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記者陳潤芝的六四記憶：「每隔二十分鐘，軍人就開槍，砰砰砰砰砰」

2005年，47歲的陳潤芝在長安街上看到的，是圍滿燈飾的高樓大廈，天安門張燈結彩，恍如白晝。

時值歲末，「國情研習班」的大巴，載著包括陳潤芝在內的一群香港資深新聞工作者駛過長安街，在座的有採訪過八九民運的記者，也有媒體老總。此時陳潤芝早已從亞洲電視轉入有線新聞工作。身邊讚歎聲此起彼伏：「好厲害啊！你看這邊這幢，有一條街那麼寬！」「不對，你看這邊，這幢更誇張，簡直是凱旋門十倍！」「前面叫司機開慢點啦，那邊那幢更嚇人！我來不及拍啦！」

這一刻，坐在大巴裏的陳潤芝不會想到，三年後，汶川遭遇強震，毒奶粉事件曝光，劉曉波身陷囹圄；再向後，習近平於2013年上台，兩年後大批維權律師被捕，四年後劉曉波病逝。

當彩燈照進大巴，陳潤芝跌進記憶，那是1989年6月，天安門廣場上的燈，熄滅了。

入京：報道六四，是「歷史把我放到了那個位置」

1989年6月3日凌晨兩三點，陳潤芝被一陣電話鈴聲吵醒。「Ida（陳潤芝的英文名）！起來了！好多軍隊入城！」同事在電話裏大叫。陳潤芝睡眼惺忪，立即衝去同事的房間，這是北京飯店12樓，所有記者聚在房間露台上，攝影機對準近在眼前的長安街。只見一列軍隊沿著長安街，自西向東，向天安門廣場小跑前進。他們看起來年紀很小，都是「娃娃兵」。

和逾百米寬、如今有雙向十車道的長安街相比，這列軍隊看起來「好像一條線」。陳潤芝和同事們討論，都認為軍隊的陣勢很奇怪，如果要入城、圍天安門廣場，「兵力是單薄到不堪的」。

很快，就在記者眼皮底下，大量民眾從天安門廣場湧過來，把長長的軍隊攔住。雙方對峙之下，有市民將單車扔向軍隊，試圖沖散他們。

這是陳潤芝赴京第四天，也是她加入亞視第四年。這年七月，她就要移民加拿大。報道六四，在陳潤芝看來，是「歷史把我放到了那個位置」。

從4月15日胡耀邦逝世開始，香港媒體就高度參與到北京學運的報道中，連被視為有官方背景的《大公報》、《文匯報》皆大力報道。5月20日中共戒嚴，翌日《文匯報》發表四字社論「痛心疾首」，這是1949年之後中共報業史上第一次有傳媒「開天窗」寫社論。彼時風頭正勁的亞視，更陸續派出十幾名記者和攝製隊成員上京，在港的新聞編輯部差不多空了。亞視是整個華人地區首間電視台，新聞質素一直為人稱道。

香港民眾從未對國內事務產生如此高的關注度，局勢起伏，他們日夜守在電視機前，緊盯現場報道，為記者鼓掌。試過北京那邊衛星傳播被中斷，後來又接通，記者做衛星直播時，仍在港的陳潤芝接到新聞部樓下接線生電話：「好多人打電話進來讚你們！」整個五月，鮮花成批成批送來，新聞部都被擺滿了，花籃子直擺到外面電梯大堂裏。

新聞總監包雲龍原以為陳潤芝即將移民，來不及赴京。但陳潤芝眼見北京的同事們相繼病倒，主動請纓。5月31日，海關在陳潤芝回鄉證上蓋章，她正式加入報道八九學運的隊伍。

有女同事稍微打開房門，朝外看了看，轉過頭，陳潤芝看見她嘴唇發紫。「我第一次見到有人嘴唇是紫色的。我就知道，外面一定是軍隊。好恐怖。」

一到北京，陳潤芝馬上到天安門廣場採訪民眾。官方宣佈戒嚴已過十日，她嗅到廣場上已經渙散的氣息，整個運動似乎失去了方向。陳潤芝感覺清場即將到來，「以為會像『四五』（運動）那樣，用棍棒打你（清場）。」

事態正在走向失控，趙紫陽「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講話似乎已被丟棄。檯面底下，暗流湧動，水即將沸騰。

戒嚴：「我真的怕得要死」

6月3日早上，娃娃兵進城後，帶著困惑，陳潤芝到六部口巡街，看到一些已被市民攔下的軍車，裏面有槍。她爬上一輛軍車，眼前的軍人個個灰頭土臉，也不肯回答她的提問。周圍市民秩序井然，他們看守著軍車，有意識不去碰觸槍支；一見記者，就為他們開路：「記者來了，讓路給記者採訪。」

採訪完市民後。下午四五點，陳潤芝正和幾個同事在飯店休息，彼時已有傳言，說新華門有軍人和學生發生流血衝突，有軍人被打中腦袋。她感覺「水已經沸騰起來」。忽然一個男同事叫道：「外面有好多軍隊呀！」有女同事稍微打開房門，朝外看了看，轉過頭，陳潤芝看見她嘴唇發紫。「我第一次見到有人嘴唇是紫色的。我就知道，外面一定是軍隊。好恐怖。」

她回到房間，站在浴室裏，哭了足足十分鐘，然後對自己說：「停啦，妳停、停、停。」

他們立即把所有安全鎖、防盜鏈全部扣上，然而十幾個大漢已經來到房門外，把門拍得彷如山響：「你開門！你開門！」

陳潤芝拖慢語氣道：「我們裏面有兩個女記者，你們進來會不會打人？」

他們不理：「你先開門！先開門！」大漢個個身高六尺，其中一人拿著一圈鑰匙，早已把門打開，只剩防盜鏈扣著，這顯然有點激怒他們。

另一位攝影同事已經打電話回港，原來在做即時電話報道。陳潤芝眼見沒法拖延，只好溫聲道：「這裏有女記者，你進來不要打人。」就把他們放了進來。穿著制服的大漢們向他們吼道：「你知不知道現在在戒嚴？！你們還在拍攝？！」陳潤芝好聲好氣說：「我們不熟悉而已。我們不拍了。」

一通警告過後，房間內氣壓驟降。陳潤芝打電話回家，是父親接的。她的父親是一名香港警察，「什麼都見過，殮房見過，暴動也見過。」但當陳潤芝報告情況、安慰家人時，父親語氣雖鎮靜，卻說：「喂，冇理由唔驚呀（沒理由不害怕）。」

那一刻陳潤芝崩潰了。之前她一直沉浸在工作的興奮裏，現在才回過神來。「我真的怕得要死。我連房門都不敢出。」

晚飯過後，從北京飯店後方的小巷回來，見到一些軍人坐在地上好像被揍過、敗兵之將的樣子，陳潤芝和同事們都覺得「今夜一定出事」。她回到房間，站在浴室裏，哭了足足十分鐘，然後對自己說：「停啦，妳停、停、停。」

這是6月3日的夜晚。電視不斷播放通知，警告市民不要外出。而亞視記者謝志峰已帶著一班記者，只裝備沾水的毛巾，一頭扎進廣場的夜色裏。

槍響：三輪車載著流血的傷者離開，又再來，再走

長安街上，人頭湧動。一輛裝甲車如雷轟鳴，從天安門廣場，朝北京飯店樓下方向疾馳，那裏站滿了民眾。陳潤芝看得目瞪口呆，「裝甲車原來跑起來這麼快」。直到裝甲車衝抵的最後一兩秒，人群才開始移開。「後面的人怎來得及挪開？太殘忍了。」陳潤芝並不確定，裝甲車有沒有撞到民眾。

她嚇得趕緊給廣場上的同事打電話：「我在高處看（情形）好危險，你們快點回來。」謝志峰他們不肯：「我們這邊還可以，可以做多一陣。」

手機在當時是救命的寶物，陳潤芝不敢消耗同事的電量，又趕緊打給回去香港給總編輯伍國任：「不要再用他們的報道了，會死人的，叫他們回來吧！」伍國任說：「他們說現在走回來，比留在那裏還危險。」

「改革開放進行中，你卻搞一場這樣的屠殺。就像你有一間漂亮的缸瓦舖，你在慢慢修復古董，怎知一頭狂牛衝了進來，撞爛所有的東西。」陳潤芝說，「那些人命的損失是無法挽回的。」

第一下槍聲響起。不可置信的感覺向她湧來。

然後「砰砰砰砰砰」，接二連三，槍聲不停。

救護車駛過來，架著大木板的三輪車駛過來。流血的傷者被載走，車再來，又再走。那個情景，正如人們今日能看到的照片。

陳潤芝不能相信。1982年她唸大學，還會到大陸旅行，感覺一切都在慢慢進步。1987年，她去昆明報道《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會議。會議過後，她和香港代表司徒華、李福善、李柱銘、烏維庸、廖瑤珠和譚惠珠，以及中方官員鄭偉榮一齊，在大廳裏唱歌。那時氣氛融洽，大家「是有朋友傾的（可以做朋友的）」。

當槍聲響起，歷史的巨輪轉向。一切都改變，李柱銘與司徒華隨後退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

「改革開放進行中，你卻搞一場這樣的屠殺。就像你有一間漂亮的缸瓦舖，你在慢慢修復古董，怎知一頭狂牛衝了進來，撞爛所有的東西。」陳潤芝說，「那些人命的損失是無法挽回的。」

這一晚幾乎無眠。同事李少媚負責做電話報道。陳潤芝和同事不斷觀察廣場狀況，每在槍響時便趕緊躲回房間；她們都為廣場上的同事憂心。6月4日凌晨五點鐘，她累得昏睡過去，一小時後再醒來，早晨已降臨，槍聲卻未遠去。

早上十點鐘左右，一些市民踩自行車回到現場，不斷試圖靠近軍隊。每隔二十分鐘，軍人就開槍，他們不止站在隊伍裏，還衝出來開。砰砰砰砰砰，陳潤芝和同事李少媚趕緊躲回房間。再回露台時，只見軍隊前面已倒下十幾個黑點——這樣的場景不斷重複。

中午，陳潤芝做電話現場報道，一聽到那邊香港同事徐佩瑩的聲音，她已差點哭出來。

「可以這麼說，我們現在目擊的……（哽咽，無法說話）是一些令人很難過的鏡頭。那些市民是沒有武器，也沒有任何橫幅或者什麼。他們只不過踩單車在接近軍隊的地方兜圈，或者很不明智地集結。」

她終於哭了起來，再強忍下去。

三十年過去，她坐在桌前，對記者說：「真殘忍啊。」

撤離：六四令她更加關切中國人權事件

6月5日晚上，陳潤芝和大部分香港記者、學生一齊，登上港府派來的港龍包機。就在起飛前，忽然十幾個公安人員走入機艙，稱有人證件有問題，需要查看。氣氛立即十分緊張，眾人懸心等待發落。然而此時，支聯會李卓人主動站起來，對帶頭公安說：「這班機是我負責。」公安便把他帶走。學聯成員李蘭菊激動起來，想衝出去找李，被亞視新聞總監包雲龍制止。港龍的空姐紅著眼睛，向大家說明航空規定，飛機無法繼續留在原地等候。

飛機就這樣起飛了。

當飛機降落到香港啟德機場，機上所有人鼓起掌來，然後哭成淚人。就在此時，手臂戴著黑紗的機場人員和香港市民湧上前來，夾道歡迎，溫暖與苦澀在記者們的內心交織、勒緊。「把同胞都拋棄在北京了，他們會怎麼樣？」陳潤芝無法回答。

6月8日，經歷三天軟禁，在中國官方要求下，李卓人簽了「悔過書」，獲准登機回港。

陳潤芝一直留在了新聞行業裏。六四過後，她按原計劃移民加拿大，因當地華人新聞媒體影響力較小，於93年回港，加入有線新聞，退休前為有線新聞直播新聞台台長。「我比較現實，人首先要解決自己的生活。」

她仍像剛入行時那樣充滿行動力和敏銳觸覺。像1986年她迅速電話採訪了劫持華航飛機到北京的機師王錫爵的太太、並獲上司賞識一樣；2000年，她又採訪了新當選為台灣副總統的呂秀蓮，這一次，她的獨家新聞，被時任中聯辦副主任王鳳超批評為「鼓吹分裂」。

她說六四從未過去。「六四是共產政權最殘酷、極致的表現。它的殘酷，其實到現在都有不同程度的表達，包括逮捕人權律師、強力打壓所有為民請命的人。」

六四的經歷也令她更加關切中國人權事件。近日最新發生的維權新聞，她逐一數來：「危志立，幫工人爭取權益，被捕了；然後北大馬克思學會幫工人爭取權益，又抓了。（中共政權）高度敏感到一個程度，不容許任何第三方力量去糾正一些錯誤的行為，社會如何進步？」

「當一些事成為日常以後，你就覺得，是這樣的啦，沒眼看。香港人千萬不要有這個（想法）。……如果有一日來到你面前，你怎麼辦？」

經過2003年，香港以一場百萬人大遊行而改變政府23條立法的決定，她更覺面對政權的打壓不能坐以待斃。當身邊有人覺得「我出聲都沒用」，她堅持認為，不能以功能性去看待一切——「如果七百萬香港人都這麼想，你豈不是像澳門那樣？人最終都要去見上帝，你中間的過程是否也應該過得好好的？善用你的blessing。」

六四三O：「這件事（六四清場）是不對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是不對的。」

2008年底，陳潤芝自費、請假到美國採訪吳仁華、程真、陳一諮、王軍濤等，又跑去深圳訪問人權律師浦志強，寫成《六四二O》。她希望不止著眼六四，更要碰觸「後八九」的中國狀況。她在書中問道：「今天的祖國，有沒有比廿年前更開放、民主、廉潔？傳媒自由度，有沒有比廿年前多了，還是少了？」

她那時還約訪當年的「廣場四君子」、「零八憲章」發起人、後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劉曉波爽快答應：「行！你來吧！」一個星期後，劉曉波被捕了。

八年多後，2017年，服刑中的劉曉波病重的消息登上世界各大新聞版面，陳潤芝在香港，和眾人一樣從新聞中得悉噩耗。她再次發出歎息：「好殘忍。」

今年六四30週年，她再次自費出書《六四三O》，採訪對象包括王丹、王超華，還有「後八九」的維權律師滕彪等。她仍說：「是歷史把我放在那個位置。」多年從事新聞，來到這一刻，「我退休了，有時間、資源、人脈，那我運用這些知識和經歷，去多做一點事情，引起香港人對國內人權狀況的關注。」

「我只是觀察者，不可能改變任何事情。作為一個小小的記者，我唯一的作用，就是告訴大家，這件事（六四清場）是不對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是不對的。」

她說對中國的感情，來自於在採訪、在新聞中所見的各種維權和民運人士。「包括危志立的太太（鄭楚然），包括譚作人犧牲家庭幸福，明知會坐牢，夫妻倆完全無悔，連女兒的教育都犧牲了。」

她在新書裏訪問了王丹，王丹第一次坐牢是坐四年，去到三年零六個月，官方告訴他：你寫悔過書，我早點放你。王丹母親說：都坐了三年半了，把它坐完！不寫！

「你有沒有見過這麼厲害的媽媽？如果我兒子被捕了一天，叫他寫悔過書，我會說：快點寫，快點寫，不要說那麼多。王丹媽媽卻說不要寫。我真是服了。」

如今再看陳潤芝珍藏的那張1987年《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會後照片，司徒華、李福善、烏維庸、廖瑤珠都早已去世，只剩李柱銘和譚惠珠仍健在。六四之後，他們走向不同的道路：譚惠珠後來成了港區人大代表，一度稱國民教育教材無需納入六四內容；而李柱銘則在六四翌年成立港同盟（民主黨前身），每年風雨不改參與維園六四紀念晚會。

陳潤芝也會去維園燭光晚會。有一次，她乘的士過去，司機知道她參加六四紀念晚會，對她說：「也把我的心帶過去。」當她向媒體憶起這一幕時，不禁落淚：「香港人還是明辨是非、站得堅定。」她認為，紀念六四，「不是每個人都有條件出聲，但可以出聲的人要出。香港作為一個自由的地方，是不是更有一個道義的責任去發聲？」

如今，大陸的言論空間急劇收窄，政治愈加高壓。也喜歡做台灣新聞的陳潤芝說：「一個對比：228事件，當年我是看著李登輝道歉的。但我覺得，我不會看到中國領導人就六四事件道歉。」

「習近平也說過，不搞三權分立，不搞獨立司法。那我看不到希望在哪。但你不能因為渺茫而什麼都不做。因為你知道事情沒有希望，你才會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