民進黨力量。而對支持同婚的年輕世代來說，連署挺「愛家公投」的總統候選人韓國瑜，則讓他們擔憂國家倒退，萬劫不復。

自韓國瑜勝選高雄市長開始，許多年輕人開始半開玩笑、半嚴肅地說，自己很有「亡國感」——因為他是保守價值代言人，因為他與中國關係曖昧。但年輕人常常忽略，老人家也有自己的「亡國感」，而且力道同樣猛烈。

「老百姓他的焦慮感是，他的小孩怎麼變成這樣（指支持同志婚姻）？你還要不要家庭倫理、道德思想？」前國民黨總統候選人、現任立委候選人洪秀柱接受《端傳媒》專訪時指出，「亡國感當然是民眾真真實實的威脅」，她拆解的「亡國感」，不是小施的，而是小施父母的——她說，同志婚姻就是讓民眾有「亡國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這片島嶼命運多舛的歷史，與位於中美新冷戰前線的現實，複雜交纏，令一個共同體內部不僅生成了幾種「國」的史觀，還基於此產生了各種如平行世界般的焦慮與恐懼。

大選不足一月，危機、救亡本就是情緒動員的最佳利器，政黨以此催票，本不足為奇。但在台灣特別的是，民眾心目中的亡國感竟可能指向兩個不同的「國家」：有人認為在綠營執政的台灣，危機重重的是「中華民國」；有人認為在紅色中國的侵襲下，即將滅亡的是「台灣」。

這片島嶼命運多舛的歷史，與位於中美新冷戰前線的現實，複雜交纏，令一個共同體內部不僅生成了幾種「國」的史觀，還基於此產生了各種如平行世界般的焦慮與恐懼。

追求獨立的「台灣」危機感十分清晰：萬一最終不能獨立，甚至面臨中共武力打壓而併吞。這種危機感，主要來自韓國瑜「九二共識」的政見主張，與韓國瑜在民間的高人氣。

但「中華民國」的危機感，則跟它的存在一樣，曖昧不明的多：1949年退守台灣以來便陷入尷尬的「中華民國」，身份長期模糊曖昧，在國際上不被認可或作為牽制中國的籌碼存在，在本地糾結在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又因威權遺產與國民黨切割不清。像小施父母這樣的中老年「庶民」，還在「民國」上寄託了自己對往日好時光的懷念。

一場新冷戰前線的選舉，令不同人截然不同的焦慮感爆發，也掀開台灣國家認同最深處的矛盾，成為理解台灣的重要切口。

百年殊途的起點：中華民國「本土化」與朦朧新生的「台灣」

今天是中華民國一百零八歲的生日……從軍閥混戰，到對日抗戰；從國共內戰，到退守台灣；從生死存亡，到安定繁榮。從戒嚴體制，到民主開放；從茅草土屋，到高樓大廈；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科技。

中華民國已經在台灣屹立超過七十年……我們一起走過八二三砲戰，一起度過九六年台海危機。

在2019年的雙十慶典上，韓國瑜是這樣談「中華民國歷史」的：

「今天是中華民國一百零八歲的生日……從軍閥混戰，到對日抗戰；從國共內戰，到退守台灣；從生死存亡，到安定繁榮。從戒嚴體制，到民主開放；從茅草土屋，到高樓大廈；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科技。」

他的中華民國故事，明確地談到108個年頭，顯然是從1911年發生在中國大陸的辛亥革命起算。這也是正統的中華民國敘事，與現行《憲法》一致。

但對於1949年之前，家族就生活於台灣的居民來說，這一敘事有時空上的斷裂；對於1949年丟掉了中國大陸來到台灣的軍民來說，滋味更是複雜萬端。

同一天，蔡英文對中華民國的敘事是這樣的：「中華民國已經在台灣屹立超過七十年……我們一起走過八二三砲戰，一起度過九六年台海危機。」

民進黨版本的「中華民國在台灣屹立」史，正是從1945年終戰後開始起算。

在1940年代，生活在台灣這片土地的居民究竟是哪裡人？1945年之前，台灣、澎湖是日本人，正經歷「大正民主」時期，在爭取本地的選舉權。而金門、馬祖則是民國人，是福建外海諸島領土。1945年，日本戰敗，向中華民國政府交還台灣。1945年至1949年，短短4年時間，大陸、台灣、澎湖、金門、馬祖短暫地同歸於一個中華民國政權。1949年之後，共產黨奪取大陸政權，國民黨敗走台灣，開啟了中華民國統治台澎金馬的歲月。

政權自上而下交替、接管一地，而合法性則最終要靠自下而上的選舉建立。如果從選舉、而非政權交替的角度，來看同一段台灣史：

台灣的第一次選舉是日治時期，1935年的基層議會選舉，儘管對台灣本地人限制諸多，但仍然引發了民眾投票的高度熱情。第二次是1939年基層議會選舉。

太平洋戰爭結束之後，第三次是1947-48年，大陸及台澎金馬同歸於中華民國的短暫年代。中華民國《憲法》明定總統由國民大會代表選舉產生，每縣市選出一名國大代表，台灣共計有27名國大代表，於1947年11月投票。立法院台灣有8名立委名額，於1948年1月投票。

這35名國大及立委代表，是二戰後台灣第一批全國級的中央民意代表。但很快，隨著民國中央政府失去大陸統治權，台灣成為中央政府「最後的國土」，進入「尚未反攻大陸」前的懸置狀態，持續至今整整51年。這批選舉產生的民意代表，也成為歷史性的「萬年國代」。而中華民國下一次的「全國性選舉」（省長選舉），也要到1994年才再度舉辦。

在這段「中央政府」狀態懸置的期間，屬於「台灣省」的地方選舉依然如期舉行。1950至1968年間，共計舉辦十四次地方選舉（含縣市長、省縣市議員），直到1969年重新開放中央民代增補選為止。曾在這段時間投過票的選民，如今年齡段約落在72至90歲間。

根據2019年10月統計，台灣70歲以上民眾約有2,240,728人。換句話說，台灣有兩百萬左右的選民，在這段「大陸尚未光復故中央無法改選、但地方公職人員可以選舉」的時期度過了他們的青壯年時期。在他們的青春記憶中，中華民國尚可能去統一大陸，因此「人民有權投票」與「兩岸終將統一」在他們的記憶中是一體的，並不矛盾，「統一」的意涵更與今天不同，並不是指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來統一台灣，當年的「兩岸統一」也並不意味著失去民主、再也不能投票。

亡國感前世：蔣經國的最後十年

自1969年開始，至1979年美麗島事件為止，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身分起了天翻地覆的變化。1971年，中華民國宣布退出聯合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取而代之，成為「中國」的合法代表。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森訪問北京，同年八月，日本宣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與中華民國斷交。

在丟失大陸二十年後，中華民國的合法性與正當性，開始出現肉眼可見的裂隙。

1975年，蔣介石過世，制度上雖由副總統嚴家淦繼任，但許多主要政務由蔣經國主持。1977年，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五合一選舉舉行，桃園發生「中壢事件」，是台灣選舉史上首次民眾抗爭事件，黨外在77席省議員中拿下21席、20席縣市長中奪下4席，國民黨在台灣的優勢執政，開始出現變化的跡象。

1978年，蔣經國在國民大會高票當選總統。同年底，美國宣布將自1979年1月起與中華民國斷交，同時，改以《臺灣關係法》處理斷交後的「台美」關係。依《臺灣關係法》規定，「本法乃為協助維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與穩定，並授權繼續維持美國人民與在台灣人民間之商業、文化及其他關係，以促進美國外交政策。」該法第二條第二款指出，「任何企圖以非和平方式來決定臺灣的前途之舉——包括使用經濟杯葛及禁運手段在內，將被視為對西太平洋地區和平及安定的威脅，而為美國所嚴重關切。」

在這樣的局面上，蔣經國正式接班，成為中華民國總統。

為了因應與美斷交的局面，蔣經國依《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發佈緊急命令，延期舉行增額中央民意代表選舉。此舉讓國民黨與當時業已蓬勃的黨外的關係更加緊張。

1979年12月10日，以《美麗島》雜誌社成員為核心的黨外運動人士，在高雄（今捷運美麗島站）組織群眾進行遊行及演講，訴求民主自由、終結黨禁和戒嚴，後與警方發生嚴重衝突，史稱《美麗島》事件。其後的審判程序中，主要參與者黃信介、林義雄、施明德、呂秀蓮、陳菊等人接受軍法大審，蔣經國在國際壓力下，透過媒體開放審理全文，反而讓「叛亂份子」在法庭上的陳述，打動了一般民眾。為這些人辯護的律師陳水扁、謝長廷、尤清、蘇貞昌也開始踏上政治之路。許多人至今仍十分活躍，或身居重位，如正擔任行政院長的蘇貞昌。

美麗島事件後，台灣進入街頭運動蓬勃的80年代，中華民國在台灣的體制必須回應民間要求開放、本土、民主的呼聲，迫在眉睫。1984年，江南案發生，美國震驚且大表不滿。1985年，十信事件爆發，危及一般民眾的金融信心，也在這一年，蔣經國宣布蔣家第三代不會競選總統，社會轉型的時刻就要帶來。1986年，民進黨於圓山飯店組黨，投入該年底的國大代表與立委增額選舉，台灣選舉首度出現兩黨對決的格局。

1987年，台灣解嚴，1988年，蔣經國病逝。蔣經國的最後十年，台灣由蔣家王朝過渡到普選時代，兩岸戰爭時期正式結束，民進黨也正式大規模加入中央民意代表競爭。中華民國這件衣服，台灣已經越穿越尷尬，意欲掙脫的時刻，遲早到來。

90年代開始，這樣的尷尬關係，在各種意義上都發生了衝突。1990年，野百合學運登場，以要求「萬年國代」退位為主要訴求，今日檯面上中生代政治人物鄭文燦、林佳龍、范雲都是當年主要的學生領袖。李登輝接見學生領袖後，亦以此開始推動連串改革。1991年，李登輝開始啟動修改《憲法》工程，並廢止《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將台灣從戰爭狀態中逐步解放出來。

飛彈危機與中華民國亡國感的首次登場

1992年，兩岸透過海協會與海基會在香港會談，會談中與其後的函電往來中，討論到兩岸統一的議題，但對於「中國」的內涵雙方仍有歧見。當年這一連串的討論過程，後來被稱為「九二共識」，是國民黨迄今的兩岸政策綱領，根據馬英九的說法，九二共識是「一個中國，各自表述」，但在習近平的說法中，九二共識這是「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上謀求國家統一」，在習近平講話字面上，其實並未能找到「各表」的意涵。

當年曾任馬英九重要兩岸幕僚的淡江大陸所教授趙春山則說，九二共識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創造性模糊空間」。「九二共識的精神，是我們求同存異。同是一中，存在我們對一中的不同解釋。各表是理解。你想想，大陸怎麼可能承認各表？但我沒有否認你，你也沒有否認我，」趙春山說。

2014年登場的馬習會，從國民黨人的角度看，就是馬英九對模糊版「九二共識」一次全面展演：雙方不露國旗、不露國號，領導人互稱先生。當時人在現場的趙春山，便用當時的場景，來向記者說明九二共識的奧義：「馬習會的時候，我人就在現場，馬英九桌上這麼大的兩個字總統，全世界都看見了，誰抗議了？但你說，要大陸當局公開說：『喔你中華民國那段講得好』怎麼可能呢？所以國民黨一直強調『各表』，什麼各表？誰告訴你有各表？但另一方面，誰告訴你沒有？這是一個辯證關係。」

這樣的辯證關係，在對手眼中看來頗不以為然。民進黨秘書長羅文嘉，對於今天的「中華民國亡國感」，便這樣看：「國民黨內部對於中華民國的符號也常常改變，從李登輝時期開始，他們跟新黨的分裂是第一次在中華民國這個符號產生裂解。李登輝喊的是：經營大台灣、胸懷新中原，他強調中華民國在台灣。國旗的符號，其實在內部成為一種競爭，而不是凝聚。這個裂解在 1994 年達到極致，趙少康選戰時打著『保衛中華民國』，這是很重要的分野，他直指國民黨，這是國民黨內的鬥爭，」羅文嘉說。

以趙少康為首的新黨出現，正是「中華民國」與「台灣」之間矛盾的產物。趙少康在1994年台北市長選舉，第一次高舉「這是中華民國與台灣共和國之間的戰爭」，痛罵對手陳水扁的台獨將會帶來毀滅。這正是羅文嘉提到的1994年中華民國裂解的背景。

1995年，台灣首次總統民選登場的前夕，中華民國台灣的曖昧與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了一次軍事交鋒。1995年5月22日，美國邀請時任總統的李登輝以「私人身份」訪美，讓他成為中華民國第一位訪問美國的現任國家元首。中共當局隨即嚴正抗議，認為李登輝在宣揚「兩個中國」、「一中一台」的觀念，也抗議美國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兩個月後，中共發表聲明，表示將在7月21日至7月28日之間舉辦飛彈演習，以此「懲罰」李登輝訪美。演習期間正逢台灣立委選舉，民眾對於中共威脅已深感不滿。隔年三月，台灣舉辦首次總統直選時，中共再度進行大規模軍演，造成台海緊張，民眾對此更加反感。在飛彈危機帶來的亡國感中，李登輝與連戰最終以高票勝選，擔任中華民國史上第九任、首任直接民選的總統與副總統。

到了2000年，「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命運進入新紀元。2000年台灣總統大選，主要三組候選人為國民黨推出的連戰、蕭萬長，無黨籍的宋楚瑜、張昭雄，以及民進黨推出的陳水扁、呂秀蓮。當年，由於時任國民黨主席的李登輝指定連戰為候選人，造成宋楚瑜不滿，因而退黨以無黨籍身份參選，造成泛藍陣營分裂，也為國民黨贏來史上首次敗選。陳水扁當年勝選，使得台灣正式終結國民黨五十年執政的局面，迎來首次政黨輪替。

政黨輪替、民進黨執政八年之後，各種本土語言、台灣符號躍為主流。中華民國、國旗等符合由於與國民黨高度綁定的歷史，在非外交場合，民進黨政府很少使用。

其後，馬英九雖在2008年重掌執政權，但其任內的兩岸政策引起民間普遍的「親中」疑慮，加上2008年正值北京舉辦奧運會後，兩岸在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程度差距日漸縮小，大陸甚至已大有超越台灣之勢，各種主客觀條件，觸發2014年的三一八學運，也讓台灣年輕世代的本土意識具體成形。

兩種亡國感今生：年改、同婚、香港抗爭

中華民國與台灣的亡國感戰爭，並不是只存在於意識型態與符號的戰爭之中。在這段時間之內，台灣經歷了經濟起飛，即便將時間縮短到1996年至今的二十年內，改變都非常巨大。而在2020選舉前夕，最顯著的兩大改變，就是年金改革與同志婚姻合法化。

過往，軍公教本就被認為是國民黨的鐵票，今日被砍年金之後，對體制的不安全感，又將他們往中華民國符號推攏。這種不安全感，在同婚合法化的進程中，亦被繼續推高。

年金，是台灣軍公教人員的老後退休金，是中華民國體制在軍公教階層上的痕跡，所影響的，是一群人及他們家庭的真實生活。同婚，則是顛覆了華人傳統婚姻價值觀念。

早年因軍公教人員收入微薄，退休金僅在職所得40%至50％，政府因而設置將其退休金及軍公教保險存入國營台灣銀行的優惠存款制度，並在1983年將利率訂為18％，以保障軍公教人員退休生活。到1995年，考量軍公教人員待遇改善，優惠存款制度隨着退撫新制終止，但在此前服務的軍公教人員，退休後仍可辦理。而隨着市場存款利率降低，政府需補貼的資金缺口也逐年增加，直至2011年合計已負擔超過800億台幣，也使得過去10年來，台灣政府已三度推動改革措施。

而退休軍公教人員的高所得替代率（即退休後平均每月可支配金額與退休當時的每月薪資的比例），也是政府財政的沉重負擔。特別是服務年資跨越退撫新舊制的中世代，加上18％利息後，往往出現所得替代率超過90％甚至100％以上的情況，造就「退休領更多」的現象，更讓年輕世代及其他職業不平。

但也有意見指，對於早期退休的低階公務員而言，逕行砍18％或是降低所得替代率，無疑會使其晚年生計出現危機，因而提出不應溯及既往、應漸進改革等意見。部分軍公教團體更在討論過程中，認為政府處處針對並污名化軍公教，因而上街抗議。

這讓不少台灣軍公教更加認同「中華民國」。在2017年的抗爭中，曾經有一位激動的退休公務員在戰車上喊出「砍完軍公教的年金，中華民國就不見了！」引起台下共鳴。過往，軍公教本就被認為是國民黨的鐵票，今日被砍年金之後，對體制的不安全感，又將他們往中華民國符號推攏。這種不安全感，在同婚合法化的進程中，亦被繼續推高。

對於新世代來說，國民黨並不等於國家，但對於曾經經歷過漫長「動員戡亂時期」的民眾來說，國民黨過往的舊時光，與中華民國密不可分。而這些經驗並與經濟高度發展的黃金時期勾連，他們相信自己老年生活將得國家保障。年金與同婚的衝擊，同時進入了他們的私人家庭領域，更是出乎他們所能接受的範圍之外。這些經驗混在一起，構成他們對中華民國與國旗加倍的懷念、認同。

百年的「中華民國」與七十年的「中華民國台灣」，又或者更新生的「台灣」，會如何在2020年的大選中交互作用？又會如何影響總統、立委與政黨票的版圖範圍？

「我們這邊喊亡國感，是你要毀掉中華民國。民進黨要亡國，把整個中華民國的內涵全部給翻轉掉了嘛，那不是亡了嗎？」洪秀柱說。

民進黨立法委員王定宇認為，「（亡國感）它是「亡黨感」，它的擔憂是國民黨亡掉，不是中華民國亡掉，或者他們這樣講，不是國民黨執政的中華民國，他們認為就不是中華民國。這個在台灣社會其實是少數認知。有一些深藍的人，他們的國家概念是政黨概念，他認為國民黨會被消滅。我認為韓粉的亡國感其實沒有妳講的那麼重，他們是認為中華民國被民進黨選贏了就亡國了，所以那是政黨政治，那個不是國家的路線。」

2018年底，韓國瑜在高雄，以捍衛中華民國為口號、在造勢場合大量使用國旗、高唱過往戰時軍歌，逆勢奇襲，終結民進黨長達二十年的地方執政，更帶起國民黨氣勢，形成「韓流」旋風，已經引起很多心向本土的年輕世代對他的兩岸主張有所疑慮。2019年1月2日，習近平提出「探索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台灣雖群情譁然，但還未有熱烈討論亡國感的跡象。直到三月，韓國瑜赴香港中聯辦，臉書（Facebook）上開始出現第一波關於亡國感的討論聲浪。到了六月，香港反《逃犯條例》運動爆發，民眾緊張感升高，使「亡國感」成為大選的熱門關鍵字，與香港運動共鳴至今。（關於今年社群網站上對於亡國感的輿論高點，請見《端傳媒》以「亡國感的戰爭」為題的互動頁面）

每逢大選必定出現的亡國感，「中華民國」與「台灣」的張力，固然並非新鮮事，但自1994年至今，世界局勢與兩岸格局都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在中美貿易戰重新開啟的兩強對抗格局下，香港的抗爭正熾，台灣也隱約有「重返世界前線」的態勢。百年的「中華民國」與七十年的「中華民國台灣」，又或者更新生的「台灣」，會如何在2020年的大選中交互作用？又會如何影響總統、立委與政黨票的版圖範圍？將會是這次大選中，各方矚目與觀察的焦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