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租、被尋租、批判尋租，吳介民的生命母題

編者按：台灣中央研究院社會所副研究員吳介民近日出版《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一書，探討台商與中國崛起的關係，並指出「尋租發展型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這是他繼2012年出版的《第三種中國想像》之後，又一部關於中國的重磅學術論著。

吳介民堪稱在台灣從事「中國研究」最重要的中生代學者之一，他的切入途徑不同於黨國傳統的「大陸研究」、「匪情研究」，而是專注經濟發展和政治體制的關係，以及兩岸四地公民社會的發展。只是很少有人知道，這樣的研究取徑，和他自己的生命歷程息息相關……

1994年，吳介民剛開始在廣東做田野調查。那是居住人口約1000多人的村子，卻有兩萬名民工，外來和本地人口超過10:1，連鎖移民（chain migration）現象潛藏各種社會矛盾。那時他沒想到持續調研這些矛盾，會一頭栽進去25年。他給這個村落一個代號：「蛇尾村」。1995年，他發表論文《壓榨人性空間：華南蛇尾村的故事》，後續研究持續在《尋租中國》裏展開。

時間回到1994年的「蛇尾村」，一日，他端著傻瓜相機，觀察建築隊，一名工人猛抬頭，眼神撞上吳介民，他直覺地按下快門，回過神來，覺得很不好意思，「那個動作有點intrusive（侵擾）。」

建築隊的工人在想什麼呢？「我不知道、我到今天還不知道。」如果沒有證據，吳介民甚至不願輕易詮釋一個眼神。只是，每每整理照片，看到這雙眼，他還是會起雞皮疙瘩：「我會想，經過25年，他在哪兒？在幹什麼呢？」見眾生也見自己：「他（建築隊工人）很年輕，只因勞動而顯老、衣服上都是污泥……，假如我是他，看到一個外來者穿著比他乾淨的年輕讀書人，拿一個摩登的傻瓜相機，首先我會好奇，然後會有一種莫名的自卑感……，」他又修正用詞：「是不是要用『自卑』這麼重的詞呢？我也不知道。至少，我會很好奇、好嚮往，有aspiration（志向、抱負），想要去渴望、去追求。」

「因為，我曾經做過那樣基層的工人。」吳介民出版的詩集《地犬》中有篇題為《一九七七》的詩，其中有段文字：「於是，在城市邊陲的小衛星工廠/你們成為輸送帶上的少年工/馬達休息的片刻/你和你的兄弟看著你們的堂兄弟吃/蚵仔麵線，一種你們還很陌生的點心/你們虛弱地看著/看著裝滿羹湯的大鼎滾起熱泡/脹大又縮小，那麼美/此起彼落，為何不破？……」現實中的1977，是他曾經感受飢餓的一年。

42年前，吳介民的父親在宜蘭開小工廠經商失敗，舉家遷到台北，一家五口落腳三重埔，在市場門口擺起自助餐店。小店生意差，吳介民高中只能讀夜校，白天和弟弟上工廠做外銷兒童塑膠包鞋，他負責把一筒筒的塑膠布鋪開、疊成數層、擺上鞋模、操作沖壓機、壓出片片鞋底，弟弟則在生產線上，負責黏合鞋底和鞋身。當家裏自助餐生意好轉，哥倆又離開工廠，回家幫忙做自助餐。

自助餐店是一家五口的小家庭生產鏈，年休不到五天，天未亮全家就起床，爸爸去市場殺魚買肉，吳介民騎車去早市買菜、豆乾、豆包，回家後得用瓦斯鍋煮大鍋飯，弟弟切菜備料，媽媽和妹妹負責煎煮炒炸，收攤之後蹲在路邊的餿水桶旁，兄妹們清洗上百個油膩餐盤。早年洗潔劑良莠不齊，妹妹洗碗洗出「工傷」，日後好幾年長不出指甲。

勞動階級的生活經驗使得他在進行相關研究時，充分理解他的研究對象。在進入中產階級、接觸上層階級社會時，不會像某些知識分子，產生對下層階級的贖罪衝動感，「那對我來說是無謂的，」吳介民說，「我就是在下層生活多年的孩子啊。」

True Democracy

「我是從基層生活流動上來的。我在台灣基層社會打滾，有很強的不服輸感，覺得只要給我機會，我們每個人都可以。」他從不懷疑，只要社會給予所有個體平等資源、滿足基礎需求，每個人就有機會長成他想變成的樣子。「其實這也是真正民主的精神，這是true democracy：這是我體會的民主。」「我是很努力沒錯；但如果沒有那些條件，我也不會有機會。」談到機會，他還是會想到那群建築隊工人，「20多年後，我回看那個照片裡的民工，我覺得，他們就是沒機會啊。」

1981年，窮孩子的機會來了：考大學的那個夏天。考前，他鼓起勇氣，向父親說：「爸爸，我要去考聯考，我要跟家裡請假，我保證會考上（大學）。」他向自助餐廳請假四個月，沒錢補習全科班，就去補短期模擬考班。半年寒窗無人問，當親戚來報「你兒子上台大」，他還記得父親欣喜若狂，「我爸爸的經濟生活雖然很坎坷，但他是知識份子的個性，他好希望孩子可以讀好書……。」

對吳介民的父親來說，在那個填不飽肚子的年代，知識份子「以天下為己任」，不只是口號，更是「顛沛必於是」的實踐。1970年代，吳介民的父親在宜蘭擔任記者，下班後常和太太談論地方政治黑暗，十來歲的吳介民老愛湊去旁聽。吳父轉職開小工廠，一名常帶著吳介民玩、被他稱為「大姊姊」的工廠女工悄悄告訴他，她不滿國民黨做票、上街參加遊行去了，後來他才知道這就是台灣民主史上著名的「郭雨新事件」。（編者按：1975年立委選舉，異議人士郭雨新在宜蘭選區因憑空出現的數萬張「廢票」而落選，日後民眾挖馬路時挖出一大袋投給郭雨新的選票，地方民情激憤。）從父輩、大姊姊分享的街頭見聞裏，少年吳介民接受了政治啟蒙，儘管說不出所以然，「但對小孩來講，都會有一些烙印。」

坎坷裏的幸運

考上台灣大學是階級流動的機會，卻不代表人生從此順風順水。賣米的閩南人對吳父說：「恁兒若考著大學，我替伊提皮包一世人」（你兒子如果考上大學，我替他提一輩子皮包）；外省老先生也對吳父說：「你兒子一定作弊啦，怎麼考得上台大？」幾十年前的事了，不知怎地，吳介民仍記得。解嚴前夕，他從台灣校園望向政治場域，只不過大學裏的國父思想課、呆板保守課程讓吳介民有些失望，屢次跳窗翹課，改開始接觸黨外人士和刊物。他又想改變台灣，看著叱吒的律師世代，認為考律師才是實踐之道，但觀察同學修法律課卻覺得無聊，左思右想，決定留在政治系。

當時吳介民家中賣水餃，遭遇諸多變故，水餃師傅工資要求太高、家中捨不得聘請，身為長子的他，索性兩度休學，回家包水餃。復學之後，他積極參與校園運動，之後考上台大政治研究所，1990年3月，野百合學運爆發，他在水餃店、學校、中正紀念堂三地之間往返，「天天住在中正廟（台灣部分民眾對中正紀念堂的戲稱），有天回家洗澡，發現有個包裹，把包裹丟在一邊，又去中正廟。」

野百合學運落幕後，他才發現，那包裹裝著哥倫比亞大學寄來的錄取信，他獲得全額獎學金。「坎坎坷坷，可是又蠻幸運的，」那是剛解嚴的台灣，他在失望裡看到希望；家裏原本供不起他念書，有了全額獎學金，暫時就沒有經濟上的顧慮了。赴美之前，本該要好好準備學業，他卻在年5月上街參與「反軍人干政」大遊行，重返街頭。

「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是1970年代起在台灣流行不退的戲謔口號，吳介民來了台大、去了美國，寒暑假卻都跑回台灣，在美國時也滿腦子家鄉事。「那時台灣意識非常高漲，感覺每天醒來都覺得台灣很強，」吳介民回憶，1990年代的台灣進入緊鑼密鼓的自由化與民主化，他的朋友搞起學運，其中不少人後來成為政壇要角。1992年，他和一群學術界的友人成立「里巷工作室」，拍攝以台商為訪談對象的紀錄片《台胞》；1996年三月，台灣第一次總統直選前，台海危機爆發，他與朋友們在紐約發起「民主不落日」守夜靜坐。

民工之眼、台商之眼

彷彿是生命的母題，吳介民的學術研究和核心關懷大多圍繞社會平等、民主問題、階級政治、社會運動、政治轉型。90年代末期開始，他回台任職於清華大學，更專注研究民工題目。「在我的博士論文階段就發現民工太重要了，（企業）都在剝削民工，才獲得這些經濟剩餘。」透過持續的田野調查、深度訪談低層中國人民的生命故事，他日漸掌握剝削的結構與不同行業的剝削生態。例如中國建築隊工人，待遇與保障往往比其他民工更差，他解釋：「一層一層的剝削，工資積欠很嚴重。他們有時候只是圖一口飯吃，住在工地旁邊蓋小寮，自己埋鍋造飯，常常只賺到飯吃，工錢都被扣押、拿不到錢。」「哪有什麼社保？在工廠的工人，會到後來吵著追繳社保、買斷工齡議題……，但建築隊哪有這些事？建築隊哪有這種保險？」

「剝削，是所有資本主義經濟的要素，但剝削的具體形式，因時因地而異。」在這裡，他要強調：「剝削是個學術用語、現象，指的是得到超過應有的所得，我們不要給它道德的負擔。」在《尋租中國》 的導論章節，他寫道：「中國模式的特色是，由國家打造民工階級，國家積極參與進剝削民工的競賽之中。台資，如同所有外資與中資，也都加入此具有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但是，國家與資本都不願面對剝削民工的事實。」他也指出，中國工人因工資過低、福利太少而不得不加班掙錢，卻經常被表述為「工人喜歡加班」。他批判，這種論述正當化了超時加班；富士康工人連環自殺事件，揭穿了這個迷思。

「一國多制、國中有國、人跟人之間階序差別，是高度被體制化和政治（政策）化的。」從民工視角出發，在《尋租中國》裏，吳介民結合深度訪談與總體經濟與政策分析，解釋中國變動中的政商關係、公民身分與權利，提出虛擬所有權（fictive ownership）、公民身分差序（differential citizenship）等理論。他指出，「虛擬所有權」的制度安排，在中國地方政府與外資合作關係中扮演重要角色：在一個缺乏民主法治的國家，這種「非正式制度」替私人部門提供了保護傘；「公民身份差序」指的是中國國內特殊的身份差序制度，國家製造出不同公民群體之間的身份等差關係。

他如是看待「中國式剝削」：「不論是廣東模式或中國模式，在官方宣傳下總是光鮮亮麗，但背後的剝削則經常被掩蓋起來。全球價值鏈，其實是一條又一條跨越國界、穿透階級與性別、破壞生態環境的剝削鏈。沿著價值鏈，人與生態必須付出的代價層層轉嫁下去。」

吳介民主張，中國發展模式必須從廣東講起；而從廣東起家的加工貿易成長模式，則必須從台商講起。這場跨了25年的田野調查，對象除了民工，台商是另一個重要群體，他長期追蹤例如台陽等數家台資公司，觀察「台灣因素」對中國當代經濟發展的推力，解析台商在中國與世界經濟競爭中的角色。

「通過『台商之眼』，我們得以從一個內部觀察的角度，記錄廣東模式的發展變遷過程。通過台商之眼，我們可以進一步發掘當代中國趕超發展的企圖心、焦慮與挫折。」他在書中指出，台商因僱用數以百萬計的民工，而參與到「公民身分差序」體制這部精巧、複雜且粗暴的剝削機器；台商與在地體制鑲嵌、與地方政府發生各種交易，而對中國的非正式制度安排（潛規則）、虛擬產權關係與虛假契約關係，知之甚詳。此外，台商、台幹也因與中國官員幹部密集交往，從而理解中國官方的「心情」與「謀略」。

《尋租中國：台商、廣東模式與全球資本主義》

作者：吳介民

出版社：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出版日期：2019年3月

機構化尋租

《尋租中國》出版後，吳介民接到不少來電，探討書名的由來、討論「尋租」概念。甚至，有台商在這本書的相關報導後留言：「我1992年進中國，2002年離開中國前進越南，算是尋租中國的受益者。2019的中國還有尋租機會嗎？這恐怕是前進中國的台商應該深思熟慮的。」

吳介民指出，所謂「尋租」（rent-seeking）現象，指的是利用資源透過政治過程獲得特權，構成對他人利益的損害，從而使自己獲得租金收益的行為，例如利用賄賂、腐化、走私及黑市等行為，以非法手段來追求利潤，創造少數持有特權者透過不平等競爭方式，憑權力取得超額收入的機會。而「租金」指的已非土地或房地產所延伸的費用所得，而是「經濟租」或「政治租」。

「從我第一天踏進中國的土地那一刻，就覺得這個社會的各種尋租活動，真是非常猖獗，然後很亂，卻又亂中有序。」具體來說，吳介民這裡指的「亂」，包括頻繁的索賄、行賄、尋租腐化活動。他陸續從台商、官員的口中聽聞，幾乎每一樣事情都充斥「在合法和非法當中的灰色空間」，而且操作空間很大。

「創造租金、然後尋租、然後分租，看大家怎麼分？這就是尋租的概念。」他指出，尋租、索賄是全球商業世界的普遍現象，但是在中國特別猖獗。「地方政府整天來要這個錢、要那個錢，」他回憶，許多台商、台幹不時埋怨中國官方索賄，書中提及課徵人頭稅，「人頭稅還是比較正規的，我把它稱為機構化尋租（institutional rent seeking），組織的集體機構化是有穩定性和可預測性的。可是有很多那種歪七扭八的，要各種錢、什麼名目，太多了……。」

「中國到處都在發生尋租，可是成長還是很好。這怎麼跟我們以前發展社會學發展經濟學的概念都不一樣？」吳介民拋出這個疑問。

「剝削來的經濟剩餘被資本，就是被內資、外資和中國政府、中國官員分掉。」他指出，內外資、中國資本家和官員發了財，中國民工的工資成長率卻遠遠跟不上經濟成長，從這點能看出剝削確實存在——雖然民工的工資看似增加，但漲幅非常小。讓他印象最深的一幕，是在東莞一家工廠見到的民工，當時他遠遠看見到地溝裡「一堆白白的東西」，後來才知道工人早餐時間太短、資方給的饅頭難以下嚥，大批民工索性邊上工、邊吃、邊丟，那一地的白饅頭，是被剝削者的無聲抗議。

如今，尋租現象與經濟發展並存的好日子結束了。「中國過去那30多年，曾經有一段時間，中國機遇有個特殊的歷史性，使尋租和成長可以並處。直到最近這5年至10年，產業升級壓力大增，之前那一套就行不通了。」他觀察，隨著中國財政緊縮、中國產業轉型升級、人口紅利不再、不能再從民工勞動力擠壓出過往高比例的經濟價值、習近平以打貪政策打擊機構化尋租，尋租空間已被壓縮。他指出，若有人現在還想從中獲取利益、發財，搭上的很可能是「中國尋租經濟的末班車」。

中國經濟的黃金年代靠著勞力密集策略，和台灣在1960到1980年代的模式非常相似，靠廉價勞動力和剝削環節推動經濟發展——經濟剩餘靠勞工創造。若只有資本投入、沒有技術經濟，賺的還是勞力的錢。他舉富士康為例，「毛利非常低、經常只有3%到5%，營業額卻非常巨大，基本上它是個組裝業，勞動力還是不斷重複的、無聊的勞動方式和剝削人力——富士康的女工的眼睛，都壞得特別快。」

叩問台灣出路

「很多人唱衰台灣經濟，這都是亂講一通。」吳介民說，《尋租中國》讓他有信心說明兩件事：其一，研究顯示台灣產業能力的進步和韌性；其二，台灣產業在特定部門還是領先中國，特別是半導體產業的製造能力還是全球領先地位，這方面還是遙遙領先中國，「張忠謀說台積電領先中國5到10年（編者按：張忠謀去年表示，台積電將會不斷進步，不管是在技術或是在效能上，都會領先對岸競爭對手至少5年，不過領先時間應該會在10年左右），他很保留、客氣，他也說不能安逸。台灣中小企業製造能力還是跟著世界的產業鏈的頂端、跟得很緊啊，這都是我們的本錢啊。不要太沒有自信、妄自菲薄。」

「台灣媒體整個跟著中國『大外宣』的口徑，把台灣唱衰成這樣，這也是另一種悲哀。」談到台灣的妄自菲薄，向來儒雅的學者有些憤怒，「我經常會警告中國因素的負面性，可是我也不會去鼓吹恐慌感；中國對台灣某些面是有求於台灣。台灣過度活在中國陰影底下、一直有一種恐慌感。這種恐慌感是要被打破的。」

「台灣經濟沒那麼差，」他強調，台灣經濟固然面臨一些問題與陷阱，但畢竟台灣已經是高所得社會了、邁入高收入（有人稱之為「高收入陷阱」）；在已開發國家，經濟成長率在2是再正常不過的，「台灣不要再想回到4、5，那不可能了，除非很大例外，或發生金融危機，（經濟成長率）掉下去又反彈。」

他也關注香港，談起近來港人希望移民台灣的移民潮，他又憂心起來。「台灣很舒服、台灣當然條件很好，但是台灣自己也在被轉型。」他並預測，明年一月總統大選，最壞的劇本，是選出一位主張和中國談判、簽署和平協議的候選人，這紙協議一旦簽署，中國便拿到終統保證書，台灣立刻香港化。

「香港在跟英國簽中英協議、把主權轉讓給中國時，就決定了今後的命運。」「1982到1984，中英談判談香港前途，鄧小平都說『馬照跑，舞照跳』，意思就是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維持50年。結果主權回歸還沒20年就要變了。」他指出，由此可見，中國共產黨政權是一個沒有信用的政權；隨時準備把香港過渡到「一國一制」，「他（北京）做的不是一步到位，而是逐步入侵、溫水煮青蛙。香港用20年的時間，走到這一步。」

以香港為鏡，回頭看看富裕、祥和、安逸慣了的台灣社會，他又忍不住批判主張與中國簽署和平協議、贊成終統的部分民意，「那群人其實就是搭了台灣的便車。如果台灣現在被中國控制，這些人的身份資本就沒有價值了。這群人享有一個作為台灣人的身份資本，正因為台灣是事實獨立狀態。如果台灣沒有事實獨立狀態、已經被中國完全控制住，這群人身為台灣人身份資本還有價值嗎？」「從客觀角度看，那是一群沒有共同體意識，卻在享受共同體的民主公共財的人。我不想說他們自私，但是只要揭發這個結構就好。」

若要用一句話總結《尋租中國》，那應該會是：台灣的出路可以走向哪裏？

吳介民不僅為台灣保留了一個年代的研究資料，甚至為中國發展本身保留了一份研究資料。「我相信我做的這一塊，是連中國人自己都沒有做得這麼仔細地、做一個很基礎的研究。」他說，透過台灣的眼睛、台商之眼分析現象，有銳利和方便之處、但也有其限制；更精確來說，他花了25年，實作一部「台灣觀點的中國研究」－－並非狹隘的台灣中心主義，而是回到台灣人的政治經濟價值主體性、帶著「關心自己出路」的問題意識的一部研究，「這本書不只寫給現在，我有點自我安慰……，但我希望這本書可以被讀好幾代。」吳介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