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来函：执法者违法而不受制衡，对法治的伤害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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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说香港的法治正受破坏，特首亦指责违法示威者“损害香港法治”。然而，我们不能想当然地以为问题一说便清。厘清法治正怎样受损、哪些问题在破坏法治，更能有益于事。

首先，相信大多数人也明白，违法并不等如损害法治，正如有市民冲红灯或乱抛垃圾，我们也不会指责他们损害法治。因为法治社会并不用假设每一个人也不会违法，而是违法后要面临法律后果，受限于法，体现法治精神。

虽说违法示威本身不会损害法治，但如果愈来愈多人认为示威者即使违法，也不应该要负上法律责任，法治精神便无可避免受动摇。之所以出现这种看法，一来，随着政府没有回应合理诉求，令一些人不经不觉间由同情示威者的处境和动机，变了认同违法示威的行为。二来，亦是更重要的原因，乃他们认为警察也在犯法，示威者便没必要守法。

先不讨论警察有否违法，而问一个问题：为甚么市民可以违法，但警察不可以？“知法犯法”不足解释，因为许多人违法时其实也“知犯”。究其原因，在于警察乃特别职业，正如从“执法者”之称可见，他们是法律的执行者（officers of the law）。英国法律哲学家John Gardner曾经指出，警察、检控官、法官等都是法律的执行者，有义务必须守法。执法者一旦违法，可能动摇社会对法律秩序的信心，或会破坏法治精神。Gardner甚至认为，执法者本身必须克制自律，警察若未能做到，便难以捍卫法治，不再胜任执法者之位。[1]

那么这两个多月，警察有否违法？社会最大的分歧亦在于此：一方认为警察在合法执法，另一方认为警察在滥用权力。要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参考朱经纬案。警司朱经纬2014年驱赶示威者期间，对没有威胁的途人挥打警棍，被裁定为有意图行使非法武力，袭击罪成。可见，警察执法时若有意图地使用不必要的武力，便可能违法。

武力是否不必要，可分成两个问题来看。首先，警员是否有需要行使武力？其次，警员若有需要使用武力，其武力程度是否适当？武力程度的问题或许比较主观，要看警员的临场判断；是否需要行使武力，相对易见。正如在朱经纬案，被袭击当时没有威胁并正离开现场，法官裁定朱经纬毫无需要向他挥打警棍。这两个多月以来，若然有示威者已经被制服，或正依从指示离开现场，但警员仍然动武的话，难免有行使非法武力之嫌。

执法者违法，本已有损法治；执法者违法而不受制衡，对法治的破坏更大。正如Gardner指出，“若缺乏有效方法令公权力者在法律上问责，那绝对是法治的重大缺失。”虽然我们有投诉警察课和监警会，但以朱经纬案为例，其挥棍袭击途人之事有片为证，警方也不肯展开刑事调查，只当作投诉处理，而投诉警察课亦三度拒绝承认殴打指控，其公信力成疑。独立于警队的监警会虽然负责把关，但只能复核投诉课的结果，并没有调查或搜证的权力。若非像朱经纬案那样表证确凿，投诉其实不易证明属实。更重要的是，六月以来不少警员——特别是速龙小队——执法时没有展示编号，即使涉嫌行使非法武力，市民亦难追究，“那绝对是法治的重大缺失”。

追源溯本，论者或言，示威者使用暴力甚至沦为“暴徒”，警察当然要使用武力。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违法者和良好公民同样应受法律保障，绝非警察的敌人；警察使用武力只能为了合法目的，而非“以彼之道还施彼身”。正如Gardner提醒，警方不能够视“疑犯”为“敌人”，视“执法”如“战争”。“法治精神下，警察不可以将人分成‘好人’与‘坏人’，或‘守法者’与‘违法者’……警察作为执法者，保护好人也保护歹人。”

对此，香港人相信不难有共鸣。为甚么警察好像对穿黑衣的年轻人特别“紧手”，对白衣市民却显宽容？不就是因为示威者已被视为“敌人”吗？政府令警察和示威者站了在对立面，陷入互相敌视甚至仇视关系。当警员公开以“曱甴”形容示威者时，关乎的不只是一个称呼或标签，更反映出警队内普遍的敌视观念，或致执法出现偏差。“拘捕违法者的职责，令警察容易认为自己的责任是保护守法市民而对付犯罪份子。但警察这种自我理解，已经违背了法治。”

拥有公权力、能合法使用武力的警察，可谓站在法治最前线，甚至比起秉持公义、规限政府权力的法庭，他们与每一个市民的切身关系可能更大。故此，若然警察视民为敌，滥用武力，这个社会的法治形象便会受损。另一方面，执法者与随后的检控和审讯环环紧扣，若然“最上游”的警察执法手段或拘捕决定未能叫人信服，公义如何彰显于人前？

香港法治为人称道，但在今场风暴中却似乎暴露了出不少问题，考验我们的法治精神及对其之理解。无疑有示威者犯了法，将来甚至会罪成，但若然只看到事情的一面，对超出所需的武力视若无睹，无视背后的制度和观念问题，不也是无益于甚至会损害法治吗？

[1]: John Gardner, ‘Criminals in Uniform’, in RA Duff, L Farmer, S Marshall, M Renzo and V Tadros (eds), The Constitution of Crimi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