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陽光普照》編劇張耀升：當世界全面呼喊正能量但把你解釋成黑暗

訪問是日，萬里無雲，攝影師請張耀升踱到馬路彼岸，立於因反射對棟鏡面大樓而有光影浮動的矮牆前。張耀升聞言，二話不說橫越車流，視一旁交警、斑馬線於無物。只沒料到有人（即是記者我）如影隨行，他頭也不回地撒下這句：「嘿，我一個人犯案就夠了，沒必要拉妳一起吧。」

這個違規穿越馬路的現行犯，也就是電影《陽光普照》的編劇之一——另一編劇則是該片導演鍾孟宏。《陽光普照》獲本屆金馬獎11項提名，也包括「最佳原著劇本」。電影片頭，青少年阿和找了兄弟菜頭一起，去嚇嚇欺負自己的黑輪。那一夜颳起颱風，大雨傾盆，兩人在機車上說笑。

張耀升雖出言勸退，我仍尾隨其後，不知是否片頭閃回，下意識還應了一句：「有人一起當共犯，比較安心。」他無有再應，靜默中，我想起片頭二人風雨同舟後，湯鍋裡冒煙的黑輪斷掌，及此後劇情與友情的急轉直下。或許正同步自問：有人一起當共犯，真的比較安心嗎？

全程難安的觀影經驗

鍾孟宏導演的第五部劇情長片《陽光普照》（以下簡稱《陽光》）月初在台上映，全片聚焦一個乍看平凡的中產階級家庭，講述小兒子阿和犯案關進輔育院後的一系列事情。觀影者，曝曬在一路難測的劇情與人心走向下，全程難安。平凡又突梯的人生和對白，時而若在身側，時而驟然抽離。

而這莫衷一是的效果，也漫溢到了片外。上映十多天來，論者圍繞此片人物角色與對白是否寫實、結構是否零散，核心為何等方面反覆爭辯，擁護者與質疑者皆出聲，試圖找到定音。
事實上，這種反覆論證無休在編劇階段就已開始。最初是鍾孟宏找來張耀升共上「賊車」，兩人費時一年琢磨劇本。張耀升說，「共同編劇的過程，我們習慣做很長很久的辯證。我加入之後主要在做的，是幫忙某個想法的綿延，讓它在不同時間點復現，拉長途中辯證的時程。」

其實，早在近十年前，鍾導第三部長片《失魂》的編劇階段，就已經找張合作，但因細故失之交臂。然而二人緣份未了，2017年，張耀升自編自導的短片《回魂》反身過來，請鍾導提點。後來陸續有未能如願完成的合作，直到2019年《陽光》殺青，編劇的「共犯」關係始宣告成立。

最親民好懂的電影？

「這部片確實不好寫，我們不斷辯證到雙方都能對片中角色同理。」張耀升如此聲稱。或許是共同辯證的作法奏效，片中大部分角色的選擇，都是多數觀者能同理的。或因如此，有許多評論紛紛指出，《陽光》是鍾導有史以來最親民、好懂的電影。

有意思的是，在《陽光》的對外文案裡，都可見再三強調本片事關一個平凡家庭的「說法」。可見他們試圖以最大眾的「家」為題材，率先做出叩合主流的表態。不僅如此，更因張耀升實為「鏡文學」現任編劇統籌，加以這部片鏡文學亦有投資，引入傳媒所精擅的田野調查資源與專業也是自然，他們更頻繁地借媒體之口宣告：「這是鍾導有史以來田調做最久、最全面的一部電影。」

「我們進入彰化輔育院考察，顛覆原先以為如《監獄風雲》犯人惡鬥的設定。」訪問過程中，張耀升像背台詞般地點數片中細節，「上庭受審、接見監聽、報號點餐、輔育院證婚、送行唱歌等情節場景，都是真的，甚至多數演員本來就是輔育院的人。」他更進一步追加，「包括琴姐這個角色，也是參照服務酒家小姐的美髮業者，所以才做出母親見過世面，遇事不亂，隻身扛事的設定。」

除了題材與人物的寫實度，在《陽光》150多分鐘的片長中做出劇烈轉折，也明顯不同於鍾導歷來反高潮與起承轉合的前作。二位共同編劇在片中安排家中長子阿豪的自殺，更讓此變故引渡到後半父親與次子和解，前後展現保護家人的意念。

換言之，這部片試圖演繹角色經歷巨變後蛻變的結構，做出類似好萊塢劇情常見的煽情效果，讓部分論者做出如下斷言：「這是鍾導最溫暖的電影」。更有評論界定該片屬於慣見的「三幕劇結構」，甚至有人對導演做出如下判決：「鍾孟宏開始往商業片靠攏」。

他絕沒有要討好的意思

詭異的是，「好懂」、「溫暖」與「感動」等說法陸續出籠之際，也湧現一波與之對峙的負評聲浪：有的論者認為部分評論實為過譽，提出傳媒「帶風向」的陰謀論；有的指控片中女性人物扁平，甚至貼上「仇女」標籤；更多的人提到演員表現如記誦台詞，最大的問題是講話；亦出現結構支離，編劇根本不懂電影，是全片最大敗筆之說。

影片創作者強調電影角色費時田調，標榜寫實，更因此片入圍多項金馬演員獎項。可費解的是，於此同時，演員也頻頻被議論為表現突兀，演出極不自然。這樣的分野與對立，割裂與擺盪，幾成一樁玄之又玄的案外案。

關於這點，我們或能以編劇二人對違常人事物著迷，作為解釋。張耀升提供相關例證，坦承他們的參照對象並非平均值，而是有選擇特例或異數的傾向：「在田調少年犯的過程中，我們發現有幾個孩子不太一樣，他們不吹牛，不當老大。其中一個行事冷靜，知道母親因為自己憂鬱還是躁鬱症，在院中自修國高中學業。」

鍾、張二人很可能便是以這位特立獨行的孩子作為阿和的原型，張亦提及劇情後段「阿和不見菜頭」也是一個違常的選擇，「很少避不見面的。不管怎樣基於人情義理都會去看一下，完全避不見面就是展示了某個態度，要做出切割。」

這種突兀的斷開、切割更可見於全片的結構。不同於一般轉折安排在情節中後段，這部片卻被阿豪之死腰斬成上下二段，此舉導致電影常被拆分為兩半討論，亦誘使觀眾主動或被動地做出更喜歡哪個段落的表態。

因此，這部片掐拿的比重與位置之玄妙，讓人狐疑它是否只是穿著三幕劇、家庭劇的表皮。「如果說大家覺得親近，那是因為這些事情就發生在周身，有些人好像曾出現在我們生命裡。」張耀升沒打算直白地揭穿謎底，卻以鄭重的澄清作為線索，「但是，鍾導絕對沒有討好的意思。」

讓權力結構顯影

編劇二人皆是經驗豐富，也非常清楚編劇結構如何操作人心，共同創作也能交相辯證和彼此把關，但即便如此，為何還是做出了許多可能被視為「敗筆」的、詭異的人物與情節設定？

訪問中途，張耀升曾這麼談片中人物，「事實上，他們都不夠圓滑世故，所以會做出不夠周全的選擇。但也正因不世故，你會看見他們的真心所在。」而這或許說明了為何這部片不抹除讓人感覺不順暢的裂隙，讓人藉此洞察藏在內裡的、真正的故事核心。

除了人物在片中為了扮演某種道貌岸然的「樣子」，看來寫實又不寫實的機械化演出，尤其像是阿文說教與不自然的講演狀態。更激進的手段，是通過整體的結構來達成，設若我們單看貌似可獨立成作的上下半場，可能便不會覺察父親在阿豪與阿和、阿和與菜頭二對「兄弟」當中，資源分配的移轉。

換言之，正是《陽光》奇特的二分設定，讓隱藏的權力結構顯影。我們必須坦然接受這個結構的突梯，始知片中想談的，並非父愛，而是父愛與父權兩者間千絲萬縷的關係。並非「家」作為一風雨同舟的避風港，而是這些人際之間的關係組成，同時也很可能是讓所謂「自己人」與「外人」相愛相殺的共犯結構。

是以當我們談到阿和與阿豪時，張耀升說，「他們在補習班與輔育院的畫面做的是交叉剪輯，其實他們兩個人的處境是一樣的。」確實如此，他們同樣都被父親安排去「乖乖受教」。而父親自己，則置身背後漆有「把握時間，掌握方向」中華民國美學字樣，採機械化教育的駕訓班場景。

因此，當我們窺見背後的權力結構，再回頭思考張耀升所說的「某個想法」及其復現時，便不難推得他們所指涉的，便是某種威權結構的潛在，或者，無所不在。

故事的破口

《陽光》片中示現的，是比之《返校》更全面滲透的威權結構。這個結構不斷製造對立，撕裂彼此，將人跟人之間的關係轉換成資源爭奪的遊戲。誠如片中父親阿文合理化自己種種作為，包括對受害者家屬冷漠、跟監兒子、撞死菜頭的「說法」。然而，更恐怖的，是我們多數人卻都能對其同理，甚至為之感動。而這恰恰說明了，威權和暴力的存在，常是以「愛」之名。

但鍾、張二人刻意在滴水不漏的封閉結構中，讓長子阿豪出了岔子的自殺情節，成為故事的破口。「他沒有給任何理由就離開了，我們也想過各式各樣的理由，但都不對，就是沒理由。」張耀升說，「我們就想，如果要找一個稍微接近可以懂的人，那應該找誰？我就想到了袁哲生，他是對我影響很大的作家。」

片中阿豪對小貞傾訴，以謝文明詭異畫風再現的司馬光故事，便是出自袁哲生1999年的短篇小說集《寂寞的遊戲》，那時他因此集冊備受文壇注目。2004年，袁卻被發現在山區以童軍繩自縊身亡。「我見過他幾次，發現他總是設法對這世界所有人都很好，不斷散發溫暖。可是他因此定型後，卻沒有任何裂縫可以顯露自己陰暗或沉重的一面。」

「袁哲生的《寂寞的遊戲》是一本非常誠懇的小說，我覺得他當初出版的時候應該沒有料到，你把內心世界這麼赤裸裸呈現在這個世界上，對你來講其實是個傷害。」張耀升說，「在讀的時候，你會發現這個人非常希望自己可以完美消失在這個世界上，不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希望可以躲起來。」

這些暗面即使塞藏到文學的紙頁裡，也未必能帶來救贖。自高校時期，張耀升就以探索荒謬存在的小說於文壇嶄露頭角，2003年他的第一部小說合集《縫》，也以鬼魅風格呈現人際間各種霸凌、傾軋等暴力關係。

「當直接表述感受到的這個世界運行的方式，卻被全面呼喊正能量的世界解釋為黑暗，顯得自己很不堪，那就變成一種不能夠承受的傷害。」張耀升說，「後來我才明白，是很多人想假裝這些暗面不存在。」

光暗同存敞開的活路

「片中的阿豪雖然也處在升學制度底下，但在我們的設定中，他並不是一個會被升學制度壓迫的人。」張耀升說，「他就是個濫好人沒錯，即使死後都是好鬼，還要讓父親與弟弟和解，不想給任何人壓力。」

阿豪因存在於過曝的注目和期待、無處可躲的世界而痛苦，亦不願落入資源爭奪、彼此傾軋的遊戲邏輯裡，於是他砸開故事的破口，消失於自己與他人的生命裡，悄然無聲地。

「《縫》出版後，有個網路上的書評這麼寫：他說他有憂鬱症，大家都跟他說這本書很黑暗，不要看，但他偷看後卻覺得自己被理解了，他知道有些人因為某些微小但沉重的傷痛，努力地活著。」張耀升說，「如果當時也有人跟袁哲生說這句話，他可能也會記很久、很久。」

《陽光》要提示我們的，或許就是正視權力結構的存在，不要裝出世界沒有暗面的「樣子」。就像片尾陽光自樹葉縫隙灑落，那個光暗同存，不再塑造對立的世界。被光影庇蔭包納的每一個個體，才能生動地展開共生關係，敞開不受威權與教條拘束的，自在自由的活路。

後記

鍾導先前曾這麼說，「跟張耀升一起編劇，像在看心理醫生。」訪問到了最後，張耀升偷偷跟我們說他開出的「診斷」：「鍾導是很認真的人，認真的人大部分的時間都是很不安的。別看他外表像個霸道的大導演，其實他心裡住著個小男孩。」

這麼看來，鍾孟宏邀請張耀升加入一同辯證，讓權力結構顯影的共犯集團，走到最後，也悄聲無息地演變成一場撬開破口，洞察真心，發現彼此的雙載遊戲。

所以，有人一起當共犯，真的比較安心嗎？既是，也非。就像片中琴姐說的，不安感恆常都在，只是風險難測的一路上，至少「有人一起不放心」。

感謝林姵菁協助逐字整理、參與本文的辯證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