亡国感的前世今生：在台湾，两种“国”的故事

总统大选倒数前两个月，台北，26岁的小施与刚过60岁的父亲陷入争吵：

父亲抱怨：“你说为什么宋楚瑜还要出来选？”
小施不耐烦地回答：“因为韩国瑜是白痴，国民党的人自己都知道。”
父亲生气：“你们年轻人都被民进党骗去了！就算他是一个白痴我也要投他！”

这不是他第一次跟家中长辈发生争执。一年前，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同志婚姻公投结果出炉，小施投了支持同婚的票，但发现父母投了反对票。

他生气质问：“我们家里的那个亲戚小孩也是同志，都是一家人了，你还不愿意投同婚？”
母亲也很激动：“我改变不了他，他也不要想改变我。你也不要想改变我。等我们死了，你们年轻人就可以投同婚了，我还活著，你就不要想！”

小施和父母的冲突不是个案。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主持的调查指出，1965年以后出生的世代，支持同性婚姻平权的比例超过半数；而1965年以前出生的世代，反对同性婚姻的比例则高达七成五以上。尽管调查显示，支持或者反对同婚，世代分野远远大于政党派别的分野。但对反对同婚的一整个世代来说，让他们对传统家庭价值产生危机感的，正是推动同婚合法化的蔡英文政府，以及其代表的民进党力量。而对支持同婚的年轻世代来说，连署挺“爱家公投”的总统候选人韩国瑜，则让他们担忧国家倒退，万劫不复。

自韩国瑜胜选高雄市长开始，许多年轻人开始半开玩笑、半严肃地说，自己很有“亡国感”——因为他是保守价值代言人，因为他与中国关系暧昧。但年轻人常常忽略，老人家也有自己的“亡国感”，而且力道同样猛烈。

“老百姓他的焦虑感是，他的小孩怎么变成这样（指支持同志婚姻）？你还要不要家庭伦理、道德思想？”前国民党总统候选人、现任立委候选人洪秀柱接受《端传媒》专访时指出，“亡国感当然是民众真真实实的威胁”，她拆解的“亡国感”，不是小施的，而是小施父母的——她说，同志婚姻就是让民众有“亡国感”的重要因素之一。

这片岛屿命运多舛的历史，与位于中美新冷战前线的现实，复杂交缠，令一个共同体内部不仅生成了几种“国”的史观，还基于此产生了各种如平行世界般的焦虑与恐惧。

大选不足一月，危机、救亡本就是情绪动员的最佳利器，政党以此催票，本不足为奇。但在台湾特别的是，民众心目中的亡国感竟可能指向两个不同的“国家”：有人认为在绿营执政的台湾，危机重重的是“中华民国”；有人认为在红色中国的侵袭下，即将灭亡的是“台湾”。

这片岛屿命运多舛的历史，与位于中美新冷战前线的现实，复杂交缠，令一个共同体内部不仅生成了几种“国”的史观，还基于此产生了各种如平行世界般的焦虑与恐惧。

追求独立的“台湾”危机感十分清晰：万一最终不能独立，甚至面临中共武力打压而并吞。这种危机感，主要来自韩国瑜“九二共识”的政见主张，与韩国瑜在民间的高人气。

但“中华民国”的危机感，则跟它的存在一样，暧昧不明的多：1949年退守台湾以来便陷入尴尬的“中华民国”，身份长期模糊暧昧，在国际上不被认可或作为牵制中国的筹码存在，在本地纠结在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又因威权遗产与国民党切割不清。像小施父母这样的中老年“庶民”，还在“民国”上寄托了自己对往日好时光的怀念。

一场新冷战前线的选举，令不同人截然不同的焦虑感爆发，也掀开台湾国家认同最深处的矛盾，成为理解台湾的重要切口。

百年殊途的起点：中华民国“本土化”与朦胧新生的“台湾”

今天是中华民国一百零八岁的生日……从军阀混战，到对日抗战；从国共内战，到退守台湾；从生死存亡，到安定繁荣。从戒严体制，到民主开放；从茅草土屋，到高楼大厦；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科技。

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屹立超过七十年……我们一起走过八二三砲战，一起度过九六年台海危机。

在2019年的双十庆典上，韩国瑜是这样谈“中华民国历史”的：

“今天是中华民国一百零八岁的生日……从军阀混战，到对日抗战；从国共内战，到退守台湾；从生死存亡，到安定繁荣。从戒严体制，到民主开放；从茅草土屋，到高楼大厦；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科技。”

他的中华民国故事，明确地谈到108个年头，显然是从1911年发生在中国大陆的辛亥革命起算。这也是正统的中华民国叙事，与现行《宪法》一致。

但对于1949年之前，家族就生活于台湾的居民来说，这一叙事有时空上的断裂；对于1949年丢掉了中国大陆来到台湾的军民来说，滋味更是复杂万端。

同一天，蔡英文对中华民国的叙事是这样的：“中华民国已经在台湾屹立超过七十年……我们一起走过八二三砲战，一起度过九六年台海危机。”

民进党版本的“中华民国在台湾屹立”史，正是从1945年终战后开始起算。

在1940年代，生活在台湾这片土地的居民究竟是哪里人？1945年之前，台湾、澎湖是日本人，正经历“大正民主”时期，在争取本地的选举权。而金门、马祖则是民国人，是福建外海诸岛领土。1945年，日本战败，向中华民国政府交还台湾。1945年至1949年，短短4年时间，大陆、台湾、澎湖、金门、马祖短暂地同归于一个中华民国政权。1949年之后，共产党夺取大陆政权，国民党败走台湾，开启了中华民国统治台澎金马的岁月。

政权自上而下交替、接管一地，而合法性则最终要靠自下而上的选举建立。如果从选举、而非政权交替的角度，来看同一段台湾史：

台湾的第一次选举是日治时期，1935年的基层议会选举，尽管对台湾本地人限制诸多，但仍然引发了民众投票的高度热情。第二次是1939年基层议会选举。

太平洋战争结束之后，第三次是1947-48年，大陆及台澎金马同归于中华民国的短暂年代。中华民国《宪法》明定总统由国民大会代表选举产生，每县市选出一名国大代表，台湾共计有27名国大代表，于1947年11月投票。立法院台湾有8名立委名额，于1948年1月投票。

这35名国大及立委代表，是二战后台湾第一批全国级的中央民意代表。但很快，随著民国中央政府失去大陆统治权，台湾成为中央政府“最后的国土”，进入“尚未反攻大陆”前的悬置状态，持续至今整整51年。这批选举产生的民意代表，也成为历史性的“万年国代”。而中华民国下一次的“全国性选举”（省长选举），也要到1994年才再度举办。

在这段“中央政府”状态悬置的期间，属于“台湾省”的地方选举依然如期举行。1950至1968年间，共计举办十四次地方选举（含县市长、省县市议员），直到1969年重新开放中央民代增补选为止。曾在这段时间投过票的选民，如今年龄段约落在72至90岁间。

根据2019年10月统计，台湾70岁以上民众约有2,240,728人。换句话说，台湾有两百万左右的选民，在这段“大陆尚未光复故中央无法改选、但地方公职人员可以选举”的时期度过了他们的青壮年时期。在他们的青春记忆中，中华民国尚可能去统一大陆，因此“人民有权投票”与“两岸终将统一”在他们的记忆中是一体的，并不矛盾，“统一”的意涵更与今天不同，并不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要来统一台湾，当年的“两岸统一”也并不意味著失去民主、再也不能投票。

亡国感前世：蒋经国的最后十年

自1969年开始，至1979年美丽岛事件为止，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的身分起了天翻地覆的变化。1971年，中华民国宣布退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而代之，成为“中国”的合法代表。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森访问北京，同年八月，日本宣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与中华民国断交。

在丢失大陆二十年后，中华民国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开始出现肉眼可见的裂隙。

1975年，蒋介石过世，制度上虽由副总统严家淦继任，但许多主要政务由蒋经国主持。1977年，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五合一选举举行，桃园发生“中坜事件”，是台湾选举史上首次民众抗争事件，党外在77席省议员中拿下21席、20席县市长中夺下4席，国民党在台湾的优势执政，开始出现变化的迹象。

1978年，蒋经国在国民大会高票当选总统。同年底，美国宣布将自1979年1月起与中华民国断交，同时，改以《台湾关系法》处理断交后的“台美”关系。依《台湾关系法》规定，“本法乃为协助维持西太平洋之和平、安全与稳定，并授权继续维持美国人民与在台湾人民间之商业、文化及其他关系，以促进美国外交政策。”该法第二条第二款指出，“任何企图以非和平方式来决定台湾的前途之举——包括使用经济杯葛及禁运手段在内，将被视为对西太平洋地区和平及安定的威胁，而为美国所严重关切。”

在这样的局面上，蒋经国正式接班，成为中华民国总统。

为了因应与美断交的局面，蒋经国依《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发布紧急命令，延期举行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此举让国民党与当时业已蓬勃的党外的关系更加紧张。

1979年12月10日，以《美丽岛》杂志社成员为核心的党外运动人士，在高雄（今捷运美丽岛站）组织群众进行游行及演讲，诉求民主自由、终结党禁和戒严，后与警方发生严重冲突，史称《美丽岛》事件。其后的审判程序中，主要参与者黄信介、林义雄、施明德、吕秀莲、陈菊等人接受军法大审，蒋经国在国际压力下，透过媒体开放审理全文，反而让“叛乱份子”在法庭上的陈述，打动了一般民众。为这些人辩护的律师陈水扁、谢长廷、尤清、苏贞昌也开始踏上政治之路。许多人至今仍十分活跃，或身居重位，如正担任行政院长的苏贞昌。

美丽岛事件后，台湾进入街头运动蓬勃的80年代，中华民国在台湾的体制必须回应民间要求开放、本土、民主的呼声，迫在眉睫。1984年，江南案发生，美国震惊且大表不满。1985年，十信事件爆发，危及一般民众的金融信心，也在这一年，蒋经国宣布蒋家第三代不会竞选总统，社会转型的时刻就要带来。1986年，民进党于圆山饭店组党，投入该年底的国大代表与立委增额选举，台湾选举首度出现两党对决的格局。

1987年，台湾解严，1988年，蒋经国病逝。蒋经国的最后十年，台湾由蒋家王朝过渡到普选时代，两岸战争时期正式结束，民进党也正式大规模加入中央民意代表竞争。中华民国这件衣服，台湾已经越穿越尴尬，意欲挣脱的时刻，迟早到来。

90年代开始，这样的尴尬关系，在各种意义上都发生了冲突。1990年，野百合学运登场，以要求“万年国代”退位为主要诉求，今日台面上中生代政治人物郑文灿、林佳龙、范云都是当年主要的学生领袖。李登辉接见学生领袖后，亦以此开始推动连串改革。1991年，李登辉开始启动修改《宪法》工程，并废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将台湾从战争状态中逐步解放出来。

飞弹危机与中华民国亡国感的首次登场

1992年，两岸透过海协会与海基会在香港会谈，会谈中与其后的函电往来中，讨论到两岸统一的议题，但对于“中国”的内涵双方仍有歧见。当年这一连串的讨论过程，后来被称为“九二共识”，是国民党迄今的两岸政策纲领，根据马英九的说法，九二共识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但在习近平的说法中，九二共识这是“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上谋求国家统一”，在习近平讲话字面上，其实并未能找到“各表”的意涵。

当年曾任马英九重要两岸幕僚的淡江大陆所教授赵春山则说，九二共识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创造性模糊空间”。“九二共识的精神，是我们求同存异。同是一中，存在我们对一中的不同解释。各表是理解。你想想，大陆怎么可能承认各表？但我没有否认你，你也没有否认我，”赵春山说。

2014年登场的马习会，从国民党人的角度看，就是马英九对模糊版“九二共识”一次全面展演：双方不露国旗、不露国号，领导人互称先生。当时人在现场的赵春山，便用当时的场景，来向记者说明九二共识的奥义：“马习会的时候，我人就在现场，马英九桌上这么大的两个字总统，全世界都看见了，谁抗议了？但你说，要大陆当局公开说：‘喔你中华民国那段讲得好’怎么可能呢？所以国民党一直强调‘各表’，什么各表？谁告诉你有各表？但另一方面，谁告诉你没有？这是一个辩证关系。”

这样的辩证关系，在对手眼中看来颇不以为然。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对于今天的“中华民国亡国感”，便这样看：“国民党内部对于中华民国的符号也常常改变，从李登辉时期开始，他们跟新党的分裂是第一次在中华民国这个符号产生裂解。李登辉喊的是：经营大台湾、胸怀新中原，他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国旗的符号，其实在内部成为一种竞争，而不是凝聚。这个裂解在 1994 年达到极致，赵少康选战时打著‘保卫中华民国’，这是很重要的分野，他直指国民党，这是国民党内的斗争，”罗文嘉说。

以赵少康为首的新党出现，正是“中华民国”与“台湾”之间矛盾的产物。赵少康在1994年台北市长选举，第一次高举“这是中华民国与台湾共和国之间的战争”，痛骂对手陈水扁的台独将会带来毁灭。这正是罗文嘉提到的1994年中华民国裂解的背景。

1995年，台湾首次总统民选登场的前夕，中华民国台湾的暧昧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了一次军事交锋。1995年5月22日，美国邀请时任总统的李登辉以“私人身份”访美，让他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位访问美国的现任国家元首。中共当局随即严正抗议，认为李登辉在宣扬“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观念，也抗议美国违反“一个中国”原则。

两个月后，中共发表声明，表示将在7月21日至7月28日之间举办飞弹演习，以此“惩罚”李登辉访美。演习期间正逢台湾立委选举，民众对于中共威胁已深感不满。隔年三月，台湾举办首次总统直选时，中共再度进行大规模军演，造成台海紧张，民众对此更加反感。在飞弹危机带来的亡国感中，李登辉与连战最终以高票胜选，担任中华民国史上第九任、首任直接民选的总统与副总统。

到了2000年，“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命运进入新纪元。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主要三组候选人为国民党推出的连战、萧万长，无党籍的宋楚瑜、张昭雄，以及民进党推出的陈水扁、吕秀莲。当年，由于时任国民党主席的李登辉指定连战为候选人，造成宋楚瑜不满，因而退党以无党籍身份参选，造成泛蓝阵营分裂，也为国民党赢来史上首次败选。陈水扁当年胜选，使得台湾正式终结国民党五十年执政的局面，迎来首次政党轮替。

政党轮替、民进党执政八年之后，各种本土语言、台湾符号跃为主流。中华民国、国旗等符合由于与国民党高度绑定的历史，在非外交场合，民进党政府很少使用。

其后，马英九虽在2008年重掌执政权，但其任内的两岸政策引起民间普遍的“亲中”疑虑，加上2008年正值北京举办奥运会后，两岸在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程度差距日渐缩小，大陆甚至已大有超越台湾之势，各种主客观条件，触发2014年的三一八学运，也让台湾年轻世代的本土意识具体成形。

两种亡国感今生：年改、同婚、香港抗争

中华民国与台湾的亡国感战争，并不是只存在于意识型态与符号的战争之中。在这段时间之内，台湾经历了经济起飞，即便将时间缩短到1996年至今的二十年内，改变都非常巨大。而在2020选举前夕，最显著的两大改变，就是年金改革与同志婚姻合法化。

过往，军公教本就被认为是国民党的铁票，今日被砍年金之后，对体制的不安全感，又将他们往中华民国符号推拢。这种不安全感，在同婚合法化的进程中，亦被继续推高。

年金，是台湾军公教人员的老后退休金，是中华民国体制在军公教阶层上的痕迹，所影响的，是一群人及他们家庭的真实生活。同婚，则是颠覆了华人传统婚姻价值观念。

早年因军公教人员收入微薄，退休金仅在职所得40%至50％，政府因而设置将其退休金及军公教保险存入国营台湾银行的优惠存款制度，并在1983年将利率订为18％，以保障军公教人员退休生活。到1995年，考量军公教人员待遇改善，优惠存款制度随着退抚新制终止，但在此前服务的军公教人员，退休后仍可办理。而随着市场存款利率降低，政府需补贴的资金缺口也逐年增加，直至2011年合计已负担超过800亿台币，也使得过去10年来，台湾政府已三度推动改革措施。

而退休军公教人员的高所得替代率（即退休后平均每月可支配金额与退休当时的每月薪资的比例），也是政府财政的沉重负担。特别是服务年资跨越退抚新旧制的中世代，加上18％利息后，往往出现所得替代率超过90％甚至100％以上的情况，造就“退休领更多”的现象，更让年轻世代及其他职业不平。

但也有意见指，对于早期退休的低阶公务员而言，迳行砍18％或是降低所得替代率，无疑会使其晚年生计出现危机，因而提出不应溯及既往、应渐进改革等意见。部分军公教团体更在讨论过程中，认为政府处处针对并污名化军公教，因而上街抗议。

这让不少台湾军公教更加认同“中华民国”。在2017年的抗争中，曾经有一位激动的退休公务员在战车上喊出“砍完军公教的年金，中华民国就不见了！”引起台下共鸣。过往，军公教本就被认为是国民党的铁票，今日被砍年金之后，对体制的不安全感，又将他们往中华民国符号推拢。这种不安全感，在同婚合法化的进程中，亦被继续推高。

对于新世代来说，国民党并不等于国家，但对于曾经经历过漫长“动员戡乱时期”的民众来说，国民党过往的旧时光，与中华民国密不可分。而这些经验并与经济高度发展的黄金时期勾连，他们相信自己老年生活将得国家保障。年金与同婚的冲击，同时进入了他们的私人家庭领域，更是出乎他们所能接受的范围之外。这些经验混在一起，构成他们对中华民国与国旗加倍的怀念、认同。

百年的“中华民国”与七十年的“中华民国台湾”，又或者更新生的“台湾”，会如何在2020年的大选中交互作用？又会如何影响总统、立委与政党票的版图范围？

“我们这边喊亡国感，是你要毁掉中华民国。民进党要亡国，把整个中华民国的内涵全部给翻转掉了嘛，那不是亡了吗？”洪秀柱说。

民进党立法委员王定宇认为，“（亡国感）它是“亡党感”，它的担忧是国民党亡掉，不是中华民国亡掉，或者他们这样讲，不是国民党执政的中华民国，他们认为就不是中华民国。这个在台湾社会其实是少数认知。有一些深蓝的人，他们的国家概念是政党概念，他认为国民党会被消灭。我认为韩粉的亡国感其实没有妳讲的那么重，他们是认为中华民国被民进党选赢了就亡国了，所以那是政党政治，那个不是国家的路线。”

2018年底，韩国瑜在高雄，以捍卫中华民国为口号、在造势场合大量使用国旗、高唱过往战时军歌，逆势奇袭，终结民进党长达二十年的地方执政，更带起国民党气势，形成“韩流”旋风，已经引起很多心向本土的年轻世代对他的两岸主张有所疑虑。2019年1月2日，习近平提出“探索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台湾虽群情哗然，但还未有热烈讨论亡国感的迹象。直到三月，韩国瑜赴香港中联办，脸书（Facebook）上开始出现第一波关于亡国感的讨论声浪。到了六月，香港反《逃犯条例》运动爆发，民众紧张感升高，使“亡国感”成为大选的热门关键字，与香港运动共鸣至今。（关于今年社群网站上对于亡国感的舆论高点，请见《端传媒》以“亡国感的战争”为题的互动页面）

每逢大选必定出现的亡国感，“中华民国”与“台湾”的张力，固然并非新鲜事，但自1994年至今，世界局势与两岸格局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中美贸易战重新开启的两强对抗格局下，香港的抗争正炽，台湾也隐约有“重返世界前线”的态势。百年的“中华民国”与七十年的“中华民国台湾”，又或者更新生的“台湾”，会如何在2020年的大选中交互作用？又会如何影响总统、立委与政党票的版图范围？将会是这次大选中，各方瞩目与观察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