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報導在香港：抵抗時間流逝、採訪管控和中央劃線

香港電台《鏗鏘集》高級監製薛友德，上月突然收到消息——「張健死了」。2019年4月15日，張健乘搭飛機時突然昏迷，航班急降德國，張健經搶救後不治，在六四三十周年前夕離開人世，時年48歲。

薛友德最後一次見張健，在十年前，時值六四二十周年。薛當時是《鏗鏘集》編導，跟同事潘達培抓破頭皮，構思報道。兩人翻查1991年播出的《鏗鏘集》，其中紀錄八九後流亡海外的民運人士，約有五百人。「二十年過去，他們想家嗎？他們能夠回家嗎？」二人萌生了重訪流亡者的念頭。

這個六四系列報導最後以「回家」、「解結」、「延伸」和「守望」為題，一連四集播影，張健就出現在第一集「回家」裡。薛友德回憶當日跟他見面，是在巴黎一幢舊式公寓的閣樓，「那是張健的家，十分狹小，但他似乎十分知足。」張健平日在唐人街一家烤鴨店為客人剁燒鴨，工餘時間幾乎都投身海外民主運動和教會的侍奉。斯是陋室，唯吾德馨；也是在這一塊安全的天地裡，張健才能透過網絡「回家」，跟遠在北京的母親用視像「見面」。

與時間競賽的六四採訪

八九六四時，張健年僅十八歲半，是北京體育學院的運動員，在廣場上擔任學生糾察隊的總指揮。六四凌晨，他在天安門廣場向一個中校軍官以死相諫，請求釋放被抓民眾時，遭軍官連轟三槍，被送往醫院搶救後，救回一命；但那顆射穿了左腿骨頭的子彈，則一直沒有機會動手術取出。張健隨後用假證件在北京、東北和內蒙等地匿藏，12年後因參與一宗維權事件，身份不慎曝光，遂逃亡到法國。薛友德探訪他之時，張健已流亡巴黎8年，更碰上他進行手術、把留在大腿裡面足足20年的子彈取出來的日子，「我記得當時張健說，如果這是仇恨的子彈，希望就是最後一顆。」

那一集的「回家」，片末的鏡頭設定在北京：2009年的農曆年三十，張健日夜惦念的母親，在《鏗鏘集》的鏡頭前，把眼睛笑成一條線：「有時他想我想哭了，他一哭我就笑。我不跟他哭什麼，我不讓他掂掛。」說畢，張母靜靜地翻兒子的相簿，卻泣不成聲。一直很想回家的張健，在巴黎接受訪問時，也在鏡頭前這樣說過：「有時我太想家，跟媽媽說，不如我回去投降了？媽說，你要找一個很好的理由，如果沒有一個讓你良心過得去的理由，健，相見憐如不見。」

被鏡頭紀錄下來的畫面依然清晰，但轉眼十年，張健已經離別人間。收到張健離世消息的當天，薛友德請同事把當年訪問的片段剪輯，放上臉書以作悼念。張健遽然離世，也震驚了民運圈子，不能回家的他，只留下了最後一顆仇恨的子彈，送給了香港支聯會的六四紀念館展覽。

這種年復一年插秧式的報道和記錄，在不知不覺間完善了一幅更大的拼圖、推開了一扇亦假亦真的歷史之窗。

除了張健，還有曾經在1991年和2009年兩次接受《鏗鏘集》訪問的前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亦在2014年去世。陳是趙紫陽的智囊，因六四時反對武力鎮壓學生，而遭通緝，被迫流亡美國。他同樣於六四二十周年「回家」一集中出現，陳一直想家，終亦客死異國，終年78歲。薛友德說：「這些流亡者心裡都想回家，但要回家，當局就會開條件，好幾人因此寧願不回。陳一諮當年亦靠不少人傳過話，他曾收到訊息表示可以回去，但再去到更高一層時，忽然就沒有下文了。」

過去三十年，在華人國度，年復一年堅持跟進六四相關的人和事的電視台，大概越發稀少。這種年復一年插秧式的報道和記錄，在不知不覺間完善了一幅更大的拼圖、推開了一扇亦假亦真的歷史之窗。不過只是身處其中的記者，大概沒有為意。

其中很多珍貴的六四採訪片段，諸如21名被通緝民運領袖名單中的項小吉和周鋒鎖，《鏗鏘集》亦有記錄過；已去世的劉曉波被拘捕前，港台電視部的記者更曾拍攝了他六分鐘的訪問片段，成為了劉曉波在鏡頭下最後的定格。

時間是記憶最大的小偷，報道六四的慘劇，一如跟時間競賽；距離八九年日子愈久，這場學運的見證者年紀愈大，能重現他們的機會就愈少。薛友德說，海外的流亡民運人士對香港記者都有特殊感情，緣於不少人當年經由香港出境，或曾得「黃雀行動」之助。「他們口中常提及，香港每年舉辦的悼念活動，竟從沒停過。他們總是很感激香港記者，這麼多年來仍然關注他們，會重訪他們，只要不是立場已變，他們一般都很願意跟記者再談六四。」

關於六四最核心的集體回憶能否保存，當中有一種政治權力的角力

兩個版本的六四回憶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榮休教授陳韜文，過去十年跟新聞與傳播學院院長李立峯，合作研究，拆解為何三十年來，香港人仍對六四念念不忘，並烙印成一種集體回憶。陳轁文解釋，其中香港傳媒所擔當的角色，甚為重要。

「關於六四最核心的集體回憶能否保存，當中有一種政治權力的角力；一般來說，政府和建制會產生主導作用。以內地為例，建制和民間主流的集體回憶往往一致，但在香港則相反。主流的六四回憶，不在官方，竟在民間。」但他亦不諱言，若把視野放大至整個中國，香港人對六四的集體回憶，以人數來計，則變成非主流的少數了。

陳轁文指出，香港人今日的六四記憶，能跟北京官方的六四版本分庭抗禮，其實是有賴三十年以來，傳媒和民間團體如支聯會等的互為作用。他解釋，八九六四的初期，中國政府試圖用他們的宣傳機器，去把事件改寫，「官方的說法是，學生受外界顛覆、受外國煽動，強調的是民間暴力、軍人被打，參與民運的民眾試圖顛覆共產政權。整個論述就是將責任放在學生身上，引證鎮壓暴亂有理。」

這種經改寫的回憶在內地廣泛散播，卻沒能改寫香港人的主流記憶。陳轁文認為，香港傳媒在其中的作用，飾演了「記憶動員」的角色，包括年復一年對於六四燭光晚會的報道，或者個別媒體逢五年和十年的回顧、跟進和採訪。

不過陳韜文也承認，隨時日過去，不少傳媒的取態已有所改變，「八九年的時候，即使左派傳媒都有派人到天安門採訪，作出了很多報道。但事件過去後不久，香港左派報紙對六四已改變態度，採取了迴避、封存的策略，不再觸及。加上香港很多傳媒亦已被收編，又或者出於自我審查，因此媒體的力量確實是慢慢減弱。」不過，陳轁文認為，一些較親中的商業報紙仍有報道六四的悼念活動，即使數量上很少，「也不是全部變成左報，他們能否過到自己那一關？他們的讀者又是否能信服？報道的數量是少，是絕對比不上明報和蘋果日報。」

蘋果日報的六四情意結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曾經在不少訪問裡說過，八九六四是他人生的轉捩點，沒有六四，就沒有《壹週刊》。黎智英本來從商，是佐丹奴時裝連鎖店的創辦人，六四時曾捐贈二十萬件印上標語的恤衫，予參加遊行的香港巿民；其業務因而遭中央封殺，最後他只能把手頭上所有的佐丹奴股份出售。黎智英赤膊投身傳媒，其想法是資訊能令人自由，《壹週刊》遂於六四發生後九個月面世（註：《壹》印刷版已於2018年2月停刊），而《蘋果日報》則於1995年創立。

雖然這個老闆的政治立場鮮明，但目前於《蘋果日報》任職副社長的陳沛敏，卻說出了發生在編採部的另一番景象。陳沛敏加入蘋果日報23年，她由港聞版記者做起，至副採訪主任、總編輯，現任副社長，曾於九一一時赴美採訪恐襲、也去過日本福島的海嘯災區，並曾參與很多六四系列的採訪報道。

八九六四時，陳沛敏正於香港中文大學工管系念二年級，也是學生報的編委。當年5月20號凌晨，電視播放北京宣佈戒嚴的消息，住在赤柱的陳沛敏在電話裏跟同學約定，立即前往新華社示威。那是個大風大雨的夜晚，她一邊哭一邊執拾出門，從不理政治的母親，卻沒有出聲過問半句，彼此心裏知道，那是一個特殊的時刻。

並非有個人指住你要去做六四，卻成為了一種內化的傳統。

轉眼數十年，六四已成為她職業上的內化價值。「逢五逢十，大家都自覺要較大規模去做六四題材。記得對上的二十周年，我和幾個同事本來打算由五四開始，一直做到六四，如果能連續一個月，每日也有六四篇幅，已經好棒。」誰料他們愈做愈起勁，最後這個「六四系列」竟然由四月十五日胡耀邦逝世開始，「動員了幾個同事，每日最少刊登一版有關六四的報道，周圍發掘很多不同人的故事，一直到做六月五號，報道燭光集會，足足一個半月。」

問陳沛敏報道六四題材，是不是收「柯打」必做，她說沒有從上而下的指令，反而有一種前後相繼的承傳。「我由做記者開始，看見前輩和同事是這樣做，於是每年到時到候，你就覺得自己也有責任去報道。更貼切的說法是，並非有個人指住你要去做六四，卻成為了一種內化的傳統。」

曾經鬧雙胞的6月5日

她認為，如果有一日《蘋果日報》不再做六四的報道，她相信讀者會是第一個問「點解」的人。蘋果日報自從創刊至今，每年6月5日皆以六四燭光晚會作為報紙頭條，陳沛敏說，對上一個十年，時值六四二十周年，他們的頭條便鬧了雙胞，「那時我不是決策層，不知道內部進行了甚麼討論，但報紙印出來後，就是燭光晚會的封面頭條，以及李澤楷已為人父的頭條，雙封面。」

陳沛敏說，若非碰上六四燭光晚會，李澤楷必成頭條，「但對我們來說，六四翌日的燭光照片，有一種特殊意義。但我相信，對其他報紙來說，則未必有這種『六四』的考慮。」

不過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始終要衡量新聞的價值，「新聞始終要秤，一般來說，自會做六四燭光晚會。但若然蘋果有一日放棄用六四晚會行頭，必須有很大的理由去justify（合理交待）：點解唔做？那必定是有一單極具影響力、涉及很大公眾利益的新聞發生。」

今年是六四三十周年，傳媒環境跟十年前相比，又起了更大的改變。陳沛敏直言，目前蘋果日報已將更多資源投放發展網上新聞，即使是六四的報道手法，也跟以往不同，「例如今年的燭光集會，一幅相已經不夠了，當晚更要在網上做live。網的同事也想出很多主意，四月已把『自由花』重新編排，拍了一條三分幾鐘的MV，找童聲演唱。另外又以舊曲新詞方式，請港人合唱六四的回憶。」至於今年的六四專題，同樣也是4月15號胡耀邦逝世之日開始，將會每日出版，直至6月5日。

最近幾年，香港開始湧現「六四關我乜事」的聲音，陳沛敏說，這也是他們要思考的問題。「蘋果日報的報紙讀者，年紀較大，未必有這個疑問，但蘋果網的讀者，就可能會出現這個想法。我們需要用不同的介面和手法去吸引不同讀者，但對於一些完全不關心的人，自由社會就是有不同意見的人，我們也只能夠繼續做好本份。」

反而對於傳媒因政治環境而噤聲，她更為慨嘆，「現在最常說的鼓勵是：大家盡做啦！有得做就應該做，若果等到有一天六四成為敏感詞，要打擦邊球才能報道的話，那就太戇居了吧？」

六四兩字比以前更敏感

其實，中大學者陳轁文亦有提出，香港傳媒現今對於保存六四記憶的作用，已見收縮和限制，「因為權力轉變，致媒體自我審查，對六四的報道就有所收斂。六四的敏感性已比以前更高，非常不利於集體回憶的承傳。」

至於本土那種「六四關我乜事」的看法，陳轁文認為，此亦是未來阻礙六四記憶承傳的不利因素。「本土主義的興趣，其實跟中國的打壓，是連在一起的。香港人有本土傾向本是正常，只是不會變成一套主義。關鍵是當香港人失去了本來享有的高度自由，你愈打壓，本土就走出來，令人愈覺得跟中國疏離，於是連帶六四也會割離，因為事不關己。」

他認為，若要繼續維繫香港社會對六四的集體回憶，而不被另一種中國官方或本地左派所建構的六四版本取代，香港傳媒以及公民社會，必須較以往三十年付出更大的努力去捍衛。他說：「時間會把一切沖淡，這是不可違抗的自然力量，加上官方有意打壓，以及有經歷的人逐漸老去，還有本土的意識愈強，那六四的記憶更難承傳。」

記者採訪遭干涉和扣查

香港電台高級監製薛友德，回想過去多年處理六四系列的專題報道，也有類似感受。在他看來，中央對六四的管控似乎愈發收緊，六四似乎比以前來得更為敏感。「二十周年的時候，同事潘達培主要負責回內地採訪六四異見者，當時的感覺是，環境相對寬鬆，只要有適當部署，媒體還是可以接觸到死難者家屬，甚至拍攝到他們到萬安公墓拜月祭的鏡頭。」他續說，2009年之後，港台再於六四二十五周年時，派同事到北京做訪問，情況已大為不同，「有些被訪受二十周年時找到他們，廿五周年時已經不能接觸到了。」

港台在六四廿五周年時，製作了「囚語」和「扎根」兩個特輯，採訪上也遇到莫大困難。其中訪問北京民間智庫「傳知行」創辦人郭玉閃時，記者甫抵達南京便遭便衣公安跟蹤，最終被迫取消訪問。但其實於六四二十周年的時候，記者曾成功跟隨郭玉閃到南京造訪郭的六四啟蒙老師；而同樣於二十周年時訪問過的六四死難者家屬郝建，亦於五年前的五月，亦即記者的訪問季節，突然「被消失」了。

薛友德直言，五年前那一趟實在是「很惡劣」，當日他收到新聞行家打電話去港台公關部，要求確認：「你們是否有記者在內地被拉？」今日回想，他仍顯得憂心，「當時我未清楚情況，不能對外講太多。」究竟實情如何？他說：「同事做訪問時一直遭到內地部門的跟蹤和干涉，試過在酒店被警告，另一次直接被扣查。」事緣記者當日跟天安門母親新發言人尤維潔聯絡之後，就被公安指她涉嫌藏有危險物品，扣查了整整九個小時。

劉曉波的最後定格

作為主管，薛友德從不害怕同事退縮，卻最擔心他們衝得太前，他搖搖頭笑道：「記者總是勇往直前，當他們認定那個值得做，就好盡力。你做主管的，就要提醒他們，始終我們最顧慮的是人身安全。很多事情不能預計，要有分寸，是否必須冒很大的險去做？是否一定要衝到最前才能看到，退後一些，是否也可行？」

薛友德1994年加入港台《鏗鏘集》，從助導做起，經歷編導、監製，至今為高級監製，曾兩次去到南亞海嘯的災區採訪。他第一次參與六四報道，是九七回歸那一年。之後六四十周年、二十周年、廿五周年等，他都以不同的身份參與製作，「六四報道跟其他的採訪不同，是一件幾十年的事件，牽動的範圍很大，每年再做都要思考不同的角度，檢視它不同的意義。」

大型採訪需要周詳的規劃和部署，但採訪的念頭很多時都是一念之間，「有時是當下一個moment你決定去採訪，做了就是做了。過多幾年，可能情況已不容許，當刻如果roll機記錄了，片段就很寶貴。」他難忘11年前的2008年，就在《零八憲章》發起人劉曉波被拘捕前兩個月，有同事一念之間找他做了個訪問，「那時也不知道是否埋到身，結果真的見到面，終成為一個很重要的訪問片段。」

那六分鐘是劉曉波人生中的最後一個訪問，之後不斷被同行借用，「有些東西記錄了，就是記錄了。」

下一個十年，燭光不是必然

中大學者陳轁文和李立峯的六四研究，已進入尾聲，陳轁文說，希望能盡快將報告書寫成文稿刊登。問他這個香港版的六四集體記憶，未來將何去何從，他說，過去三十年來要維繫這個記憶，本來已經困難重重，「過去也絕對不是一帆風順，實際上考驗亦很多。例如董建華回歸時已叫香港人要放下六四包袱，然後是巿民的淡忘，近年又屢受本土派的挑戰，這些全是真實考驗，香港克服過很多的壓力之後，才有今日的狀況，算是保存到六四回憶的核心部份。」

那麼放眼下一個十年，將會跟香港已經歷的十年，有甚麼最大的不同？陳轁文提出了這樣的憂慮，「很多年以來，本來香港左派報紙對六四採取避而不談的態度，但近年起了變化。你看一些建制派的網頁，如香港G報、港人講地、幫港出聲等，已出現了一些前所未有的言論，例如控訴支聯會『掠水』，也多番輸出諸如『六四有鎮壓必要』的言論。」

現在中央也試圖劃線，如果把這條線再劃去六四，傳媒就必然受到影響。而且首當其衝的，也必然是香港主流傳媒。

他直言，建制派在社交媒體這個新興的空間，主動輸出了很多親中言論，造成了一個效果，就是令人覺得「六四也可以是有爭議的，甚至是可以質疑的」。

香港社會目前所面對的形勢，已不只關乎保存六四記憶的問題，而是涉及香港未來是否仍能享有高度自治、實踐一國兩制，讓傳媒和巿民也能暢所欲言，報道或表達跟官方不同版本的事實和意見。陳轁文正色道：「現在中央也試圖劃線，如果把這條線再劃去六四，傳媒就必然受到影響。而且首當其衝的，也必然是香港主流傳媒。實際上，已經有人試圖劃線，並以六四為界，例如譚耀宗去年已經提出，燭光晚會嗌的『結束一黨專政』口號，可能違憲。」

下一個三十年，香港的六四記憶還是我們今日熟悉的面貌嗎？陳轁文認為，若未來將按香港目前的軌跡運行，「我想，傳媒和公民社會，都必須作出很大努力。」假如未來的政治氣氛是加快收縮，比當下的運行軌跡跑得更快，「那麼，要能繼續以目前的方式來紀念六四，或是不可能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