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天是在哪一刻過去的?
對橫跨深港兩地的少女佩佩來說,「過春天」是一句水貨客的黑話,意思是:走私者順利通過海關;對身處銀幕外的觀影者而言,「過春天」過的是一段混亂而帶有憧憬、躁動而有驚無險的青春——主角佩佩的父親在香港,母親在深圳,而她讀書在香港,生活在深圳,在每日的雙城生活中迎接一段青春裂變。
今年3月已在內地、5月將於香港上映的《過春天》是中國內地導演白雪所執導的第一部電影,也是華語影壇第一部以深港跨境學童為題材的電影:「水貨客」、「單非兒童」,這兩個長期充滿中港政治意涵的群體,在電影中被具象化為一個個有故事的個體:佩佩、阿豪、花姐、水哥…… 電影呈現出媒體報導與評論以外的世界,一齣政治不太在場的跨境學童雙城記。日前白雪在香港接受端傳媒專訪,講述她與《過春天》的故事。
今年32歲的白雪畢業於北京電影學院導演系,在出發挑戰青春片之前,她經歷了十年的沉寂。媒體多形容她為「全職太太」,不過她調侃說,自己不過是生活在北京、為電影夢而焦慮的「待業主婦」,直到三年前,她把目光重新投射在自己成長的城市——深圳,看見了一群備受爭議卻面目模糊的孩子——深港跨境學童。
十年一覺
深港邊境充滿意想不到的故事。2015年,偶然看到同學寫的一個關於跨境學童的故事之後,白雪決定更深入地去了解這個群體。她順藤麻瓜,透過深圳朋友找到幾個雙非、單非的孩子聊天,同時又透過媒體報導,發現一些孩子會「兼職」做水貨客,她隨即越走越遠,乾脆跑到香港上水的倉庫「臥底」,假裝自己也要「走水」賺錢。
「自己一個人去還是有一點點害怕。在香港這邊,他們那個地方也不犯法嘛,是合法的經營。只是當你一個陌生人闖入時,你會覺得,就是別人會看你呀。」白雪對端傳媒回憶說,每次去倉庫之前,她都要喬裝打扮,盡量穿著普通,讓自己「打扮得像水貨客」。去到現場,見到合適的人就去搭訕聊天,問:「我想拿貨怎麼辦?」
在倉庫中,她印象頗深的是一個留著紫色短髮的中年女人,身邊圍繞著許多年輕小夥計。這個形象在她腦海揮之不去,她將之寫進了劇本,成了「花姐」。貼地的研究和採訪,讓白雪猛然間「看到一些鮮活的臉」。
在臥底水貨客之前,白雪很長一段時間過著家庭主婦的生活,她坦言那些年並不輕鬆。「沒錢啊!要靠老公。」在家相夫教子的日子裡,她靠導演李安的書《十年一覺電影夢》支撐自己,其中李安在家蟄伏六年,靠妻子養活的故事流傳甚廣。她也看宗教書籍,慰藉自己:「宗薩仁波切的《正見》,在我難過的時候,給了我很大力量。」
2007年,從北京電影學院畢業之後,白雪陷入了一段焦慮混沌的日子。她曾經跑去跟一些認識的前輩老師做實習,拍電視劇,給電影做場記。現在,她不太願意提及那些作品,「都不太會有人知道(的電影)吧」。在白雪的印象中,當時的環境對新導演沒有什麼信任,更沒有現在這麼多的創投基金,「大家都在追求大導演、大片的年代」。
不過更艱難的是,她發現自己寫不出好劇本。「你心裏知道什麼東西是好,但你自己寫不出來。我覺得導演本身是一個比較晚成的職業,需要生活和時間歷練,這是逃不掉的。困難在於你自己對人和世界沒有一個獨特、成熟的表達。」她承認,當時的自己眼高手低。
她是個不希望停滯不前的人,既然夢想暫時擱淺,她選擇在婚姻上邁步,去結婚生子。生活很快陷入另一種忙碌,時間嘩啦啦流過。
「身處其中的時候,你肯定不會說,哎呀我怎麼這麼『點兒背』(運氣不好)啊?什麼時候才能成功啊?十年就這樣不知不覺過了。」她回憶說。
直到2015年,她一頭扎入跨境學童的世界,當時她的兒子剛滿三歲,初為人母的獨特經驗也讓她對孩子的世界有了更多體驗。她對每天穿梭雙城的孩子特別心疼。「全世界還有哪裏的孩子需要這樣過關去上學?這在視覺上已經夠獨特。她們在關口的邊界,每天這樣往返,我覺得一定有很多故事會發生。」
憑藉著本能的好奇和關心,她花了兩年時間採訪和臥底,走近跨境少女與水貨客,香港的高中老師,甚至是海關人員等不同人群,為創作劇本寫下數萬字的素材筆記。她笑著說,最終沒有人願意帶她入行走水貨,但她收穫了大量故事。出於保護隱私的考量,她不願意多談個別接受採訪的學童的經歷,只是把所有細節融入了電影中,呈現出「佩佩」這個少女和她的世界。
「我其實特別心疼他們,很想為他們寫一部電影。我覺得這個人群是值得被記錄的,值得被電影留下來的。」白雪對端傳媒表示,十年一覺,醒來之後她找到一個「非說不可的故事」。
人與人之間有溫度的關係
清晨,從羅湖過關,躍上港鐵東鐵線,一路戴耳機聽歌,佩佩就這樣從深圳的家,過渡到香港的「家」—— 按理來說,一個人出生、上學、交朋友的地方,就是家鄉吧?然而她終究與學堂裏同樣穿著白色校服的同學不同。放學後、打工後,她再次跳上列車、過關,從粵語文化的世界,回到講普通話的深圳的家——那個養育她的母親所在的地方,她每一個夜晚以及週末所度過的地方。
佩佩無法和百分百「本地」的年輕人一樣。她的原生家庭不在香港,無法先天擁有本地的家族關係和人脈。唯一可依靠的父親在香港有另一個家庭,只會在無人的工地與她見面。當佩佩遇見父親與他香港的原配家庭聚餐時,她只能站在餐廳外面,與父親相視,兩眼無言。
在加入走水貨行列之前,佩佩曾在一家香港餐廳打工。當年輕同事問她住哪時,她臉上浮現曖昧的表情,說:「很遠。」
「那不僅是一個字面含義。有時候你的家近在咫尺,但你的心不在這兒……她不太知道自己家在哪。」白雪說,調研時,她和一些單非家庭的女孩聊天,問她們覺得自己是哪裏人。她發現她們不會說自己是香港人,而是答她:「我有香港身份。」
年少時,白雪也經歷過與佩佩相似的迷茫。她出生於蘭州,六歲那年,隨家人一起搬到深圳。那是1990年,深圳經濟特區成立十年,一切都在急速變動,然而建設中的環境看起來仍十分荒涼,讓她心裏產生落差感。「我也是從大城市去的,省會城市,」白雪笑著回憶說。
當時蘭州還沒有火車直達深圳,白雪一家必須先坐火車到廣州。剛抵達白雪就對父親說:「這是日本嗎?怎麼這麼繁華?」她笑著用誇張的口吻,模仿著當時驚訝的語氣。
白雪至今還記得,那種突如其來的環境變動對小孩子的震撼,更何況是每日都往返邊境兩地的學童?他們的青春獨特而動蕩,卻又鮮被關注—— 在媒體和輿論中,他們被議論紛紛,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深圳人、香港人都對他們不太了解。他們既不屬於深圳,也不屬於香港。
《過春天》幾乎沒有呈現外圍的政治氣候,而是聚焦在個人的青春和情感上,白雪認為,這是她想要達至的效果。「所有電影其實講述的是個人情感。所以在大的社會關鍵詞背後,其實我們應該關注的是個人的情感,而不是社會議題。」她表示,「這不是一個社科類的新聞報導。所以我會聚焦到人物身上,和人物身上的情感。電影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它那些混沌和曖昧的灰色地帶。」
對於多年來的中港紛爭和兩地氣候,白雪在採訪中表示不願多談。「我覺得,通過我跟他們(跨境學童)的交往,我看到的是人與人之間有溫度的關係,是溫存的。所以其實在我的電影裏面,我不太願意去觸碰這些東西。因為那個不是……反正不是我電影想說的東西。不想聊政治這些東西。」
擱淺的鯊魚
成長於深圳,對於一河之隔的香港,白雪覺得親近又遙遠。
寫《過春天》的劇本時,為了更了解香港,她盡可能地看書、研究歷史、去博物館,去找香港不同階層的人聊天,「拼了命地想要了解,但了解得越多之後,越覺得無法了解。你真的沒在這邊生活過。」白雪說,她始終覺得自己對香港的描寫還不夠深入。
電影開拍,和香港演員廖啟智、江美儀合作,她對劇本裏香港的部分戰戰兢兢,直到聽到兩個演員和美術指導張兆康都告訴她,劇本所描寫的香港社會是「很真實的」時候,她感覺「吃了一些定心丸」。「香港這個部分,對我來說是特別困難的。我記得看《踏血尋梅》的時候,就覺得,哎呀,香港部分拍得很好,內地部分就弱一點兒。」她笑說,「我想我倆要是能結合一下就好了。」
小時候,白雪天天看TVB,看香港新聞、動畫片、電影、學粵語。她印象很深的是,偶爾會從電視上聽到主播說鯊魚在香港海域出沒,提醒市民小心注意;她也常常從長輩們那裏聽到,從前內地人偷渡到香港,被鯊魚咬死、吃掉的傳說。
鯊魚的意象在她腦海揮之不去。後來她為了寫劇本到香港采風時,在離島長洲,她看見過一條在碼頭上擱淺的巨大鯊魚,它的尾巴被粗麻繩拴得緊緊的,從海水裏被人拖上了岸。
「那個畫面對我來說,刺激很強。……那樣一個深海的食肉動物,很無助地擱淺了。」她記得那是2015年10月的一天,「是電影劇本最初始的時候」。她後來把鯊魚寫進了劇本。電影中,把曖昧、犯罪、背叛都活了一遍之後,佩佩把朋友大宅裏的一條小鯊魚帶出來,放它回到大海之中,她的眼前是一片深藍的大海和天空,鯊魚回到自由之中,而少女望著香港對岸的深圳,萬家燈火。
在內地上映之後,《過春天》票房冷清,但評價不俗,不久前斬獲第二屆平遙國際電影展費穆榮譽最佳影片及最佳女演員大獎。豆瓣網上,不少影評對放生鯊魚的一幕津津樂道,不過白雪拒絕闡述,只是說:「這個東西可能會在你的成長過程當中一直存在。你會覺得在這片海域,似乎,它是跟大家共存的。」
鳴謝:
化妝:Bowie
場地:The Mira Hong Kong
特別鳴謝:香港國際電影節
鯊魚歸海,最終變成香港人
跨境學童的歸屬在哪裡?兩地的人恐怕也不會當他們是真正的自己人。
影片中有一段很有味道的戏份让我印象深刻,佩佩和阿豪在互相往对方身上绑手机,大汗淋漓,灯光摇曳,充满青春荷尔蒙的味道,但是却始终纯洁的感情。
简体字版有错别字,坐火车“道”广州,道应该是到
《过春天》虽不愿触及政治,在一些方面却超越了政治。无论是贫富差距之下诞生的畸形家庭,重男轻女的性别议题,繁荣香港下底层人民的艰辛与富裕人家豢养的鲨鱼,一关之隔两侧对彼此的想象和间隔(从淘宝买手机壳,从香港走私手机),还有对香港身份的信仰(自然不可能脱离所谓一国两制的政治框架)。这一系列问题在电影中或明或暗的展现抓住了中国和香港那种复杂的联系,并讨巧的呈现在跨境学童这个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