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來函：執法者違法而不受制衡，對法治的傷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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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說香港的法治正受破壞，特首亦指責違法示威者「損害香港法治」。然而，我們不能想當然地以為問題一說便清。釐清法治正怎樣受損、哪些問題在破壞法治，更能有益於事。

首先，相信大多數人也明白，違法並不等如損害法治，正如有市民衝紅燈或亂拋垃圾，我們也不會指責他們損害法治。因為法治社會並不用假設每一個人也不會違法，而是違法後要面臨法律後果，受限於法，體現法治精神。

雖說違法示威本身不會損害法治，但如果愈來愈多人認為示威者即使違法，也不應該要負上法律責任，法治精神便無可避免受動搖。之所以出現這種看法，一來，隨着政府沒有回應合理訴求，令一些人不經不覺間由同情示威者的處境和動機，變了認同違法示威的行為。二來，亦是更重要的原因，乃他們認為警察也在犯法，示威者便沒必要守法。

先不討論警察有否違法，而問一個問題：為甚麼市民可以違法，但警察不可以？「知法犯法」不足解釋，因為許多人違法時其實也「知犯」。究其原因，在於警察乃特別職業，正如從「執法者」之稱可見，他們是法律的執行者（officers of the law）。英國法律哲學家John Gardner曾經指出，警察、檢控官、法官等都是法律的執行者，有義務必須守法。執法者一旦違法，可能動搖社會對法律秩序的信心，或會破壞法治精神。Gardner甚至認為，執法者本身必須克制自律，警察若未能做到，便難以捍衛法治，不再勝任執法者之位。[1]

那麼這兩個多月，警察有否違法？社會最大的分歧亦在於此：一方認為警察在合法執法，另一方認為警察在濫用權力。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可以參考朱經緯案。警司朱經緯2014年驅趕示威者期間，對沒有威脅的途人揮打警棍，被裁定為有意圖行使非法武力，襲擊罪成。可見，警察執法時若有意圖地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便可能違法。

武力是否不必要，可分成兩個問題來看。首先，警員是否有需要行使武力？其次，警員若有需要使用武力，其武力程度是否適當？武力程度的問題或許比較主觀，要看警員的臨場判斷；是否需要行使武力，相對易見。正如在朱經緯案，被襲擊當時沒有威脅並正離開現場，法官裁定朱經緯毫無需要向他揮打警棍。這兩個多月以來，若然有示威者已經被制服，或正依從指示離開現場，但警員仍然動武的話，難免有行使非法武力之嫌。

執法者違法，本已有損法治；執法者違法而不受制衡，對法治的破壞更大。正如Gardner指出，「若缺乏有效方法令公權力者在法律上問責，那絕對是法治的重大缺失。」雖然我們有投訴警察課和監警會，但以朱經緯案為例，其揮棍襲擊途人之事有片為證，警方也不肯展開刑事調查，只當作投訴處理，而投訴警察課亦三度拒絕承認毆打指控，其公信力成疑。獨立於警隊的監警會雖然負責把關，但只能覆核投訴課的結果，並沒有調查或搜證的權力。若非像朱經緯案那樣表證確鑿，投訴其實不易證明屬實。更重要的是，六月以來不少警員——特別是速龍小隊——執法時沒有展示編號，即使涉嫌行使非法武力，市民亦難追究，「那絕對是法治的重大缺失」。

追源溯本，論者或言，示威者使用暴力甚至淪為「暴徒」，警察當然要使用武力。但是我們不能忘記，違法者和良好公民同樣應受法律保障，絕非警察的敵人；警察使用武力只能為了合法目的，而非「以彼之道還施彼身」。正如Gardner提醒，警方不能夠視「疑犯」為「敵人」，視「執法」如「戰爭」。「法治精神下，警察不可以將人分成『好人』與『壞人』，或『守法者』與『違法者』……警察作為執法者，保護好人也保護歹人。」

對此，香港人相信不難有共鳴。為甚麼警察好像對穿黑衣的年輕人特別「緊手」，對白衣市民卻顯寬容？不就是因為示威者已被視為「敵人」嗎？政府令警察和示威者站了在對立面，陷入互相敵視甚至仇視關係。當警員公開以「曱甴」形容示威者時，關乎的不只是一個稱呼或標籤，更反映出警隊內普遍的敵視觀念，或致執法出現偏差。「拘捕違法者的職責，令警察容易認為自己的責任是保護守法市民而對付犯罪份子。但警察這種自我理解，已經違背了法治。」

擁有公權力、能合法使用武力的警察，可謂站在法治最前線，甚至比起秉持公義、規限政府權力的法庭，他們與每一個市民的切身關係可能更大。故此，若然警察視民為敵，濫用武力，這個社會的法治形象便會受損。另一方面，執法者與隨後的檢控和審訊環環緊扣，若然「最上游」的警察執法手段或拘捕決定未能叫人信服，公義如何彰顯於人前？

香港法治為人稱道，但在今場風暴中卻似乎暴露了出不少問題，考驗我們的法治精神及對其之理解。無疑有示威者犯了法，將來甚至會罪成，但若然只看到事情的一面，對超出所需的武力視若無睹，無視背後的制度和觀念問題，不也是無益於甚至會損害法治嗎？

[1]: John Gardner, ‘Criminals in Uniform’, in RA Duff, L Farmer, S Marshall, M Renzo and V Tadros (eds), The Constitution of Crimi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