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过春天》导演白雪：单非、跨境与水货，港深双城的过界青春

春天是在哪一刻过去的？

对横跨深港两地的少女佩佩来说，“过春天”是一句水货客的黑话，意思是：走私者顺利通过海关；对身处银幕外的观影者而言，“过春天”过的是一段混乱而带有憧憬、躁动而有惊无险的青春——主角佩佩的父亲在香港，母亲在深圳，而她读书在香港，生活在深圳，在每日的双城生活中迎接一段青春裂变。

今年3月已在内地、5月将于香港上映的《过春天》是中国内地导演白雪所执导的第一部电影，也是华语影坛第一部以深港跨境学童为题材的电影：“水货客”、“单非儿童”，这两个长期充满中港政治意涵的群体，在电影中被具象化为一个个有故事的个体：佩佩、阿豪、花姐、水哥…… 电影呈现出媒体报导与评论以外的世界，一出政治不太在场的跨境学童双城记。日前白雪在香港接受端传媒专访，讲述她与《过春天》的故事。

今年32岁的白雪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在出发挑战青春片之前，她经历了十年的沉寂。媒体多形容她为“全职太太”，不过她调侃说，自己不过是生活在北京、为电影梦而焦虑的“待业主妇”，直到三年前，她把目光重新投射在自己成长的城市——深圳，看见了一群备受争议却面目模糊的孩子——深港跨境学童。

十年一觉

深港边境充满意想不到的故事。2015年，偶然看到同学写的一个关于跨境学童的故事之后，白雪决定更深入地去了解这个群体。她顺藤麻瓜，透过深圳朋友找到几个双非、单非的孩子聊天，同时又透过媒体报导，发现一些孩子会“兼职”做水货客，她随即越走越远，干脆跑到香港上水的仓库“卧底”，假装自己也要“走水”赚钱。

单非、双非

“自己一个人去还是有一点点害怕。在香港这边，他们那个地方也不犯法嘛，是合法的经营。只是当你一个陌生人闯入时，你会觉得，就是别人会看你呀。”白雪对端传媒回忆说，每次去仓库之前，她都要乔装打扮，尽量穿着普通，让自己“打扮得像水货客”。去到现场，见到合适的人就去搭讪聊天，问：“我想拿货怎么办？”

在仓库中，她印象颇深的是一个留着紫色短发的中年女人，身边围绕着许多年轻小伙计。这个形象在她脑海挥之不去，她将之写进了剧本，成了“花姐”。贴地的研究和采访，让白雪猛然间“看到一些鲜活的脸”。

在卧底水货客之前，白雪很长一段时间过着家庭主妇的生活，她坦言那些年并不轻松。“没钱啊！要靠老公。”在家相夫教子的日子里，她靠导演李安的书《十年一觉电影梦》支撑自己，其中李安在家蛰伏六年，靠妻子养活的故事流传甚广。她也看宗教书籍，慰借自己：“宗萨仁波切的《正见》，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了我很大力量。”

2007年，从北京电影学院毕业之后，白雪陷入了一段焦虑混沌的日子。她曾经跑去跟一些认识的前辈老师做实习，拍电视剧，给电影做场记。现在，她不太愿意提及那些作品，“都不太会有人知道（的电影）吧”。在白雪的印象中，当时的环境对新导演没有什么信任，更没有现在这么多的创投基金，“大家都在追求大导演、大片的年代”。

不过更艰难的是，她发现自己写不出好剧本。“你心里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但你自己写不出来。我觉得导演本身是一个比较晚成的职业，需要生活和时间历练，这是逃不掉的。困难在于你自己对人和世界没有一个独特、成熟的表达。”她承认，当时的自己眼高手低。

她是个不希望停滞不前的人，既然梦想暂时搁浅，她选择在婚姻上迈步，去结婚生子。生活很快陷入另一种忙碌，时间哗啦啦流过。

“身处其中的时候，你肯定不会说，哎呀我怎么这么『点儿背』（运气不好）啊？什么时候才能成功啊？十年就这样不知不觉过了。”她回忆说。

直到2015年，她一头扎入跨境学童的世界，当时她的儿子刚满三岁，初为人母的独特经验也让她对孩子的世界有了更多体验。她对每天穿梭双城的孩子特别心疼。“全世界还有哪里的孩子需要这样过关去上学？这在视觉上已经够独特。她们在关口的边界，每天这样往返，我觉得一定有很多故事会发生。”

凭藉着本能的好奇和关心，她花了两年时间采访和卧底，走近跨境少女与水货客，香港的高中老师，甚至是海关人员等不同人群，为创作剧本写下数万字的素材笔记。她笑着说，最终没有人愿意带她入行走水货，但她收获了大量故事。出于保护隐私的考量，她不愿意多谈个别接受采访的学童的经历，只是把所有细节融入了电影中，呈现出“佩佩”这个少女和她的世界。

“我其实特别心疼他们，很想为他们写一部电影。我觉得这个人群是值得被记录的，值得被电影留下来的。”白雪对端传媒表示，十年一觉，醒来之后她找到一个“非说不可的故事”。

人与人之间有温度的关系

清晨，从罗湖过关，跃上港铁东铁线，一路戴耳机听歌，佩佩就这样从深圳的家，过渡到香港的“家”—— 按理来说，一个人出生、上学、交朋友的地方，就是家乡吧？然而她终究与学堂里同样穿着白色校服的同学不同。放学后、打工后，她再次跳上列车、过关，从粤语文化的世界，回到讲普通话的深圳的家——那个养育她的母亲所在的地方，她每一个夜晚以及周末所度过的地方。

佩佩无法和百分百“本地”的年轻人一样。她的原生家庭不在香港，无法先天拥有本地的家族关系和人脉。唯一可依靠的父亲在香港有另一个家庭，只会在无人的工地与她见面。当佩佩遇见父亲与他香港的原配家庭聚餐时，她只能站在餐厅外面，与父亲相视，两眼无言。

跨境学童

在加入走水货行列之前，佩佩曾在一家香港餐厅打工。当年轻同事问她住哪时，她脸上浮现暧昧的表情，说：“很远。”

“那不仅是一个字面含义。有时候你的家近在咫尺，但你的心不在这儿……她不太知道自己家在哪。”白雪说，调研时，她和一些单非家庭的女孩聊天，问她们觉得自己是哪里人。她发现她们不会说自己是香港人，而是答她：“我有香港身份。”

年少时，白雪也经历过与佩佩相似的迷茫。她出生于兰州，六岁那年，随家人一起搬到深圳。那是1990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十年，一切都在急速变动，然而建设中的环境看起来仍十分荒凉，让她心里产生落差感。“我也是从大城市去的，省会城市，”白雪笑着回忆说。

当时兰州还没有火车直达深圳，白雪一家必须先坐火车到广州。刚抵达白雪就对父亲说：“这是日本吗？怎么这么繁华？”她笑着用夸张的口吻，模仿着当时惊讶的语气。

白雪至今还记得，那种突如其来的环境变动对小孩子的震撼，更何况是每日都往返边境两地的学童？他们的青春独特而动荡，却又鲜被关注—— 在媒体和舆论中，他们被议论纷纷，可是在日常生活中，似乎深圳人、香港人都对他们不太了解。他们既不属于深圳，也不属于香港。

《过春天》几乎没有呈现外围的政治气候，而是聚焦在个人的青春和情感上，白雪认为，这是她想要达至的效果。“所有电影其实讲述的是个人情感。所以在大的社会关键词背后，其实我们应该关注的是个人的情感，而不是社会议题。”她表示，“这不是一个社科类的新闻报导。所以我会聚焦到人物身上，和人物身上的情感。电影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它那些混沌和暧昧的灰色地带。”

对于多年来的中港纷争和两地气候，白雪在采访中表示不愿多谈。“我觉得，通过我跟他们（跨境学童）的交往，我看到的是人与人之间有温度的关系，是温存的。所以其实在我的电影里面，我不太愿意去触碰这些东西。因为那个不是……反正不是我电影想说的东西。不想聊政治这些东西。”

搁浅的鲨鱼

成长于深圳，对于一河之隔的香港，白雪觉得亲近又遥远。

写《过春天》的剧本时，为了更了解香港，她尽可能地看书、研究历史、去博物馆，去找香港不同阶层的人聊天，“拼了命地想要了解，但了解得越多之后，越觉得无法了解。你真的没在这边生活过。”白雪说，她始终觉得自己对香港的描写还不够深入。

电影开拍，和香港演员廖启智、江美仪合作，她对剧本里香港的部分战战兢兢，直到听到两个演员和美术指导张兆康都告诉她，剧本所描写的香港社会是“很真实的”时候，她感觉“吃了一些定心丸”。“香港这个部分，对我来说是特别困难的。我记得看《踏血寻梅》的时候，就觉得，哎呀，香港部分拍得很好，内地部分就弱一点儿。”她笑说，“我想我俩要是能结合一下就好了。”

小时候，白雪天天看TVB，看香港新闻、动画片、电影、学粤语。她印象很深的是，偶尔会从电视上听到主播说鲨鱼在香港海域出没，提醒市民小心注意；她也常常从长辈们那里听到，从前内地人偷渡到香港，被鲨鱼咬死、吃掉的传说。

鲨鱼的意象在她脑海挥之不去。后来她为了写剧本到香港采风时，在离岛长洲，她看见过一条在码头上搁浅的巨大鲨鱼，它的尾巴被粗麻绳拴得紧紧的，从海水里被人拖上了岸。

“那个画面对我来说，刺激很强。……那样一个深海的食肉动物，很无助地搁浅了。”她记得那是2015年10月的一天，“是电影剧本最初始的时候”。她后来把鲨鱼写进了剧本。电影中，把暧昧、犯罪、背叛都活了一遍之后，佩佩把朋友大宅里的一条小鲨鱼带出来，放它回到大海之中，她的眼前是一片深蓝的大海和天空，鲨鱼回到自由之中，而少女望着香港对岸的深圳，万家灯火。

在内地上映之后，《过春天》票房冷清，但评价不俗，不久前斩获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费穆荣誉最佳影片及最佳女演员大奖。豆瓣网上，不少影评对放生鲨鱼的一幕津津乐道，不过白雪拒绝阐述，只是说：“这个东西可能会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一直存在。你会觉得在这片海域，似乎，它是跟大家共存的。”

鸣谢：

化妆：Bowie

场地：The Mira Hong Kong

特别鸣谢：香港国际电影节